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阐明了美好生活的基本属性，即美好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政治、社会等非物质领域生活的统一，劳动与生活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统一。以此为观照，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活困境，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化、非物质生活的异化、劳动与生活的分离、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马克思美好生活思想的历史起点。在逻辑与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进行了设想：在实现路径上，美好生活指向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制度保障上，美好生活依赖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价值引领上，美好生活旨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不仅完成了美好生活思想的理论范式重建，而且为人类创设美好生活指明了实践方向。
关键词美好生活 现实的人 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庄严宣告。五年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直接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已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词，也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的目标。那么，什么是美好生活？为什么人类长期以来都未能真正实现美好生活？我们又当怎样创设美好生活？这些无疑是我们通往美好生活之路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围绕这些话题进行过讨论，但是，如何进一步将这些问题置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进行审视和考察，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经典文本中蕴含着有关美好生活的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其他思想家不同，马克思选择在现实的人的生产生活的世俗基础上讨论美好生活问题，并从生产方式的根本维度审视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与寻求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不仅在理论上完成了美好生活观的范式重建，而且在实践上为人类创设美好生活指明了科学的方向和道路。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充分挖掘马克思关于美好生活的思想，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美好生活的论述，也可以为我们创设美好生活提供重要的思想工具和价值引领。
马克思美好生活思想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
什么是美好生活？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很少能够对此做出科学完整的回答，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致使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讨论不是陷入唯心主义就是陷入庸俗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讨论美好生活问题。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①。现实的人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美好生活思想的逻辑起点，它为马克思批判人类思想史上形形色色的美好生活观，科学揭示美好生活的内在规定和基本特征确立了理论坐标。
其一，现实的人是生命有机体，首先必须解决肉体组织的生存和享受问题，因此，富裕的物质生活构成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性之维。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②。历史上不少理性论者却忽视了人类生活的这一基本向度，把美好生活或幸福生活仅仅理解为“沉思的生活”“德性的生活”等。理性论者离开人的感性存在这一基本前提，在抽象的德性或理性层面讨论美好生活，等于把现实的人抽象化为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精神存在物。这固然会使人具有神性的光芒，却也因此把美好生活抽象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生活。没有生存烦恼的统治阶级固然可以对此高谈阔论，而穷苦大众清楚地知道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滋味是不能通过抽象的精神生活得以消除的。恩格斯曾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③因此，美好生活首先必须是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在质和量上有充分保证的生活。
皮雕画风格。制作蒙古皮雕画也是要经过几个步骤，包括选皮、选图案、描摹图案，再到雕刻刀线，然后调色，反复上色等多道工序。相较于美式唐草纹，蒙古皮雕在印花工具上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多复杂特定的印花工具。只是上色工序相当复杂，颜色丰富，色彩艳丽。
其二，现实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是立体的、多维的，人的本质及人的生活理应也是丰富而全面的。因此，美好生活应是富裕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统一，这才与现实的人的丰富本质相契合。然而，历史上的感性论者单从物欲的满足和感性的快乐去理解美好生活，显然严重背离了人的超越性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④。由肉体组织所决定的感性需要不论在形式上如何精致，本质上仍属自然需要。而人类的文明化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则取决于人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人的自然规定。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美好生活的自然基础。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利润导向之下，一切自然物都被置于工具理性下被看待、理解和使用，过去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也随之转化为对自然的支配与奴役。更有甚者，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必然导致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这又会引发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必须想方设法在终端被消费掉，唯有如此资本才能赢利。资本家为此就会通过各种手段诱使消费者去消费对他们而言未必真正需要的商品，各种虚假需求由此产生，结果必然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和大量的生活垃圾；另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必然造成对各种资源能源的无节制开采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工业垃圾。这些必然引发水土、空气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总之，“资本按其本性是反生态的”，其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态安全，抽离了美好生活的自然基础。
其四，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与生活的统一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其应然形态而言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克服外在必然性的“自我实现”，是“实在的自由”，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⑦。因此，美好生活不是外在于劳动的消极享受，而是体现在积极的创造性的劳动之中。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⑧。只是在阶级社会中，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等的历史形式下，劳动才表现为令人厌恶的事情，不劳动才意味着自由和幸福。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也因此都是在生产劳动之外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领域谈论美好生活，只有到了近代，劳动才因是财富的源泉而被重视，但也仅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被人重视。黑格尔虽然看到了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内在关联，但也只是指抽象的精神劳动。在他们看来，物质生产是粗糙的，唯有生产之外的生活才是雅致的。
