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作者论文,丁惟宁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也是一部闻名世界的名著。然而，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成书于什么年代？迄今仍然是个谜。笔者今将十数年来检索到的一些资料和管见公布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一、《金瓶梅》抄本的发源地探求
众所周知，《金瓶梅》最早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这些抄本的发源地为何处？我以为，只要弄清了这个问题，《金瓶梅》作者之谜就能得到破解。
据现存资料统计，最初拥有《金瓶梅》抄本的共十二人，他们是：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徐阶、刘承禧、文在兹、王宇泰、王稚登、王世贞和邱志充。根据袁宏道《与董思白书》、《与谢在杭书》，谢肇淛《金瓶梅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薛冈《天爵堂笔余》和屠本峻《山林经济籍》记载，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的抄本均抄于董其昌。刘承禧的抄本抄于徐阶家（徐阶孙徐元春为刘承禧岳父），而徐阶与董其昌同里（松江华亭人），徐、董两家且有交往，可想见刘承禧、徐阶的抄本也抄自董其昌。王宇泰的抄本“云以重资购（得）”，推敲起来，也或抄自董其昌，时间为王、董二人同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文在兹的抄本也抄于在翰林院供职之时，故可断定也源于董其昌。这样看来，真正拥有《金瓶梅》初期抄本的，只有董其昌、王世贞、王稚登和邱志充了。
董其昌的抄本到底从何得来？我说，他得于山东诸城。1997年，海外友人寄我一函诸城《九老全图》，并附有《东武西社八友歌》。《九老全图》是明隆庆年间的作品，《东武西社八友歌》则是嘉靖四十年进士、诸城人陈烨所撰的歌诀。其歌辞曰：
社中首座称大张，高年硕德冠吾乡，谈说世事气激昂；秀眉隆准髯者杨，平生肮脏任刚肠，腹中储书可万箱；董生文学已升堂，志高不乐游邑庠，云间孤鹤难颉颃；台下二张黝而长，蔼若春风剧温良，谒铃今观上国光；三张骨鲠海内扬，不谋荣利耽词章，佳句往往追盛唐；渊涵岳立莫如臧，临风玉树音琅琅，教子且能有义方；聪明才隽丁足当，琴弹伯牙字钟、王，蔚如威凤云间翔；陈也差变少时狂，左耳重听鬓毛苍，一无所能能持觞。辞中提及的“大张”，即张肃，字蒲渠，隆庆壬申（1572）进士。“髯者杨”，即杨津，字汝问，嘉靖己未（1559）进士。“云间”“董生”，即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二张”，即张文时； “三张”，即张士则，字准斋，张文时之弟， 万历甲戌（1574）进士。“臧”即臧惟一，号理轩，嘉靖乙丑（1565）进士。“丁”即丁惟宁，字汝安，号养静，嘉靖乙丑（1565）进士。辞末自谦“陈”者，即此歌作者陈烨，字光宇，号后崖，嘉靖壬戌（1562）进士。这“八友”中，除董其昌一人是松江华亭人外，均为诸城人。他们为友结社，可见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和密切的交往。
据乾隆《诸城县志·金石考》载，当时诸城还存有诸城人王履斋根据董其昌尺牍钩勒、王敛福收藏的“董文敏（其昌）尺牍石刻”六枚。可见董其昌与诸城人还有着尺素往来。再者，在董其昌参加“东武西社”的二十余年后，丁惟宁少子丁耀亢“负笈云间”，董其昌欣然收纳为弟子，且予丁耀亢所著的《天史》选评校订，这说明董其昌不忘旧情，对诸城故友不惜作情谊的补偿。不然，董其昌这位襃然大家，能对来自诸城的“小字辈”如此举动吗？又据清人丁纪范《九老全图》跋语所知“东武西社”创立酝酿良久，真正成立是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社名大噪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前后。可以推测，“东武西社”成立时，董其昌会到诸诚与会，他的《金瓶梅》当得于此时此地。
