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183;高句骊传》史源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汉书论文,史源论文,高句骊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汉书·高句骊传》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成书时间仅次于《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关系密切，此点前人多已言及，但两者又存在怎样的异同，原因何在？《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中不乏与高句丽相关的记载，但与《后汉书·高句骊传》屡有分歧，孰是孰非亦未见详论。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东观汉记》、①八家《后汉书》、②袁宏《后汉纪》③等文献的比较分析，探讨《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来源及相关问题。
一
《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高句丽诸事是对两汉及以前高句丽历史的一次总结。《后汉书·高句骊传》编撰体例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同，都是由自然面貌、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概述和时事政治简述两部分构成本传主体。细检两书“概述”部分，可见如下几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除“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一句外，《三国志·高句丽传》均有记载。这说明《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内容重复率接近100%。措辞方面，两者亦多相近，甚者相同。如“其俗淫”、“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等句。《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内容相似，行文风格、择选句式乃至部分词语的雷同，表明《三国志·高句丽传》可能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的直接史料来源，或者《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后汉书·高句骊传》有着相同的史源。
《三国志·高句丽传》史料来源主要是鱼豢的《魏略·高句丽传》。如果《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存在相同史源，那么可能被范晔参考的史料应是鱼豢的《魏略》。从时间上分析，鱼豢的《魏略》大致亡佚于南宋时期，范晔编修《后汉书·高句骊传》时，尚流传于世，可能被采信。《魏略》久佚，今常见辑本，出自张鹏一之手。④此辑本收集有关高句丽佚文29条（以一句为一条），其中属于高句丽风俗制度概述者28条。除此之外，在张楚金的《翰苑》⑤中，还收录《魏略》佚文12条，此本往往可补张氏辑本不足。将《翰苑》本、张氏辑本《魏略》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进行比较，会发现下面几种情况。
其一，无论《翰苑》本，还是张氏辑本《魏略》，它们的内容、句式乃至词语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相似度要远远大于与《后汉书·高句骊传》的相似度。《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相似度又要大于它与两种《魏略》辑本的相似度。此种情况表明《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关系密切度要大于与两种《魏略》辑本的密切度。
其二，张氏辑本《魏略》中“其国贫俭，土著”、“有军事亦祭天”、“盗一责十二”、“葬有椁无棺”、“兄死亦报嫂”、“便弓矢刀矛，有铠，习战”、“夫余不能臣也”等7条，《三国志·高句丽传》不载，或不全载。《后汉书·高句骊传》对此7条的处理方式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基本相同，《三国志·高句丽传》舍弃的资料，它亦不收录。在《〈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一文中笔者已经论及陈寿对这几条的处理上存在的问题。⑥《后汉书·高句骊传》所犯错误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惊人一致，表明它的直接史料来源可能是《三国志·高句丽传》，而不是鱼豢的《魏略》。
其三，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中有几处记载，虽然表述内容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同，但文字不同。从表面分析，这些词语的差异可以归结为形近而异、音近而异、义近而异。但是，将其与《魏略》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会发现《三国志·高句丽传》所用字往往与张鹏一辑本《魏略》相同，而《后汉书·高句骊传》则与《翰苑》本《魏略》相同。如前两者写为“高句丽”、“申一脚”、“隧神”，而后两者则写为“高句骊”、“曳一脚”“禭神”。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关系中，不排除范晔曾参照《魏略》的可能性，但是对他编修《后汉书·高句骊传》影响更大的还是陈寿的《三国志·高句丽传》。需要补充的是，造成两书文字差异的原因，除《魏略》版本不同外，也可能是作为《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依据的《三国志·高句丽传》和我们今日所见《三国志·高句丽传》不是同一版本。《三国志》常见版本为中华书局本，此本以百衲本、武英殿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互相勘对而成。此四种版本中，年代最早的百衲本依据的是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宋朝以前《三国志》版本，因史料缺失，难窥其眉目。
第二种现象：《三国志·高句丽传》“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有对卢则不置沛者”、“其国中大家不佃作”、“无大仓库”、“其马皆小”等5条史料，《后汉书·高句骊传》未著录。
