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微观论文,经济学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5)05-0022-06
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来源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一书，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概念 建立起宏观经济学体系，来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问题。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 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其要点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由投资与消费 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 退。然而，凯恩斯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 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 。所以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以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前提的“微观”基础，寻求宏 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问题也由此而来。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早已不满意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阿 罗(Arrow)把新古典价格理论无法解决像失业这样的宏观经济现象，称作是“重大丑事 ”。[1]卢卡斯和萨金特认为，凯恩斯主义由于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而出现根本性的缺 陷。[2]不难理解为什么缺乏统一性会困扰经济学家，因为，在任何一门学科中，片断 的解释无法令人满意，并且有理由称这种解释是特殊的。宏观经济学家对消除微观与宏 观之间距离的要求是强烈的，而追求微观基础就成为宏观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因。[3]
新古典的经济学家大都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构造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然而 ，利用瓦尔拉斯的拍卖人概念，市场操作经常被人格化了，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无 法使用基于这种理想的协调概念所形成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失业等宏观问题。从凯 恩斯革命开始的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也都是这两个相反力量斗争的历史：要求一 个微观基础，并认识到用现有的微观理论来研究宏观问题是不适宜的。因此，寻找宏观 经济学微观基础仍旧是经济学科的重要命题之一。
二、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理论
现在位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以新古典为主要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理论。该理论 的主要观点仍旧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从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是以此而建立的 。但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是错误的。
1.新古典的四个命题
1972年，哈考特把50-60年代资本争论所针对的新古典命题归纳为以下四点：“(1)更 低的利润率与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密度相联系；(2)更低的利润率与更高的资本 产出比率相联系；(3)更低的利润率(通过投资用于更机械或更迂回的生产方法)和更高 的持续稳定的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4)在竞争条件下，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能 够用所知道的边际产品和要素供给来解释。”[4]上述四个命题被认为符合由斯蒂格勒( 1941年)所表述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论的核心。随着利息率的变化，人们会选择不同的 技术。因此技术的选择与利息率的变化存在着单调关系，利息率越高则选择劳动密集型 技术，反之则选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而厂商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做出决策。
上述命题表明，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 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 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 出最优解。但问题是，这些关于资源配置的命题能否用于总量经济的研究问题上，即能 否用于宏观经济学所要解释的经济增长与波动，以及用于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数据与变 量中。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定理，而创 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 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 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广泛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Y = f(K，L)，并把它作为所有统计数据的基础，宏观经济变量如GDP、资本投入、劳动 、工资、利润、利息等也都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在20世纪50-60年代由罗宾逊和 斯拉法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中，当新古典学派试图解释总量生产函数时遇到了逻辑悖论 ，即新古典理论只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有效，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或者说无法在异 质品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来保持新古典理论生产函数和收入分配的命题。
2.新古典生产函数加总的两种方法
新古典加总异质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相对价格加总，即选取一种商品作为价 格标准，其他商品按照这一商品的价格进行折算，然后再相加；另一种方法是收益现值 法。1953年琼·罗宾逊在她所写的论文《总量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中提到资本K是如 何得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各种资本品是异质的，如何能把它加总成一个总量，这种加总 问题也是剑桥资本争论的核心问题。由于劳动时间或劳动人数被作为衡量劳动的单位， 所以劳动可以被认为是同质的。但资本就无法按照同质品划分了。在新古典理论中，储 蓄是放弃现在的消费，这些用来储蓄的资本在未来就可以带来收益。但是各种不同质的 资本品所带来的收益都不相等，因此也就无法进行加总。现实中的资本虽然用收益现值 法(K = R/i)进行加总，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资本的数量，就必须 知道利息率i，才能用公式K = R/i来计算资本数量，但利息率的大小取决于资本的数量 ，因此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推论。
三、凯恩斯经济学及其革命的倒转
1956年，索洛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 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 这一结论完全排除了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 资本被作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 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符号，即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来解释国民收 入核算体系中的宏观变量。基于总量生产函数，主流经济学则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 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 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1956年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和克洛尔1965年发表的 《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20世 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把 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均衡和索洛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凯恩斯革命完全被倒转 了。
然而，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 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资本加总”问题，以斯拉 法的著作为导火线所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矛盾，这种纯理论的争论 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即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解释。1958年，卡尔多所提出的程 式化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统计资料显示其长期的稳定性， 即所有的宏观变量在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状态。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试图用 中性的技术进步来解释这些事实，而这种解释显然不能与经验相吻合，因为技术进步是 随着时间加速的。再来看不同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加的“加总”问题。可以说，不论 技术发明是计算机和航天飞机或摇滚音乐，它们都将与面包加总在一起，作为一个价值 量并与程式化的事实相一致。结论是明显的，即这些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 解释，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不仅不能解释技术进步，而且这些由货币量值计量的程式化事 实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只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对于现实中的国民收入核 算体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加总不同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凯恩斯在《货币论》 和《通论》中都提出了异质品的加总问题，表明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统计的总量并不是实 物的测量。凯恩斯把斯密的“工资单位”和货币工资作为这些总量的基础，但这种工资 总量方法无法解释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