至于王世贞“家藏全书”，书的来历也能从他与诸城的密切关系找到蛛丝马迹。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他也曾不远千里去诸城会朋交友和游山玩水。《东武诗存》中收录他《诸城山行》一诗。万历《诸城县志》收录他在诸城所撰的《拟古乐府瑯琊王歌》八首和《过诸城题公署屏》诗二首。丁耀亢《述先德谱序》中还记载了他在诸城亲自拜谒柱下史丁惟宁且“相与咏和”的事实。因此说，王世贞家藏的全本《金瓶梅》是否也得于诸城，肯定的成份是很大的。
至于王稚登，他也与诸城有着不解之缘。今诸城南九仙山之阳有“丁公（惟宁）石祠”。祠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所建，今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祠内壁镶嵌九方大理石碑刻，刻有丁惟宁和友人及其后学的咏赞诗三十二首。引人注目的是其正堂一方，题“羲皇上人”四个遒劲大字，落款署“太原王稚登题”，压脚勒有王稚登钤章。另外，壁内另一方碑上，镌有王稚登《赠丁道枢九仙五莲胜概遥寄小诗一首》。从王稚登的品题看，王稚登与丁惟宁的交游非同一般。我以为，“羲皇上人”四字是对丁惟宁德操气节的精当概括和评价。王、丁二人若没有真挚的相知情怀，丁惟宁能让其题额吗？王稚登能题出如此精当而被丁惟宁认可的这称号吗？更令人寻味的是，王稚登赠丁惟宁的诗作，诗题目中不称丁惟宁为“先生”、“侍御公”等名目，而是称之为“丁道枢”。何谓“道枢”？《庄子·齐物论》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显然，在王稚登的心目中，丁惟宁有亘世之功，非凡之举，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大人物。一句话，王稚登与诸城友人有着不解之缘，他的《金瓶梅》得自诸城最为可能。
至于邱志充，他是诸城人，家藏《金瓶梅》和《玉娇李》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谢肇淛《金瓶梅跋》云：“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诸城得其十五。”这个“邱诸城”就是邱志充。可见，谢肇淛的《金瓶梅》抄本一半也是在诸城得到的。万历《诸城县志》收录谢肇淛的七律一首，题目是《秋日客诸城同荩伯王明府登超然台》。此诗写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秋，可见他“得其十五”也即此时此地。不然，跋中不会出现“邱诸城”字样，因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邱志充刚刚中举，尚未出而为官，还不是“工部主事”，故不能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那样称邱志充为“邱工部六区”。
综上使我们明白，拥有《金瓶梅》初期抄本的董其昌、王世贞、王稚登和邱志充四人，邱志充是诸城人，无须多论，其余三人均与诸城有着极其密切的鲜为人知的联系。董其昌的《金瓶梅》抄本来自诸城，其余二人抄本的获得，可以说也是凭着与诸城的密切关系幸得了契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不然，未见哪一个人与诸城毫无关联而拥有《金瓶梅》初期抄本。
既然诸城是《金瓶梅》抄本的发源地，那么，其作者是诸城人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金瓶梅》作者在自己的笔下也已含蓄地透露出自己的籍贯。
《金瓶梅》第七十一回说西门庆自东京回山东清河，“比及刚过黄河，到水关八角镇，骤然撞遇天起一阵大风。”第七十二回回家后，对吴月娘又谈起昨日“刚过黄河，行到沂水县八角镇上，遭遇大风”。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东京回山东清河县，只能沿着河南省濮阳、馆陶一线向鲁西北方向前进；西门庆怎会竟向鲁东南的沂水县前进？沂水县，汉为东莞县，隋改名沂水，明属青州府。县治今在临沂市正北约100公里处。据实地勘考，沂水县城北确有一个“八角镇”， 今名“武家洼镇”。沂河自北而来，傍镇西蜿蜒南流。这里有一条古道，东通胶（州）莱（州），西达洙泗。今兖（州）胶（州）公路基本上是沿这条古道修筑的。