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述评——（1977—1997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时期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本情况
学术研究的历史表明，任何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研究之研究（注：名称不一，除研究之研究外，亦称研究述评、研究史、学科学、作家学等。本文取用前两者。）就会应运而生。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蓬勃而深入的发展，本学科中各类研究之研究也随之兴起和发展。
“文革”结束后，具有清醒学术历史意识的一些学者就开始发表具有研究之研究基本性质和特点的文章（注：如戈宝权发表的《鲁迅的世界地位与国际威望》，载《福建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80 年代中期，随着学科研究的昌盛，研究之研究有长足发展，不仅文章增多，发表阵地扩大，而且容量大的专著、专集也陆续出版（注：如葛中义：《〈阿Q正传〉研究史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陈金淦：《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6月版）、 袁良骏：《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山东师大中文系八五级现代文学研究生：《现代作家研究述评》（《山东师大学报》增刊1987年4月）等，之后，又陆续出版多种专著、专集。）。进入90年代后，当经历了高潮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处于相对沉寂和酝酿走向深入之时，研究之研究却一直呈现着发展势头。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在历史的继承和批判中寻求未来的发展。以回顾历史、考察现状、总结得失和寻求突破为使命的研究之研究，不仅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世纪性回顾和展望之时，显示其重要价值和独特魅力。而且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未来的学科研究中必将永远受到人们的青睐。考察它的兴起和发展，总结其规律和得失，是学术研究事业发展所必须的。据笔者所见， 1977—1997的20年间，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的文章见于刊物的约750篇，出版专著、专集约23 部（注：这里的统计数字和有关内容均据笔者所编《1977—199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资料编目》（待发表）。工具文献中的研究述评未计入，书评、刊评、研究者评因数量太多，仅收《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所发表的最有代表性和成就突出的文章。），所涉范围甚广，内容也较丰富，不仅有国内研究之研究，也有对国外研究的述评。在对国内的研究之研究中，既有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学科研究的研究，也有对众多作家研究之研究；既有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如创造社、学衡派、湖畔诗派、现代派、乡土文学、东北作家群等的研究之研究，也有对文学史上某一时期如抗战时期文学、某一地区如“解放区”、“沦陷区”及港台地区文学研究之研究；还有对许多专题研究之研究，如文体研究、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等。一般来说，研究之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与述评对象的成果出现的时间及其数量、质量和影响相联系的，而述评对象成果的出现和发展一般又取决于述评对象之对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占据文学史主体空间、研究成果出现既早且丰的作家作品，自然最早地进入研究之研究者的视野，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的序幕。作家研究之研究已有文章近500篇，专著、专集近20部。其中最多的是鲁迅， 已发表研究之研究文章200多篇、专著近10部。对于文学思潮流派、 地区文学、阶段文学、史料工作以及文体研究、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等，20年前它们的本身几乎都是一片空白，现在却都有了研究之研究。从宏观上对整个学科研究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总结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普遍性问题，也是以往所未曾有的。
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它诞生不久就为国外所瞩目，并逐步成为国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建国后的近三十年间，由于人们所共知的原因，致使我们对国外的研究状况闭目塞听。新时期以来，在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中，中国现代文学在国外研究的信息和文献资料蜂拥而至，对其研究之研究也随之兴起和发展。20年来，发表国外研究之研究的文章约150多篇， 被其覆盖的国家不下50个，其中日本、美国、前苏联、韩国、法国等20多个国家的研究都有专文述评。这些研究之研究的著作，不单是国人所写（占大多数），也有不少出自国外学人的手笔。（注：这里的统计数字和有关内容均据笔者所编《1977—199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资料编目》（待发表）。工具文献中的研究述评未计入，书评、刊评、研究者评因数量太多，仅收《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所发表的最有代表性和成就突出的文章。）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站位，以各有特点和优长的笔触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步成为国际性事业的历程，总结国外研究的特点、得失和经验教训，为我们吸收国外学术研究果发挥了相互补充、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研究的种类上也有拓展，除了那些人们所常见的传统类型之外，新时期以来，还涌现出一批有份量的书评、研究者评、刊评。（注：这里的统计数字和有关内容均据笔者所编《1977—199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资料编目》（待发表）。工具文献中的研究述评未计入，书评、刊评、研究者评因数量太多，仅收《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所发表的最有代表性和成就突出的文章。）这些评述不仅超越一般简单的信息传递及对学术著作和刊物、研究者的介绍，而且是既有信息、史实和观点、内容的叙述，也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升华；不囿于述评对象的本身，而是以开阔的视野联系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的方方面面，总结得失、发现规律和导向未来的研究，真正属于研究之研究著作。其中书评尤为学术界所重视。（注：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专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7 月）已收多篇书评。）可以预言，研究之研究这类文体的品种和样式还会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而丰富。
