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和而不同——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而不同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新世纪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理论将走向何方？怎样认识它，面对它，回答它，这是每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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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文学理论向何处去，首先必须弄清它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现在它又站哪里？而要认清文学理论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境况，就应从它所处的时空特点来加以分析。为此，我们需先从分析它所处时代特点和它赖以生存的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入手。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它的存在与发展，它的命运如何，不是由它本身决定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第32-33页。）我们远的暂不说，仅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算起，到现在也只有四分之一世纪。在这短短的25年中，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则处于这种历史变革的前沿。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文学理论有着密切关系的，我认为有四种“革命”，应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
社会革命。关于社会革命的发生，马克思的经典解释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第32-33页。）在现代协同学的意义上，“革命是指剧烈地改变社会的宏观状态，即国家形态”。（注：（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奥秘》，凌复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从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整个国家由过去较长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历程，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到生活方式，无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文学艺术则生动地留下了这一时代的投影。
科学革命。《从混沌到有序》的译者在译后记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物理学革命为先导，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使科学从经典科学进入现代科学，促使人们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现在又值世纪之交，许多科学家正在讨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否又会产生一场新的科学革命”（注：见《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比利时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和他的学生、哲学博士斯唐热，曾以较长时间对新的科学革命进行了探讨，他们在《从混沌到有序》书中反复强调的不可逆性、多样性、不稳定、不平衡、非线性、暂时性以及通过从混沌到有序的理论，就被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誉为“是最近一次科学革命的中心”，“是当今科学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注：参见《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317页。）世界科学史上出现的几次重大转折，是与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注：（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论、胡新和译，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自然科学的革命与哲学等社会科学的革命，总是以不同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如牛顿所引起的物理革命，就直接启发了康德所发起的德国哲学革命和美学革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20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散结构论的创立，生物基因谱系的发现，不仅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注入了新的活力。科学与艺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走到一起来了，并且在新的世纪伊始，成为正在出现的“世界图像”的一道黎明的彩虹。
媒介革命。亚里士多德曾将不同的媒介作为区别不同艺术和诗歌的重要尺度。自上个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以来，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媒介革命过程。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化信息和娱乐的系统。
数字化生存，多媒体网络，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图像世界”。在人们面前，不仅有一个现实的世界图像，而且还出现了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伴的银屏上的虚拟世界图像。数字化生存和多媒体网络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并为文学与艺术和各门艺术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动、融合的桥梁。媒介革命促使人们的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催生和培育出一些新的文学艺术类型。它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民族的作者与读者之间，互为主体、相互对话与交流成为现实的可能。
绿色革命。这是由于严重的生态危机直接危害到人类家园的存在而引发出的一种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绿色运动”或称“绿色革命”。西方发达国家从17世纪产业革命以来，已从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性的异化，破坏人类生存的家园和影响人自身的健康发展。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自觉地发起和组织全世界性的绿色和平运动，联合国与各国政府也逐渐对生态问题引起重视，并相继于1972年、1992年、2002年在斯德哥尔摩、里约热内卢和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关于地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各国首脑会议，并在共同保护人类生存家园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生态问题，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服务”（注：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见《光明日报》2005年6月27日。）。由于党和国家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列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工程之一，因此全国上下，自觉地兴起了一股强大的绿色革命行动：绿色食品、绿色城市、绿色乡镇、绿色广场、绿色校园等等纷纷见诸媒体报端。以绿色取代黑色、灰色、黄色、白色的思潮席卷中华大地。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绿色之思”，提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批评”等等，也就成了历史发展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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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共生的局面。我们所说的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的哲学观、历史观、宗教观、价值观、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情况。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学理论的各种流派，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将欧美和俄罗斯近代以来出现各种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和文艺作品，相继翻译、介绍到我国。就文学理论讲，我们看到的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有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有英伽登的现象学的文学理论；有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与美籍华人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的文学理论；有拉康的无意识话语和诗学结构理论；有瑞恰兹与英美的新批评；有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理论；有姚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狂欢化诗学；有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与《东方学》；有德里达、米勒的解构主义理论；有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与文化理论；有法兰克福派和伊格尔顿、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等。这些不同的文学理论派别的倡导者，他们的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是大相径庭的。但他们的文学理论主张，能够在不同民族国家出现，自有其实践的依据和现实存在的学理性。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从不同的层面和方面，对文学艺术的特点、规律的探索，他们的发现，他们的见解，甚至他们的“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都可作为我们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借鉴和参照系。
