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坚炮利”：一个明代已有的欧洲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船坚炮利论文,欧洲论文,明代论文,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2-0051-15 “船坚炮利”之含义，殆指战船坚固，火炮威猛，常用来形容一国海军之强盛。此一表述正式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清代文献中，并被当做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军事文明的最一般象征。其实，所谓“船坚炮利”应该是一个久已有之的欧洲印象。有证据表明，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舰队刚刚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明朝上下就对其炮舰规模给予了特别关注。此后，随着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海上势力的相继东来，明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炮舰印象愈加深刻，并将其整合为“舟坚铳大”“坚舟猛铳”等类同于“船坚炮利”的简约表述。形成于晚明的这一西方军事印象，不仅反映了明代中国对于西欧诸国军事装备的外在认知，也折射出其对西方世界咄咄东进的复杂观感，进而在明清之际的中西互动中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有关晚明中国的欧洲炮舰尤其是西洋火炮问题，学界已给予长久关注，研究成果亦蔚为可观。如民国时期梁嘉彬通过考证《明史·佛郎机传》、张维华结合注释《明史》欧洲四国传初步梳理了佛郎机铳和红夷大炮在明代中国的传播问题①。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刘旭、王兆春等关于中国火炮史、火器史的专业论著在相关章节集中讨论了佛郎机、红夷炮的传入和制造问题②，张小青、李映发、刘鸿亮等发表的专题论文则专门研究了西洋火器的在华传播以及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射程与盛衰问题③。台湾学者方豪、黄一农、周维强和香港学者马楚坚以及日本学者有马成甫、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都曾对这一问题倾注心血，并有颇具影响的学术成果问世④。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西洋火炮在明清中国的传播、仿制与军事应用，很少从对外认知与印象生成的角度去讨论中西初识阶段中国人对于东来的欧洲国家的炮舰观感和军事印象。本文拟就明代中国“船坚炮利”之欧洲印象的形成过程做一梳理，并对明清之际“船坚炮利”的内在关联和共同隐喻进行分析，借此揭示鸦片战争前后“船坚炮利”之西方印象的源头所在。 一 “船坚炮利”印象之初显 明代中国有关西方世界“船坚炮利”的最初印象来自葡萄牙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一支由四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葡萄牙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臣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为了向中国人民表达敬意，对东方礼仪茫然无知的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费尔南(Fernao Peres de Andrade)下令升旗鸣炮，以致被误认为是要开炮滋事。经过一番煞费周折的解释，中国官员方才疑云渐消，但引起惊扰的葡船火炮却受到中国方面的格外关注。亲历其事的广东按察佥事顾应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正德间，予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
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船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⑤这个令人震惊的欧洲火炮，因葡萄牙别称佛郎机，也被人们叫做佛郎机。这是一种流行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的欧洲早期后装炮。与中国传统火铳相比，来自欧洲的佛郎机炮具有明显优点：它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地解决了管内闭气问题；母铳装弹室大于铳管，且呈肩形敞口状，便于安放子铳；母铳管壁加厚，能够承受较大膛压，保证了发射安全；炮身两侧安设炮耳，便于在炮架上的安放、转动；配备准星、照门，提高了命中精度⑥。 佛郎机的这些优点首先得到顾应祥的肯定。他说，佛郎机铳乃葡萄牙人随船所带，“铳有管，长四五尺，其腹稍大，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放入铳腹内，药发，则子从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铳用小铳四五个，以便轮放”。为防铳管炸裂，“其外又用木裹，以铁箍三四道束之”。“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⑦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另一位与葡萄牙人有过直接接触的前广东官员又一次详细描述了葡萄牙人的战船火炮，此人即汪
。其《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称：“臣先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适有强番佛朗机驾船在海为患。其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⑧因为亲自领教了葡萄牙火炮的非凡战斗力，汪
曾设法利用内线从葡人那里获得佛郎机铳的制造技术与火药配方，并如式仿制成功。后又利用仿造之佛郎机铳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取得广东新会西草湾海战的胜利，“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⑨。这种装备佛郎机铳的蜈蚣船，应该是一种名为加莱斯(Galleass)的西式快船。此船集帆船、桨船之所长，两舷有伸出的支持划桨的支架，首尾、舷侧装备火炮，是16世纪欧洲出现的快速帆装军舰⑩。南京龙江船厂曾于嘉靖四年进行过成功仿制，交由新江口官军领驾操演，但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就废止了。 胡宗宪是嘉靖时期东南海防的重要人物，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前后曾多次指挥明朝水师出海作战，幕下汇聚了一批著名的军事技术专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或目睹、或耳闻过葡萄牙人的火炮战船，其对葡萄牙炮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胡宗宪领衔编著的《筹海图编》称，佛郎机船曰蜈蚣船，名蜈蚣者，象其形也。此船“底尖面阔，两傍列楫数十，其行如飞，而无倾覆之患”。“其制始于东南夷，专以架佛郎机铳”。“铳之重者千斤，至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虽木石铜锡，犯罔不碎，触罔不焦。其达之迅也，虽奔雷掣电，势莫之疾，神莫之追。盖岛夷之长技也”。(11)对于佛郎机的结构特征和炮弹威力，《筹海图编》亦有详细说明：佛郎机“每座约重二百斤，用提铳三个，每个约重三十斤，用铅子一个，每个约重十两。其机活动，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营门之器也。其制出于西洋番国，嘉靖之初年始得而传之……其石弹之大如升，气力小于发
，而大于铅锡铳，若遇关隘人守坚不可过者，以此攻之，借势而渡”(12)。 顾应祥、汪
、胡宗宪等对葡萄牙炮舰的细致描述大多得自亲眼目睹或亲身体验，具有相当程度的写实性，因此他们的叙事文字也被后人沿用下来，成为晚明士庶描摹欧洲“船坚炮利”之军事印象的最初依据。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佛郎机番船用挟扳，长十丈，阔三尺，两旁架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扳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13)此处文字显然录自汪
的《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其“阔三尺”当为“阔三丈”之误。茅元仪《武备志》说，蜈蚣船“形如蜈蚣，其制始于东南夷，以驾佛郎机铳。铳之重者千斤，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虽木石铜锡，犯罔不碎，触罔不焦。其达之迅也，虽奔雷掣电，势莫之疾，神莫之追。盖岛夷之长技也。其法流入中国，中国因用之以驭夷狄”。又说：“惟佛郎机蜈蚣船，底尖面阔，两旁列楫数十，其行如飞，而无倾覆之患，故仿其制造之。则除飓风暴作、狂风怒号外，有无顺逆，皆可行矣。况海中昼夜两潮，顺流鼓枻，一日何尝不数百里哉!”(14)此处文字来自胡宗宪的《筹海图编》。而焦竑关于“佛朗机兵器最恃铳，大者千余斤，次半之，小亦不下百斤，发可及百余丈，木石逢之俱靡”的描述(15)，亦是对汪
奏疏的简单加工。 对于那些无缘目睹葡萄牙帆船火炮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大多通过明朝缴获或仿制的佛郎机炮来认识佛郎机，并借此表达对于佛郎机的直观感受。嘉靖十五年(1536年)，刘天和出任陕西三边总制，十分看重佛郎机的守边效果。他说：“佛朗机者，近年得之南海蛮子者也。外有鹅嗉项筒，内有提炮盛心，铅子数多，一发辄贯人马数重，可屡发，最为利便。”(16)此南海蛮子，即指葡萄牙人。嘉靖十六年，山西巡抚韩邦奇在《公荐举以备任用事》中说：“中国长技，火器为上。北敌所畏，亦火器为最。而火器之中，佛郎机铳尤为便利。边关之地所以自卫攻敌者，惟此是恃也。”(17)所见与刘天和相同。基于此，嘉靖时期的著名学者、军事家唐顺之曾给明军列装的主要兵器明确排序：“兵技，第一大佛郎机，其次鸟嘴铳，又其次弓矢。”(18)胡宗宪也说：“城守之器，佛郎机、发