其五，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时，“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⑨。因此，个体的美好生活与群体的美好社会总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然而，历史上的个体本位论者从个体享受和自我实现的视角理解美好生活，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把他人和社会当作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忘记了：“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⑩。相反，群体本位论者则将社会和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忽视个体幸福的正当性。黑格尔就认为：“对于世界生存的伟大目的，就不应当要求个人的快乐，或者个人的幸福和幸福的环境，而更应该在世界目的之下要求它促成各种善良公正的目的的实现和获得保障”。如此一来，共同体成了具有特殊目的的神秘存在，而个体却沦为抽象共同体的工具。所以，不论是为了个体的美好生活而牺牲群体利益，或者为了抽象的共同体的善而牺牲个体美好生活的正当性，都是片面的。
综上可见，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基点，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历史发展规律，逻辑地揭示了美好生活的基本属性。以现实的人为立足点，就不会把人的美好生活寄望于抽象的理性王国和宗教的极乐世界，也不会单纯从个体内在的修身养性、明心见性、坐忘心斋、自我觉悟中去追求美好生活，而是主张通过变革现存世界去创造尘世的幸福，在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体验美好生活。
马克思美好生活思想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与现代人的生活困境
其次，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应该是自由的生活。自由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然而，历史上或者由于低水平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不得不受制于自然界的各种自发性力量的奴役，或者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不得不忍受阶级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对自由的向往始终只是向往。即使资本主义通过政治解放实现了抽象法权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本质上也没有超出资本“买卖自由”的范围，因为雇佣劳动制在本质上是强制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合理社会关系的解除，人才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化。众所周知，在内在的价值驱动和外在的竞争压力下，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然而，一方面，雇佣劳动制使得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的机制下，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广大工人群众日益贫困化。另一方面，对于少数资本家而言，巨额财富也未必带来美好生活。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是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在拜物教逻辑的支配下，财富被理解为片面的占有和拥有，而不是使用和享受。本应供人享用的财富异化为目的本身了，使得人的物质生活被抽象化为货币的积累。
你希望凡事都能自己去自由选择和行动。然而，你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有时甚至会使人怀疑自己的理智程度，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爱情问题上。你的情感与想象密切相关，你不但喜欢现实中的人，而且也喜欢从幻觉中走出来的人。实际上，你的心常常停滞在爱情上，尤其当金星或月亮处在生辰天宫图中时。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非物质领域的生活全面异化。美好生活在其应然形态上应与人的全面而丰富的本质相契合，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应有丰富的非物质生活。但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表面上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本质上都同质化了：(1)精神生活全面物化。在利润的驱使下，精神文化产品一味迎合人的感性的娱乐化需求，使得本为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日益陷入本能化、生理化的泥淖，沦为资本逐利的战场。(2)政治生活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逻辑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无法摆脱市民社会之特殊利益法则的操控，只不过是把过去的封建特权转变为金钱的特权，“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民主政治”成为“钱主政治”的遮羞布。(3)社会生活的利益化。以社会交往为主题的社会生活在资本逻辑的渗透下，日益被同质化为商品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甚至连最温情的家庭关系都被同化了。(4)日常生活的受控化。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权力布控是通过控制人的日常消费实现的。资本家为了刺激消费、化解供需之间的矛盾，“一切想得出来的可以掏走我们腰包里的每一分钱的花招都被贪婪地使用了”。他们通过打造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形塑消费理念、刺激消费欲望、制造“虚假需求”。只要我们稍加关注诸如两性、明星、娱乐、旅行、美食、购物、化妆、健身等日常生活的诸方面就会发现，资本的狡计无处不在。概言之，在资本的物化逻辑支配下，整个社会“把粗陋的物质捧上宝座，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
麻辣牛肉丁的制作工艺流程：原料肉的选择和处理→整理分割→腌制→预煮→复煮→切丁→油炸干制→拌料→冷却包装→成品。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劳动与生活相对立。生产劳动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体现，是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然而，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对大多数人而言，劳动与生活始终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最极致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马克思对此曾有过深刻的论述：首先，工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是异己的关系，资本化的劳动产品成为一种与他相异并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其次，劳动行为成为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的过程，以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再次，如此一来，本为自由自觉自愿的生命活动异化为单纯的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夺去了人的真正的类生活，动物的东西(吃、喝、生殖等)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劳动)成为动物的东西，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其结果便是人同人相异化，因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表现和实现，人同自身相对立，必然也同他人对立。异化劳动意味着人在大部分时间中都处于某种“非人”的状态，这使人类的美好生活在根本上变得不可能。
其三，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归根结底依赖于外部的自然条件，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前提性要求。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无法脱离空气、阳光、土壤、水等自然条件而存在。人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受自然界限定，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同样与自然界相关联。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还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⑤。同时，人虽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但和动物一样，也是被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不管科学技术和工业如何发达，“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曾告诫我们：“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⑥。因此，没有美好生态，美好生活将无从谈起。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制度形式与活动方式的勾勒，是建立在共同活动与合作生产基础上，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组织形态”。这是与传统阶级社会截然不同的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自由人的联合体扬弃了此前“物的依赖性”的异化处境：“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并在此基础上使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满足。其次，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因为消灭了个体与群体两级对立的私有制根源，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高度融合。