第三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其置官”、“好祠鬼神”、“句骊一名貊”等3条均较《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关条目简单，明显有删减成分。
第四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有7条史料是《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关条目的合并俭省本。如《后汉书·高句骊传》写为：“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而《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又如《后汉书·高句骊传》写为：“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而《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俗节食，好治宫室。”
在第二至四种现象中，《后汉书·高句骊传》对《三国志·高句丽传》部分条目，或者弃置不用，或者对单条内容压缩，或者将《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关条目进行合并（合并过程中往往有删减）。范晔此举的结果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28条史料，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中仅存15条。此15条均有不同程度的俭省改写，有的俭省改写无伤大雅，如《后汉书·高句骊传》“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只是词语有变，基本内容保存完好。有的地方则文辞过度简略，造成大量信息流失。如《后汉书·高句骊传》“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条，无《三国志·高句丽传》中“其性气衣服有异”七字；《后汉书·高句骊传》“洁净自憙”条，无《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善藏酿”一事。这些史料，或者关系到高句丽民族风俗制度，或者在考古工作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味地省略、删除，未免可惜。
范晔删繁并简之因，可能有三。一者，完全因袭是抄袭，这是道德问题，能动的改造，即使出现错误，仅是能力问题而已。二者，可能是他认为《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既然保存相关内容，自己无需赘述。三者，因《后汉书·高句骊传》风俗制度概述部分的史料主要来自《三国志·高句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是对三国时期高句丽各方面情况的综述，东汉时期高句丽具体情况如何，范晔不详，所以在记录时对于某些内容采用了阙疑回避的办法。如《三国志·高句丽传》“户三万”的记载，《后汉书·高句骊传》未载，原因是高句丽在东汉时期究竟有多少人，范晔没有准确数据，无从知晓，干脆避而不谈。再如《三国志·高句丽传》“都于丸都之下”的记载，《后汉书·高句骊传》亦未载。未载表面原因与前者一样，都是不知详情，但具体分析，又与前者略有不同，后者有利用《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史料前推东汉历史的可能。《三国志·高句丽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按此记载，公孙康击破高句丽国，拔奇携带大量人口叛逃，伊夷模不得不建立“新国”，这个“新国”，位于“丸都之下”，建立的时间是建安中期。既然被称为“新国”，必定与“旧国”不同，东汉时期的“旧国”在哪里？未详，故而省略不提，这应该是范晔删减“都于丸都之下”一则的思路。
此外，《三国志·高句丽传》中“今桂娄部代之”，《后汉书·高句骊传》写为“后桂娄部代之”。“今”指三国时期，意指在三国时期桂娄部取代了涓奴部的地位，或者至三国时期桂娄部已经取代了涓奴部的地位，具体何时不详，但应该在三国时期之前。范晔的理解显然是前者，所以他在表述东汉时期五部关系时，用“后”代替了“今”，其意为后来桂娄部取代了涓奴部的地位，“后来”的具体时间就是三国时期。此条史料处理方法与“都于丸都之下”条一样，都是依据《三国志·高句丽传》前推东汉历史。
曹德全先生谈及上述两则史料时认为：“范晔不知后汉时高句丽都于何处，就照抄《三国志》，用‘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为其《高句丽传》开头，这显然是个小小的失误。”并且，进一步论证东汉时期高句丽的国都为尉那岩城，即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财源乡附近的霸王朝山城，不是丸都城。因此“《后汉书·高句丽传》的首句就应该写成‘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八百里’”。又云：“《后汉书》中写进‘后桂娄部代之’一句则是一个大的失误……如果我们肯定《三国志·高句丽传》的‘今’，则必须否定《后汉书·高句丽传》中的‘后’字。因为《三国志》肯定桂娄部在高句丽王位宫时取代涓奴部，则后汉时，涓奴部正为五部之王，还没有出现‘桂娄部代之’的事实。”⑦
笔者认为《后汉书·高句骊传》中“辽东之东千里”一句抄自《三国志》不假，但是“辽东之东千里”指的是高句丽国距离辽东郡大致的距离，而不是辽东郡郡治与高句丽国都的直线距离。《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亦不为过。至于“后桂娄部代之”一则，也不存在大的失误，一方面，范晔“后”的提法是利用《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对高句丽东汉时期历史状况前推的结果；另一方面，《后汉书·高句骊传》采用通史手法编修而成，所记之事并不局限于东汉一代。
第五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排列顺序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不同。《三国志·高句丽传》蕴含资料丰富，但是史料排列顺序时有混乱，如“其人性凶急”与“国人有气力”条，“其国有王”与“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条，“其民喜歌舞”与“其人洁清自喜”条，都属于同类性质，却被分处两地。范晔并没依照《三国志·高句丽传》原有行文顺序，而是将同类性质史料安置于一处，使高句丽风俗制度概述部分条理更为清晰。经过他的调整，《后汉书·高句骊传》总论部分，以高句丽的地理位置为始，经由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官爵设置、宗教信仰、穿着服饰、法律制度、婚姻丧葬等环节，简略系统地概括了高句丽风俗制度的全貌。在史料合并过程中，范晔注重史料间的逻辑联系，在句子间加入“故”、“而”、“亦”、“然后”等各种连词，作为因果关系的标识。此种做法使各句前后连接更为顺畅，有助于史料整体性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六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内容比《三国志·高句丽传》丰富，属于此点者仅1条，多“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等15字。
