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地球上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生态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科学思想和观点。本文从现实出发，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中的若干重要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在当代的价值。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为当今人类摆脱全球性危机，走出生存的困境，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个基本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谁创造谁，谁依靠谁？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3页。）。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 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8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也说过：“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说：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他“本来就是自然界”，“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67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证了自然界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1页。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界称作“感性的外部世界”，认为它给人类提供了生命活动的外部环境。人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将无法生存。人类自身之外的自然界就是地球环境。
大约在50亿年前，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在地球周围的大气中，并不含有氧气。在经历了大约30亿年漫长的演变之后，由于藻类植物的出现和它的光合作用，地球上才产生了大量的氧气，为高级生命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这之后，地球又经历了长期的演变， 直到200万年前，才出现了原始的人类。可见， 是地球这个大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和自然的这种关系，真可谓是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是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的。环境创造了人类，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也不断地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可以从人体血液的分析中得到最有力的证明。分析结果表明，在人体血液中，除少数几种元素外，竟有几十种元素的百分比含量和地壳岩层有着惊人的相近。这是人类与无生命的矿物间的血缘关系。至于人类与植物的关系则更是密切。据日本学者山本茂法研究发现，植物也有血型，而且与人类的血型是类同的。几年来，他对150种水果、蔬菜和500多种植物的种子进行了化验，结果找到79种植物都有血型反应。其中半数是O型，其余的为A型、B型和AB 型。这就是说，植物的血型与人类的血型是雷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本来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说明，人类与自然界环境之间，通过物质能量的转变，表现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自然对人类来说，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无可替代的生存之本——“地球村”，而且是恩深似海的母亲。那么，人类对自然应取何种态度？人类作为自然之子，必须同母亲亲密相处，否则人类将无法生存；同时，还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和谐相处，因为作为自然界的成员之一的人类，无权去剥夺其他成员的生存权利。一句话，爱护大自然，首先要热爱人类生息繁衍的土地，热爱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热爱地球环境。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认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通过劳动和人周围的自然发生关系的；人类是通过人手以及用手制造出来的工具的使用，在劳动中改造和占有自然的；人类在运用工具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如果过分地榨取自然，必将遭受自然界的惩罚，面临生存环境的危机；人类作为“类存在物”，在改造和占有自然的过程中，又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这个基本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当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严重不和谐的危机，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如何同自然界的另一部份，即“人的周围的自然”实现联系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联系的中介就是劳动，即人类是通过劳动和自然界发生一种物质变换关系的。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体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到他自己的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就是说，人通过劳动不断地改造和支配自然界，从而创造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与此同时，人的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劳动也是人自身的自然力的外化。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优于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标志就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他说，动物也利用外部自然界，“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就是说，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通过生产劳动自觉地利用和支配自然。但是，恩格斯又特别警告人们，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必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人类不要站在自然之外去统治和主宰自然。如果这样做，自然界必然会无情地报复人类。他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恩格斯还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了想获得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这就是说，人们仍然受到自然规律的盲目支配，而不能自觉地利用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还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们受到自然规律的盲目支配的情况。一方面，工业化过程意味着人们对自然力的征服；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受到自然力报复的情况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和深刻。由此可见，恩格斯当时说的“报复”，就是指人类的行为违背生态平衡的自然界发展规律而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今天的事实有力地佐证了恩格斯的重要观点。自然界的恩惠和宽容是有限的。当人类的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时，自然界通过自我调节作用，能恢复原有的自然平衡状态；而一旦人类的行为超出了大自然所能“忍受”的限度，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的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又分析了人与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603页。）。这是独具慧眼的忠言，也是振聋发聩的警示。
