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香港党（团）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中共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帝国主义占领香港后，一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使香港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香港工人阶级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对香港同胞实行殖民统治，残酷剥削和压迫香港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香港爱国同胞自从香港被占后，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香港的繁荣进步，不断掀起反帝斗争浪潮，成为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中国。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香港后，将香港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香港同胞的思想觉悟也进一步提高。一些香港爱国青年，受到苏联革命成功和香港同胞反帝斗争精神的影响，抱着追求真理的愿望，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至1921年间，香港教育司视学官林君蔚、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和蒙养学校教师李义保等3位进步青年，本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共同捐钱合资出版《真善美》刊物。这是香港第一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不定期出版，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进步思想，因而很受青年人欢迎。
192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由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船行经香港时停泊于香港码头。林君蔚、张仁道和李义保等早已从报纸、杂志上看过陈独秀所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知道他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人物，便特意到船上会见陈独秀，并将自己创办的《真善美》杂志给陈独秀看。陈独秀看后，倍加赞许，鼓励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林君蔚等3人听后很受鼓舞，回到李义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923年，林君蔚和李义保先后到广州，找到新学生社，然后通过新学生社找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由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阮啸仙等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回到香港后，他们于同年6月建立了香港共青团组织，对外称为“新学生社香港分社”。其中团员有：林君蔚（教员）、李义保（教员）、潘学仲（工人）、杜沧洲（学生）、黄演麟（学生）、彭月笙（学生）、谭浩峰（工人）、李毓秀（工人），李义保为支部书记。
同年8月22日至23日，共青团香港特别支部召开全体团员会议，确定香港团员工作是：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帮助木匠工会与木业工会实现联合；调查本港各工会状况；推翻圣教总会等。会议选举林君蔚、梁鹏万、梁九等3人组成干事会，林君蔚为主任，梁鹏万、梁九为干事。并将12个团员分成4组，确定在油麻地木匠支会、鸭巴颠街木匠总会和黄泥涌蒙养学校作为开会活动地点，逢周日聚会。9月，为了健全和发展香港青年团组织，阮啸仙以团粤区代理书记身份亲自到香港帮助开展建团工作，使香港团组织得到健全和迅速发展，团员从最初8人增加到26人，达到可以建立团地委的要求。经请示团中央批准，于10月5日成立了以梁鹏万为委员长的香港临时团地委。
这期间，香港共产党小组也建立了，有李义保、张仁道、林君蔚3人。不过当时香港党团不分，都在李义保家中开会，党小组只是在讨论工人运动问题或“学校”（即共产党）问题时出现。讨论学生运动问题时，又是以团的名义出现，直到1925年一二月间，黄平以国民党组织部特派员，梁复燃以国民党工人部特派员的公开名义同时前往香港，香港共产党支部才正式建立，黄平为书记、党员有李义保、林君蔚、梁复燃和黄平，不久，罗珠、李连到香港，党组织的人数才逐渐增加，但发展较为缓慢，至1925年5月邓中夏等人至香港发动工人罢工时，香港党组织才只有十几名党员。
香港党团组织建立起来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下，以香港为基地，深入工人群众当中，配合内地国民革命运动，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其中又以共青团的名义出面组织的活动为主，成绩也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断健全和加强香港共青团组织建设。在共青团广东区委指导下，团香港地委于1923年10月25日晚正式成立，全体团员选举了梁鹏万为委员长（后由梁九接任），秘书彭月笙，教育委员林君蔚，劳动委员区直之，会计委员梁九（后由苏南接任），下设3个支部：第一支部为中环支部，张孝德为书记，内分3组，共12人；第二支部是湾仔支部，书记为李义保，只有1组4人；第三支部是油麻地红磡支部，梁宝濂任书记，内分2组共7人。1924年底，团支部由原来按地域划分改为按行业划分，发展为6个支部：木匠第一支部、木匠第二支部、电报、教育、集贤、排字等支部，共有33名团员。1925年3月，团支部又合并为3个，分设在排字工社、大东电报局和木匠工会，至年底，团员人数已近300人。