、鸟嘴铳、床子弩、旋风炮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19)在隆庆四年(1570年)的福建漳州，水战之器“惟佛郎机、鸟嘴铳，若发
、大将军，则未可轻用”，而守城火器亦“惟佛郎机、鸟嘴、鹰爪、一条鞭诸铳最为便利”。(20)甚至到了明朝后期，一些重量级军事专家还在一如既往地积极肯定佛郎机的重要作用。如赵士桢在《神器杂说》中指出，“古人火攻之法，上顺天时，下因地理，有一不宜，不敢遽用，即用矣，犹虞风候中改，反致自戕”。但是佛郎机却能突破种种限制，“任其险地易地，风候不顺，俱可举放。即阴雨之时，尚可设法制敌”。(21)范景文《师律》说，佛郎机“内用子铳，提放不竭，其母铳若长，可得数百步之远，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将擒王，可称利器”(22)。郑文彬则作《神器莫过于佛郎机》，高度肯定佛郎机的非凡战斗力。他说：“各样火器，名色甚多，然类皆装药才放，放了复装药，又放未免迟滞，且连放铳热难为，三四放必炸。若佛郎机，则子炮在外，放子一个，又安在佛郎机空腹内一个，再放，连放四五子炮，亦不热，所以为好。只要各会放人随身带一小口袋，内带着安药子铳五六个，接连放之，又安架上，随手转放皆便。其声震响，所打无不破透。”(23) 因为佛郎机的结构性能明显优于中国传统火炮，为了提升明朝军队的装备水平，一些军政人物屡请列装佛郎机。前述汪
之《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最早呼吁以佛郎机守御京边重地。嘉靖九年(1530年)，汪
又上《再陈愚见以弭边患事》，明确提出以佛郎机装备沿边军镇。此一建议得到兵部和嘉靖皇帝的大力支持。在这之后，佛郎机被迅速装备到长城沿线一带。如嘉靖十五年九月，一次分给陕西三边铜铁佛郎机铳二千五百副(24)；十六年正月，再给陕西三边熟铁小佛郎机三千八百副(25)。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仅宣府一镇装备的各式佛郎机至少在一千三百架以上(26)。而据杨博《复蓟辽总督侍郎刘应节等敌台工完升赏疏》记载，从隆庆三年到隆庆五年，戚继光等在昌、蓟二镇修建的空心敌台皆以佛郎机为主装兵器(27)。到万历三年(1575年)，二镇实际装备的佛郎机火器已近万架(28)。除边镇守御外，明朝水师也大量装备佛郎机。以戚继光的水军为例，其作战使用的福船、海沧船、苍山船等都装备有佛郎机。如福船装备大发贡(29)一门、大佛郎机六座，海沧船装备大佛郎机四座，苍山船装备大佛郎机二座(30)。福船之上有五甲兵士，第一甲专用佛郎机；海沧船有四甲兵士，第一甲专用佛郎机和鸟铳；大苍山船有三甲兵士，第一甲专用佛郎机、鸟铳(31)。隆庆初年，广西总兵俞大猷的福船每只装备佛郎机十架，白艚船装备佛郎机四架(32)。佛郎机已然成为明朝水师的主装兵器。为了同明朝政府相抗衡，北边的蒙古势力和沿海海寇也想方设法获得或装备佛郎机。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秋，“虏入大同塞，总督尚书(翟)鹏御之。虏退时，虏酋遣我叛人至京师，入兵仗局，习佛郎机铳。获诛之”(3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八月，浙江水师百户张铧、千户王守元在金塘洋面擒获海贼六名，缴获佛郎机铁铳一座；同年十月，千户鲍迁于马墓洋面擒获海贼六名，缴获铁佛郎机一座(34)。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乃在于他们都视佛郎机为制敌利器。 不唯如此，佛郎机在晚明还进入文学作品，成为文人士子的吟咏对象。据王守仁《书佛郎机遗事》记载，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休致在家的福建乡宦林俊，得知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派人将自制的佛郎机铳送与王守仁(35)。虽因送达稍迟未能派上用场，但王守仁深受感动。他说：“见素林公闻宁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时六月毒暑，人多道喝死，公遣两仆裹粮从间道昼夜行三千余里以遗予，至则濠已就擒七日。予发书，为之感激涕下。”于是创作《佛郎机私咏》，赞曰：“佛郎机，谁所为？截取比干肠，裹以鸱夷皮，苌弘之血衅不足，雎[睢]阳之怒恨有遗。老臣忠愤寄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徒请尚方剑，空闻鲁阳挥，段公笏板不在兹。佛郎机，谁所为？”(36)以比干、伍员、苌弘、张巡、鲁阳公、段秀实等名臣事迹作比，尽情讴歌林俊为国讨贼的忠诚义举。唐龙《见素公会宸濠反，持佛朗机遗阳明公，以助军威，阳明公壮其忠义，歌咏之，为和此》，则用“一声震起壮士胆，两声击碎鸱臣皮。三声烈焰烧赤壁，四声灵耀奔燕师。五声飒飒湖水立，六声七声虩虩风霆披”(37)等诸多历史典故，极力渲染佛郎机的惊天威力。其他如邹守益、费宏、乔宇、黄绾等诗文集中也有一些对于佛郎机的正面描述(38)。在这些明人的作品中，佛郎机几乎成了忠臣义士讨贼灭寇、降妖捉怪的正义利器。 显而易见，在佛郎机传入中国的不长时间里，明代朝野已把佛郎机当做御敌神器，葡萄牙“船坚炮利”已在明人心中留下了初步印象。但与佛郎机火炮相比，蜈蚣船给人的震撼和冲击稍小一些，所以嘉靖十三年后罢而不用。明人李昭祥认为，蜈蚣船乃“岛夷之制”，而中国旧有之一百五十料战船，“两旁置橹，亦略似之，而扞以厢门，义尤为备”，是“无蜈蚣之名而有蜈蚣之用”，“何至堂堂天朝，取法小夷，烦其品式，巧其称谓，以为作者之眩哉”？(39)可见李昭祥并没有否定蜈蚣船的意思，只是不愿放下师法夷狄的架子而已。而蜈蚣船之废也未影响人们对葡萄牙番舶的正面看法。如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王士性《广志绎》，在描写他所见到的葡萄牙番舶时就说：“香山岙乃诸番旅泊之处……番舶渡海，其制极大，大者横五丈，高称之，长二十余丈，内为三层，极下镇以石，次居货，次居人，上以备敌、占风……若入番江，则舟尾可搁城垛上，而舟中人俯视城中。”(40)航行于珠江江面的葡船船尾竟与广州城垛同高，其大可想而知。 二 “船坚炮利”印象之形成 作为稍后兴起的欧洲殖民强国、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是凭借其炮舰优势驰骋远东的。如《明史·和兰传》认为，荷兰与西班牙争雄的资本是“大舰”“巨炮”(41)；明季名儒陈继儒在总结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为害闽海的三大原因时，也把“巍舰”“巨铳”排在前两位(42)。明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船坚炮利”的基本印象，正是在荷兰殖民者东来以后形成的。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称为红毛夷的荷兰人“挟二巨舰”突袭澳门(43)，其炮舰规模着实震撼了不少中国人。王临亨以“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44)来描述荷兰战船的高大坚固。茅瑞征说，荷人未来中国以前，已“驾大舶横行爪哇、大泥间”，及闻佛郎机互市澳门，心羡慕之，于是扬帆而至，欲图有为(45)。他们都把荷兰海舶之巨大体量作为观察的重点。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一支由四艘战船组成的荷兰舰队，在福建商人李锦、潘秀怂恿下进占澎湖，企图要挟互市。从六月到十月，荷人窃据澎湖近五个月。其间福建方面曾多次派人到澎交涉，希望荷人和平退出，而沿海商民私自出海交易者亦不在少数。他们亲眼目睹荷兰人的坚舟巨炮，因此留下了对于荷兰炮舰的深刻印象。李光缙是万历时期的福建名士，曾述都司沈有容舌退红夷事为《却西番记》。他所描述的荷兰战舰是：“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以布为帆，一桅坚树，二候风之恬猛为升降。中横一杆，桅上有斗，斗大容四五十人，系绳若梯，上下其间，或瞭远，或有急掷矢石。舟前用大木作照水，后用柁……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46)嘉兴李日华，是万历、天启间与董其昌、王惟俭齐名的“博物君子”(47)，见多识广。其在万历三十七年九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红毛番……其船甚长大，可载千人，皆作夹板，皮革束之。帆樯阔大，遇诸国船，以帆卷之，人舟无脱者。”(48)但以风帆为武器的传闻似无依据。福建右布政使沈演则用三个比喻描绘荷兰炮舰之非同寻常，称其“舣舸如城，铳如围，弹如鹗卵”(49)。与沈有容多有交往的泉州文人陈学伊也说，荷人“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许，板厚二尺有咫，内施锡片。舟旁各列大铳三十余，铳中铁弹四五具，重三四十斤，舟遇之立粉……诸凡器械巧诈非诸夷可比”(50)。面对如此装备的海上劲敌，福建方面颇感棘手。如福建总兵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利，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51)巡按御史方元彦认为：“红番视吕宋为强，而性较吕宋最悍，船以夹板为名，水战莫之能御。”(52)同安池浴德称，荷船“十倍戎艘，内格三层，外附铁板，铜铳金刀，精利甲于被边”，“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杀之是往遗之禽也”。(53)时任福建巡抚黄承玄甚至用以卵击石来形容中荷双方的装备差距(51)。这也是沈有容“智胜”红夷、不求“斗勇”的原因所在。但这还只是万历中期的荷兰海船。张燮《东西洋考》描述的荷兰战船出现在万历末年，“舟长三十丈，横广五六丈，板厚二尺余，鳞次相衔，树五桅”(55)。规模已较前增大。到崇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荷兰战船的规模变得更加庞大，福建巡抚邹维琏所见已是“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56)的海上巨无霸了。如此庞然大物，卸任首辅叶向高称其“高大如山，不畏风涛”(57)，福建巡抚南居益叹其“望之如山阜，触之如铁石”(58)，明亡前后之郑大郁又用“巨舰大如山，而固如铁桶，坚不可破”(59)来描述荷兰战舰，其高大坚固殆非明人所能想象。 战船如此，随船火炮更是猛烈。前述李光缙说，荷兰战船规模巨大，左右两樯皆列大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60)。沈德符描述的荷舰炮战是，“彼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61)这些都是万历中期即荷人初来中国时的舰载火炮。