此15字，为范晔增补内容。因中华书局标点本将它与“赐鼓吹伎人”5字作为一句话，以逗号相连，学界便以此为基点判定前者为“赐鼓吹伎人”的时间限定。其实，“赐鼓吹伎人”一则与前15字的衔接，非常唐突。笔者认为两者所记为两件事，应该以句号断开。“赐鼓吹伎人”是范晔直引《三国志·高句丽传》。增补的内容则是用来说明为什么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记载高句丽经常从玄菟郡获得“朝服衣帻”、为什么由高句丽令管理高句丽名籍这两件事。此条史料，源自《史记·朝鲜传》、《汉书·朝鲜传》、《汉书·地理志》相关记载。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概述”部分，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相似性来自于史料的承继关系，差异性则是范晔主观能动创造的结果。范晔所做工作可用10字概况，即删减、合并、整序、改写、增补。若从史料保存、考察高句丽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他的工作价值不大，但是若将《高句丽传》视为一篇关于高句丽风俗制度的历史散文，在写作的完整性、条理性等方面，《后汉书·高句骊传》优于《三国志·高句丽传》。刘知几曾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⑧王应麟曾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⑨这些评价都是对范晔史才的肯定。
二
《后汉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记录了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关系。记事起于王莽时期，终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共有史料15条。《三国志·高句丽传》涉及此时段的史料有9条。视《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有无，可将两家《高句丽传》同有条目分成两类。
第一类，仅见于《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此类有4条。
1.“后句骊王宫”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内容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不甚相同。第一，史料排列顺序。《三国志·高句丽传》将“宫”的资料置于“伊夷模之子位宫”之处，作为辅助史料，《后汉书·高句骊传》则将其提到文前，并有意去掉表明“位宫”与“宫”关系的“其曾祖”三字，此举表明范晔对陈寿所记世系的怀疑或否定。第二，国人对待宫的态度。《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恶之”，即厌恶，厌恶之因是宫在位期间征战不休，使国残破。《后汉书·高句骊传》改为“怀之”。即得民心，人心归向之因是宫勇武善战，开拓疆土。又中华书局《后汉书校勘记》云：“殿本《考证》谓《魏志》‘怀’作‘恶’。按：《校补》谓‘怀’当为‘恠’之讹，古‘怀’字多混为‘怌’，故转写易讹”。若依此解“怀”应为“恠”字，“恠”即“怪”，此条又可解释为宫出生便能视人，国人以之为怪，人有异象，必有异能，长大勇壮，竟能屡侵大汉边境。此三种观点，因评价视角不同而异。后世史家各有择选，《魏书·高句丽传》采纳了《三国志》的说法；《通典·边防二·高句丽》采纳了《后汉书》的说法；《册府元龟·外臣部·勇鸷》则采纳第三种观点，保持中立。
2.“宫、遂成、伯固世系”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以三王世系为宫—遂成—伯固，父子相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无“遂成”，以宫死，子伯固立。此处两传分歧颇大，后世史家观点不一，《梁书·高句骊传》、《北史·高丽传》采信《三国志·高句丽传》之说，《册府元龟·外臣部·继袭一》采纳《后汉书·高句骊传》之说，其他各家则回避不提。
高句丽王世系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学者因择选史料不同、解读角度不同，结论各异。《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之间的差异性无疑是引起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众多世系排列中，顾铭学认为高句丽此三王为父子相承，序列为宫—遂成—伯固。⑩刘子敏认为宫、遂成为父子关系，遂成、伯固为兄弟关系。(11)若依刘子敏所论，《后汉书·高句骊传》补充了《三国志·高句丽传》遗漏的高句丽王，增加了新的史料，可惜又将“遂成”与“伯固”两人关系弄错。
3.“质、桓之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省略了“寇新安、居乡”，将时间由“顺、桓之间”(126-147)缩小为“质、桓之间”(146-147)。据刘子敏考证“西安平”为“安平”，为今丹东附近的叆河尖古城。(12)此条史料他处无载，又同样存在将“西安平”误写为“安平”之错，因此笔者认为《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可能取材于《三国志·高句丽传》。
4.“建宁二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之删减版。《三国志·高句丽传》载为建宁二年，伯固投降，初属辽东，嘉（熹）平中，因其请求再属玄菟。《后汉书·高句骊传》删除“熹平中”三字。此举易生歧义，使人以为伯固投降后，便乞求归属玄菟郡管理。除非《后汉书·高句骊传》另有所据。
第二类，《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有载，《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亦有著录者。此类有4条。
1.“王莽初”条