以小说作者构思，西门庆归家即走此道。小说说“刚过黄河”，疑是刊刻者误将“沂”字刻为“黄”字。不然，小说作者这位大手笔，连“沂水县八角镇”这个弹丸小地都了如指掌，怎会不知道黄河流经哪里呢？也许是作者为了隐遁，免得人们看出破绽。但是，“沂水县八角镇”字眼的出现，使我们透过迷障，晓得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清河县，乃作者虚拟的地名，并非实地。那么，“清河县”为何地？从小说中西门庆“昨日”在“沂水县八角镇”，翌日到家这一线索分析，“清河县”离“沂水县八角镇”不远，只有步行一天的路程。西门庆一行是骑马且携“驮垛”赶路的，每天行程仅百里左右。从前进方向上分析，是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前进的。再走一天路程，正是离“沂水县八角镇”百里之遥的诸城。再者，诸城紧傍水流清澈的潍河，拟称诸城为“清河”，十分恰当。从小说中引证的上述这些作者潜意识的真情流露，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诸城是《金瓶梅》的发源地，小说作者笔下又透露出“清河”实即诸城，因此，《金瓶梅》作者是诸城人无可置疑。
二、《金瓶梅》作者是丁惟宁
既然《金瓶梅》的作者是诸城人，那么，其为谁呢？我说，他即是“早年叱驭，强仕悬车；盟坚泉石，性癖图书”（王化贞《祭丁柱史文》）的丁惟宁。
丁惟宁（1542—1611），字汝安，又字养静，号少滨。明嘉靖甲子（1564）举人，乙丑（1565）联捷进士，授清苑县知县，“五弥谨举，治行第一。以内艰归，服除补长治。”“行取四川道监察御史，侍经筵，巡按直隶。”（乾隆《诸城县志》以忤时宰张居正，外调除河南佥事。丁外艰，万历七年（1579）起陇右兵备佥事，调江西参议，移疾归。万历十四年（1586），强起督饷陕西。无何，授湖广郧襄兵备按察司副使。因遭巡抚李材诬陷，于万历十五年（1587）十一月罢归。后补官凤翔，不就。居家二十四年卒，享年六十九岁。葬诸城西郊沙戈庄。
关于丁惟宁罹遭诬陷而罢免事，《明史》卷二二七有载：
（李材）巡治郧阳。材好讲学，遣步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诸生请参将公署为学宫。参将米万春讽门卒梅林等，大噪，驰入城，纵囚毁诸生庐，趋军门，挟赏银四千，汹汹不解。居二日，万春胁材更军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归罪副使丁惟宁、知府沈鈇等。材隐忍从之。惟宁责数万春，万春欲杀惟宁，跳而免。材复劾惟宁激变。诏下，……贬惟宁三官。……时（万历）十五年十一月也。
乾隆《诸城县志》、《皇明法传录记》和丁耀亢《述先德谱序》等文献亦记载了此事，大略相同。丁昌燕《丁氏家传》还载有丁惟宁为侍御史巡按直隶时一则轶事：
（七世祖惟宁公）以治行第一，行取御史巡按。直隶土豪某，江陵相国（张居正）戚也。恃势稔恶。公始视事，诉者数百人。尽斥之去，而以主客礼致土豪。至，则令对簿，不服，前数百人者乃自署中出，互质之。土豪曰：“服矣！然念张太师当宽我。”公曰：“固宽汝也。”斩之庑下。公面赤，美须眉，见者懔然。不阿权贵，盖天性也。知忤江陵，遂告归。时年三十二。江陵败，起郧襄兵备。……
综上可知，丁惟宁为官清正，依法处斩了张居正的那“恃势稔恶”的亲戚，因而屡屡左迁。更令人扼腕的是，“郧阳兵变”乃李材讲学所致，而丁惟宁却蒙冤贬官。这真是黑白颠倒！
首乱、诬陷人者反得庇护，清白循良却蒙奇冤，这哪里有天理、公道？《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有诗云：“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这绝非作者无的妄发，而实有所指。第三十回还痛斥道：“那时……天下失败，奸臣当道，谗佞盈朝。……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这又确为发自肺腑的愤激之辞了。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沈德符说《金瓶梅》为“指斥时事”之作，屠本峻说：“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些话都是十分中肯的。倘没有丁惟宁这样的遭遇，《金瓶梅》怎会有这般愤慨之辞？