张燮记载了万历末年的荷兰随船火炮：其船三层，“傍凿小窗，各置铜铳其中。每铳张机，临放推由窗门以出，放毕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62)。崇祯时，邹维琏描述的荷兰甲板战船“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63)。成书于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的郑大郁《经国雄略》引《异域志》称，红夷“每大铳一口，受药可二斗，铅弹二丸，重可二十余斤”，“一发声大如雷”，“当者击如灰泥”。(64)这与当时的荷兰海军颇有吻合之处。 同一时期澳门葡萄牙人和吕宋西班牙人的火炮装备，也已提升至与荷兰大体相当的水平。陈仁锡在追溯红夷大炮之来历时说：“神炮出自红毛夷国，今广东濠镜澳夷亦能造之。”(65)所谓“澳夷”，即指澳门葡萄牙人。明末清初之广东文人屈大均称：“西洋大铜铳者，重三千斤，大十余围，长至二丈许，药受数石，一发则天地晦冥，百川腾沸，蛰雷震烨，崩石摧山，十里之内，草木人畜无复有生全者。红毛夷擅此大器，载以巨舶，尝欲窥香山澳门，胁夺市利。澳夷乃仿为之，其制比红毛益精。”(66)因为葡萄牙人也能铸造大炮，所以明末御史胡平运称澳夷战船“高大如屋，叠架番铳，人莫敢近”(67)。兵部也认为，澳夷所恃者全在“巍舰巨铳”(68)。吕宋西班牙人装备的大型火炮被认为是一种极大铳炮。嘉定沈弘之说，吕宋当年之所以以少胜多，杀我华人数万，靠的就是这种大型火炮。此炮安放铳城之中，“口外皆堆砖石木柴，一发弹，则木石掠地纷击，故数万人俱尽”(69)。户科给事中官应震《题为敬摅援辽管见以祈立允施行事》亦云，西洋夷人精于火器，“计一大炮，铜重万斤者，可杀人无算。在岁癸卯，西洋人仅四百计耳，以用火炮，致我闽漳泉贩夫贾子被歼于吕宋者四万”(70)。徐光启《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中提到的“海洋极大铳炮”的铸造方法(71)，即福建监生伍继彩得之于吕宋西班牙人者。 以上认知大多通过与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直接交往而获得。除此之外，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欧洲的武备介绍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着明代中国人的这一认识，使得对于荷、西、葡、意等国“船坚炮利”的个别印象上升、扩展为对于整个欧洲的集体印象。在这方面，利玛窦、汤若望等最具代表性。据《湘西纪行》记载，福建文人曹学佺关于“和兰善制巨舰、铸大铳，以故横行海上，莫之敢撄”的看法就来自利玛窦(72)。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说：“昔在万历年间，西洋陪臣利玛窦归化献琛，神宗皇帝留馆京邸，缙绅多与之游。臣尝询以彼国武备，通无养兵之费，名城大都，最要害处，只列大铳数门、放铳数人、守铳数百人而止。其铳大者长一丈，围三四尺，口径三寸，中容火药数升，杂用碎铁碎铅，外加精铁大弹，亦径三寸，重三四斤。弹制奇巧绝伦，圆形中剖，联以百炼钢条，其长尺余，火发弹飞，钢条挺直横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其余铅铁之力，可暨五六十里。其制铳，或铜或铁，煅炼有法。每铳约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车，有地平盘，有小轮，有照轮，所攻打或近或远，刻定里数，低昂伸缩，悉有一定规式。其放铳之人，明理识算，兼诸技巧，所给禄秩甚优，不以厮养健儿畜之。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73)崇祯中，焦勖与汤若望一起编译《火攻挈要》，通过汤若望的集中介绍，焦勖了解了西洋海战中战船火炮的重要作用：“西洋水战所用火攻虽以大铳为本，亦更以坚厚大船为基。海上战船大者长六十丈，阔二十丈；中者长四十丈，阔十二丈；小者长二十丈，阔六丈。底用坚大整木合造，底内四围用铅浇厚尺余。船体分隔上下三层，前后左右安设大铳数十余门。其弹重五斤起，以至数十斤。其战法专以击船为主，不必击人。先以一人坐于桅斗之上，用远镜窥望，俟敌船将近，数里之内，用铳对准击放，不必数弹，敌船立成齑粉，敌兵尽为鱼虾。且更有炼弹横截船桅如利刃斩草，有喷铳药弹烧毁船蓬如烧纸片。自古水战之法，技击之强，猛烈无敌，亦称西洋为綦极矣。”(74) 与早前传入的佛郎机相比，明末出现的红夷大炮显然更胜一筹，人们也更加看重红夷大炮。徐光启在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的一封奏疏中写道：“夫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75)盛赞红夷大炮为“歼夷灭虏第一神器”(76)。钱塘沈昌世把西洋大炮视为火器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变。他说：“古来兵法，至近世而一变为火器也。今有西洋炮，又一大变也。”(77)赵士桢认为，红夷大炮是御侮威慑、改变力量对比的一大关键。“试观吕宋、佛郎机，海上一浮沤耳。暹罗、日本、琉球、苏蜡，从来不敢侮慢其酋长，荼毒其民人，神器之力也。近来日本雇倩两国铳手前至朝鲜，是大反仗小，小足制大矣。诚能用之，我中国独不能制四裔乎”(78)？焦勖更把西洋大铳看作“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79)。面对此情此景，韩霖《守圉全书》给明末之火炮重新排序，“以西洋为第一，佛郎机次之”(80)。茅瑞征则把佛郎机铳法当做“常技”(81)看待，沈德符更视佛郎机为“笨物”(82)。佛郎机在明末火炮中的重要性已经降至红夷大炮之下了。当时的军政人物大多以赞赏、欣羡的心态看待红夷大炮，一场颇有声势的引进、仿制红夷大炮的军事变革在明末推广开来。 诚如闽人何乔远所言，御敌莫如火攻，“火攻之器，铳最良；铳之制造，西洋国最良；发铳之法，西洋国之人又最良”(83)。在内外危机面前，欧洲成了明人学习效法的最好榜样。为了获得红夷大炮，明末采取了向葡人购买、聘葡人铸造、自己设法仿造，甚至在葡、荷沉船上探摸打捞等多种办法。向葡人购炮始于徐光启和李之藻，由徐光启联络李之藻、张焘、孙学诗等，以私人捐资方式向澳门葡萄牙人购买4门西洋大炮，其后又从澳门购买26门，先后运抵北京。这30门西洋大炮都是英制加农炮(84)。除徐、李诸人外，广东大吏李逢节、王尊德等也曾向澳门葡萄牙人购买西洋大炮(85)。雇募葡人铸炮亦始于天启时，先由朝臣疏请，得到熹宗批准。此后葡萄牙铳师分三批进入北京，有的还到了山东登州，协助登莱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86)。崇祯九年(1636年)，明朝又令汤若望于京师择地铸炮，汤若望铸成可装40磅炮弹的西洋大炮20门，随后铸成100～2000斤的各式西洋火炮500门(87)。明末各级官员自主仿造的铸炮活动所在多有，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下半年，闽人黄调焕承叔祖戎政尚书黄克缵之命，从福建同安招募善铸吕宋铜炮者14人入京，并于翌年铸成大炮28门。“其一位重三千余斤，李秉诚请去奉集，一发击毙建夷七百余人、将官二人……其余重二千余斤及一千斤者，守辽阳、山东，闻再发，击毙建夷二千余人”(88)。崇祯二三年间，两广总督王尊德向澳门借得西洋火炮，照样铸造大铁铳200门，其中50门解进备用。这50门中有“二千七百斤者十具，所须圆弹三十枚，连弹三十枚，各重六斤，石弹十枚；重二千斤者四十具，所须圆弹三十枚，连弹三十枚，各重四斤，石弹十枚”(89)。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福建巡抚熊文灿派援兵2000人携火炮120具入卫京师，这批火炮为二号红夷大炮，皆由福建铸造(90)。再如崇祯四年，忠勇营提督王应朝以努尔哈赤屡有窥关之意，“自铸造大铳二门，比红夷更长五尺”(91)。崇祯十一二年间，宣大总督卢象升等33名文武官员捐资铸造一批红夷大炮，分发各处守御(92)。此外，明朝地方官有时还从东南沿海的葡、荷沉船上打捞红夷大炮。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肇庆府推官邓士亮在广东阳江海域的荷、葡沉船上打捞“大铳三十六门”；天启五年(1625年)，又捞取“大红铜铳两门”。(93)崇祯初，同安知县曹履泰在厦门海域的荷兰沉船上打捞大铳24门，“大者三千余斤、小者亦不下二千斤”(94)。因为红夷大炮威力巨大，屡建奇功，明朝皇帝至少两次敕封或赐名其为大将军。如天启六年三月，朝廷敕封宁远大捷中的一门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95)；崇祯三年正月，崇祯皇帝赐名六门运抵北京的西洋大炮为“神威大将军”(96)。 但要指出的是，明代文献对于红夷大炮的射程威力多有夸张。如沈国元《两朝从信录》称红夷巨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97)；南居益称“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之外”(98)；李之藻称西铳炮弹能在“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其余铅铁之力，可暨五六十里”。(99)韩云称其素知西洋火炮，“五十里之内，发无不中，为当今第一胜具”(100)，又称此器“一发可数十里，一击可毙万人”(101)。薛冈甚至更为夸张地宣称：“夫火器之能大击远击者，无过红夷炮。顷袁中丞用以退奴，闻其力势止赴四十里，此横赴也；今直入太虚，而二百里之外尚得闻见，试忖其上升之程，应得几许。”(102)可实际上，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很难超过二三千米，“一击可毙万人”更是一种想象。明人如此记载，一则反映了他们对于红夷大炮的迷信和崇拜，同时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他们对于西洋世界“船坚炮利”的既有印象太过深刻，有时不免先入为主，夸大其词。 由上可见，明代文献虽未使用“船坚炮利”一词，但诸多描述表明，晚明中国对于欧洲炮舰的印象已是“船坚炮利”了。尤其是天启年间南居益使用的“舟坚铳大”“坚船猛铳”(103)，崇祯时期韩霖使用的“坚舟猛铳”(104)等，已与清人惯常使用的“船坚炮利”没有多少区别了。 三 明清“船坚炮利”的内在关联 如前所论，晚明中国已经形成西方世界“船坚炮利”的基本印象，但明清两代的“船坚炮利”是否一脉相承，二者之间有无内在关联，就成为必须探讨的又一问题。