综观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之研究，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原来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领域，如今已初步形成一个颇具魅力的学术景观。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年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进一步地发展又将推动学科建设日臻完善。
收获与启示
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研究之研究，在推动学科从年轻走向成熟过程中所取得的收获及其启示，是难以具体备述的。总的感觉是：它们第一次比较清晰地展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及其众多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总结出学术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作出导向。
20年前，我们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缺乏全面客观的描述，甚至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的研究历史也无勾勒。如今，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不仅可以通过众多的分门别类的诸如作家研究、文体研究、文学思潮流派研究、地域文学研究、阶段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史料工作、研究者等述评，了解学科中的许多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之研究和一些对整个学科的研究之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最初的尝试（1922—1949）到创建发展及一度陷于曲折低迷（1950—1977），再到复苏、鼎盛及沉寂和走向深入（1978—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复杂历程。于是，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结束了认识朦胧知之肤浅的时代！
对于研究者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来说，了解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是重要的。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预见未来和找到研究者自己的位置。但比起对历程的了解和把握来说，经验教训与学术规律的精当总结和发现以及对未来研究的科学导向，则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曾经长期偏离正常学术轨道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可贵。因此，在这方面，20年来的研究之研究所给予我们的收获和启示是最为重要的。限于篇幅，对其丰富复杂的内容，仅就带根本性和普遍性问题作如下展示：
一、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和这门学科的性质、特点，是以著名文学史家王瑶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所总结和导向的具有根本性和深远影响的问题。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中， 精辟地总结和分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标准，到新时期初期的“反帝反封建”标准，再到“文学现代化”标准的认识演变的深化过程和经验教训以及规律。他指出，以“反帝反封建”标准规范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虽然比起用“社会主义”有所突破，但两者都着眼于政治思想而很少考虑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用这种非文学标准去概括文学不可能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而包括文学观念、作品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手段、作家思维和感受方式以及语言艺术等丰富意蕴的“现代化”标准，最能“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使我们研究工作的着重点由注重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他意识形态的共性转向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研究工作者不仅从政治思想的层次，而且从更广泛的层次去揭示现代文学作品的丰富的思想内容，促使研究者更注意于文学特征的探索”，这又必然带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王文所总结和指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和特征”，这样不仅“更切合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真正成为文学的研究”，而且使研究“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转化”，是对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始终停留在作家作品论汇编层次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突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学科性质的重新确认和精辟总结，深刻地影响和推动着学科各个领域研究的发展。正如一位论述新时期茅盾研究的作者所指出的：由于“现代化”的批评标准和指导思想的突破性转换，打破了单一的政治视野或政治——艺术二元的思维模式和孤立的文本批评及封闭式的发展道路研究，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整体的批评观，从广泛的世界联系和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理解茅盾及其文学道路和文学业绩，极大地拓展了茅盾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为茅盾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系。（注：黄彩云：《预示着成熟与辉煌：近年茅盾研究漫评》，《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 回顾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深刻重大变化和成就，这种带根本性和决定性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学术规律的发现，对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重大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断言，对于未来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二、更新文学观念，丰富研究理论和方法，重构思维方式，几乎是所有研究之研究著作都要总结和予以导向的又一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以往，由于对文学本质功能的狭隘理解和对文学自身特性的漠视和观念的陈旧，造成理论参照的简单化和方法的僵化。