此条除两家《高句丽传》外，《汉书·王莽传》亦有载。从史料的丰沛性来看，从《汉书·王莽传》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再到《后汉书·高句骊传》，各家所载内容明显逐渐减少。《汉书·王莽传》完整地记录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三国志·高句丽传》省略“王莽诏书”大部分内容，只保留关键性一句——“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并附加“当此时为侯国”六字。此六字代表了陈寿对于高句丽政权性质的理解。“当此时为侯国”说的是“在这个时候高句丽政权的性质是侯国”。这是一句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和它呼应的是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一事。其意为王莽时为侯，光武帝时封其为王。至于“当此时”究竟为何时？是王莽下令“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之后，还是之前，陈寿并没未指明。《后汉书·高句骊传》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原文省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了“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一句。此句一方面有将《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与“当此时为侯国”两句合并之嫌；另一方面，又像是受《汉书·王莽传》所载“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的影响。
范晔改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王莽诏书原文中，只云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它代表的是高句丽国名的改变，由“高”到“下”两字的变动，有明显贬斥意味。二是《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五威将军奉符命，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据此推断，高句骊王被降为侯的时间，应在公元9年左右，而不是严尤诱擒“驺”后。
此外，从《汉书·王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则史料中“王莽初”、“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驺”、“貉人愈犯边”等句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应出自《汉书·王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虽然也参照了《汉书·王莽传》，但模仿《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痕迹更重。
2.“建武八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为“光武复其王号”，明显衔接前一句，其意为建武八年(32)，朝贡称臣，故恢复其原有的“高句骊王”称号。《后汉书·光武帝纪》只云：“八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未提王号更易之事。不禁令人怀疑《后汉书·高句骊传》恢复王号的提法，可能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始见称王”的影响。
3.“安帝永初五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将“求属玄菟”一事系于安帝永初五年(111)朝贡之后。《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记为“殇、安之间”，并载更属之因是宫“数寇辽东”。《后汉书·孝安帝纪》载：“永初三年春，高句丽遣使贡献。”与《后汉书·高句骊传》不同。究竟是高句丽在安帝永初三年、五年朝贡两次，还是“五”为“三”之讹误，只有永初三年遣使一次，尚难判定。
抛去细节仅从内容构成分析，《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包含“贡献”与“归属”两部分。《孝安帝纪》所记是朝贡，《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为“更属”。《后汉书·高句骊传》很像《后汉书·孝安帝纪》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两条目杂糅的结果。
4.“建光元年春”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比《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孝安帝纪》详细。《后汉书·高句骊传》分春、夏、秋三部分，详述了建光元年(121)东汉王朝与高句丽、鲜卑、濊貊、马韩等边疆民族政权组成的集团军之间的多次交锋。细节方面，三传颇多疑义。
春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征讨对象为高句骊、秽貊，征讨结果是“不克”。《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战事一波三折。起初，小胜“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之后，中宫诈降之计，使玄菟、辽东两郡城郭被焚，死伤二千余人。再后，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救二郡，但“貊人已去”。《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被攻击对象更具体：“焚烧候城，人辽隧，杀吏民。”并载征讨之因是宫危害“二郡”。
夏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进攻一方为“秽貊与鲜卑”两军，未提高句丽，此战蔡讽“战殁”。《后汉书·高句骊传》载：“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主语模糊，是高句丽与鲜卑联军，还是前文中提及的貊人，未详。攻战结果尤为详细：“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记为：“后宫复犯辽东，蔡讽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
秋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为“冬十二月”，进攻方为高句骊、马韩、秽貊联军，在夫余王子的协助下“州、郡并力讨破之”。《后汉书·高句骊传》记此战发生于秋季，强调高句丽在战斗中的领导地位，“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并载“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斩首五百余级”。