那么，多元共生的不同的文学理论之间又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谁战谁胜”的关系，还是一种双向、多向互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在一种风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就曾对“人性论”、“写真实论”、“暴露黑暗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写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票房价值论”等八种文学理论实行“全面专政”，并对持这种文学理论观点的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一家吃掉另一家、吃掉一切反对自己理论观点的学派和个人的现象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却实实在在的出现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一位著名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注：见《21世纪》1993年10月号，第5页。）。这种理论的荒谬性、片面性遭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反对和批判，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多元共生的不同形态的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之间如何相处？它的正常存在生态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孔老夫子以东方的智慧提出的“和而不同”四个字可以反映和概括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共存共荣的基本的特点和规律。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见《21世纪》1993年10月号，第5页。）
对于这段话，杨伯峻先生特意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
“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左传》昭公20年所载晏子对齐景公批评梁丘据的话，和《国语·郑语》所载史伯的话都解说得非常详细。“和”如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夫其否”。因此史伯也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话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日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我又认为这个“和”字与“礼之用和为贵”的“和”有相通之处。（注：见杨伯峻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9页。）
李泽厚先生在吸取前人研究、诠释的成果基础上，作出了独到而深刻的现代阐释。他说：“这话今天很有意思，强求‘一致’、‘一律’、‘一心’，总没有好结果，‘多极’、‘多元’、‘多样化’才能发展。……‘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使这些差异、区别、分歧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和谐或发展。中国哲学一直强调‘和’，也即是强调‘度’，强调‘过犹不及’和‘中庸’，其道理是一致的，此即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是中国的辩证法（中庸、和、度、过犹不及）。”（注：杨伯峻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9页。）费孝通先生，还从人类学的角度，说明“和”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而不同”也是“多元一体”的另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毁灭。“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他老先生的社会理念则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注：参见费孝通：《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7月27日第4版。）
“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而不同”的“和”是与中国古代美学中所主张的“中和美”的“和”相一致，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和谐美”的“和”相一致。这个“和”字，首先承认世界本身是多元的，多样的，它是以承认事物本身的差异性、特殊性、个性为前提的；“同而不和”的“同”，则否认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是一种排斥一切差异性、特殊性、个性的“同”。其次，从世界事物的构成来讲，“和而不同”的“和”，是多样性的统一。世界各种相异的事物，是相关系、相互影响，在相反相成中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同而不和“的“同”，则恰恰相反，它强调一种声音，一种色彩，一种味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则要求“舆论一律”。对于后者，黑格尔曾特别告诫世人，必须特别注意，“勿把同一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异’的‘同’。这是使得一切坏的哲学有别于那惟一值处称为哲学的哲学关键”（注：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0页。）。再次，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讲，“和而不同”是以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方式观察世界、观察事物必然得出的结论。《周易·系辞下传》中说：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注：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0页。）
《老子》也写道：
天下毕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毕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注：见《老子·40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
在《老子》第40章中又写道：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有於有，有生於无。（注：见《老子·40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3页。）
《周易》和《老子》中阐发的这些殊同归、一致百虑、道者反之动的辩证思想，充分说明，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将不同的事物构成一个和谐统一体。美恶相随，有无相生，音声相和，相反相成，和而不同，这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与“和而不同”相对的是“同而不和”。这是一种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线性的、机械的研究方法观察世界必然得出的结论。对于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特点，毛泽东把它上升到宇宙观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他说：“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用这种形而上学宇宙观去观察事物，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他们所说的“同”是刻板化、模式化、单一化的同。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以这样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去指导实践活动，那么，他们实行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专制主义。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查令》一文中曾经生动形象地揭露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本质。他说：“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闲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的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陆梅林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实践证明，凡是坚持“同而不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党群或学派，对文化的发展总要起着某种阻挠和扼杀其生机的作用。实际上在中外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并不乏这类实例。
通过以上分析，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在当代的现实存在，总体的格局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但我们又应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中，的确还存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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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多元的、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之间是否永远处于一种共存共荣的平衡状态呢？不是的。从哲学上讲，平衡状态是暂时的、相对的；多元的、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则是不平衡的。在一定时代某个民族、某个国家存在的多元的、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宗教的和文艺传统等原因，往往由于某种文学理论适应于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会成为一种主要的或主导的文学理论形态。这种情况，在中外文论史上都曾存在过。张岱年先生指出：
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注：张岱年：《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进入21世纪的文学理论呈现出的总体格局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态势和走向则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关于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注：详见《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载《路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在此不重复。
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与主导多元、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双向互动的。多元共生、和而不同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说，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承认多元共生的、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存在，并不排斥各个国家进入我国的多元的、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相反，我们还应认真研究、学习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扬弃其中的错误的成分，吸取其中的精华。我们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只希望它能成为世界文艺学之林中的一棵独立的大树。其他流派的文学理论，虽因其哲学观、价值观、美学观和我们不同，但进入中国后，它们也在注意吸取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不同的成分。实际表现的则是“和而不同”，各呈异彩。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之间，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甚至很难分清那是中国的，那是外国的，亦中亦西，中西融合的形态已见端倪。
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媒介革命、绿色革命接踵而来，文学理论出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与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总体格局和发展态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