人类同自然曾经是和谐的，但是后来这种和谐被破坏，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人们通过考察和研究发现，人类与地球母亲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然和谐的农业时代；二是诸多孩子争夺母乳的工业化阶段；三是自本世纪起进入疯狂的掠夺式的弑母阶段。人类急功近利，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重。今天，当20世纪即将落下帷幕，人们在反思中惊心动魄地发现：本世纪竟然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也是遭到自然对人类严厉“报复”的世纪。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对立或紧张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刻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或对立。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占有自然的过程中，即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又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史与自然史是相互制约的。但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两对矛盾中，人与人的矛盾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曾经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或三个阶段。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方形成普通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这里说的“第二个阶段”是指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系都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越受他们产品的支配，他们越是贫穷。在异化的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人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的手段。劳动的客观条件和劳动相异化、劳动过程本身异化、劳动结果异化和劳动者异化成为渗透社会生产一切领域的“恶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页。）。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欲，不仅使地力枯竭，也使生命力（雇佣劳动力）遭到摧残。正如马克思当时已看到“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9页。）。 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变成了被污染的自然环境，连新鲜空气也“被文明的薰人毒气污染”。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使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物质财富巨大浪费，使本来已有限的自然资源更趋紧张。而自然资源的日趋紧张、短缺，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纷争，甚至爆发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所有的血淋淋的争斗，无非是要争夺已经很短缺的自然资源，而这些“占山为王”者，势必更随意地挥耗自然资源。这不仅损害当代人的利益，更严重的是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断绝后代人的生路。可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不仅仅是横向的——发生于代内人际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纵向的——发生于代际人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在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上更具有重要地位，起主导作用。要实现两种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首先应从调整、改善人与人的关系着手。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同心协力地调整、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当代人类面临的是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区域性的问题。何况，人类与自然不和谐的罪魁就是人类自身。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使得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种种威胁。这种威胁，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性危机。
那么，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隐忧是什么？通常都是指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三大问题。由于破坏森林而招来的水灾和旱灾，由于人口爆炸、耕地锐减而造成的粮食危机以及淡水短缺，由于污染大气而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臭氧层变薄等环境灾难，是自然界对人类在20世纪破坏生态平衡的严厉报复和惩罚，也是21世纪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真正威胁。但是这些只能归为一大隐患：生态失衡。再一大隐患就是核威胁、核战争。本来，掌握核技术，是科技革命的一大胜利。由于19世纪末发现了放射性，在人类历史上才揭开了原子时代的序幕。但是，同任何科技的应用过程一样，核技术的应用过程也表现出两面性：它对人类来说，既是作为正面作用的“生产力”，又是作为负面作用的“破坏力”。不仅如此，核技术还会成为毁灭性的“杀伤力”。就是作为“生产力”来应用的过程，如建立核电站等，也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全世界已发生过七大核污染事件。其中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最为严重，有220 万人居住的地区遭到核污染。据1992年6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数字， 目前世界上每年产生的放射性废料已超过20万立方米，这对人类的安全和健康是极大的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军备竞赛并未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并未结束，核垄断、核威胁仍在进行。而热核战争是不可能有胜利者的，其结局是大家同归于尽。因为目前各国拥有的核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好几次。第三个威胁人类生存的隐忧，就是人们的“环境道德”或“生态伦理”问题，就是人们的精神文明、道德水准的下降和堕落也是当代最危险的灾难。有人认为，在这三大威胁之中，最主要的威胁是这一条。俄国作家格·戈雷申说过：“……如果在考虑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各种问题时不以最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主导思想，如果不仅在对待自然资源的利用，而且在对待文化和人的个性上的生物学立场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准则，那么，即使不发生核战争，人类也会灭亡。”（注：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82页。 ）请看事实：目前，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发达国家消耗的能源占世界总消费量的90%，木材的85%，钢材的72%。发达国家对这些资源的人均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9～12倍。而美国人均消费的煤炭和石油是非洲居民的500倍和1000倍！难怪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黑斯警告说：“如果所有人都这样生活和生产，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需要20个地球”。本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供消费，那就向外伸手。难怪他们对石油产地如此“关心”和“热心”——“送去”那么多的导弹，狂轰乱炸，惨无人道，还说这是“人权”！古人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就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以邻为壑、输出污染，通过种种方式转嫁“环境危机”。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过非法倾倒或“合法出口”等手法，把有毒有害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非洲已成为倾倒这类物质的最大垃圾场。这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1995年非洲国家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1届会议。1996年第52届会议通过一项禁止向发展中国家倾倒有害物质的决议，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投了反对票。