四、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
在价值、分配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学” ，其核心是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马克思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 降的分析，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性质，而其关于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的分 析正是构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马克思批评了斯密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直接生产物 质产品的劳动，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加总来自于“雇佣劳动”，即无论这种劳 动是物质生产领域、还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只要是被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即是为资本 家的货币资本预付的生产，其目的只在于获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这表明在资本主 义经济中，并不是斯密所论述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正是这种资本主义 经济关系使得异质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 对生产劳动的这种定义正是我们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基础。更进一步，马 克思明确表明了这种价值总量的计量与货币的关系。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人们社会 关系的集中体现被用作一般价值尺度，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量值成为资本家进行 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获取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剩余价值。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 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正是来自于这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计 量，即只要在这些程式化事实中加入利润率，将得到唯一的稳定状态增长模型。
宏观经济波动正是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决定的稳定的利润率进行的。由 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则共同构成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其稳定性和 围绕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来自于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对货币供给的 制约。资本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资本与货币 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所有的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指 标，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货币经济的运行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 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决定所有宏观统计变量的，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金融 体系，而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
当我们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完全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 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将直接联系 到目前国民收入核算。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和以此为基础所建立 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正适合于目前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 运行与经济波动的分析，它完全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 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 解释，而以社会关系的价值分配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为研究这 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 的商品实现问题，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 为了利润。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可以把这一点与马克思讨论资本积累时 所使用的一个基本假设联系起来。这个假设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 蓄，而这种储蓄完全是以不变资本的价值量来表示的，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存量 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储蓄。这种资本积累的分析更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函数的性 质，即这种“消费函数”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完全无关，而只是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动 机。在这种消费函数的假设下，马克思利用价值形式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平衡问题。马 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而这一问题可以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 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 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二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 本品部门(第一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是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 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在扩 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 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把这种价值模型转化为价格模型，讨论了随着资本积 累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问题。不同于李嘉图从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是无关的，而纯粹产生于价值计算的 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即随着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收入流量中的剩余价值 量不变时，或者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就将导致利润率的下 降，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矛盾。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 最早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来讨论经济周期问题，即也是最早系统地采用两个部 门模型讨论经济波动问题的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利润率下降问题是 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是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 真正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假设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工人的工 资将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所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所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 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则可以得到利润率。假设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的利润率， 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资本存量)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 持稳定的比例，以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而当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将导致利润率 的下降。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完全无关，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价值与 剩余价值的计量。
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 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 利润下降。卡莱茨基使用马克思经济学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而且更 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 和收入分配。1942年，罗宾逊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了其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 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 为基础的剑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 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条件。[5]罗宾逊的模型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推导出 来，即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加入资本积累，其稳定状态的条件是，不变资本与 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保持稳定的比率。但是，罗宾逊和其他新剑桥经济学家并没有能把 新剑桥增长模型应用于现实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依然不能摆脱国民收入核算体 系的宏观变量是表示实物产出和受技术变动影响的传统观念。换句话说，新剑桥学派的 增长和收入分配理论依然缺少价值理论的基础。