《金瓶梅》写了一位清正廉明的官——曾孝序。书中说他是曾布之子，乙未进士，山东巡按御史。在苗天秀一案中，他上疏弹劾西门庆，以期严惩恶人，匡正法纪。不料奏章被蔡京扣压，西门庆逍遥法外。后蔡京借吏部考察之名，夺其官职，竟窜于岭表。曾孝序后来如何？《金瓶梅》没有交代。
我说，《金瓶梅》中这个“巡按御史”“曾孝序”实即丁惟宁化身。丁惟宁塑造“曾孝序”形象和叙说他的遭遇，实际上是抒发自己的情怀。据《宋史》记载，曾孝序不是曾布之子，也未任过“山东巡按御史”之职。在山东，仅为“知青州”。他是泉州晋江人，累官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因论事忤蔡京，窜岭表。后知潭州，破平猺人，进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缮城训兵，金人不敢犯。后在“临朐兵变”中遇害。关于“临朐兵变”，《宋史》卷四五三载：
（曾孝序知青州）临朐士兵赵晟聚众为乱，孝序付将官王定兵千捕之，失利而归。孝序责以力战自赎，定乃以言撼败卒，夺门斩关入。孝序出据厅事，瞋目骂之，遂与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城无主，遂陷。读罢这则史料，我们即可发现：“临朐兵变”和“郧阳兵变”何其相似乃尔！丁惟宁之所以选择曾孝序这位人物形象塑造作为思想情感的寄托，是因为曾孝序的经历、气质和遭遇与自己的境况太相似和接近了。说丁惟宁在《金瓶梅》创作中，以宋喻明，以人喻己，将自己的境况和情怀借“曾孝序”形象塑造和盘托出，那是无可置疑的。《金瓶梅》之所以未作曾孝序最后结局的交代，想来是因为“临朐兵变”与“郧阳兵变”太相似了。倘若交代，人们不是一眼即看穿《金瓶梅》中之“曾孝序”即丁惟宁吗？
《金瓶梅》还写到另一位清官宇文虚中。查阅乾隆《诸城县志》，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华阳人，宋高宗时在诸城做过官，为山东安化军节度副使，且有政声。小说中还写到一个人物“罗万象”，第六十九回说他是“同知”。其实，他是明嘉靖时国道箓司左正一。《明史·佞幸传》载，因蛊惑嘉靖帝，与胡大顺、蓝田玉、何廷玉、胡元玉于嘉靖四十四年“并论死”。这一年，丁惟宁进士及第，正在京殿试，对此事俱耳剽晓明。看起来，丁惟宁对为官乡邦的宇文虚中印象深刻，对罗万象佞幸事洞晓，将其写入了自撰小说。倘不晓得其人其事且印象深刻，怎会将其写入自撰小说呢？书中（第六十五回）还写到兖州知府凌云翼，按之《明史》，其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曾“抚治郧阳”，正是丁惟宁抚治之地。第七十回还写到“陇西公”王晔，按之《明史》，为嘉靖十四年进士，曾为“山东佥事”。第六十五回还写到韩邦奇，按之《明史》，为正德三年进士，曾为“山东参议”，后任“山东副使”。书中还提到吴铠，按之《明史》，为山东阳谷人，正德九年进士，官至佥都御史。书中还提到何其高，按之《龙津原集》，为嘉靖十一年进士，官山东都转运使。至于书中提及的狄斯彬、陈文昭、侯廷贵、曹禾、赵讷、黄甲、王炜、尹京等人，均为明季人，一度曾在山东或丁惟宁任过职的地方做官。《金瓶梅》将他们姓名、事迹列入，看来是丁惟宁对他们宦迹了解且印象殊深所致。不然，与丁惟宁毫无关联者为什么绝少录入呢？
《金瓶梅词话》引首，录有《行香子》词四首。第一首词开头即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人间仙景，但它们都不如“茅舍清幽”。作者一年四季甘愿“无荣无辱无忧”地居住在“野花绣地”般的山野之中，“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第二首写到了住处的短墙矮窗，池塘绿水，周围“高低叠峰”，作者坐卧“竹几滕床”，凉风飒戾，尽可领略目前的“水色山光”。第三首写到了“吾庐”的“清幽”和“小巧规模”。一个“爱”字，和盘托出对“吾庐”的赞赏。第四首写出了门前的“红叶铺阶”，松、竹、梅相互映衬，“图画”般的美景，作者发出了“也还奇哉”的赞叹。由此可知，《金瓶梅》作者创作时，居处山间“茅舍”，群山环绕，风景如画。新居之“庐”，也不高大，但结构精巧。我认为，小说作者将这四首词置于全书引首，具有特殊的蕴含和用意：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举止，另一方面是向人们表明其创作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寻觅到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即可明白居住在这儿创作“奇书”的人是谁。