事实证明，明清中国有关欧洲“船坚炮利”的相关表述不仅前后一致，其逻辑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一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晚明中国面对的欧洲海军与鸦片战争前后面对的欧洲海军，其炮舰形制与技术水平大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二是晚明中国对于欧洲海军“船坚炮利”的客观描述与清人对于“船坚炮利”的客观描述，具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内容；三是明清中国对于西方世界“船坚炮利”的军事外象具有高度相似的主观感受，所要表达的叙事隐喻亦如出一辙。 第一，从世界海军装备的发展历程看，16至19世纪中叶的欧洲海军装备具有初期快速发展、此后基本稳定的重要特征，从战船、舰炮到炮用弹药，这些军事装备的关键要素在16～17世纪实现较大突破以后，大都稳定下来。抛却其中的技术细节，1600年前后与19世纪中叶欧洲炮舰的形制特征与技术水平基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晚明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目见耳闻之欧洲炮舰在技术含量与战力水平上并无根本差别，也就是说，清人所谓的“船坚炮利”在明代中国已大体听闻或领教过了。 以战船为例，16至19世纪中叶是欧洲风帆战船称雄海上的时代。早期欧洲海军有一种被称为加莱(Galley)的单桅横帆窄体战船，13世纪又出现一种名为卡拉维尔(Caravel)的轻型三桅帆船，迪亚斯(Bartholomeu Diaz)曾驾驶这种帆船成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人开始建造一种名为盖伦(Galleon)的大型多桅风帆战船。盖伦船有四个桅杆，船身修长，具有更强的迎风行使能力，“它的火炮甲板上装载着主要的重型火炮，可通过舷侧的炮眼开火”，是最早作为战舰使用的风帆战船之一(105)，1530年以后的欧洲海上强国几乎都建造、使用了这种强大有力的新型战舰。17世纪以后，欧洲的风帆战船越造越大，排水量从起初的1500吨左右，发展到1750年的2000吨，1800年以后甚至超过了2500吨(106)。战舰的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其设计的基本要素却没有什么变动，造船技术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船舶由木材制成，由麻绳或者粗索控制风帆进行驱动……海军的火炮都是前膛装滑膛炮，一般由青铜或者生铁铸成。带有天然纤维缆绳的锻铁锚是最常见的系锚工具”(107)。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0年左右。这说明，直到中英鸦片战争前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战舰仍然以木质帆船为主，欧洲海军仍然是一支“风帆海军”。 以舰载火炮为例，早在14世纪，欧洲战船就已装备了重型火炮，但直到15世纪时，“这种火炮的威力才有足够的强度，能够一炮击毁当时的船只”(108)。如15世纪末的英国元首号(Sovereign)战舰装备舰炮180门，大部分是蛇炮，可发射12盎司弹丸；16世纪初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以佛郎机作为自己的舰炮，这些舰炮多为长管后装炮，既可以将炮管伸出舷外，又便于在舰内装填弹药，因此具有较强的攻击火力(109)。此后的舰载火炮逐渐过渡到以重型加农炮为主，如在1588年的英吉利海峡之战中，英国舰队就装备了1800门重型加农炮，它们大多安装在战舰吃水线以上的船舷两侧。到了17世纪，欧洲舰载火炮的种类明显减少，而标准化的进程则大大加快。至18世纪中叶，西方海军的战舰规模和舰炮配比大体固定为六个等级：一级战列舰有三层甲板，配备100或100门以上的火炮；二级战列舰也有三层甲板，配备约90门火炮；三级战列舰有两层甲板，配备64至74门火炮；四级巡洋舰配备50门火炮，有两层甲板；五六级巡洋舰有24至40门，往往全都设置在一层甲板上。舰载主炮也已是完全标准化的16、18和24磅炮弹的加农炮(110)。但正如美国著名军事史家杜普伊所言，“17世纪，炮的生产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炮的射程、威力以及炮的主要型号，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111)。这也说明，从17世纪加农炮定型到19世纪中叶淘汰前装滑膛炮的这段时间里，欧洲舰载火炮的铸造、施放技术已经成熟并大体稳定下来，人们只是在细小之处对其进行改进完善，再未出现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在前装滑膛炮时代的海战中，随舰炮手先将火药、炮弹从炮口推进炮膛，然后通过舰炮尾部的导火孔点燃火药，将弹丸发射出去，以此实现远距离毁伤敌舰。但炮火威力的实现，除与火炮的设计铸造和海战战术关联外，也与火药和炮弹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16至19世纪中叶的发射火药以黑火药为主。这种火药以硝石、硫黄、木炭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外观呈黑色，是一种威力与危险性仅及中等的低能量的混合火炸药。与黑火药相匹配的主导炮弹则以球形实心铅铁弹为主，有时也使用石弹，但很少有爆炸弹。从黑火药应用于炮弹发射到19世纪中叶，“火药研制者只能在提炼硝石与硫黄的纯度，以及选择上好的草木类植物焙制炭粉，经过反复的混合拌和，以提高火药性能，增强枪炮等火器的杀伤与摧毁能力”(112)，并未实现制作原理的根本突破。直到19世纪后期出现苦味酸、梯恩梯、代那买特等新型炸药，炮用火药的推力与威力才有了质的飞越，传统黑火药才逐渐退出舰载火炮的应用。而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海军才使用一定数量的爆炸弹。 以上事实说明，从葡萄牙人东来到鸦片战争爆发，欧洲海军的装备水平大体处于帆战船和前膛炮时代，发射弹药则以黑火药和球形实心弹为主。这就决定了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的近三百年间，西方海军的装备水平基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明代中国面对的欧洲炮舰，与鸦片战争前后清代中国所要面对的欧洲炮舰大体处在同一技术水平上。由此可见，明代的“坚船猛铳”与鸦片战争前后的“船坚炮利”，应该是明清之际中国人基于相同装备水平、对于相同对象的相同观感。 第二，从对“船坚炮利”的客观描述看，明清两代有着大致相同的基本内容。翻检史籍，我们不难发现，在对西方国家的军事观感上，清中前期大体延续或复制了晚明时代的炮舰印象。如清初之著名学者魏禧说，欧罗巴“一名大西洋，在中国西北数万里外，西儒称为宇内第二大州[洲]也”。其人“善火炮”，“器械俱精巧”。(113)康、雍之际的东南诗坛领袖查慎行在谈及荷兰时写道：“红毛即荷兰国，又曰红夷，一名波斯胡，亦在西海外……其船最大，中国人目为夹板船。”(114)蓝鼎元是雍正年间的知名循吏，他对东南沿海乃至海外形势的观察更为敏锐，其《论南洋事宜书》称，红毛、西洋为极西“强悍莫敌之国”，非诸番可比。“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115)而清修《明史》之《佛郎机传》《和兰传》中有关西方炮舰的大段描写，更是来自晚明时代的既有资料。这种描写后来又被乾隆时期成书的《皇清四裔考》《钦定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所延续。但因清朝前期相对强大的综合国力、较为平静的东南海上形势以及东来欧洲势力的收敛顺从，使得人们虽也关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但其感触已不如晚明那样强烈。只是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因为鸦片贸易而导致的中英关系的骤然紧张，对于西方世界的此类观感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凸显出来。 一般认为，清代朝野之讨论“船坚炮利”始于鸦片战争。如当代学者王尔敏即曾指出：“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839～1842)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迭遭挫败，朝野对于英人的船坚炮利，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在章奏或私家著述中，论及此点者，无虑四十余人。”(116)但实际情况是，早在嘉庆年间，两广总督蒋攸铦已经使用“船坚炮利”来形容远道而来的英国海军(117)，另一位两广总督阮元所用的“船炮坚大”(118)“船坚炮大”(119)与此语意相近。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两广总督卢坤的《奏报英兵船侵入内河开炮抗拒现正设法驱逐片》以及道光皇帝的一道上谕再次明确使用了“船坚炮利”一词(120)。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船坚炮利”已经成为朝野上下广泛使用、语意约定俗成的流行词汇。这是对明代“舟坚铳大”“坚船猛铳”等既有词汇的继承和改造。因为在他们看来，荷兰与英国同属红毛夷系列，同样具有战船高大、炮火猛烈的军事优势，以“船坚炮利”来形容英国海军再恰当不过了。 清人对于英国“船坚炮利”的外在描述主要集中在炮舰规模上。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之英军大船“有炮三层，均七八十门”(121)。直隶总督琦善在同年七月奏称，英船“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亦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藉以眺远，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其次则中分二层，吃水较浅，炮亦不少”(122)。琦善的描述得自标下千总白含章，此人曾登上大沽口外的英国军舰。同一时期钦差大臣伊里布家人张喜，曾数次奉命赴定海英船传话，后来著有《探夷说帖》。他所目睹的英国战船“约长三十余丈，宽有六七丈，高出水面二丈，入水不知多少。据夷人云，入有二丈二尺……船舱上下五层，上三层安炮八十余门，下二层在水底，装贮炮子、火药、刀、枪、食物等项”(123)。江都陈逢衡所著《