“联合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不再是先前压制个性的虚假共同体，而是在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基础上的自由联合；自由人是联合体中的自由人，因为只有在联合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最后，在个人自身的发展层面，自由人的联合体由于消灭了劳动异化，实现了生产与生活的统一，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也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和畸形化的分工，人不再受制于“特殊的活动范围”，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既是自由的前提，也是自由的实现；还由于自由时间的增加使“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可能，个人可以在科学、艺术等领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自由个性”。总而言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真正的自由王国”，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个体与社会处于对立状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个人与共同体具有天然的离散倾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斩断了传统社会维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血缘(宗族)、地缘(领地)和业缘(行会)的脐带，使个体摆脱了传统共同体和与之相适应的群体本位的价值观的束缚，进入了个体本位时代。这一方面使个体的个性、自由和权益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也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个人虽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原子化的个人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一种“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漂移状态，如同无根的浮萍。同时，在利益驱使下，他人与社会对个人说来，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显然，在这样一个互相利用、算计、欺诈、你争我夺的社会关系中，美好生活是无从谈起的。
马克思同时指出，资本主义虽导致人的生活被资本权力操控，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内在的身心处于全面的紧张对立状态；但资本的文明面又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理想奠立了必要条件：首先，资本主义在外在的竞争压力和内在的追逐剩余价值的刺激下，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奠定了美好生活的物质前提；其次，资本主义实现了政治解放，尽管还不是彻底的人类解放，却是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步骤；再次，资本主义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进步，促使人类生活方式的科学化；最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
资本主义生活困境的破解：马克思关于实现美好生活的设想
马克思从小就立志为“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显然是人民的主体。如此一来，“实现人民的幸福”在资本主义时代也就转译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野蛮面的主要承受者，其不幸的生活处境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实际地反对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路径：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人类发展至今，是什么导致人类尤其是广大劳动群众陷入不幸的生活处境？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回答，有的认为是人口增长太快，有的认为是分配不公，有的认为是国家造成的祸害，也有的将之归咎于民众的教养不足、道德缺失或旧观念的束缚等等。也因此他们关于美好生活的实践方案也千差万别：有的诉诸个体的德性修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的诉诸摆脱精神的枷锁，有的诉诸国家治理方式的改变，也有的诉诸平等、正义等理性原则。但是，所有这些都属于细枝末节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这是因为，诸如不合理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和分配方式等在作为原因之前，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是问题本身或问题的表现形式，而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生活虽然具有很强的个体指向性，但试图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精神解放或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来摆脱现代人的生活困境是无济于事的。这本质上是在跟影子做斗争，不论其动机如何高尚，口号如何激进，都是最大的保守派。即使寄望于法律制度、分配机制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完善，也无法祛除病根，顶多就是舒缓剧痛，因为它们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并为之服务的。那种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当作坏东西抛弃掉，甚至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不幸而试图回到小生产者时代的宁静与快乐，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首先必须在科学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寻求对付这种生产方式的办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庞大的生产力，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祸害”。生产力越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就越凸显，两者的矛盾就越尖锐，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就越重也越普遍，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化解的悖论。资本主义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现代无产者。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祸害的承受者，也是铲除资本主义祸害的执行者。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从根子上“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尤其是要消灭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基础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才能真正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
一日中饭后，喜姑正在家里闲着，就想着去香娭毑家里喝茶，然后晚上一起去师傅家里学戏，一出《刘海砍樵》，还只学了一半呢！就在这时，宝刚爹来了，宝刚爹站在门外，嗡声嗡气地喊，喜姑，喜姑，你姐要你去我家里坐坐。
2.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自由人的联合体
有感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不能带来亚当·斯密等人所说的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自然和谐”，一些思想家试图借助政治国家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如黑格尔)，另一些思想家试图通过建立协作制度来化解矛盾(如傅立叶)。但是这些思想家或者没有认识到个体与群体对立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或者没有找到消灭私有制的正确途径，他们所提出的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所要建立的共同体都没能真正摆脱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因而都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提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主张。在马克思看来，这一主张并非是基于正义等道德律令，也不是想象的乌托邦，而是资本内在的逻辑要求。他说：“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却禁锢了资本的社会本性，既如此，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破除私有制的制度外壳，把资本的社会本性解放出来。
在家政服务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红枫家政公司积极推进自身品牌建设，先后推出“红枫月嫂”“红枫育儿嫂”“红枫家务”“红枫保洁”“红枫培训”等一系列家政服务和家政培训项目，并积极参与“四川省妇联巾帼家政天府妹子”等品牌建活动，于2012年12月创建成为国家商务部认定的绵阳市家政服务行业龙头企业，于2013年2月成功注册“红枫”商标，于2015年12月被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评定为“全国千户百强家政服务企业”。
易非知道，如果刚才陈留不在场，老妈肯定会说：怎么样了？你不是出差了吗？我一个人睡大床？……我让他们睡得宽敞一点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今天回来了，今天不睡不就是了吗？
