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内和国际规模收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国际贸易论文,规模论文,理论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5年来，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贸易模型在纯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确，该理论常被看作是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过，该理论的统治地位正面临着动摇，因为现代主要的商业活动与该理论结构经常发生冲突，使人们经常提出各种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涉及两大领域。
首先，人们怀疑现实中的贸易模式和要素禀赋间的联系与该理论所预见的情形是否相一致，这包括里昂剔夫悖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研究。笔者对这些质疑的解释是：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是正确的，但它的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不足以充分描述现实。在其他文章中，笔者已经研究了多种要素和多种商品模型，这里不再进行讨论。本文将讨论两种主要要素和两种最终商品的要素禀赋模型。
其次，质疑的另一个中心领域（与上面的质疑是相关的）是二战后我们所看到的情形。二战后，在国际贸易中交易量最多、交易额增长最迅速的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制造业产品的交易。但H—O—S 理论以及一般的新古典理论却无法为这种类似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证文献中，有两种观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第一种解释与国际货币有关，关注的是工业化国家之间购买力平价的偏离问题，在细分交易品种类的情况下也存在这种偏离（参见Irving Kravis和Richard Lipsey的论文）；第二种解释涉及到产业内贸易，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双向贸易的现象，但在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结果时，人们才注意到这种现象（例如，P.J.Verdoorn；B.Balassa，1966）。当时，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所有工业化国家不是越来越专业化，而是增加所有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在有些情况下，专业化程度确实下降了。当人们分离产业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时发现，不管关税壁垒如何或关税如何变动，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和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都普遍存在上述现象（H.Hesse、H.Grubel和P.Lloyd，1975、E.Pagoulatos和R.Sorenson、R.Caves），同时发现这种贸易品种类的扩大并不是不同均衡间的转移（Caves）。（注：参见Gary Hufbauer和John Chilas的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产业内贸易是因为GATT的降低关税措施及企业对准固定生产要素的暂时性反应而导致的。Joseph M.Finger也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证据。）
正如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很早以前所提出的那样，产业内贸易被解释为是由总体贸易和边界贸易（以及周期性的类似贸易）中的产品异质性所引起的。但很多人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解释是很不适合的。（注：例如，Grubel和Lloyd（1975）发现，澳大利亚的产业内贸易达到7位数。笔者并不是说这种贸易是商品套利的背离，它在仔细分解商品品目的情况下也不会被完全消除。确实，本文利用了产品多样性。事实是，即使是足够的分解消除了部门间相对成本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是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但产业内贸易仍然会发生。所以，与此并不矛盾的传统理论，不能给出解释。）随后，人们开始注意产品差别化和规模经济（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规模经济约束差别化程度）。（注：参见Grubel、H.Peter Gary、Grubel和Lloyd（1975）、Robert Davies关于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讨论。）