咭唎纪略》对英国炮船的描述与张喜略同，然所记次等小船和小杉板则为《探夷说帖》所无：“又有次于此者，前后约长二十余丈，宽约四五丈，上下四层，两层炮眼，安设大炮四十四门。又有杉板小船，用桨十六把，式如蜈蚣，其行如飞。”(124)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也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四天，协防江苏的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终于查明，停泊在长江江面的英国兵船共分四类，其大夷船“长三十二丈五尺，头尾宽三丈，中宽约六丈，船身吃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周身内外均用白铁包裹，惟底用铜包。船身内有三层，其留一层炮眼者，一面炮眼十八个，每眼安大小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炮七十二尊；其留两层炮眼者，上下两面炮眼各十八个，每眼安大炮一尊，一船安大炮七十二尊；又有留炮眼一层者，每面炮眼九个，每眼安炮或一尊二尊，一船约安炮三十余尊，船内可住七百余人”。二号夷船“长二十七丈，头尾宽二丈四尺，船身吃水八尺，出水一丈，周身内外包裹，与大夷船同。船身内亦三层，上留一层炮眼，一面炮眼九个，每眼安炮或一尊二尊，一船约安炮三十尊，船内可住五百余人”。(125)然后才是火轮船和杉板船。而据稍后之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该夷兵船约分五等，大者载兵千人，小者载兵三百人，火轮船载兵百余人，其长自数十丈至数丈不等……此次驶至江宁之船，火轮船不及十只，其余均系四五等兵船”(126)。可见齐慎所言之大号、二号夷船，只是英国兵船中的四五等船。 反观清朝方面，“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127)，与来华英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这一状况得到东南沿海各封疆大吏的一致确认，如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称，英人“船只之高宽灵朽[巧]，炮火之远大猛烈，迥非内地可比”(128)；两广总督林则徐亦云，就“船式之高低大小、木料之坚脆厚薄”而言，我之与夷，“皆属悬殊”。(129)面对敌我炮舰的显著差别，署理两江总督裕谦在《奏陈战守机宜折》中列举了中国方面的“五不可恃”：“彼之船宽有三四五丈不等，长有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余。较我兵船及闽、广大号商船，均大至倍蓰，此不可恃者一也。彼之船布篷铁锚，机关便利，在大洋之中行止甚速，随处可以寄泊。我之船箬篷木碇，在大洋必须择地而泊，此不可恃者二也。若欲另造船只，不特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且无此等木料，此等机巧。即使船能造成，而乏驾驶此等大船之人，此不可恃者三也。该夷终年在船，与海相习，其占据定海又逾半年，附近之形势沙礁皆已熟悉。我之兵船向皆画地而巡，即商民船只亦俱各有一定贸易口岸，迁地弗良，此不可恃者四也。彼之炮安于船内，兵亦藏于船内，我施枪炮，彼有遮护。我之炮设于船头，兵皆立于船上，彼施枪炮，我无遮护，此不恃者五也。”(130)这里的“五不可恃”，实即五个不如、五大差距。清人关于英人炮舰规模与敌我悬殊的客观描述，与前述明人对于荷兰炮舰的描述基本一致。 第三，从对“船坚炮利”的主观感受和叙事隐喻看，明清两代也有惊人相似之处。与明人之看待荷兰一样，清人也把“船坚炮利”当做英国对华示强的重要资本。如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因来华英使不遵礼仪，蒋攸铦称英国贪狡成性，桀骜不驯，“恃其船坚炮利，在外洋拦阻各国货船赴粤”(131)。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英国军舰擅闯珠江，卢坤亦称英人素性凶狡，“向来恃其船坚炮利，蚕食诸夷”(132)。待鸦片战争爆发后，朝野人士已普遍认识到，英人之敢于南北滋扰，所恃全在“船坚炮利”。透过炮舰规模，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如闽浙总督邓廷桢通过调查发现：“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亦灵。”而我水师战船“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其差距不在兵士之气势，乃“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133)耆英在登上英国军舰后益发感慨：“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134)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广东巡抚黄恩彤说，开战三年来，“无论昔之言战言防，均成画饼”。我师“备之累岁，败之崇朝”。究其原因，乃在于英人之“船坚炮烈”：“以船而论，同安梭船仅足入海捕盗，不足御夷。即潘观察所造之船，坚厚长大，装炮亦多，穷中国工力物力，不能复加于此，而以当夷船，恐亦难言制胜。至大炮来自西洋，名曰红衣，实红夷也，彼乃造炮之祖也，我未能得其制铸之秘，而火药不及，弹子不及，炮手更万万不及，遽欲与之争能，勿亦不揣本而齐末乎？”(135)这与明末中国对于荷兰的看法如出一辙。明末士人正是根据荷兰之炮舰优势，意识到红夷势力已超出佛郎机(136)，将要成为东南海疆的最大隐陇(137)。 面对英人之“船坚炮利”，清人也在探寻制胜之道。早在嘉庆末年，两广总督阮元就曾指出，英人船炮坚大，我之水师难以在汪洋大海中与之对垒，如其进入内洋，“则曲直之势既分，主客之形亦判，以逸待劳，以有继待无继，自可得势得力”。“一经上岸，则无拳无勇”，自可胜之。(138)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七月，两江总督林则徐也认为，英人虽然“船坚炮利”，但其“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139)。道光二十年八月，道光皇帝在一道上谕中更明确强调：“该夷所恃，全在船坚炮利，一经登陆，其技立穷。该大臣总当镇静持重，不可在海洋与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剿。”(140)这一认识后来上升为避战海洋、岸防为主的早期对敌战略，这也是明末应对荷兰的基本战略思路。除此之外，清人还发展了明末对荷之火攻战法和坚壁清野策略。如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初，湖广总督周天爵即上火攻英船策略。他说：“夷人所长在其船大炮猛，然船大无风必不能动，且必有中次之船在内洋游奕。若于无风之日招集渔舟，装载芦苇，上列火箭喷筒，前则障以布幔，列如堵城。乘贼惊疑之时，我舟用车轮激水，一鼓四集，后备走舸。彼之枪炮入柴则无力，不能透过，且为我引火之具矣。先其小舟，次及大舟，可以一炬而尽。”(141)监察御史蔡家玕也在《遵旨奏陈制英之策折》中设下两计火攻(142)。关于坚壁清野，明朝在万历、天启和崇祯时期曾将其设计为对付荷兰、英国的一种策略(143)，清人不得已重新拾起这一策略。如道光二十二年五月，监察御史黎光曙上言：“办理夷务已近三年，其孰利孰害，事前大概可见。在我既无大兵船可以于海面接仗，则惟谨避其炮，始可言守。当此之时，除坚壁清野，别无良策。若处处能坚壁清野，则逆夷之伎俩先穷，其锋亦可渐折，虽暂占据地方，必不能久。”(144)同日，两江总督牛鉴也在奏疏中提请注意坚壁清野。他说：“臣查该夷船坚炮烈……惟有变通坚壁清野之法，宣谕滨海居民，悉迁入距海十里或二十里之内。我之大炮、抬炮、鸟枪亦退设于深港较远七八里之处，肃队严阵以待。”(145)但其效果却很有限。 为了弥补中英之间的武备差距，清朝也曾像明末一样师法夷狄，以西方世界的“船坚炮利”作为强军目标。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署理两江总督裕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他在《奏陈水师断不能改为陆路片》中指出：“逆夷船坚炮大，驰逐于汪洋大海之中，是其所长。我兵承平日久，水务废弛，船只又不甚坚大合用，不值与之海洋接仗，然止可为一时权宜之计。一俟夷务平定，必应简练水师，讲求船械，以为久安长治之图。”(146)已把“简练水师，讲求船械”作为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步骤。道光二十二年九月，靖逆将军奕山奏言：“逆夷恃其舡坚炮利，因我师舡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舡，必须仿照夷舡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147)明确主张以“夷舡式样作法”制造战船。同一时期的户部郎中汤鹏在《敬筹善后事宜三十条》中更多论及了师夷长技。如“炮式宜仿照西法制造”一款认为，沿海省份要修造战船，“务须船式炮式，一律仿照西法制造，仿照西法安放，斯为得之”。“修船造炮”一款认为，今欲修船造炮，“先宜令沿海所属地方官遣人探悉，
夷船式如何，炮式如何，或用绳尺以记之，或绘图说以明之，然后依式修造”。如此，则“船不患不坚，炮不患不利”。(148)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方面也确实购买或仿制了一批西洋炮舰。如林则徐到达广东后，曾“购西洋各国夷炮200余位”(149)。据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广东洋商伍敦元曾购买美国战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战船一只，绅士潘仕成仿造战船一只，此类洋船后都拨归水师旗营操演(150)。 四 结语 葡、荷殖民势力泛海东来的晚明时代，正是古代中西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中西双方直接交往的最初阶段，晚明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观感与认知，明朝政府应对东来欧洲势力的思路与举措，以及其间形成的中欧关系的新模式、新结构，无不转化为因应新航路开辟后国际关系格局悄然变化的历史资产，进而对清中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中英鸦片战争尽管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开启演变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关键作用，但这恰是晚明以来业已启动的历史转型进程的延伸和强化，是葡、荷势力东来后中西互动博弈的历史必然。许多看似在近代中国方才凸显的历史现象，如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有不少在晚明已经生发、成长，而“船坚炮利”之西方军事印象的传承与复制，不过是此一时期对欧认知一应对的一个侧面而已。