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时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家论文,科学论文,责任论文,社会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大科学的时代，科学与社会复杂的互作导致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而且二者正呈现出加速深化的态势。一方面，科学日益社会化，科学活动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昂贵的仪器设备、大型的科研院所和实验室，以及组织化了的以科学为职业的庞大的研究队伍和共同体；另一方面，社会日益科学化，已具备了一定的机制使科学发现从其出现到实际应用的周期日益缩短，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为现代社会不断产生新的产业，这不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慷慨回报了社会的投入，而且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乃至人的发展。从“科学—技术一体化”到“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科学的烙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着科学的支配。这样，发展科学也就自然在各国都成为国家行为。“事实上，二次大战以来，科学——或者更精确讲是科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所有国家都极为关注的政治因素，正是因为使用科学资源的能力现在已经明显地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到处都在制订科学政策和建立相应的国家机构。研究组织趋向于越来越集中，变得完全置于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1]
这种状况深深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进程和科学家的行为特征。从科学研究的动机、科学问题的确立、科研课题的选择、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进行，到科学假说的提出、科学理论的形成和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再到科学理论的评价和科学成果的应用等等，每一个环节都负载着价值。“科学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理想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使“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或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纯科学”这一概念已被相对于应用科学的“基础科学”所代替，科学研究概念也被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在内的R&D所代替，纯科学早已不足以代表科学的整体。在科学已大规模地介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之中时，科学家就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而且也扮演着社会共同体的角色。在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中写到：“科学家由于他们具有专门的知识，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由于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责任。”[2 ]这就要求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应自觉承担起应有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1 把握研究方向，使科学造福人类的责任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一点就是把握好自己的研究方向，使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成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科学知识的滥用可能会产生势不可挡的灾难性后果，有的已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本身。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事业，同人类的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应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促进人类的发展作为终极的目标。科学绝不仅仅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求善”的过程。著名科学家杨振宁说，科学研究“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的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3]。因此， 科学家的精神气质和伦理规范就不仅仅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合理的怀疑性和独创性等，也不仅仅是谦虚、理性精神、感情中立、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和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等，而且还应包括一项重要的内容：有责任性——有责任地思考、预测、评估其所产生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正如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在第十次帕格沃什会议上发言时指出：随着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日益增大，“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也就越来越大了。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物理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的成果究竟对人类有用、还是有害漠不关心。也不能对科学应用的后果究竟使人民境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一种玩世不恭”[4]。
2 参与科学决策，影响政府行为的责任
当代科学家不仅要对科学知识及其应用承担责任，而且还应对科学体制和社会政治承担责任。传统认为，科学家只应埋头于实验室，不必为社会政治问题而操劳费心。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当代大科学对人类的社会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得许多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在内，都注意到，科学家的作用不仅限于各自的科学专业领域，而且应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不同意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曾语重心长地对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学生说：“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能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5]。1949年，他还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社会主义》的论文，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有必要记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以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为条件：考虑到影响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够防止官僚的权力无限膨胀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如何保护个人的权利以及如何确保利用民主力量与官僚的权力相抗衡？”[6]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不能不由衷地敬佩这位科学巨人高度的政治敏锐度和洞察力。实际上，在二战前后，许多科学家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对各国政府政策的形成和政治首脑们的决策产生了实际的作用，影响了社会政治的进程。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在社会政治中的功能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3 普及科学知识，唤醒民众参与科学的责任
在今天这样的大科学时代，虽然科学与社会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研究本身依然是一项很孤单的事业。我们这样说，不仅仅是指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指科学家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现实中可以经常看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彼此的联系不多，而与非科研人员的联系就更少。这与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是不相符合的。对很多科学家而言，他首先关注的是他的科研课题是否立项，是否能够得到“恩主”的资助和奖励，科研成果是否标新立异，是否站到专业的前沿，能否得到同行的认可和赞扬等，而却很少考虑到这一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广大公众的态度：他们是否明白你的研究指向，他们是否理解你的研究动因，他们又是否懂得你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等等。要知道，公众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因素，他们的支持意味着何等强大的动力，而他们的反对又体现着何等强大的阻碍。在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代表们一致认为，科学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使其了解科学的破坏性和创造性潜力，《维也纳宣言》明确指出：“我们认为，致力于民众的教育是所有国家的科学家的一个责任，要向民众传播对于由科学空前的增长所带来的危险和潜力的广泛理解。