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在明确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 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的价值总量的计量、分配和各个总量之间关 系的理论，并用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马克思的价值 分配理论所阐述的这些以价值表示的总量，正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所 表示的宏观统计变量，而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些总量之间的关系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 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运行的规律。而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则把目 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作为实物生产的投入—产出 指标而依附于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这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因为这些统计 变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只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此，马克思经济学是一 种逻辑一致的、并能够与实际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相符合的理论，而新古典理论则只是 一般的技术关系的分析而不能表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问 题的解释带有着根本性的错误。因此，在马克思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 寻找微观基础问题的一个思路。
五、加总：寻求微观基础的一种出路
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而言，这里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资本品也只是其实物单位 而根本就不需要价值单位来进行计量，更不需要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且，在瓦尔拉斯 一般均衡模型中也决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其它宏观变量。 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是因为现实的国民收入 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正是这些总量，统一的利润率也是现实竞争中的规律。新古典经济 学家为了解释这些现实，就直接把微观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分析完全套用在这 些宏观总量上，而这些宏观总量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由此导致了严重的 逻辑矛盾。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不仅异质的资本品不能加总，异质的消费品也不能加总 为一个同质的总量来表明实物产出的变动。目前人们熟知的反映实物产出变动的实际
GDP指标只是新古典理论创造的教条或神话，这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GDP及其它宏观经济 变量与生产函数或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正是由于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 利润率，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构成将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 “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其比例于投入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 系，利润率的变动将使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总量发生变动。
这里，我们把寻找微观基础的问题归结为微观加总到宏观总量的问题。加总理论包括 自己的利息率和名义量值的总量生产函数。以自己的利息率概念进行加总，将为异质资 本品的加总提供一个科学的方法，从而构成货币量值生产函数对资本进行加总的基础。
1.自己的利息率——凯恩斯的加总方法
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都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加总问题进行了分析，表明 只有采用同质的工资单位和货币单位才能进行加总。斯拉法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 出了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own-rates of interest)这一概念，凯恩斯由此得到启发， 在《通论》中专设了一章(第17章)来讨论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以作为他的宏观经济学 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凯恩斯还是斯拉法，都没有用自己的利息率或 统一的利润率来表明加总问题，而这一问题对于资本理论争论的逻辑至关重要。
假设有两种产品，一种是小麦，另一种是燕麦，它们都可以用于资本品(如种子)和用 于消费，用于资本品时的技术关系由新古典生产函数所决定，但两种产品在同一时间中 带来的边际产品或边际生产率是不同的。这样，两种产品在一定的时间中的各自的利息 率或“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给定人们对两种产品消费的时间偏好，这两种产品用 作资本品的时际均衡模型将被获得。但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利息率，因为小麦 和燕麦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在这一模型中，因为各种资本品不是同质的或不存在各种资 本品的资本化价格，从而不能使用一个价值单位来计量而获得总量。
为了得到总量，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比如可 以把小麦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然后用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去贴现燕麦的收 益率，从而获得燕麦的“资本化的价格”。这样，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 格，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且可以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如 可以通过小麦和燕麦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使燕麦与小麦的收益率均等，或者使燕麦的收益 率等于小麦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例如，小麦和燕麦的自己的利息率分别为5%、10% ，那么，可以通过使燕麦的价格为小麦的50%，则按小麦价格计算的燕麦的收益率就将 与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相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燕麦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 息率，从而当小麦的价格是燕麦的两倍时，它们的收益率是均等的。
任何一种商品都存在自己的利息率，然而，用什么作为衡量其他物品利息率的标准呢? 凯恩斯认为，由于货币本身的利率不容易下降，而且要有新的资本产生，其边际效率必 须达到本身利率的最大，所以货币的利息率应该是“利率之王”，可以成为“支配其他 利率”的利率。[6]凯恩斯的货币自己的利息率的特性联系到货币的性质，即在货币经 济中，所有的契约都是用货币来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工资单位，这使得货币和货币 利息率成为计量单位，货币的灵活偏好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当工资单位和其它资产的价 值变动时，只有作为计量单位的货币的价值不变，从而也只有货币能够充当交易媒介的 手段时，这种货币作为一般的计量单位和交易媒介才与货币契约、特别是工资契约联系 在一起的。因此，货币的流动偏好并不是依赖于不确定性、技术和心理因素，而在根本 上是依赖于货币经济制度。
2.货币量值的总量生产函数
为了得到产出和价格，我们需要一种“虚构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我们所要采用的 生产函数与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生产函数是相同的或类似的。之所以称之为“虚 构的生产函数”，是因为我们对这种生产函数的解释与主流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一方 面，这种生产函数虽然区分了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但它并不代表真的实物产出的统计 ，而是货币量值的加总。但它依然能够表示出价格水平，因为我们需要与目前的国民收 入核算统计相对应的理论表述，而且这种表述方式也容易表明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以 及表明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复杂争论。另一方面，这里用货币表示的实物量值所要表明的 依然是货币成本与利润的关系，物价水平的变动也在于这种关系。
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Y = f(K，L)是需要解释的。在现实中，公式中的实际收入 Y和资本K只是货币量值而不是实物数量。劳动L是实物量或生产要素，但企业所投入的 并不是劳动，而是货币工资，虽然劳动数量或就业影响产出，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所 考虑的，只是货币工资成本。与生产函数相对应的是货币数量论公式MV = PY，当货币 总产出得到后即可得到物价水平。但总产出是采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或总产出的计算和 意义就在于存在工资单位。这样，我们把生产函数改写为：
Y = aK + Lw
这样，就得到了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其中，a为系数，表示折旧和利息成本，K为总 的资本存量价值，w为工资率。在微观上，这一生产函数可以变为Y = ak + Lw，这里的 k表示单个企业的资本存量价值。由于企业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组成的，因此这个 生产函数可以看为企业的成本函数。社会总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是单个企业的加总， 其加总的基础即货币值。
收稿日期：2005-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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