劳动力商品的历史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劳动力论文,商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历来把消灭劳动力商品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当然条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要标志。直到80年代，社会主义的改革纵然前进到把生产资料也如实地看作商品，但是仍然在劳动力商品的大门前止步。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其中包括建立劳动力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当然不是意味着工人阶级“主人不做，重做奴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商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驱力
劳动力是人具有的劳动能力，马克思称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①]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以外，劳动力是人类脱离一般动物界以后就具有的。劳动力商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出现的。所以，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已经有五、六千年了，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只不过是近四、五百年的事情。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后，它反过来就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支撑点和内驱力。
千百年来，人类都不认识、不知道劳动力是商品。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需要有特别的条件，即：一、作为劳动者的人必须具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二、劳动者除了拥有劳动力以外，丧失了其他足以谋生的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其实，马克思所说的这两个条件都是从劳动力市场的卖方来说的。而劳动力作为商品，它的生存和发育，如同任何商品的生存和发育一样，必须以市场为主体。市场的发育是必须依靠买、卖双方市场条件的。因此，劳动力商品的发育，除了卖方市场之外，还必须有相应的卖方市场。
从劳动力市场的买方来说，应当具备的条件是：一、拥有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大大超过劳动力价值的组织劳动条件和技术条件；二、拥有自由购买劳动力商品的物质条件和法律保障。创造这样两个条件，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破坏封建等级制度，形成社会化大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不同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是一种延续接替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人类社会的滚动生产。因而，社会化大生产要以劳动力商品市场为依托，如果没有劳动力的商品化，社会就难以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独立顺利地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形不成劳动力商品的买方市场，致使劳动力的商品化受到了严重阻滞。
我国在明代后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劳动力商品。明代后期，江南市镇每每有农民、市民站立桥头、路边，等待雇主光顾。这里，劳动力成了商品，小镇路边也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但是，这种劳动力市场始终处于季节性（偶然性）、区域性（分散性）的状态，不能形成社会性（规模性）的状态。稳固的小生产，狭隘的宗族观念，严厉的封建等级制，使全社会形不成劳动力商品的买方市场，因而阻碍了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社会规模性状态。劳动力商品不能发展，反过来最终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我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欧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曙光差不多是同步的。但是，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时光流逝了二、三百年，西方已经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并且孕育成熟工业革命。相比之下，我国仍然是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微弱的萌芽状态，此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关键因素是形不成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因而也无法形成社会规模性的劳动力商品市场，冲不破小生产的稳固堤坝。
马克思曾经指出：“要从商品的价值上取得使用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②]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把劳动力商品的买卖看作一种历史现象，无疑是天才的发现。
不过，马克思认识劳动力商品，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卖方条件，注重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历史社会因素。时代所提供的认识舞台，即使是历史的巨人也不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去认识劳动力市场的自然因素，去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买方条件。这样，使得马克思无法在19世纪就洞察劳动力商品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支撑和驱动功能。
劳动力商品对社会化大生产所具备的这种特殊功能，是由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生产力增长的内在逆向性决定的，即：人类的劳动越来越趋向社会化；而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价值取向则越来越趋向个体化。
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人的社会活动范围囿于原始氏族群（部落）内部，人的生产劳动也不能脱离原始氏族群，劳动成果的辐射范围和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几乎是重合的。到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将奴隶的劳动组织在各个劳动群体里，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形成金字塔式的奴隶制国家。这时，作为劳动者的奴隶的劳动价值体现在劳动群里，作为抽象劳动的社会意义则扩大到奴隶制的国家。封建自然经济下的农民，以及行会手工业师傅、帮工，生产劳动和价值体现的范围是以家庭为半径划成的圈圈，比之奴隶劳动群要小得多；劳动的社会性范围则扩大到封建国家。当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后，社会化大生产确立起来了，劳动者挣脱自然的束缚，真正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独立的人。劳动者凭借自身的体能和智能，走南闯北，甚至飘洋过海，繁衍生息。劳动者也有可能作为单个的人、以时间为单位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至此，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是社会性的；而作为劳动者个人的价值体现则是个体化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生产力提高的内在逆向发展趋势，成为劳动力商品市场发育的自然因素。
劳动力成为商品，首先是激发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大革命，使意识形态上的人本主义立足于现实存在的物质基础之上，人的独立人格定位得以确立。西欧社会在中世纪末期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过程相辅相成的。文艺复兴运动创导人文主义，其物质基础是人从自然状态下解放出来，劳动力开始向商品转变。文艺复兴运动是劳动力商品化激起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又反过来推进劳动力商品化的时代进程。