那么，小说作者的山间“吾庐”究竟为何处？我说，它即是诸城南九仙山之阳丁惟宁致仕后所居的九仙山别墅。
九仙山，在诸城南约35公里。一代词宗苏轼游九仙山，写下“九仙今已压京东”的诗句。自注云：“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也。”明代文学家张世则《九仙石阁赋》云：“三齐颂灵景，九仙称名山。”清代文学家李澄中《九仙山赋序》云：“齐鲁名山，实甲九仙。”丁惟宁的别墅即在九仙山之阳（今丁家楼子村内）。此别墅，原为石墙“茅舍”数楹。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丁耀斗（丁惟宁长子）遵父意旨，拆除重建。
今此祠犹存且完好。东西长9.1米，南北宽5.13米，通高4.73米。 并不轩敞，确为“小巧规模”。前面已述，祠内有明代文学家王稚登所题的“羲皇上人”四字。从这品题，我们油然领略到丁惟宁当时隐居此别墅时，“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陶潜《与子俨等疏》）那种生活，这与《金瓶梅》“引首”词中说的“退闲一步”，“轩窗随意”，“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懒散无拘”，“无荣无辱无忧”的闲适生活契同。祠内还有王化贞等七人祭奠丁惟宁的碑刻文，文中称丁惟宁“气分光岳，品丽璠玙；早年叱驭，强仕悬车；盟坚泉石，性癖图书；尘外之契，托诸名山”。这与《金瓶梅》第八十四回宣言的“清标不染尘埃气，贞操唯持泉石盟”的作者自况亦完全契同。石祠背倚九仙山，东临五莲山，其西、南，“高低叠峰”连绵。祠东，一条小河潺湲南流。祠前，有遗存的古柏数株；再前，有一二亩见方的一泓池塘，今仍绿水渏涟。登临此处，风景如画，令人油然落入《金瓶梅》引首词所描绘的境地。
令人震惊的是，丁惟宁少子丁耀亢也认为《金瓶》作者所居的山间“吾庐”在诸城的九仙山。他在《续金瓶梅》第三十七回写到了“一座护国光明寺”，写到了“敕赐护国大觉禅林”金字匾额，写到了这里的“兴隆佛事”。然后说“有一名人题词”，词曰：“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剩也闲愁”云云，通是照抄了《金瓶梅》引首词，只是作了个别字句的改动。这“敕赐”匾额的“护国光明寺”在哪儿？铁证如山，它即在诸城南九仙山的“五垛峰”（今名五莲山）。据史籍记载，明神宗之母患眼疾，卓锡九仙山五垛峰的心空和尚以佛法为其治愈，“帝大悦，乃敕以诸邑一年之田赋，兴建上人之寺，差御马监张思忠前往监建。”（《山东文献》卷四）钦改九仙山“五垛峰”为“五莲”，自成一山。寺历时五年建成，神宗赐名为“护国万世光明寺”。
由此可证，丁耀亢照录《金瓶梅》引首词来渲染诸城九仙山五垛峰的“护国光明寺”兴佛盛事，正是默许了《金瓶梅》作者所居的山间“吾庐”就在九仙山！“一名人题词”之“名人”，即含蓄地指其父丁惟宁！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金瓶梅》为丁惟宁“指斥时事”之作，书中“曾孝序”是丁惟宁化身，引首词中的“吾庐”乃丁惟宁隐居九仙山之别墅，那么，丁惟宁有创作其书的素材、才华和时间吗？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创作素材，前面引述的《丁氏家传》资料已明，丁惟宁在任巡按御史时，依法处决了张居正一“恃势稔恶”的亲戚。这说明，丁惟宁手头，掌握了这位“土豪”的许多罪恶事实，不然，不会毅然将其“斩之庑下”。看起来，丁惟宁即依据此人此事，加以敷衍而创作了《金瓶梅》，将其人名姓托之“西门庆”。有资料说，世界名著《基度山伯爵》是法国大作家大仲马得见了一份案件宗卷而依其事件创作的。《金瓶梅》创作亦应如是观。