我们呼吁，我们的同行们都来致力于这一努力，通过对成年人的启蒙和对未来一代人的教育，特别是教育应当强调一切形式的人类关系的改造，应该取消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颂扬。”[7 ]著名科学家拉宾诺维奇也说：“只有公众了解核子学的发展隐含着可能的灾难，必要的道德发展才能防止滥用核能，因此公众就会给予要求防止危险的决定以支持。”[8]历史上， 正是由于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与广大公众的隔绝而没有形成广大民众支持的社会道义的力量，才使得原子科学家反对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斗争的失败几乎成为必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拉宾诺维奇战后为教育公众做了许多工作，包括编辑著名的《原子科学家通报》。现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家和广大公众的隔绝，使科学家的正当呼声得不到民众的响应，有时甚至形成敌对（当部分科学家对技术的滥用或负面效应不愿承担责任的时候）”[9]，实际上，这也是影响科学家对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虽然中国不乏“科学传统”，“赛先生”也请进来了近百年，但中国的科学文化远未能成为大众的文化，科学理性在大众中的极端匮乏仍是当前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前“法轮功”的迅速泛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对我们的最大警示。科学家必须认识到，科学的宗旨就是造福民众，而反过来民众也是发展科学之本，缺乏民众的支持，顺利发展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向公众普及科学不仅是科学家的传统和责任，更是发展科学所必须的活动。因此，在新世纪，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程中，中国当代科学工作者的重大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唤醒公众的科技意识，全面推进科学文化。通过科学普及，尽可能地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形成弘扬科学精神，遵循科学方法，参与科技实践，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社会氛围；树立科技创新意识、成果应用意识、科技先导意识、尊师重教意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动员民众参与各种类型的科技活动。
4 加强与新闻界合作，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
在科学家、政府与公众之间，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成分——新闻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媒体使用的广泛性和传播速度的瞬间化以及传媒业的飞速发展，使新闻界在影响科学家的活动、政府的行为以及公众的态度上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伦理上讲，科学界的责任是讲述自己所知道的、特别是后果之类的事情；新闻界的责任是不使用修辞手法地原本转述事实的真相；科学界和新闻界应良好合作，以影响政府的行为，引导公众的舆论和态度，并发挥科学普及的作用。以克隆研究为例，“克隆羊”诞生后，全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述，其中不乏失实和夸张的成分。结果，使公众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对克隆技术本身及其作用的理解上，而更多地关注到所谓的“克隆人”问题。可以想见，这对克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多莉风暴”留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在科学发展和科学普及中应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地位和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作用。陈敏章指出，国内外对“克隆人”的议论沸沸扬扬，主要是对克隆的含义不理解。要利用这个好机会加强宣传，使大家知道克隆、基因是怎么回事，真正理解克隆对自然界、对生物学的正面效益，而不要过多地渲染“克隆人”等问题[10]。事实上，大力普及有关克隆的知识，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克隆的概念，公众才会更好地支持包括克隆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实已经表明，大科学时代也正是“公众科学时代”，社会各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应为适应这一变化做一些准备。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当然也应担负起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正确影响和引导公众思想和社会舆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
5 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的责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昌盛的时代。科学带给我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富裕，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情感方式的变革。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伪科学也同样盛行，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和人类文化的衰退。应该看到，伪科学的流行有其社会土壤，在其传播过程中，权威效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地位较高的或特殊的权威者的意见比一般人的意见更容易成为群体的集体规范与见解，伪科学往往会利用他们来支撑门面、挡驾庇护和达到传播效果。科学家在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权威，较易被伪科学所利用。因此，科学家要特别注意提高自己识别真伪科学的能力，防止被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所利用。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产生了众多的学科，并且知识更新的速度愈来愈快，一位科学家往往只在他所从事的和熟悉的范围内是专家，对其他领域可能知之不多，甚至是小学生乃至“科盲”。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常会把信赖科学同信赖科学家等同起来，在有关科学的是非面前，常常听从科学家的意见，由科学家来裁决，而科学家在对自己不太熟悉的事情或领域进行表态时，就极易被伪科学所利用。因此，科学家也要对自己进行科学普及，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尤其是注意弘扬科学精神，因为伪科学的传播和泛滥与违背科学精神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接受科学观念，具备科学精神，远比了解科学知识本身困难得多。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中所遵从的精神价值和道德规范，包括理性信念、普遍主义、有组织的怀疑精神和感情中立原则等，它通过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道德体现出严肃认真、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敢于实践、独立思考、尊重证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科学的完整内涵。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不仅缔造了科学本身，而且为人类提供了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手段。可以说，科学精神的迷失是伪科学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由于公众和科学界对科学精神缺乏深入的认识，使那些明显违背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伪科学活动没能受到应有的抵制。
6 重视科学教育，确保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当科学家在某一领域取得公认的科学成就后，就有责任和义务把其纳入到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中去，通过课堂讲授或编入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向受教育者——他们可能就是未来的科学家——传授。这既是科学知识传播和扩展的需要，也是培养科学人才，确保科学研究后继有人和科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他们不仅自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都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培养了大批新一代科学家。据统计，J.汤姆逊和费米的学生中各有6人获得诺贝尔奖金，玻尔的学生中有7人获奖，有11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受过卢瑟福的教导。 美国在1901—1972年间的92位获奖者中，有48人其老师也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一些科学家编写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对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卡文迪许和P.G.泰特合著的《自然哲学基础》、马赫的《发展中的力学》、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物理学的进化》等。这些科学大师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造就伟大科学家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对科学教育重视是确保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应是科学家应尽的重要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