它反映了晚明朝野对西方海军优势特征的精准把握，折射出中国民众对东来欧洲势力的意外和忧虑，体现了明代中国对欧认知的较高水平。以此为契机，晚明中国关注西方，思考西方，某种程度地研究西方，这种对远西欧洲的一定敏感和持续关注，无疑开启了中国“西方学”的逻辑起点。但是不可否认，晚明乃至清中前期的对欧认知又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所谓“船坚炮利”的西方印象也只是聚焦在显而易见的军事领域；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术层面。他们虽然注意到中国炮舰的落伍与劣势，并一定程度地学习西方，但其思想深处华尊夷卑的对外观念依然顽固存在，中国道德西洋器，甚至以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等守旧看法，仍然是明清之际乃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认知欧洲的基本取向。对西方世界何以“船坚炮利”及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将要造成的颠覆性震荡，更是缺乏由表及里的深入思考。 收稿日期 2015-07-06 注释： ①参见梁嘉彬：《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期(1934年)，第93～142页；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 ②参见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参见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06页；李映发：《明代对佛郎机炮的引进与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91～97页；李映发：《明末对红夷炮的引进与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45～50页；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3～17页；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衣)大炮及其射程问题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3期，第78～83页；刘鸿亮：《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上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第86～95页。 ④参见方豪：《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物理与火器入华考略》，《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89～318页；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年)，第911～966页；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清华学报》新26卷第1期(1996年)，第31～70页；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第573～634页；周维强：《佛郎机铳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马楚坚：《西洋大炮随传教士之引进及其对明清态势的改变》，《明清人物史事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566页；有马成甫：《火砲の起原与とその傳流》，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年版；李约瑟著，刘晓燕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7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⑦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07、208页。 ⑥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⑧⑨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三《兵部·职方下之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8、289页。 ⑩托尼·吉本斯主编，郭威主译：《船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11)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兵船·蜈蚣船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第412～413页。 (12)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兵器·佛狼机图说》，第423页。 (13)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1页。 (14)茅元仪：《武备志》卷一一七《军资乘·水二·战船二》，续修四库全书第9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8页。 (15)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二○《佛朗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95页。 (16)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二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尚书侍郎都御史行实》，续修四库全书第524册，第140页。 (17)韩邦奇：《苑洛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第601页。 (18)唐顺之：《武编》前集卷二《守城鄙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7册，第278页。 (19)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二《严城守》，第366页。 (20)(万历)《漳州府志》卷七《漳州府·兵防志·军器》附《军器议》，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刊本，第19页。 (21)赵士桢：《神器谱》，玄览堂丛书初辑第18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49页。 (22)范景文：《师律》卷一○上《火攻·火攻方略》，续修四库全书第962册，第440～441页。 (23)《抄本筹边纂议》上，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175页。 (24)《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一，嘉靖十五年九月辛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3页。 (25)《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嘉靖十六年正月戊戌，第4页。 (26)据(嘉靖)《宣府镇志》卷二二《兵器考》(中国地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1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统计。 (27)杨博：《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二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1册，第745、747页。 (28)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七《制疏考·蓟镇制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29)发贡，又作发
、发
。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兵器·佛狼机图说》介绍，这是一种佛郎机制式的重型火器。 (30)戚继光著，曹文明、吕颖慧校释：《纪效新书》卷一八《治水兵篇第十八·平居号令禁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24、326、327页。 (31)戚继光著，曹文明、吕颖慧校释：《纪效新书》卷一八《治水兵篇第十八·兵船束伍法》，第314、320、322页。 (32)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上《又呈总督军门张及通行各院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9册，第43页。 (33)郑晓：《吾学编》卷六九《皇明北虏考》，续修四库全书第425册，第234页。 (34)朱纨：《甓余杂集》卷四《四报捣平浙海贼巢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102、104页。 (35)根据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后的案问史料《刑部问宁王案》的记录，朱宸濠早在正德十二年三月已通过海外贸易渠道获得佛郎机铳，并于南昌府邸秘密仿造。林俊之铸造佛郎机技术，也可能是福建海商通过海外贸易渠道获得的。加之前述葡使皮雷斯主动敬献和汪