劳动力成为商品，才使商品经济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竞争的准则能被社会所公认，竞争的机制能在社会中形成。这样，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潜力得以源源发挥，劳动的领域也随之不断开拓。人的体能和智能有没有极限？劳动的领域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些问题，至今恐怕还是一个谜。只要人的体能和智能未到穷极之时，人类就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初露端倪和尚未知晓的宝藏也会不断地发掘出来。诺贝尔在19世纪70—80年代，相继发明黄色炸药和无烟炸药，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使黑色炸药相形见绌，更在于使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跨上了新台阶，从而大大拓宽了人类劳动领域。19世纪末，谁又能想得到，原子核的裂变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把人类的生活推上更高的台阶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19世纪中期，“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③]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后，社会生产力如此迅速地发展，如果说有一根魔棍在起作用的话，那末这根魔棍就是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固然使世界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财富惊人地增长，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是劳动力商品化才使社会发生新的两极分化，使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陷于极其贫因的境地。18世纪的启蒙学者曾经着意追求理性和永恒正义王国。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国家把劳动力商品化了，却既不合乎理性，也不符合永恒正义原则。现代社会主义是雇佣工人寻求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王国，现代社会主义者把消灭两极分化和消灭劳动力商品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重新认识劳动力商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部功能，自然有必要考察劳动力商品开发的历史全过程。
劳动力商品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人类开发劳动力商品经历了自身痛苦的过程，并为此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如同使用奴隶劳动并非奴隶主阶级或某个奴隶主的罪恶一样，劳动力成为商品后，雇佣劳动者所受的苦难，也并非资产阶级或某个资本家的罪过。从宏观历史上说，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辩证过程。
劳动力商品的开发与使用，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大体完成，社会化大生产基本确立。这近四百年时间是劳动力商品的原始性开发、掠夺性使用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着眼于维持劳动力商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追求对雇佣劳动者的体能、筋肉力量这种自然力的最大限度使用。在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上，表现为劳动时间长、大量使用童工、劳动力价格极低，雇佣工人几乎毫无社会福利保障，被剥夺了作为平等的人的政治权利。
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直到19世纪初，纺织工人一般每天劳动14小时。英国纺织行业的从业人员，30%是童工。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维持劳动力商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雇佣工人不能享受作为英国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雇佣工人来说是一种政治奢望。雇佣工人栖身的贫民窟，是与文明发展相对照的人间地狱。雇佣工人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马克思所称的“现代雇佣奴隶劳动”，就是这个阶段雇佣工人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后半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近一个世纪时间，这是劳动力商品的经营性使用、粗放型再开发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全社会开始注意提高劳动力商品的内在质量，即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形成良性循环。这个阶段，前期文明开发国家，经济上从把雇佣工人单纯地看作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转向把雇佣工人看作创造文明社会物质财富的人；政治上把雇佣工人看作是法律范围内的平等的人。
劳动力商品的开发与使用，还同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互相促进。19世纪中期开始了电力技术革命，电力技术取代蒸汽技术，人类文明进入了新时代，劳动力商品的开发与使用也进入了新阶段。
1847年，德国工业家、电器发明家恩·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创立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预言电力技术将会开创一个新纪元。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1876年，发明家亚·贝尔发明了电话，创办贝尔电话公司，开始了人类通信技术的革命。1879年，大发明家托·爱迪生发明电灯。发电机、电话、电灯三大发明，可以说是照亮了人类实现电气化的道路。
以电力技术为中心的新产业革命，不仅实现了生产文明，更是发展了生活文明。后来居上的美国在20世纪前期完成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三大文明技术。新的科学技术，加上现代科学管理，使生产效率空前提高，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和19世纪不可同日而语了。电气化时代的开始，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面貌，更改变了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15世纪以来，中世纪的自然经济解体，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世纪的自由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劳动制度下的“物”；进入20世纪，随着电气化时代的开始，雇佣劳动者也从“物”还原为人。这种还原不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
资本主义的政治平等也有一个次第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扩散的过程，即使是资产阶级也并非从资本主义制度一建立就拥有完全的政治地位的。1831年英国下院通过选举法改革法案，次年6月经上院批准实施，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方始踏进议会的门槛，此时，距结束封建王权统治近两个世纪了。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国会改革，选举权扩大到熟练工人。1884年英国实行第三次国会改革，事实上取消了财产资格限制，城、乡工人大都获得了选举权，实现了普选权制度。
19世纪后期，西欧资本主义早发国家，雇佣工人已普遍从组织工会发展到建立工人政党；从获得普选权到推选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在政治上拥有发言权，开始参政、议政。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马克思还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价值，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劳动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的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④]到19世纪晚期，马克思所概括的情况，作为工业革命时期雇佣工人生活状况的阶段性写真，已经成为历史的往事了。
