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态的语用逻辑_命题逻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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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3-0020-07

近年来，笔者曾相继发表过《命题的语用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量化的语用逻辑》（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2期）等有关语用逻辑的研究文章。此后，陆续收到学界一些朋友、教师和研究生反馈的信息，希望看到有关模态的语用逻辑的研究文章，以期对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关于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的研究，有必要先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一、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奥斯汀、塞尔、周礼全

20世纪中叶，在我们这些据说是这个星球上惟一会使用表意符号语言的动物当中，出现了一个“使2500年来以任何一种方式研究语言的人感到羞耻”的特殊人物，他宣布了“这样一种其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短的话来表示的发现：我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1]这个了不起的发现就是言语行为(Speech acts)。德国著名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对此评论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学家发现存在着像言语行为这样的东西时，甚至可能已经是现代哲学中‘语言转向’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叔本华曾说过，我们觉得很难把最常见的事物和最切近的事物当成问题，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很显然的，所以就逃脱了我们的注意。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恐怕不可能有比言语行为这种现象更好的证明了。”[2]施氏所说的这位发现言语行为的、使所有研究语言的人都感到羞耻的人就是著名的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他在1952年至1955年间，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举办讲座，系统地阐述了他从1939年以来就开始研究的言语行为理论。1969年，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John R.Searle)发表《言语行为》(Speech Acts)，推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1985年，塞尔和范德维克发表《语用逻辑基础》(The Foundation of Illocutionary Logic)，建立了一个语用逻辑系统，塞尔的工作在语言分析和语用逻辑研究两个方面发展了奥斯汀的思想。

与奥斯汀几乎同时，当时的清华学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逻辑学家的周礼全先生就提出要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周礼全先生就已经开始研究语言逻辑。当时，他阅读了《哲学问题》(Problems of Philosophy)、《语言、逻辑与真理》(Language,Logic and Truth)、《语言的逻辑语形》(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开始关注语言分析方法。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他提出应将语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S-语句，即科学语句，又可再分为分析语句与综合语句；另一类叫做V-语句，即价值语句，哲学语句是V-语句。今天看来，周礼全先生当时的这些思想可以看作对分析哲学的一项重要发展。此后，他又阅读和研究了《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指号、语言与行为》(Sign,Language and Behavior)等重要的语言逻辑文献。1952年，周礼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形式逻辑，他提出要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因为实际思维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应该注意去解决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他的这种逻辑观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61年，他写成《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这篇论文，他说：“这篇论文表明我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这篇论文包含了以下几点：(1)讲到不同意义的语句。这类似于奥斯汀的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注：illocutionary acts一词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译法。许国璋先生译为“以言行事行为”，李先焜先生译为“语旨行为”，周礼全先生在指导我的博士论文时主张译为“语力行为”，当时笔者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后来笔者提出，根据illocutionary acts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它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译为“语用行为”，相应地，illocutionarylogic一词应译为“语用逻辑”，周礼全先生同意这种译法，认为“或许它能更好地体现illocutionary logic的理论意义和地位。”见蔡曙山：《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00，周礼全先生序。）的思想；(2)明确地提出了语境和具体意义。一个语句的语境，就是这个语句所在的环境，包括时间、地点、说话者、听话者、上下文等。一个语句的具体意义，就是这个语句在语境中的意义；(3)强调结合语法修辞，以上两点类似于格莱斯的隐涵(implication)思想；(4)明确提出要扩大逻辑基本词项，建立新的逻辑系统，即自然语言逻辑。(1)至(4)的这些思想，主要是我从分析实际思维中得到的。但它们和国外同时期的自然语言逻辑颇有类似之处。”[3]最后这句话是周先生的自谦之词。纵观周礼全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他总是跟踪国际前沿领域，并与之保持同步。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总是居于领先地位，长时期引导着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方向。以语言逻辑为例，1994年出版《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标志着周礼全先生及其合作者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所谓“成功交际”，用奥斯汀的话说，就是做出一个符合“成功条件”的言语行为，它涉及说话人、听话人、时间、地点、话语世界(world of the utterance)等语境因素。周礼全先生则从意义、语境、隐涵、预设等方面阐述了他的成功交际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周礼全先生开始指导他的两名博士生做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邹崇理博士所做的是“蒙太格语法”(Montague grammar)，笔者所做的则是“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Speech acts and illocutionary logic)，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该院第一批学者文集之一的《周礼全集》的《编者的话》中说：“他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在中国逻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指导培养的博士生则沿着这个方向做了非常具体和深入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即此之谓也。以笔者工作为例，为了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周先生让我阅读了很多有关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的著作和资料，他还将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塞尔(John R.Searle)的一本新书Intentionality（《意向性》）送给我。这本书是塞尔本人送给周先生的，周先生却慷慨地转赠给笔者，并题写了珍贵的赠言。另一本是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语用逻辑基础》），这本书是湖北大学李先焜先生赠送给周先生的一个复印件，周先生也慷慨地转赠给笔者。该书至今还保留着周先生多处批注的宝贵笔迹。在周先生的认真指导下，笔者完成了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塞尔的语用逻辑的整理和综述，建立了命题的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系统，并将这一系统与经典的命题逻辑、直觉主义命题逻辑、模态命题逻辑等系统做比较，得出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博士毕业后，又用了8年时间，才完成量化的语用逻辑、模态的语用逻辑以及语用逻辑在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中的运用等相关研究。其间，周先生多次从美国驰书勉励笔者。1998年，《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周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称为“十年辛苦不寻常”，其中甘苦，除了作者自己，恐怕只有周先生最了解。2000年，国际知名的语言哲学家、语用逻辑的创始人塞尔在阅读《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后致信作者：“本书值得高度称赞。我对你的工作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在这一年，当笔者看到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蒙太格的内涵语义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塞尔的语用逻辑作为《语言哲学》一章的三节加以阐述，并对奥斯汀的理论作了那样深刻的评价时，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学者周礼全了不起——他竟在语言逻辑的两个主要方向上指导博士生取得重要成果！今年10月，我国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数十名学者自发聚会北京，庆贺周礼全先生80华诞暨《周礼全文集》出版。笔者在纪念会上以《深邃的学术眼光、宽容的人格力量》为题作了发言，高度评价周礼全先生对我国逻辑学特别是语言逻辑发展的贡献，认为中国学者周礼全在语言逻辑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虽然他的工作并没有传播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没有传播到英美等“主流国家”，但这丝毫也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发言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同。

笔者完全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周礼全集》的《编者的话》中对周先生所作的评价。有幸作为周先生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进行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他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无比珍贵的图书资料、循循善诱的辅导指引、宽厚仁爱的理解关心，笔者既不可能进行这样的研究，也不可能取得这方面的成果。笔者所有的工作，如果有所成就的话，首先应当归功于周先生。同时，还要感谢具有相当学术眼光的《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的诸位编辑，在前几年相继发表了当时并未被人知晓的语用逻辑研究的两项成果《命题的语用逻辑》和《量化的语用逻辑》。今天，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的研究已经为更多的人了解，国内多所高校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的相关专业开设了与此相关的研究生课程，有的学校还将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作为专业方向。现在周先生母校的校刊《清华大学学报》又发表《模态的语用逻辑》，相信对所有关心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逻辑研究的学者对它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命题的语用逻辑、量化的语用逻辑和模态的语用逻辑是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逻辑研究的三个重要的子系统。下面来展开模态的语用逻辑。

二、形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