上述8条，《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细节处差异明显，表明两者史料关系不如“概述”部分紧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后汉书·高句骊传》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删减版、扩充版，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其他资料的合并版，《三国志·高句丽传》仍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编修的重要参考依据。
另外，《后汉书·高句骊传》中有6条史料，《三国志·高句丽传》未有相关记载。除“遂成还汉生口”条外，其他5条，《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或有记载，可略辨析。
1.“二十三年冬”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具体，《后汉书·光武帝纪》笼统，仅云：“二十三年冬十月，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采纳的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说法。
2.“二十五年春”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有“句骊攻击各郡”及“祭肜以恩信招之复塞”两事。前一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下》记为：“（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招降之。”只云“辽东徼外貊人”，未提“句骊”之名。从当时高句丽的国情分析，高句丽不具备远征的能力，《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有误。后一事，《后汉书》卷20《祭肜传》记为：“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此节提及“骆驿款塞”之人为“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
《后汉书·高句骊传》在“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后，强调“皆复款塞”，如果“款塞”者仅“句骊”，没有必要以“皆”相称。以此分析，“款塞”的主语应是《祭肜传》中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所以，《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有合并《光武帝本纪》与《祭肜传》之嫌。
3.“和帝元兴元年春”条
《后汉书》中《孝和帝纪》、《天文志》、《耿弇传》均有相关记载。《后汉书·孝和帝纪》：“元兴元年春正月……高句骊寇郡界……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后汉书·天文志》：“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后汉书·耿弇传》：“（耿）夔字定公……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
将上述“元兴元年春正月”（《孝和帝纪》）、“高句骊寇郡界”（《孝和帝纪》）、“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天文志》）、“夔追击，斩其渠帅”（《耿弇传》）拼合，正好等同《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所以此条亦有合并以上诸条之嫌。
4.“元初五年”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载高句丽“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后汉书·孝安帝纪》中时间精确为“夏六月”，只云“寇玄菟”，未提“华丽城”。
5.“顺帝阳嘉元年”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载：“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后汉书·顺帝纪》中时间精确为“十二月庚戌”，又比《后汉书·高句骊传》多“复”字。
上述5条，《后汉书》之《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诸生《列传》差异显著，《高句骊传》有时记载详细、具体，而帝王《本纪》、诸生《列传》记载笼统、宽泛；有时情况恰恰相反；有时《高句骊传》是帝王《本纪》、诸生《列传》的合体。
综上所述，《后汉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其一，《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时事”部分史料关系密切度不如“概述”部分。但《三国志·高句丽传》仍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编修参考依据之一。
其二，《后汉书》之《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诸生《列传》记载内容多有异同。范晔将各种史料、各家观点分置《后汉书》各《本纪》、《列传》，可能有“存疑”待解之意，也可能是史料纷争而难下定论的无奈之举。
其三，《后汉书·高句骊传》部分内容有杂拼《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之嫌。
三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有刘珍等《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等十余家。范晔《后汉书》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后汉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各家之长编撰而成。
《东观汉记》久佚，今较为完备的辑本是吴庆峥点校的24卷本。此本未设《东夷传》，帝王本纪，诸臣列传中也没有关于高句丽或是关于濊貊的相关记载。谢承、华峤等诸家《后汉书》亦已亡佚。周天游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共收录佚文1900余条，但是与高句丽相关的史料未载一条；八家中七家未设《东夷传》，学界对谢承《后汉书·东夷传》一直颇有疑义。
《隋书·经籍志》载：刘珍等《东观汉记》143卷；谢承《后汉书》130卷；薛莹《后汉记》本100卷，残存65卷；司马彪《续汉书》83卷；华峤《后汉书》本97卷，残存17卷；谢沈《后汉书》本122卷，残存85卷；张莹《后汉南记》本55卷，残存45卷；袁山松《后汉书》本100卷，残存95卷。从卷数来看，上述诸家之作部头不小，今辑本中条目占全书比例，恐不及10%。辑本中不见与高句丽相关的内容原因之一可能是这部分资料已经散佚。