19世纪晚期，随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雇佣工人阶级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人中的熟练工、技术工以及生产管理人员，逐渐成为相对稳定的阶层。于是雇佣工人分成后来称作“白领”和“蓝领”的不同阶层。189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首次提出“工人贵族”的概念，说：“工人贵族”是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有比较舒适的地位”，“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的人。其实，恩格斯所称的“工人贵族”就是业已形成的第一代白领工人。白领工人阶层的形成是电气技术时代的必然趋势，是劳动力商品开发与使用的第二阶段的特征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劳动力商品的开发和使用进入到智力开发阶段，新阶段的特征是开发劳动者自身的智能，而不是开发体能，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开始淡化。这是人类开发和使用劳动力商品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原子能的开发与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与推广，世界的面貌，以及人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财富惊人地增加，世界的竞争越来越转向劳动者素质的竞争，科学文化的竞争。劳动力商品开发与使用的第三阶段，就是随着这个时代大背景的到来而开始的。在当前阶段，现代物质文明的各种享受已比较普及，社会趋向福利化，工作日更短，休闲时间更多。在劳动力商品开发与使用的第一个阶段，劳动者仅仅是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到了第二阶段，劳动者再摆脱了机器的束缚，不再作机器的奴隶；进到第三阶段，劳动者在精神上也宽松了，不再为生活而忧虑。
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工人阶级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王国。他们设想这个王国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社会的进化过程而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能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想象：昨天还是自然的奴隶，今天成了自由发展的人；昨天还是“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做些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一旦通过政治飞跃，就立即变成“自由发展的人”。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自然的奴隶到“自由发展的人”，劳动力商品化是必由之路，是进步过程的一个飞跃。
当然，劳动力商品开发和使用的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是就人类社会总体上来说的。如同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演进概括为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不变的模式一样，劳动力商品开发与使用的三个发展阶段，也只是典型地反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即使是今天，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的雇佣工人，还在遭受生活的种种煎熬，更不说还有一批贫穷国家了。19世纪晚期，西欧资本主义早发国家就已经用立法方式禁止使用16岁以下的童工了；一个世纪后的当今，打丁美洲国家还有四千万儿童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其中有几百万儿童穿梭于街头，或擦皮鞋、或扮小丑乞讨。这几百万“街头儿童”是拉美“贫穷世界”的标志。
市场经济呼唤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商品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开发的最高级商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虽然已经能够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电脑和机器人；但是到目前为止，电脑和机器人都不能完全代替不断思维着的人脑和活的人。劳动力商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但是绝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要由资本主义垄断；劳动力商品是资产阶级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者不能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开发的就弃而不用。拒绝劳动力商品无异于把人类开发社会财富宝藏的金钥匙当作粪土扔掉。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消灭劳动力商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是社会化大生产刚刚建立的时代。他们看到、听到、想到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基本上是劳动力商品的原始性开发、掠夺性使用阶段的状况。社会化大生产是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的完成而确立起来的。劳动力的商品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上来看，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从封建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历史转换时期。历史转换时期的社会震荡，新时代降生的阵痛和为迎接新时代降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几乎都由雇佣工人承担。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是这一历史转换时期降生的时代的宠儿的话，那么雇佣工人阶级就是这一时期伴随着资产阶级同时降生的时代的不幸儿。
这一时期带给社会的两个新生阶级的两种不同后果，是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制约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下，即在小生产的条件下起步的。13世纪，西欧一个骑士的年平均收入是10至20英磅；而雇工的年平均收入仅2英镑左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以手工小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如此菲薄的财富，聚敛机器大生产所必需的巨大资本，以及社会化大生产所应有的社会条件，包括：开发人的智能的设施，教育卫生事业的设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条件，等等。低下的手工小生产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建立机器大生产社会所需投入之间的矛盾；由自然经济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所需的长远投入之间的矛盾，离开火和剑，几乎别无选择。这里，也要由暴力来充当新的社会化大生产降生时代的助产婆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原始积累起来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世时把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工人称作“现代雇佣奴隶”，无论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或者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意义上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人们摆脱感情的羁绊，冷静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的这段历史，是为现代社会经济的腾飞构筑基础工程，它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起点。
雇佣劳动者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的走向，具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只看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雇佣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无法探知雇佣劳动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总体走向。