总之，生态失衡、热核战争和精神道德、生态伦理的堕落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隐患，都非常危险，但以后者最为危险。因为后者可以决定前者，它的加剧，将直接导致地球和人类的毁灭。
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提出了人类必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必须协调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学会支配由人们的生产行为而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必须联结“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必须变革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既然全球性的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核战危机、精神道德危机使人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既然我们已经醒悟到这种“集体自杀”性的病情严重；“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我们必须求医问药。其救世良方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在于：在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生态观向人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从而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摆脱危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条线索，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摆正两个位置：“之外”还是“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之一。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英国生物学家、人道主义者朱利安·赫胥黎提出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并以此为书名，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说，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之外”（或之上）。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象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384页。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当今人类之所以面临全球性的危机，固然有种种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看，“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即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我国哲学家金岳霖说：“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对于他们不但人为万物之灵，而且差不多人为万物之主。”他的观点和黑格尔的看法是一致的。黑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西方历史是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论史。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框架就是主客两极化的二元对立。恩格斯指出，这个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路线，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人类中心论”中的反自然的二元对立，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而唯心主义世界观，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就在于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去统治自然，主宰自然，从而导致人类对地球上生态资源的贪婪索取和无情掠夺，结果既破坏了自然界，也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人类要想自救，摆脱生存危机，必须完成人类思维向辩证思维的复归，走出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囹圄，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摆正。由自然界“之外”调正至自然界“之中”，把自己真正当成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生物圈”中的组成成员，人类才会与自然界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才有可能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第二，协调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
这两种生产历来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重大课题。奴隶制社会的出现，是对原始公社制的没有阶级社会的否定。奴隶制社会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种社会大分工、大分裂是进步的，没有这种分工和分裂，社会就不能向前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这里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574页。）。进而引申出另一个重要原理， 即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作者加的。）所以恩格斯主张这两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严重失衡。从恩格斯这一思想中得到的启发是，当今人类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需要协调两种开发：物质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今后，要侧重于人力资源开发。如果说20世纪仍然属于“财富源于物质资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要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时代。开发人力资源就是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有人把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的改善和变更称为不同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人的革命”。所谓“人的革命”就是开发人的潜在能力。人的这种处于休眠状态的潜在能力，一旦从放置状态中解放出来，将成为最大的资源。
第三，预见两个“往后”：即“往后”和“再往后”。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不尊重自然，不以自然规律为指导的人类行为必然会带来对大自然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一旦超出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自然界就会对人类实施一系列的“报复”。恩格斯讲到自然界报复我们的原因的这段文字，在1995年中文第二版中，有了更准确的译文表述，即“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起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其中“第一步”改为“最初”，第二步和第三步改为“往后和再往后”，这就更准确地表达了恩格斯原文的本意。恩格斯就是从人对自然的认识的相对有限、难于预料“往后和再往后”的结果这一点中去寻找自然界“报复”的原因的。恩格斯对自然界“报复”的这种见解，从今天生态学的观点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比如：现在的大规模开发在没有充分考虑到对地域的生态系统造成怎样的影响的情况下就上马，结果引起了自然生态的破坏，就是明证。远的不说，就以埃及建造成著名的阿斯旺水坝为例。他们建筑水坝的本意是争取工业化和农业开发，可是结果却使农业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以前定期的洪水泛滥而带来的土地肥沃化没有了，数千年来尼罗河流域的谷仓地带不得不因为严重盐碱的灾害而苦恼。就自然界开发来说，为了不引起自然界的报复，不能只考虑“最近的直接的有益效果”，必须充分考虑“往后和再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尽管考虑充分，由于人的认识有限，也有可能发生无法预料到的后果。这就是建立环境评价制度的必要性。怎样才能预见到“往后和再往后”的影响呢？