这些又都与研究主体的认识与思维方式的板结、僵滞密切联系在一起。新时期以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开放姿态对文学本性进行深刻反思和探索，在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对它的审美特性的认识大大丰富深化了。文学观念的更新，不能不影响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变革，要求从多元的视角并以多样的方法进行研究。80年代中期所出现的“方法热”，来自西方的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跨学科批评蔚然成风，就是作为人类生活交汇点的文学要求必须从多视角和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反映。新兴人文科学在文学中汇流已是为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所证明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文学批评中，单向度线型思维是无能为力的，必然要求研究主体思维方式的革新。研究者们的总结和引导这些带根本性问题发出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论断：“最根本的是对文学本性的反思，亦即文学本体观念的变革和更新。没有理论的深入就没有批评的深入”（注：黄彩云：《预示着成熟与辉煌：近年茅盾研究漫评》，《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 “革新与重构认知思维模式当是关键，舍此他求，都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注：见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50页。）；王瑶在“方法热”和“科际整合热”刚刚兴起之时，就预言“它将导致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取得进步的前景”（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当这种预言成为现实， 严家炎不仅把它视为“学科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并且预测“不同方法的综合，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今后的研究形态会更加多元化，也更加个性化。”（注：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这些精辟论断和预言，已经和正在为实践所证实，也必将为未来的实践所继续证实。至于学人们围绕如何更新观念、方法和思维所作的方方面面的总结、论断和导向更是丰富了。比如呼唤走出单一的社会政治批评和扬弃线性思维，张扬理论参照与方法的多样和社会批评模式的自我调整、深化，以及建构以立足整体、统观全面、从事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中综合考察为原则的系统思维（注：见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十四和第十五章。）； 主张走向研究对象的本体，“走向诗歌本体”、“走向散文本体”（注：分别见李怡：《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汪文顶：《现代散文研究述》，以上二文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等等。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虽不能具体言说，然而只要回顾新时期以来在这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会发现他们的总结和导向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重新确认性质、更新观念、方法和思维是带根本性的，而如何才能实现上述要求，研究主体的学术水平是起决定作用的。提高理论修养和丰富知识结构，是研究之研究者们在对提高研究主体水平的总结和导向中所强调的又一带根本性问题。
在这方面，著名学者樊骏的总结和见解是精辟而有代表性的。樊先生断言：“真正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加强理论研究、提高理论水平，是个关键。”究其缘由，他认为“无论是总结历史事物演变的线索、过程、规律、经验教训，还是开展宏观的综合研究、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的研究，或者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找到共同点、接触点、以今天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精神考察现代文学的历史，都不只是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的介绍分析，而需要从研究对象中进行大量抽象的、概括性的、在相互联系和对比中展开思辨的活动，即理论上的论证。”（注：《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每一步前进，每一个突破，都面临着理论准备的考验。任何超越和深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与支撑。理论又是最终成果之归结所在，构成学科的核心。而且，衡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在自己的领域里究竟从理论上解决了多少全局性的课题，得出多少具有重大价值的结论，有多少能够被广泛应用，经得起历史检验，值得为其它学科参考的理论建树。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需要牢记这一基本事实。”他不仅通过这种极具穿透力和说服力的论析让人们牢牢记住理论的极端重要性，还告诫人们“加强研究者的理论修养，随着学科的走向成熟，这个任务显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了。”他对知识结构的重要性论析同样是精辟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运用自身的学识修养、展开思维活动的产物。知识结构的调整充实，必然会开拓研究思维的空间，改变价值观念与研究方法，即是对于同一研究对象，也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从而深刻地改变研究工作的内容和面貌”。他在宣扬一批新型学者由于具有较为完备的学识结构而取得成就的同时，更严肃地指出研究需要和研究者知识匮乏之间的严重落差，并以文化批评中的地域文化研究就需要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丰富知识，而研究者却不真正具备为例说明之（注：以上所引樊骏文字均见《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5年第2期。）。