尽管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大量的文献是有关规模收益递增的文献（例如， R.C.O Matthews，James Meade；Murray Kemp，1969），但这些文献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很弱的。在总体上，这些文献对贸易理论的影响很小。其主要原因，无疑是收益递增为完全专业化、多重均衡和不确定性提供了很强的前提假设，但这些又常常使得贸易理论中的标准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失效，而且这种方法能否解释现代贸易现象仍存有异议。同时这些理论假定、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是外部的又是整体而言的，进而基本上排除了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性。尽管许多学者强调这种相关性的重要性（例如，Balassa 1961，1967；Donald Daly等，Nicholas Owen和Caves），并且一些人已经论证了规模经济同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性，但进行实证研究时，如何处理规模经济的这种相关性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笔者指出（1979a）， 规模经济是因劳动分工的扩大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正如传统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它依赖于世界市场规模的总体水平而不是产业的地理集中。这种“国际”规模收益，放宽了“国内”规模收益中不确定性和多重均衡的假定，（注：国际规模经济，实际上是“埋葬”而不是消除这些，下面将会看得很清楚。）提出了中间品产业内贸易的理论， 而且其结论也与现代贸易事实大体相一致。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主张，在国际收益框架下，要素禀赋论同我们在上面讨论的现代贸易实际是相一致的，且有助于解释这些现象。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建立一个简单但较详细的模型来推出国际规模收益，然后运用这一模型，系统研究国际规模收益、传统的国内规模收益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或者是要素禀赋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四个方面的主要观点：（1）从本质上说，国际收益取决于两种规模经济的相互作用，该相互作用也就是企业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相互作用；（2）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要素禀赋论的基本定理是强定理，这与传统文献中的结论相反，（注：在这一方面，这篇论文对最近有关H—O—S基本定理有效性的研究提供了补充。参见Kemp（1976）、Ronald Jones和Jose Scheinkman、Wilfred J.Ethier（1974，1979b）、Winston Chang等的论文。）但仍有一些重要的补充；（3）同产业间贸易一样， 产业内贸易也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而且这种贸易是国际要素流动的补充。（4）尽管内部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性的存在对该理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的强度并不是产业内贸易强度的决定因素。
最近，P.克鲁格曼（1979，1981）、A.迪克西特和V.诺曼、E.赫尔普曼、C.劳伦斯和P.斯皮勒，把斯蒂格利茨对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的模型化扩展到国际经济研究上。K.兰斯特也把消费理论中的产品特征研究应用到国际贸易研究上。这些作者所关注的和笔者的早期论文（1979a）所关注的是一样的。 尽管我们的理论出发点完全不同，但是却得到了一些大致相同的结论。本文并不注重差别化的消费品，这种差别化的消费品是这些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笔者的理论是把差别化的生产资料作为研究重点，这样能把笔者早期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和这些作者的研究方法平行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贸易中更突出的是生产资料贸易。
1、国内和国际规模收益
1.1 生产
使用资本和劳动生产粮食（W）和工业品（M）。粮食是通过平滑的生产函数进行生产，它的规模收益不变。另一方面，工业品的生产存在潜在的规模收益递增，假设M的生产函数可分并，可以写成M=km，其中k是规模经济指数，m是规模经营的指数，可以看作通过熟悉的平滑生产函数推导出的。资本和劳动禀赋决定了一条转换曲线：
W=T（m）