3.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生活过程将不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以追求财富的积累为目的，而是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灵魂，也是其美好生活理想的内在规定和价值引领。
首先，创造和享受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主体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一直以来都是被排除在历史发展的受益者之外。未来社会将消除这种历史形成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非正义性，在“每个人”的基础上实现“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阶级社会少数人垄断发展特权的否定，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权的伸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道义性的有机统一。
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时代无疑指向由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关系规定的资本家和现代无产者。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基点讨论美好生活问题，必然逻辑地引向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生存状况的分析和批判，这便构成了马克思美好生活思想的历史起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及运行机理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幸福悖论”的社会根源，为我们理解现代人的生活困境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考。
总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中，生活方式在根本上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只有在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才是现实的，这又必须以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为前提。虽然就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尚未达致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涉的理想社会的条件，但不论是他们从现实的人出发所揭示的美好生活的基本规定，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现代人的生活困境的分析，抑或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无疑是重要的价值引领和实践指南。
最后，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应该是和谐的生活。和谐生活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内在规定，也是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以“绿色生活”为导向。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境无疑是美好生活的自然条件，社会主义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不再疯狂地占有和支配自然界，而应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应倡导“共享生活”的理念。在私有制社会下，各种生活资源都是“分享性”的，因而也是“排他性”的，而社会主义通过消灭私有制，铲除了人与人紧张对立和冲突的根源，理应在“共有”和“共建”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倡导“共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第三，在人自身的关系上应以“健康生活”为准则。身心健康是美好生活的题中之意，物质生活主要满足人的肉身的享受和发展，非物质生活主要满足心灵、精神等人的超越性本质的需要。未来社会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在质和量上都得到了充分保证，而且非物质生活上也高度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将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达到平衡态，实现身与心、灵与肉的和谐统一。
再次，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应该是全面而丰富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人的需要有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等，个体的需要越丰富、层次越高，表明其所占有的社会关系就越丰富，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产力水平低、分工和交往关系不发达，人类整体的生活需求也就十分贫乏，人的发展程度也就很低；资本主义虽然形成“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却被资本逻辑高度同质化为对货币的追求，人也因此成为“单向度的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扬弃私有财产所造成的片面性，人的多方面需要才能回归到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人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在唐五代时期，出现了“把”+NP1+v+(NP1)和“把”+NP1+(状语)+V+NP2+(补语)两种结构，后一种结构较为复杂，多出现在五代时期。像后一种在简单动词前后添加各种成分的形式，反过来又加强巩固了“把”的虚化用法。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527、505、77、5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
①④⑤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160、194、524、155-164、41、11、571、537、185、18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网络文化对学生具有浓厚的吸引力，但是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网络内容复杂多样，学生们选择阅读内容的时候就需要主观判断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就要加强对学生们判断能力的培养，深化他们的是非标准，对网络文化作出慎重的选择，多阅读那些积极向上、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内容，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对那些不健康的网络信息避而远之。同时应该大力改进网络思想教育，使其成为学生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
⑦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374、3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52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页。
资本主义的“幸福悖论”，恰如19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双城记》中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生动描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9-680页。
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6、53页。
（2）负反转构造对桩西潜山及上覆第三系的油气运聚和保存起到关键作用，控制并形成了研究区多层系、多类型的复式油气聚集带。
吴海江、徐伟轩：《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页。
3.在心理维度的测量中，“民营企业关爱员工的方式”和“非工作时间福利的方式”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另外两个指标“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对生态与人文环境保护”权重较低，说明若民营企业在这些方面表现不好，不会引起强烈不满。
(1) 根据理论，|ΔB1|和|ΔB2|与转向架轴箱弹簧的状态有关，其值可分别通过在前后转向架轴箱弹簧处加设垫片来改变，与高度调整阀调节无关。而在车辆实际称重中，只调节高度调整阀时，两个参数都有一定的变化，这是由于测量数据时车体并未稳定以及称重台测量误差引起的，其改变的大小远远小于在轴箱弹簧处加设垫片引起的变化值。
张三元：《论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结构及其对文化生态建设的启示”(项目号：15YJC710072)、上海市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华东政法大学2019年度教师思政工作专题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教师‘四个自信’的提升路径研究”(项目号：HZ2019-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建忠，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大学生思想动态大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jackinson@126.com。上海，201620
〔责任编辑：蒋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