为了加强团员管理，增强团组织的战斗力，团香港地委多次发布通告，要求各支部严肃团的纪律，“希望各支部书记经常召集所属团员叙会，频加策励，使之努力为团服务。”团组织还对每个团员的表现进行调查，对每个人的工作及活动能力列表登记总结，以便掌握团员的动态。团组织还要求团员及时缴交团费，依时过组织生活。对某些“只拥有团员虚名而不为团体服务者”，平时开会又经常无故缺席，要对其进行“诚恳劝告，认真训练。若劝告无效，则加以警告，如仍不服从纪律，则请支部早日报告地方，以行最后之对付”。为了提高新老团员的思想觉悟，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请团干部举办演讲，介绍共青团历史，少共国际及其他革命道理，并当场回答团员提出的问题，使团员明确斗争方向，振奋精神，加强团干与团员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另外，他们还开办阅书报室，购进或由个人捐献一批进步书刊杂志，供团员们借阅。其中有《社会主义史》、《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论》、《劳农政府之建设》、《列宁传》、《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劳动号》、《新青年》、《近代科学与安那其》、《社会改造原理》、《女子参政之研究》、《到自由之路》、《孙文建国方略》、《托尔斯泰小说集》、《小说月报》、《人类进化史略》、《近世美学》、《中国风俗史》等等。这些书刊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提高团员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起了重要作用。
2、积极开展国民革命运动。香港共青团组织建立不久，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团香港地委组织起国民运动委员会并讨论进行的办法。他们积极主动与香港国民党分部联系。当时，香港国民党分部刚刚建立，分部长为阮旺，后来孙中山还派人到港协助开展工作，但“他们是有一些资财的人，自然不太努力去做革命运动”。为此，团香港地委便积极派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参加改组事项”，“由与国民党机关‘联义社’亲近的同志入内宣传，指导他们倾向左派。”团组织还仿照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形式，成立工人青年会，但以“国民革命意义代替基督教”对青年工人进行教育，并介绍青年工人加入国民党。为了扩大革命影响，他们大力将“三民主义演讲，社会的人已经没人反对，大家相信是一个最好的救国方法了，前途很是乐观。”另外，他们组织各种演讲，并以“旅港侨胞救国团”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收回关税的斗争，抗议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示威，以保护其侵华利益。为此，香港团组织还在各个场合派发大量中英文传单，并准备成立香港反帝大同盟，结果“英人果然惧我民气汹涌，设法禁止及秘密侦察。全港民气为之一振，愿作广州政府后援，西报竟将该英文的传单，全章登载”。
3、反对基督教和孔教的影响和毒害，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开展革命活动。香港被英国占领后，殖民统治者极力推广奴化教育，开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宣传基督教教义，规定小学课本一律使用官方编的宣扬英皇德政的《香港简明汉文读本》，使中国人在迷信西方救世主——上帝的同时，也接受英国皇帝的殖民统治，并为维护其殖民统治秩序培养亲英势力。另者，辛亥革命后，大批满清封建遗老遗臣纷纷避居香港，他们为了挽回失去的天下，大肆鼓吹尊孔复古，在香港掀起一股复辟歪风，孔教盛行一时。香港当局也大力提倡学校教授孔孟之道，让学生习读四书五经，以阻止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培养服从其殖民统治的顺民。香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好看白话文字，反对新文化，喜欢看玉犁魂式的红男绿女小说，喜欢研究陈腐无生气的经学……骈体文等等，还提倡三纲五常”。对此，团香港地委指出：“港地孔教的复辟思想、基督教的迷信思想皆为麻醉青年的毒物，应揭破其黑幕，并加入反基督教大联盟等工作”，号召青年团员深入工人、学生中开展宣传工作，抵制和消除基督教和孔教的不良影响。
香港工业比较发达，工人也较多，他们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地位十分低下，生活相当困苦，虽有不少工会，但大多是黄色工会，被买办、工头所把持，大部分工人仍是无组织无纪律，有的还染上一些不良恶习。“至于工人应走的途径有哪条，他们就更不知所谓了”，“连国民革命的工夫也不敢实行”，“正待他人为之努力”。对此，团香港地委要求团员要努力向工人阶级靠拢，“第一使之阶级觉悟；第二使之明白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与国内纷乱之历史的原因，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还特别指出：“我们青年团是以工人为基础的，尤其是青年工人，所以我们对于九龙红磡的数千工人、青年工人和全港的青年工人，应当尽力宣传和决不疏忽了这些有革命性的苦青年”。