（1）
制造业中规模收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首先是利用劳动分工，就像古老的亚当斯密制针工厂的例子和瑞士手表工厂的例子。中间产品组装成最终产品是无成本的。（注：有人可能不把中间产品生产看成是类似于奥地利模式或其他模式的连续的生产工序，如果把一些部件看成是组合性服务，那么组装就是有成本的。不管何种解释，都不会对该文产生影响。）实际生产的部件种类n是内生决定的，而且，假定n 为大量的可生产的中间产品种类中的一部分。（注：笔者消除了把n值看作非整数而带来的麻烦。）在这里，笔者并不关注因中间产品之间存在差别而产生的问题。因此，假定它们都是利用资本和劳动，通过相似的生产函数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所有中间产品对最终制成品的贡献都是对称的。在这些假定下，实际生产的所有种类的部件的产出量都相等，如果每个种类的产出量为x， 那么所有部件产出量就是nx。假定最终产品的产出量是由下式给出：
M=n[α-1]（nx）
（2）
参数α＞1。容易得到下面这一特定形式的生产函数，其中x[，i]表示部件i的产出，β为参数，1＞β＞0。
附图
当处于均衡状况时，如果所有的x[，i]都等于x，那么（2），变为（2）。β值大，表明在组装最终产品时不同部件之间具有良好的替代性；β值小，就表示产品差别化程度大[请注意，这与Dixit-Stiglitz、Krugman（1979，1981）、Dixit-Norman、Helpman等利用差别化的消费品束来度量效用的方法类似]。
如果劳动分工是无限的，那么，这种劳动分工迫使部件种类趋向无限多，而每个品种的产出量趋于无限小。假定部件生产是不可分的，则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注：在笔者早期的论文中（1979a）这个假定不明确，但是在Dixit-Stiglitz和Krugman（1979）的文章中是比较明确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如果把规模变量m 看作在生产中投入的要素束数量指标，同时假设生产x单位任一部件所需的要素束数量是ax+b，其中a，b＞0，那么有：
m=n（ax+b）
（3）
模型的技术因素包含在等式（1）、（2）（或（2′））和（3），转换曲线T（m）的背后是通常的H—O—S模型。
请注意，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规模收益递增来源：其一是来自单个部件的生产函数ax+b，笔者就是巴拉萨（1967，ch.5）的“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济”，笔者把它称为“国内”收益。这要求最低限度的工厂规模，并且所有x的生产在地域上集中，笔者假定这种规模经济被企业内部化了。同时要考虑这种均衡，在此均衡条件下，每种部件的总产出由单个企业在单个区位上生产（有时把等式（3）中的b看作是“固定成本”，并假定b长期不变）。
其二是来自最终产品生产函数（2）或（2′），在n值给定情况下， 规模收益不变。但部件种类的增加（x不变而n变大）导致最终生产部门产出的扩张，显示出规模收益递增，因为M的增加比例要大于nx。这种规模经济反映的是分工的扩大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这是巴拉萨所指的“水平专业化”或“垂直专业化”，也是笔者的早期论文（1979a）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在本文中， 笔者把它称为“国际”规模收益。这种规模经济取决于最终产品市场规模，而不是所有制造业产出都集中在某一区位。笔者认为，这种规模经济对单个企业而言是外部的。许多竞争性企业把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每个这种竞争性企业把n视为参数， 并认为自身的规模收益不变。
1.2 封闭经济的均衡
考虑一个同上述模型技术条件一致的封闭经济。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在式（2’）的约束下，利用部件进行生产，并以n为参数。 按粮食计价（粮食为计价物），如果q[，0]和q表示产出量为x[，0]和x的某一对部件的价格，那么，在式（2′）的约束下，生产M的生产者的成本最小化要求：x[，0]=x（q/q[，0]）1/（1-β）（4）
如果n足够大， 那么每一个部件生产者的行为不会对其他部件生产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对于给定的q和x，式（4）就是产出量为x[，0]的生产者所面临的需求曲线，这条曲线的弹性为1/（1-β）。部件生产者在竞争性要素市场上购买要素，这样，它的成本函数为-T′（m）[ax[，0]+b]，其中T′（m）对单个企业而言是外生的。该企业使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购买价格为：
q[，0]=-T′（m）a/β
（5）
因为对称性假定，q[，0]是实际生产的每个部件的价格。 每个部件生产者的利润为q[，0]x[，0]+T′（m）[ax[，0]+b]。因为每个部件仅由一家厂商生产，通过n的变化，也就是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使得在均衡情况下每个厂商的利润为零。这样，从式（5）我们可以得到：
x[，0]=bβ/a（1-β）
（6）
最后，部件种类数量n由式（3）给出，对任意给定的m和x=x[，0]，有