至于丁惟宁的文学才华，可以说，他既是嘉靖、万历间大名士，又是文学大家。丁惟宁为邱橓（明吏部尚书）学生，二十三岁中举，二十四岁连捷进士及第，可谓少年才子，才华横溢。查阅万历《诸城县志》，其中收录了丁惟宁大量诗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丁惟宁雅俗兼作，以通俗语言和朴实情调作了《水心亭谣》。此谣为当时俚歌，夹杂许多诸城方言、俚语，可窥见丁惟宁创作文风的一斑。尤令我们信服的是，丁惟宁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诸城县令王之臣之邀，与陈烨一起主持编修了一部万历《诸城县志》。丁惟宁为其志作“序”。研读此“序”，我们不得不为丁惟宁渊博的学识、隽永的笔调和娴熟的章法所折服。《金瓶梅》中有诸多表章疏奏，看起来只有丁惟宁这样属文营篇的大手笔才写得出来。前面《东武西社八友歌》已述，丁惟宁不仅“聪明才隽”，且书法可与钟繇、王羲之匹俦，观览“丁公石祠”内丁惟宁手迹，这话十分确实。另外，丁惟宁蒙冤罢官家居二十四年，他完全有创作《金瓶梅》的充裕时间。因此说，丁惟宁完全有素材、有能力、有时间写出《金瓶梅》这部不朽巨著。
还有资料能证明丁惟宁确确实实地创作了《金瓶梅》，那就是丁惟宁少子丁耀亢的《漫成次友人韵》一诗。众所周知，丁耀亢著作了《续金瓶梅》。此书是《金瓶梅》的“续集”。为其书作“续”必需其书。因此肯定，丁耀亢拥有《金瓶梅》一书。问题是，丁耀亢的《金瓶梅》从何而来？丁耀亢守口如瓶，一字未吐。其书作者为谁？丁耀亢讳莫如深，缄口如噤。依常例，“倜傥不羁”的丁耀亢拥有其书且为之作“续”，最起码会交代一下其书的来历和作者的。即使真不知作者为谁，也会留下“相传为某某所作”的说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丁耀亢象恪守祖训一样，懔懔护卫着《金瓶梅》作者的“隐私权”。这是否“为尊者讳”？隐瞒是不能持久的，一遇重大变故，一个人深隐在心底的秘密也会作一定程度的泄露。丁耀亢事例说明了这一点。康熙四年乙巳（1665）八月，有人告讦丁耀亢作《续金瓶梅》“讪谤”朝廷，因而丁耀亢家宅被查抄，本人被逮入北京刑部监牢“待罪候旨”。在友人的援救下，在北京度过一百二十天铁窗生涯，于乙巳年（1665）腊月获释。但《续金瓶梅》被诏命查禁焚毁。这对一个望七老人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丁耀亢自此身心交瘁，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痛定思痛，悲怆地写下了《漫成次友人韵》诗四首。其第二首云：
老夫傲岸耽奇癖，捉笔谈天山鬼惊。
误读父书成赵括，悔违母教失陈婴。
非关湖海多风雨，强向丘园剪棘荆。
征室何如宣室诏，九霄星斗似知名。此诗的一、二两句，是丁耀亢说起创作《续金瓶梅》一事。三、四两句则是倾吐肺腑之言，反思创作《续金瓶梅》引起倾家横祸的两条原因——“误读父书”和“悔违母教”。阅丁耀亢遗稿，丁耀亢平生“负奇才，倜傥不羁”，屡违母教是确实的，《天史》有载，崇祯癸酉（1633）冬，“老母膝前承欢，各醉也。老母责予疏狂下第之罪。……泣拜命，跪进酒卮。”那么，“误读父书”呢？分明是说自己“误读”了父亲丁惟宁所著的《金瓶梅》，而为其书作了“续集”，才导致了这场“文字狱”的横祸。知父莫若子，丁耀亢“误读父书”的道白，确凿地证明了王惟宁是《金瓶梅》作者。黑字白纸，铁证如山，岂有他论！
既然《金瓶梅》为丁惟宁所著，为何诸城邱家却有《金瓶梅》？这答案也是极为明白的。
据诸城《邱氏族谱》和《丁氏家乘》，诸城邱家和丁家世代通好，后为姻家。嘉靖时，邱橓的岳父范绍与丁惟宁之父丁纯结“九老会”，过从甚密。邱橓又为丁惟宁业师。万历时，丁惟宁孙女嫁与邱志充长子邱玉常。其后，丁惟宁曾孙女又嫁与邱石常次子邱元履。因此，自明中叶至清初，诸城邱、丁两家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姻亲集团。邱志充的儿媳妇即是丁惟宁的孙女，丁惟宁著作《金瓶梅》怎能封锁住邱家呢？邱志充怎会得不到《金瓶梅》且不予以收藏呢？
三、“兰陵笑笑生”化名的由来
《金瓶梅》卷首的“欣欣子”《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那么，丁惟宁为何化名“兰陵笑笑生”？这是需要认真说明的。
兰陵，或谓山东峄县，或谓江苏武进，或谓“美酒”（作者为爱酒之人），或谓“废居之地”的代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它指一“山”。陵，山丘也。“兰陵”实乃一山名的隐指和拟化。说到底，它是丁惟宁拟化的诸城九仙山。