如果按照这样的要求， 要想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评和更广泛的科际整合，研究者所需要的学识之多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从学术发展和要求来说，又是必须具备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新的研究面前，不仅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研究者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深感理论修养的不足和知识结构的欠缺，就连曾经领过文坛风骚并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最高水平的第三代研究者如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赵园、刘纳、杨义等等，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他们也“时时产生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敢有半点松懈”（钱理群语）（注：关于第三代研究者的情况，详见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和面临挑战》，《文学评论》， 1989年第5期。）。可见，研究者加强理论修养和丰富知识结构，对于学科研究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和永久性意义的。
研究之研究所给予我们的收获和启示，还有很多应当列述的重要方面。比如以樊骏、严家炎、冯光廉等为代表的，对于作为学科从年轻走向成熟重要标志的史料工作和研究之研究的很有份量的精辟述评（注：详见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连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和《 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年来学术研究的实践中从具有自觉学术历史意识的学者以至正在探索进入学术殿堂之路的青年学子，对于研究之研究的热情参与等等，因限于篇幅，只好割爱了！
不足和期待
面对20年来作为异军突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所取得成就及其在学科研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自然是令人欣喜的，但如果因此而自满骄傲，故步自封，则显然是有害的。应当说，它比学科本体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幼稚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理应清醒地看到它的不足，迫切期待它尽快走向成熟：
一、呼唤填补空白。
七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是非常丰富的，而研究之研究的空间却相对狭窄。已被关注的主要是作家研究，对其他研究领域的述评还很少。许多研究领域也只有一二篇述评文章。像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批评等作为文学史中一些重要环节或领域，大多还是一片空白。即使被关注最多的作家研究，譬如在数百位应当述评的作家研究中，现仅有60多人进入研究之研究者的视野。又如以往研究最多且成果也最丰富的鲁迅研究之研究，如果对照鲁迅研究的本身成果来看，就会发现：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许多研究领域，其研究之研究还是空白。按照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和需要，在一个学科中，凡是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都可以而且应当作出研究之研究。这种研究又和课题研究本身一样，范围有大小，每一个课题又都可以有多种研究之研究。按照学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之研究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去填补，还有许多虽非空白但却非常薄弱的领域和环节需要去丰富提高。要做的工作惊人而且艰巨，但又是学术事业发展所必须的。因此，满足于研究之研究的现状是毫无根据的。
二、提高学术水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虽然涌现出不少力作，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提高学术水平对它从年轻走向成熟具有根本意义。从目前研究的弱点来看，亟待改变和提高的主要方面是：
1.强化述和评的质量及两者的有机结合。在研究之研究中，对于内容的叙述（述）和评论（评），是构成它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述是评的依据、基础，评是述的理论升华；两者的质量和有机结合的程度，是衡量研究之研究学术水平的最主要标志，也是撰写的难点。“述”的要求是全面准确清晰地展示历史和现状中的有关史实、内容、观点；“评”要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对未来作出导向；两者的有机结合则是将史实、资料的叙述置于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之中，经验教训和规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的导向，要以丰富翔实的史实文献资料为基础，浓缩着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和规律性。对上述要求做得好的目前还很少。在叙述中，索引式地罗列史实和文献资料还较普遍存在，由于工夫和资料的不足，缺乏应有的信息量和内容单薄的情况也还不是个别现象，甚至还出现误认。如一篇述评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三位大家研究的文章，只是分别在每个作家名下简单地列出研究中的几种观点而已，显然信息和内容是太单薄了。（注：晓行：《关于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综述》，《作品与争鸣》，1984年第5期。 ）丁玲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复出，其间国外对她的研究文章资料有100 多篇（注：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 月版，第554—602页。），而有的专门述评国外丁玲研究的文章却说这20年间是“基本停滞”（注：韩日新：《半个世纪的脚步——1936年至1989年国外丁玲研究巡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评论中的理论阐释薄弱、肤浅，尤其是导向的简单甚至敷衍更是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有的缺乏理论的统率和渗透而仅仅满足于材料的叙述；有的在经验教训和规律的总结上缺乏理论深度；有的评论囿于课题研究本身而缺乏由此生发开去的更高理论升华；不少导向简单而且缺乏针对性和理论分析，只是笼统地列出诸如扩大研究视野、寻求新的研究角度、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等一切课题几乎都可适用的几条。这些普遍存在的弱点和不足，都是亟待改变和提高的。