辑佚工作资料来源之一是古注。史家作注目的有二，一者标注疑义，二者补充资料。从这个角度分析，诸家注释中未见与高句丽相关的内容，说明当时注释之人所见《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的本子与《后汉书》中记载相近，或相同，或者记载内容没有《后汉书》详备，没有必要注释。这也就是说《后汉书》中有关高句丽的记载可能已经是上述诸家内容的综合完备版，此可视为辑本中不见与高句丽相关内容的另一个原因。
范晔编写《后汉书》参考史料除上述各家外，还有袁宏的《后汉纪》，此书今存于世。书中关于高句丽的史料有3条，分别是：
1.（建武八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貢。（卷6）
此条只云朝贡，未提“光武复其王号”之事，与《后汉书·光武帝》记载相同。
2.建光元年（辛酉）春正月，高丽寇玄菟……十二月，高句丽围玄菟。是岁宫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辽东、乐浪三郡兵出击之。议者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前者宫桀恶，光不能讨。今自死，宜遣使者吊问，因责让宫时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诛责，取其后善。”后之，句丽由是服焉。（卷17）
此条史料“春正月，高丽寇玄菟”一事，《三国志》、《后汉书》没有记载，但增加了姚光、蔡讽等人出师之因。“十二月，高句丽围玄菟”记载时间与《后汉书·孝安帝纪》相同，《后汉书·高句骊传》则写为“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之事与《后汉书·高句骊传》内容大体相同，文辞略有差异。“后之，句丽由是服焉”一句《后汉书·高句骊传》无。姚光上言“发辽东、乐浪三郡兵出击之”中“三”可能是“二”之误。
3.延光元年春，夫余王遣兵助玄菟，使贡献。……秋七月庚申，高句丽王乞降。（卷17）
此条周天游考证：“‘庚申’本作‘庚辰’。七月癸卯朔，无庚辰，据四部丛刊本径改。”此条与《后汉书·孝安帝纪》基本相同，只是《后汉书·孝安帝纪》将时间标为“春二月”。
此3条史料，一方面可以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其记载往往与本纪相同，此点表明《后汉书》帝王本纪中的记载可能直接引自前代史料。
袁宏《后汉纪》关于高句丽的记载仅此3条，而“四夷”中匈奴、乌桓、蛮、鲜卑、羌、西域的记载格外详细，一般都设有专门章节回顾历史沿革。《后汉纪》是袁宏参照刘珍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璠《后汉纪》以及《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等书，并“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经营八年”编修而成。袁宏《后汉纪》中有关高句丽记载的俭省，暗示上述诸家有关高句丽的记录可能也并不丰富。除高句丽的3条史料外，《后汉纪》中还收录夫余史料2条、倭国史料2条，这表明《后汉纪》中高句丽史料的缺乏，不是孤立的现象，袁宏纂写《后汉纪》时整个东夷的史料都不丰沛。前文提及《东观汉记》及八家《后汉书》辑本中缺少高句丽记载的二点原因，除此之外，第三点原因可能是《东观汉记》及八家《后汉书》关于东夷、高句丽的记载本来就不丰富。
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序》中云：“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据范晔所言，《后汉书·东夷列传》史料来源大致是“交聘使节”和“边疆军报”两个环节。
《后汉书·高句骊传》中对一些事件的记录甚为精确，甚至涉及到某一中下层士兵，如“建光元年”条，记录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舍身救蔡讽的事迹，若没有来自前方的军事汇报，不可能记录如此详细。《后汉书·东夷列传序》所云可能并非虚语。但是，《后汉书·高句骊传》“概述”部分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相近或相同，“时事”部分与《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的众多差异，又表明其史源恐非完全出自第一手资料。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来源，既有直接记录，又有间接记录。直接记录为使节的见闻，投诚者的介绍（如蚕支落大加戴升），武将的奏表（如祭肜、耿夔、冯焕、姚光、蔡讽等人）；间接记录为《史记》、《汉书》、《三国志》、《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袁宏《后汉纪》中相关记载。《后汉书·高句骊传》依据的范本是《三国志·高句丽传》。在《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中有关高句丽的记载，多是对前代史料的“照录”；而《后汉书·高句骊传》中的内容，则渗透了范晔个人对于高句丽历史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明显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影响。
注释：
①刘珍等撰、吴庆峥点校：《东观汉记》，《二十五别史》第六册，齐鲁书社2000年版。
②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④张鹏一：《魏略辑本》，陕西文献征辑处1924年刻本。
⑤张楚金：《翰苑》，金毓黻编《辽海丛书》第四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
⑥参见郑春颖：《〈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⑦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
⑧刘知几：《史通》卷5“补注第十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王应麟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⑩参见顾铭学：《魏志高句丽传考释》（下），《学习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
(11)参见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47页。
(12)参见刘子敏：《中国正史〈高句丽传〉详注及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