九仙山为何称为“兰陵”？这里有讲究。王羲之《兰亭集序》之“兰亭”，在今浙江省会稽山阴的“兰渚山”（又名“怪山”、“龟山”）下，山下有溪，名“兰溪”，亭傍兰溪，故名“兰亭”。此处尚有“流觞亭”。土人俗称“兰渚山”为“兰山”、“兰陵”，又称此地为“东武里”。东武，乃诸城的旧称，西汉初年置县，因山为名。隋开皇十八年（598）改名诸城，沿用至今。 为何兰渚山下这地方却称“东武里”？查阅史籍，我们豁然开朗了。《齐道里记》载：
东武县本有东武山，忽因三日昼昏，山移于会稽。嘉靖《青州府志》亦载：
龟山（兰渚山）旧在诸城，……
走入会稽山阴县界，今有“东武里”。《越绝书》、《吴越春秋》亦持此说，记载与上述记载略同。只是《越绝书》把“兰渚山”称作“怪山”，云：“龟山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来，故谓‘怪山’也。地名‘东武里’。”
山丘竟会移动，本是不经之谈。但诸城境内确有会稽山、九仙山却是事实。会稽山，在诸城南魏家、王世疃二乡境内，主峰海拔611.9 米，巍然奇秀。清代日照籍文士丁恺曾登临此山，写下了《小会稽》一诗，诗中有“号曰‘小会稽’，于义何所取”云云。会稽山之阴，即“奇秀不减雁荡”的九仙山。观览二山的位置和形势，俨然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描绘的景观：“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宋熙宁八年（1075）暮春，一代词宗苏轼游览此地，在“流杯亭”（亭址在九仙山兰峪西）同友人修祓禊之礼，写下了《满江红》、《泛金船》词两首。《满江红》词序中云：“东武会流杯亭，上已日作。”《泛金船》词题署：“流杯亭和杨元素”。其词上阙写道：
无情流水多情客，劝我如相识。杯行到手休辞却，似轩冕相逼。曲水池上，小字更著年月。还对茂林修竹，似永和节！旷代词宗苏轼竟认为诸城会稽山阴的九仙山一带风光与浙江会稽山阴兰渚山的情景酷似，无怪乎诸城人认为九仙山即兰渚山（兰陵）了。
“兰陵”既明，那么我们即可来探究丁惟宁为何化名“笑笑生”了。
丁惟宁有《山中即事》诗三首，署“少滨主人著”，草书，镌刻于“丁公石祠”内壁。其第一首云：
四围翠巘环茅宇，一派清巘下远郊。
晓雾深深应变豹，澄潭隐隐欲腾蛟。
儿童啻可绍先业，玄白何须拟解嘲？
信步闲吟聊寄兴，拙夫翻笑苦推敲。诗的前四句，是丁惟宁写自己山居“茅宇”周围的景色，这与《金瓶梅》引首词中所写相同。第五、六句的意思是：后代儿孙只要能继承祖业，自己的是非功过何必要向那些嘲笑我的人作自我解释呢？丁惟宁有六子：耀斗、耀昴、耀翼、耀箕、耀亢、耀心，均负才名。丁惟宁在仕途上虽然遭遇蹉跌（蒙冤贬官），但他看到身边能够继承先业的才华横溢的儿辈，心灵上感到莫大安慰，难怪他不打算解释被人嘲笑的地方了。诗的第七句写出山居悠闲从容的举止，与“引首”词所云的“退闲”、“优游”、讴歌的情形相同。诗末句中的“拙夫”，为丁惟宁自称的谦词；“翻笑”即“反笑”；“苦推敲”，苦心反复斟酌考虑。结合以上三句词意来理解，诗末句的意思是：苦心推究、考虑那些嘲笑我的人的世俗心态和举动，我（拙失）却要反笑他们的卑陋和可笑。这里，丁惟宁“笑”那些“可笑之人”了。因此，“笑笑生”化名的由来，并不是像有人推测的那样，是作者具有诙谐、戏谑和轻佻的气质，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丁惟宁诗作甚多，而唯特意将《山中即事》诗勒之贞珉，以期传之不朽，我想他的用意之一即是让后人从这首诗中详加推敲，追寻“翻笑”的真正含义，明白“笑笑生”是谁。
综上，可归结出一句话：“兰陵笑笑生”乃丁惟宁的化名，其“兰陵”乃诸城九仙山的拟化，其“笑笑”乃是从《山中即事》诗中的“嘲”、“笑”二字化出。
四、《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及其他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一直存在“嘉靖成书说”、“隆庆成书说”和“万历成书说”三种意见。根据诸多文史资料考证，“万历成书说”最具科学价值。其中颇具工力且确指成书年代的当推黄霖先生。黄先生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一文中指出：