那就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而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第四，联结两个主义：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也就是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要实现这种结合与统一，仅仅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不够的，而且仅仅实现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人与自然界联结起来，相互交融，实现和谐共生。怎么联结？马克思认为依靠劳动，即人类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生产劳动。这种生产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的中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来把握。人的生活，就是通过生产劳动过个中介，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一方面“获得自然”的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产品），另一方面又把消费中不需要的废弃物返回自然，前者是“社会的同化”，后者是“社会的异化”。生产生活过程就是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也是自然循环过程。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需要强调的是，劳动不只是人与自然间的中介，它更具有调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趋向合理发展、良性循环的作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整”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之上，实现良好的自然循环。排除对这个自然循环的“扰乱”和“破坏”。问题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当今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下，对人有害、短期内又难以被自然界通过物质变换来解体的废弃物（如放射性废弃物、化学物质等）被大量地排给了自然界，扰乱和破坏了自然循环，既损害了自然界，也损害了人类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的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必须排除这种扰乱和破坏，在良性自然循环基础上，通过生产劳动，使自然得以变革，被人化，被纳入人的社会，使自然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称“自然界的人本主义”、“自然界的人道主义”；同时，以劳动为中介，使人真正体现出自己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即“人的自然主义”、“人的自然的本质”。要实现这种境界，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指共产主义社会——作者注）的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58页。 ）又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57页。）
第五，实现两个“提升”：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又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使人成为“自由人”。
人是生物圈中的成员之一，人是从动物中演化而来的，人猿同祖。人来源于动物，又高于动物。高在哪里？其本质区别何在？是劳动，是制造工具的劳动。动物也有劳动，如采集果实，利用石块敲打等等。“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这是人类与动物在劳动上的本质区别之一。区别之二，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人类的劳动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活动。而动物的本能活动，对自己的作用是无意识的，盲目的。恩格斯说，动物的这种盲目作用表现在“滥用资源”，“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狼不象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人的劳动高明之处在于“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恩格斯也不否认，动物也具有从事有计划的有意识的行动的能力。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一个提升，即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过程。但是，这里指的动物还是指狭义的动物，即除人以外的其余的动物，当然，这里的提升也还是狭义的提升，就是说，这时的人类还仅仅是狭义上的脱离动物界。广义上的提升是指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界中提升出来，这样人类才算最终脱离动物界。这也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这时的人类不仅要处理好自然环境，还要处理好社会环境，而后者要比前者困难得多。“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本来，人类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 就愈能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愈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非常大的出入，……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458页。 ）这里说的“社会”是指“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这里的情景是，生产有了迅猛增长，但是“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458页。 ）英国人达尔文发现的存在于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这类生存规律，在这里有着充分的体现，这是他“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无政府状态，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或者叫做“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页。）在人类没有成为社会结合的主人之前，也不可能有计划地调节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就不可能消除。当前，全球性危机，说到底是资本主义剥削性、对抗性和扩张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恩格斯说：“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了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指认识自然界规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二个“提升”：“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实现这两个提升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呢？恩格斯认为，这就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情景，在那里，生存斗争停止了。人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只有这时，人类才能实现是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理想的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以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0页。），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 实现人与人的和睦共处。人类不仅能在“地球村”内安全健康地生存、发展而且还能繁衍生息、天长地久。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尽管这些思想散见于他们各个时期各类著作中，但是他们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这是对他们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证两个必然性的重大补充。全球性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剥削性、对抗性和扩张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即资本的贪婪不仅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已经愈来愈严重地损害全人类的利益。因此，变革资本主义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类成员的共同目标。全球问题的解决，人类美好未来的创造，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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