在团组织号召动员下，青年团员们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调查工会现状，帮助联络同行业工会组成工会联合会，加强工会统一运动。在木匠工会中还设立了团支部；对女工则设法支持其改善地位，帮助南洋卷烟女工恢复工会团体，并创办女工夜校，鉴于当时香港青年工人为找职业，热衷于学习英文，他们就在工厂附近举办英文夜学书馆，吸引青年工人参加，从中灌输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帮助工人摒弃传统的思想和不良恶习。为了提高工人文化素质，他们于1923年11月1日开办了一所免费工人夜校，由团干部担任教师，讲授国文、英文、国语（注音字母）、笔算、信札等基础知识，还在工人中组织青年工人俱乐部、读书会、阅书报室，举办音乐会、技击团、白话剧社、化装演讲、游泳队、歌诗班等游艺活动，寓教于乐。同时，还大量印行青年劳工刊物，以此宣传、联络、团结青年工人。
在学生运动方面，针对香港学生不少是富家子弟，且深受“基督教和孔教影响，觉悟程度较低”，对革命缺乏认识，参加进步活动的主动性不强等情况，香港团组织派林君蔚等利用其香港政府教育视学官的身份加入香港教育委员会，设法指示“具有推翻顽固派的动机”且思想进步的青年教职员，帮助学生成立进步团体。同时，采取较温和的宣传手法，引导一部分学生倾向革命，倾向团组织，帮助其中的觉悟分子建立香港学生联合会、香港青年社、策群义学及其他各校学生会，通过他们吸引更多的学生，促使他们觉醒。香港青年社的宗旨是“取互助的精神，唤起这里我们青年的‘民族精神’，以求我们的‘民族解放’为宗旨”。团员们还创办或扩大一些技术学会或文化俱乐部，如“真善美”、“体育会”、“精武会”、“美术社”等，利用娱乐的形式吸引青年学生参加，借此机会与他们接近，灌输新思想新文化。在印刷发行的出版物中，也多登载讨论人生观的通俗浅显的文章，使他们认识到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必要性，从而自觉抵制基督教和孔教的消极影响和殖民奴化教育，为香港学生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1925年省港罢工期间，香港3000多名青年学生在香港团组织领导下举行总罢课，另有300多名学生毅然与罢工工人一道回到广州，大大支援了工人的反帝罢工斗争。
至于农民运动方面，当时香港农民只是集中在九龙新界等地，港英政府为开发九龙，强行将土地拍卖给富商，使当地大多数青年农民被迫纷纷离开家园，出外谋生，因此当地人民十分“仇视英政府”。在这些农民中，除剩下老幼妇孺外，还有一些乡村小学的青年教师。青年团员们主要是与这些乡村教师联系，向他们进行宣传，并组织起来，设立农民夜学校、通俗阅书报社，举办演讲会，启发农民的民族觉悟，为农民运动打下基础。但由于农民较少，农运影响不大，因此这项工作进展较缓慢，成绩也较小。
4、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扩大党团影响。当时，香港一些反动右翼势力，利用报刊攻击革命，“非难CP”（即共产党）。如被称为“复辟报”的《循环日报》、《华字日报》、《香港新闻报》、《大光报》、《香江晨报》、《香江晚报》等都刊登过一些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革命的文章。陈炯明在港办的《香港新闻报》创刊头一天就刊登了一篇名为《共产党之沿革》，为了攻击国民革命，攻击共产党，竟把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和邹鲁等都说成是共产党员。为此，香港党团组织利用自己掌握的报刊杂志及其他报刊杂志，扩大宣传，反击右翼势力的无理攻击。如扩大自己同志控制的《真善美》、《侨港教育》等杂志的发行量，并将团中央或团广东区委办的革命刊物如《向导》、《先驱》、《前锋》、《新青年》等派送到工人群众中去，群众称《向导》“有政治眼光云”。他们还争取在香港的劳工刊物《劳动周刊》、《劳工先导》、《海员月刊》及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联义月刊》上发表文章。《劳动周刊》是由持平工会（即肉行工会）黄金源创办，由排字工人邓启谱编辑的。《劳工先导》是由汉文排字工会办的，由排字工人吴绮陵编辑。这些编辑人员都是香港团干部区直之、彭月笙的朋友，因此也愿意刊登一些非正面攻击英国政府的进步文章，如介绍巴黎公社的文章等。此外，青年团员们还积极参加各界社团为庆祝节日而举行的大会或聚会，利用这些机会进行演讲，派发传单。如在“五一”劳动节，参加香港工团总会发起的游行示威并发表演讲；在“三八”妇女节，则宣传妇女节的由来及意义；在香港海员智育部，每星期六晚，林君蔚、李义保都经常参加演讲，“内容多以报载事实，证明军阀专横，列强压迫”。在海员庆祝罢工胜利会上，印发大量罢工纪念册；在孙中山、列宁等伟人逝世和其他革命烈士牺牲后，他们都发起组织召开大型追悼会，通过缅怀伟人和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工人群众思想觉悟。他们演讲的题目有：《诸先烈的历史》、《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我们为什么要开追悼会》、《先烈系为群众谋幸福而死》等，并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先烈之精神不死”等口号，会场内外往往群情振奋、气势激昂。在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愤怒的群众与前来干涉制止的警察展开搏斗，结果有4名工人不幸被捕。香港党团组织与工会马上印发传单，抗议港英当局的残酷镇压，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最后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工人，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
中共香港党团组织的早期革命活动，其规模和影响虽然不如内地来得波澜壮阔，声势浩大，但他们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环境，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发动工人、学生和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仅打击了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进一步唤醒了香港同胞的爱国觉悟，而且支援了内地国民革命运动，从而为迎接后来象省港大罢工这样的革命大风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