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多参差错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来推算却往往不误。例如西门庆，第四回说他是“属虎的，二十七岁”。若从壬辰年倒推上去，则知他生于丙寅年。而于二十九回写吴神仙为西门庆一家算命和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时都表明西门庆生于“丙寅”，丝毫不差。再看潘金莲，她与西门庆交谈时说：“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西门庆道：“与家下贱内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这里的“庚辰”是唯一搞错或抄错的地方，以壬辰年算，二十五岁当为戊辰年生，故在三十九回将“同庚”的吴月娘的生年改成了“戊辰”，可见作者最后也没有搞错。再如第十回写冯妈妈，说“他今年五十六岁，属狗儿的”，第二十四回写冯妈妈家的丫头时说“他今年属牛，十七岁了。”这一年都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的第二年，因此，若以壬辰年的次年倒算的话，冯妈妈当为戊戌年生，确属狗；其丫头是为丁丑年生，确属牛。所有这些，不可能都是巧合，它说明了作者很可能就在壬辰年着手开始创作的。这是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特别是写到人物生肖时，作者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周围人物情况来移花接木，这也就无意中留下了他从壬辰年来考虑问题的痕迹。据此，我认为定《金瓶梅》写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是可信的。
黄霖先生真有眼力，一眼看穿《金瓶梅》作者“借用现实中人物的生肖年龄”，“根据当时周围人物情况来移花接木”，“无意中留下了他从壬辰年来考虑问题的痕迹”。查阅《丁氏家乘》，书载：“祖（丁惟宁）生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卒于万历三十九年。”嘉靖二十一年为“壬寅”年，丁惟宁生肖属虎，与《金瓶梅》主要人物西门庆同庚，无怪乎小说中写人物生肖“丝毫不差”。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丁惟宁蒙冤罢官已五年，正隐居于诸城南九仙山别墅，说他此时正着手创作《金瓶梅》，书中留下“他从壬辰年来考虑问题的痕迹”，完全合情合理。因此，笔者完全赞同黄霖先生的这一论断！
但是，笔者对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又不敢苟同。黄先生认定《金瓶梅》作者为屠隆的最主要理由是《金瓶梅》全文照录了屠隆的一诗一文，即《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其实，这不能为“屠隆说”提供什么充分的证据。今观丁惟宁编撰的万历《诸城县志》，其中就收录屠隆的两篇大作。一为《翟节妇赞》，一为《闵贞赋》。因篇幅太长，恕不照录。屠隆的这一《赞》一《赋》是为哀赞诸城人张氏而撰。然而这能说万历《诸城县志》是屠隆所撰吗？显然不能。这只能证明：万历《诸城县志》的编撰者丁惟宁与屠隆有着间接或直接的交往和联系，手头存有屠隆的著作。不然，屠隆不会无缘无故地为诸城人张氏写《赞》写《赋》，丁惟宁也不会将其收录进《诸城县志》。很明显，丁惟宁存有屠隆的著作，在编纂方志时，将其一《赞》一《赋》收入，而在创作《金瓶梅》时，将其一《诗》一《文》照录引用。如是而已，岂有他哉！
另外，《金瓶梅》一书是用山东方言写成的，确切地说，是用鲁东南（诸城一带）方言写成的，丁耀亢《续金瓶梅》使用的方言与其一致即是明证。屠隆为浙江鄞县人，他怎会以娴熟的山东方言写小说呢？因此说，《金瓶梅》作者绝非屠隆。
我们沿着《金瓶梅》抄本“发源地”探究这一可靠线索，对其作者、作者化名和成书年代等作了一番考求，考证出《金瓶梅》最早是从山东诸城传出去的，作者是嘉靖、万历间襃然大家丁惟宁，是丁惟宁罢官家居的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前后创作了该书。笔者一直从事丁耀亢和《醒世姻缘传》研究，在查找资料时，不期而遇检索到一些有关《金瓶梅》的资料，今将这些材料和我的意见写出来，供大家讨论。不当之处，祈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