从原始氏族公社社会前进到奴隶社会，氏族公社的一部分自由成员变成了奴隶。在这一社会大转变中，社会向前发展了，社会的基本劳动大军却失去了自由，被套上奴隶的锁链，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基本劳动大众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不能同步。从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奴隶脱去锁链，成为自由的农民。在这个社会大转换中，农民享受过解放的欢愉，激发起参加自由劳动的热情，社会的前进和社会基本劳动大众社会地位的变化同步了。从封建社会进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大踏步地跃上新台阶，但是社会基本劳动大众丧失了原属自己所有的小生产资料，成为劳动力出卖者，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基本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变化不同步了。早期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工人，面对现实的痛苦，从本能出发痛恨劳动力商品化，他们愈是怀念昔日蜗居式的田园生活，痛恨劳动力商品的情绪也就愈加强烈。
可是，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者在现代社会里的总的命运走向，和以往生产方式下社会基本劳动大众的命运走向，有着不同的运动曲线，即：无论是奴隶社会的奴隶，或者封建社会的农民，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水平，都不能随着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与提高；雇佣劳动者则不同，因为他们是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能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劳动力商品拥有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逐步改善。
时代没有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观察这种走向的全景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能够观察到的情况写道：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尚能保证奴隶和农民“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条件”，资产阶级却不能，现代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⑤]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只是对19世纪中期以前的雇佣工人生活状况的概括，消灭劳动力商品自然是这一概括的逻辑结果了。马克思、恩格斯把消灭劳动力商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当然和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市场、没有货币的“三无社会”有关。
马克思还认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费资料的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据此，马克思把消灭劳动力商品作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件。但是，20世纪的实践社会主义表明，消灭了劳动力商品，消费资料分配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根本无法贯彻。这方面，前苏联就是例子。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就宣布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936年又将这一原则写入苏联新宪法。按苏联政府的说法：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实行“按劳分配”；“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实行按劳分配；新经济政策时期是按劳分配；30年代当然是按劳分配；战后时期也是按劳分配；以后从赫鲁晓夫当政直到苏联解体，都说是实行按劳分配。事实上，苏联在各个时期消费资料分配的差别很大，但又都说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成了一根随意拉扯的弹性橡皮。实际上，苏联从建立到解体，“按劳分配”不过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挂在嘴上让人听的。
其实，劳动力商品是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理论与设想的基础；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才会有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论与设想。劳动力商品化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必要社会大环境。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马克思曾这样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费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⑥]马克思举例说，甲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甲再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甲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这就是马克思描绘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运转的蓝图。
按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消灭商品经济，没有了商品、市场、货币，劳动力也不再是商品了。如果是这样，试想：一、甲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怎样衡量？又怎能确定甲从社会领回的恰好是他向社会提供的全部劳动量？二、消灭了市场，那末由谁来衡定社会不同成果的不同劳动量？三、消灭了市场，全社会不同成员间的劳动量的交换又如何组织？怎样进行？20世纪的实践社会主义表明，消灭了劳动力商品，所有这些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越理越乱的一堆乱麻；实践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方面所实施的种种政策，都是根据政治需要和可能，凭长官意志，通过行政命令，予以执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的被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70多年前消灭劳动力商品，在随后的多次改革中，冲不出完全计划经济的怪圈，在理论上不敢承认劳动力商品，在政策实践上不能建立必要的劳动力市场所酿成的悲剧。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劳动力商品的理论是历史时空和认识的限制的话，那末20世纪实践社会主义中长期实行消灭劳动力商品的理论和政策措施，则是贯彻高度集中的完全计划经济的需要。因为只有否认劳动力商品，才能以行政命令调配劳动力资源，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贯彻指令性计划；同时，消灭劳动力商品，取消了劳动力市场，才有可能使行政命令所及的一切地方和部门，成为一架按统一意志运转的大机器。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还表明了，消灭了劳动力商品，没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合理配置。劳动力商品市场不可替代的功能就在于按各地区、各不同阶段的客观条件，求得劳动力资源的较佳配置。消灭了劳动力商品，没有了劳动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只好以行政命令取代经济手段，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呼唤劳动力商品的最强音。中国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建立和完备适当的劳动力商品市场，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新前景。
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⑦]19世纪中期，那个时候对雇佣工人来说，首要的是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消灭劳动力商品作为动员工人、组织工人的革命口号，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20世纪实践社会主义要求创造愈来愈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劳动力商品”这根不竭地创造的“魔棍”，理应被社会主义社会更好地运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集》第23卷，第294—29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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