利用内线获得，足以说明明人掌握的佛郎机知识是通过多个渠道获得的。 (36)王守仁：《阳明先生要书》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9册，第335～336页。 (37)唐龙：《渔石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第455页。 (38)如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一二有《佛郎机手卷为见素林先生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6册，第209页)，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一有《赋得佛郎机》(明人文集丛刊第1期，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15页)，乔宇《乔庄简公集》卷四有《题佛郎机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7页)，黄绾《石龙集》卷三有《佛郎机次阳明韵》(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间原刊本，第8页)。 (39)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二《舟楫志》，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第305页。 (40)王士性著，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广东》，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101页。 (41)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34页。 (42)陈继儒：《晚香堂集》卷三《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6册，第590页。 (43)王临亨著，凌毅点校：《粤剑编》卷四《志游览·九月十四夜话记附》，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页。 (44)王临亨：《粤剑编》卷三《志外夷》，第92页。 (45)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五《和兰》，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第621页。 (46)(60)李光缙：《景璧集》卷九《却西番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页。 (47)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王惟俭传》，第7400页。 (48)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292页。 (49)沈演：《赠晋登莱督府序》，沈有容：《闽海赠言》卷三，台湾文献丛刊第8辑第56种，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57页。 (50)陈学伊：《谕西夷记》，沈有容：《闽海赠言》卷二，第35页。 (51)张燮：《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6页。 (52)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一○《福建巡按方元彦题为奸民挟夷肆劫等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71册，第28页。 (53)池浴德：《怀音记》，沈有容：《闽海赠言》卷二，第39页。 (54)黄承玄：《闽海赠言序》，沈有容：《闽海赠言》卷首，第10页。 (55)张燮：《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红毛番》，第129页。 (56)邹维琏：《达观楼集》卷一八《奉剿红夷报捷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3册，第239页。 (57)叶向高：《苍霞余草》卷一《中丞二太南公平红夷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5册，第368页。 (58)《彭岛红夷拆城遁去残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02页。 (59)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八《夷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第20册，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页。 (6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红毛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83页。 (62)张燮：《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红毛番》，第129页。 (63)邹维琏：《达观楼集》卷一八《奉剿红夷报捷疏》，第239页。 (64)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八《夷舟》，第418页。 (65)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漫集卷一《纪采神炮》，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224页。 (6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大铳》，续修四库全书第734册，第684页。 (67)(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二《胡平运传》，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五年粤秀书院刻本，第26页。 (6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明代档案总汇》第1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69)范景文：《战守全书》卷一○《卫城铳台法》，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6册，第408页。 (70)程开祜：《筹辽硕画》卷三八，丛书集成续编第24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84页。 (71)徐光启著，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72)曹学佺：《曹大理集》之《湘西纪行》卷下《红夷纪略》，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第47页。 (73)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4页。 (74)汤若望、焦勖：《火攻挈要》卷下《水战说略》，续修四库全书第966册，第764页。 (75)徐光启：《徐光启集》卷四《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第208页。 (76)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一○《与吴生白方伯》，第473页。 (7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七三《器械·前言》，续修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33页。 (78)赵士桢：《神器谱或问》，玄览堂丛书初辑第18册，第305～306页。 (79)汤若望、焦勖：《火攻挈要》卷上《概论火攻总原》，第726页。 (80)韩霖：《守圉全书》(八卷本)卷八《纠谬篇》，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第12页。 (81)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五《和兰》，第622页。 (8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火药》，第433页。 (83)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六六《钦恤忠顺西洋报效若翰哥里亚墓碑》，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十四年序刊本，第21页。 (84)参见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年)，第914、923～924页。 (85)参见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331页。 (86)陆若汉：《贡铳效忠疏》，韩霖：《宋圉全书》(三卷本)卷三之一，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明崇祯间刻本，第91～94页。 (87)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2～165页。 (88)《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壬辰，第24页。 (89)《崇祯长编》卷三一，崇祯三年二月庚申，第24页。 (90)《崇祯长编》卷三一，崇祯三年二月戊辰，第35页；卷三四，崇祯三年五月庚寅，第10页。 (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明代档案总汇》第12册，第164页。 (9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明代档案总汇》第33册，第382～384页。 (93)邓士亮：《心月轩稿》卷一七《揭》，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第6辑第2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94)曹履泰：《靖海纪略》卷三《与赵副总》，台湾文献丛刊第6辑第33种，第47页。 (95)《明熹宗实录》卷六九，天启六年三月甲子，第20页。 (96)《崇祯长编》卷三○，崇祯三年正月甲申，第5页。 (97)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第356册，第447页。 (98)《兵部题“彭湖捷功”残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第629页。 (99)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第5324页。 (100)韩云：《催护西洋火器揭》，韩霖：《守圉全书》(三卷本)卷三之一，第83页。 (101)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韩霖：《守圉全书》(三卷本)卷三之一，第108页。 (102)薛冈：《天爵堂文集》卷七《纪丙寅五月六日京师所觏异变始末》，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第6辑第25册，第534页。 (103)南居益：《与赵明宇本兵书》，韩霖：《守圉全书》(八卷本)卷五之一《协力篇》，第76、77页。 (104)韩霖：《守圉全书》(八卷本)卷五之一《协力篇》卷尾《小论》，第79页。 (105)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特雷弗·I·威廉斯主编，高亮华、戴吾三主译：《技术史》第3卷《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106)如建于1637年的海上君主号排水量1522吨，建于1701年的皇家君主Ⅱ号排水量为1868吨，建于1744～1786年的皇家君主Ⅲ号排水量为2175吨(参见安德鲁·兰伯特著，郑振清、向静译：《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而建于1839年的皇后号战舰吨位达到3104吨(参见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特雷弗·I·威廉斯主编，辛元欧主译：《技术史》第4卷《工业革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107)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27～28页。 (108)J·F·C·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2卷《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09)王兆春：《世界火器史》，第155页。 (110)(111)T·N·杜普伊著，李志兴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62、215页。 (112)王兆春：《世界火器史》，第372页。 (113)魏禧：《兵迹》卷一一《远邦编·欧罗巴》，丛书集成续编第7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114)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九，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第342页。 (115)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7册，第598页。 (116)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第21页。 (117)《两广总督蒋攸铦奏陈英派使入贡须加防范以堵妄有干请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18)《两广总督阮元奏陈预防英兵入侵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第129页。 (119)《两广总督阮元奏陈防备英兵入侵须适时抗击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第132页。 (1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五，道光十四年八月庚申，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7页。 (121)《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续到英国兵船情形及粤省设防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39页。 (122)《直隶总督琦善奏陈查看现到英船式样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90页。 (123)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编：《鸦片战争》第5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39页。 (124)陈逢衡：《
咭唎纪略》，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嘉永六年(1853年)采兰书屋刻本，第8～9页。 (125)《参赞大臣齐慎奏呈英船宽广丈尺并装载兵炮数目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40页。 (126)《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丈尺构造及兵丁接仗情形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62页。 (127)《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筹议海防大局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10页。 (128)《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报英船加增请调闽粤水师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91页。 (129)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奏折》，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页。 (1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736～737页。 (131)《两广总督蒋攸铦奏陈英派使入贡须加防范以堵妄有干请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第68页。 (132)《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英兵船侵入内河开炮抗拒现正设法驱逐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51页。 (133)《闽浙总督邓廷桢奏陈英船炮坚利未可海上争胜宜先固口岸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65页。 (134)《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酬办和议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37页。 (135)黄恩彤：《抚夷论》，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34～435页。 (136)如万历三十二年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彦称：“今红番视吕宋为强，而性较吕宋最悍，船以夹板为名，水战莫之能御。”(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一○《福建巡按方元彦题为奸民挟夷肆劫等事疏》，第27页) (137)如韩霖指出：“国家边患，率称南倭北虏。海寇红毛番，自近年始也。所恃者坚舟猛铳，当之立碎。其人无常业，劫掠为生，而又假商贩之名，以济其奸……南土隐忧，此其最巨者也。”[韩霖：《守圉全书》(八卷本)卷五之一《协力篇》卷尾《小论》，第79页] (138)《两广总督阮元奏陈预防英兵入侵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第129～130页。 (139)《钦差两江总督林则徐等奏陈鸦片必要清源边衅不容轻启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第341页。 (140)《清宣宗实录》卷三三八，道光二十年八月丁卯，第134页。 (141)《湖广总督周天爵奏陈扬长避短火攻英船谋复定海并严备台湾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328页。 (142)(1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48、739页。 (143)如万历三十二年，荷人初据澎湖，“援东粤佛郎机故事”，请与中国互市。“秉事诸公议论未一，先姑严禁沿海商渔，为清野计，而遣詹献忠等相继往谕之”。(陈学伊：《谕西夷记》，沈有容：《闽海赠言》卷二，第32页)天启三年正月，福建巡抚商周祚上言对荷方略，请“仿北地清野之法，收敛人蓄，伺其侵犯，或乘下艇，或诱登岸，以计擒之”(《明熹宗实录》卷三○，天启三年正月乙卯，第21页)。崇祯十年八月，广东总兵陈谦称，红夷狡诈，反复无常，“我惟坚壁以待，可恃无恐”(《兵部题〈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第751页)。都在强调坚壁清野的重要性。 (144)《监察御史黎光曙奏陈沿海地方实行边禁之法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469页。 (145)《两江总督牛鉴奏陈请饬统兵大员舍水战而备陆战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468页。 (147)《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现筹造战船情形并将式样绘图贴说进呈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86页。 (1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82～383页。 (149)魏源：《夷船入寇记》，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111页。 (150)《著两广总督祁
等将所购洋船拨归水师旗营认真操演妥为存泊等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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