2.加强规范和树立风范。研究之研究是一项严肃而崇高的学术事业，它要求有自己的规范和风范。这也是衡量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不合此种文类规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的环节不全（完整的研究之研究其内容应当包括回顾历史、考察现状、导向未来三个环节）（注：晓行：《关于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综述》，《作品与争鸣》，1984年第5 期。），有的述而无评（注：傅正乾：《〈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有的名为述评而实际在写或以主要篇幅孤立地写自己的论文（注：施荣华：《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综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 前者基本是写自己的论文，后者以大部分篇幅孤立阐述自己的观点。）。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引用文献资料不标引出处或标引不清。如有的通篇无作者、无文题、无出处、只是冠以“有人认为”或“有一种意见”如何如何（注：傅正乾：《〈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人文杂志》，1986年第2 期。）。有的只标引作者、文题而无发表报刊和出版社的具体出处，或在文后笼统列出本文的参考资料（注：前者如马俊山：《1934—1985曹禺前期创作述评》（《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袁良骏： 《新时期〈野草〉研究的深化》（《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 田本相：《话剧研究之回顾》和朱栋霖、张鹰：《现代戏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文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刘泰隆 ：《鲁迅研究七十年》（上、 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3 期）等，后者如邢少涛：《郁达夫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5年第2 期）等。）。标引出处是构成研究之研究的重要因素，除有情报学意义外，还表示所述有所征信，以供使用者查检，规范与否，是关系它的学术质量和本身价值发挥的重要问题。即使是一般学术著作，其标引也应合乎规范。试想，一篇（部）标引出处“三无”或不清的著作，让使用者如何检索、查证呢？清代学者章学诚早在200 年前就批评著作征引时不注明出处是“村书俗学”的做法，在学术研究上是“难以凭藉”的。（注：《〈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英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第483页。）如今，在某些研究者笔下乃至权威刊物的版面——从撰稿以至梓行都仍存在不规范现象。为了尊重和维护学术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及时地予以曝光和批评是非常必要的。
风范，在这里是指研究之研究所应有的风度、气派和风姿，它所包括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目前应首先关注的是其严肃品格和审美性。高尚纯正的学术品德始终居于学术事业的首位，而实事求是又是这种品德的根本所在。它要求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出于公心、敢于臧否、善于评论。在这方面，不少学人是做得好的。但时下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所及，神圣的学术殿堂已不再是一块净土！被视为高雅之士的学人有的也不再洁身自好而日趋世俗化：情绪化的评论、抬高亲者、贬低疏者、曲笔掩饰，甚至将研究之研究作为互相利用的工具等玩弄学术的现象，还存在着。玩弄学术是对学术事业的背叛！对学人来说是一种人格堕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上的“打假”和“反腐败”也是势在必行的。
研究之研究作为一门学术史科学，不能违背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如必须以史实为依据，不仅要准确地描述史实，还必须进行深入严密的理论分析和思辨，语言也应当是纯净简洁的。在这种基本要求下，如何写得带有审美性，使之顺畅生动而具有可读性，以便充分发挥其本身的学术价值，是应该引起普遍重视和认真探索的。现在的著作绝大多数还停留在重视认知性而忽视审美性层面。如惯用统一的模式，语言比较贫乏枯燥，总是板着面孔说教，给读者以千人一面之感。如果研究之研究的写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那是对这种文类写作上的误解，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只有做到认知性和审美性、科学性和情趣性的有机统一，才是高水平的文学研究之研究著作所应具有的风范。
三、克服偏见，端正认识。
鉴于研究之研究对于学术事业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有识之士和权威学者已经把它的兴起和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年轻走向成熟”和“学术意识的觉醒发扬与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给予高度评价（注：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20年来的成就以及人们对它的关注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证明它的重要价值。但是，对于这种学术载体的认识和评价目前有些人仍存在严重的偏见和不公。如将其一概视为“资料性”文字，又由此推论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功力，于是就断言它的学术价值和水平不如一般学术理论文章。且不说研究之研究是否应当一概归于“资料性”文字，仅就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一方面得益于资料工作而又根深蒂固地轻视资料工作的矛盾事实，如不尽快根本改变这种认识上的偏见和评价的不公，就会导致资料工作的后继乏人而影响其本身发展，进一步拉大我们和国外的距离，整个学科研究的发展也必然受到严重的阻碍。
依据研究之研究信息量密集的规定性和特点，它对史实和文献资料的展示比起一般的理论著作要多，这是肯定的。但它还必须对史实和文献资料进行理论的归纳、分析和思辨，总结和发现具有理论高度的经验教训和学术规律与发展方向。这不仅是构成研究之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且对其学术水平的高低较之资料性叙述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要想做好是相当繁难的。有的学者把这种繁难的程度比做“最富有意义”的“啃骨头”，在操作中深感能力的绵薄（注：见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0页。）。那些把研究之研究一概视为“资料性”文字而轻视的人，只要认真读一读高水平的研究之研究的著作，就不难亲身体会其所需的知识理论水平和用力的甘苦，决不亚于写其他学术理论文章。事实已经证明研究之研究的重要价值和地位，而且表明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高超的语言艺术，并且要花大力气，才有可能写出学术水平高的研究之研究的著作。这样的研究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所更需要的基础性工作。可惜，这样的著作目前还太少！有人慨叹我国是一个研究之研究不发达的国家，但他断言：“学科评论（即研究之研究——笔者）发达之时，我们将可以在第二个早上看见一个学术的新太阳”（注：王建耀：《我国的学科评论为何欠发达》，《光明日报》，1988年3月6日。）。从研究之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来说，这种具有夸张色彩的预测是言之有理和令人期待的。我们应当努力工作，促进它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