n=（1-β）m/b
（7）
由式（5）、（6）、（7），可以解出M=km的k值：
k=（[（1-β）/b][α-1]β/α）m[α-1]
（8）
按粮食计价的M的相对供给价格为P[，s]，由P[，s]M=q[，0]nx或P[，s]n[α]x=q[，s]nx或P[，s]=n[1-α]q[，0]给出。通过替代可以得到M的供给曲线：
P[，s]=-T′（m）/k
（9）
附图
图1描绘了供给曲线，M[，0]表示的是在T=0时的M值。P[，s]曲线表示的是最低价格及在该价格下供应的M的值，即式（9）。从式（6）可以看出，x独立于m。资源从W向M的重新分配，要求通过增加n来扩大M的生产，这时制造业部门显示出规模收益递增，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斜率为负。
实现封闭经济的均衡，需要对最终商品需求曲线的描述。假设收入中的一定的固定比例用来购买制造业产品，这个固定比例用γ来表示。每个M和W的产出水平组合决定需求价格P[，D]，当消费品市场出清时，P[，D]M=γ[W+P[，D]M]。这样，需求曲线可以写成：
P[，D][γ/（1-γ）]T（m）/km
（10）
如图1所示，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从式（9）和（10）很容易看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图的上方相交。这样，在封闭情况下，经济具有唯一的均衡，将生产两种最终商品。
1.3 国际均衡
下面，我们将考虑两个经济之间自由进行贸易的情况，除要素禀赋以外，其他条件同前面的情况相同。m和m[*]分别表示国内和国外制造业经营规模（国外的变量用星号表示）。在自由贸易均衡中，每种部件的产出将集中在一个国家。这样，如果m和m[*]都是正的，两个国家生产不同的部件。式（4）仍然表示每个部件生产者要面临的需求曲线（每个国家）。同时，式（6 ）仍然给出在某个区位生产的每个部件的产出量。n[，H]和n[，F]分别表示国内和国外生产的部件种类，按前面的公式有n[，H]=（1-β）m/b和n[，F]=（1-β）m[*]/b，则n=n[，H]+n[，F]，也就是：
n=（1-β）（m+m[*]）/b
（11）
从式（2），世界最终产品的总产出为：
M+M[*]=（β/α）×[（1-β）/b][α-1]（m+m[*]）[α]
（12）
m、m[*]及相对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利用笔者在1979发表的论文和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出的分配曲线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注：这一部分的余下部分很简单，它取自笔者1979的论文，需详细内容的读者可以参见此论文。）对于任意的m和m[*]，如果以粮价计价，则世界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可以表示为：
附图
其中，S（m[*]）=W[*]表示国外的转换曲线，国内的供给价格可以表示为：
P[，S][H]=-[（1-β）（m+m[*]）/b][1-α]T′（m）α/β
（14）
国内均衡要求P[，D]=P[H][，S]，或从式（13）和（14）可以得出：
γ[T（m）+S（m[*]）]+（1+γ）（m+m[*]）T′（m）=0 （15）
式（15）定义了国内分配曲线：在开放经济中，m和m[*]的组合使国内市场达到均衡。图2（见图2）各图中的HH′表示了这种关系。该曲线的斜率为负，在曲线HH′的上方，P[，D]＜P[H][，S]；在曲线HH′的下方，P[，D]＞P[H][，S]。在图2中，m[，0]和m[*][，0]分别表示国内和国外专业化生产制造业产品的规模。因此，在每个小图中，世界的总产出限于四边形Om[，0]Em[*][，0]，式（15）表示的曲线在这个四边形之外的部分是可以不考虑的（容易看出式（15）表示的曲线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四边形）。如果国内经济是专业化经济，那么均衡时，生产出的产品的相对需求价格就会超出相对供给价格。因此，本国分配曲线也应该包括曲线HH′与纵轴的交点以上的Om[*][，0]部分，以及H′H与m[，0]E的交点以下的部分。
附图
与此类似，国外的分配曲线也可以由m、m[*]来定义；当P[，D]=P[F][，S]时，国外相对供给价格可以由下式给出：
γ[T（m）+S（m[*]）]+（1-γ）（m+m[*]）S′（m[*]）=0
（16）
式（16）表示的曲线为图2各图中的FF′曲线。如图所示，FF′曲线比HH′曲线平缓，反映每个国家的供给价格同世界需求价格相比，对本国的资源分配更加敏感，而对国外的资源分配敏感性较差。类似于前面的情况，FF′曲线下方的m[*][，0]E部分和FF′曲线上方的Om[，0]部分都构成国外分配曲线的一部分。
国际均衡要求，在世界经济实现均衡时每个国家都实现均衡，这种均衡就是两国分配曲线的交点。图2从定性的角度给出了五种不同的可能性；均衡点分别是F、H′、D、H和F′点（另外有两种边界的情况，这时两个国家都实现完全专业化，如（a）和（b）之间、（d）和（e）之间）。很明显，每种情况都会产生唯一的国际均衡。
当实现均衡时，由式（13）和（14）可以得到按粮价计价的m和m[*]的值，它们的值决定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同时，n由式（11）给出，x由式（6）得到。每个部件的价格就如式（5）所示，如果国内专业化生产粮食， 则国外制造业的情况类似于前面的情况。
式（12）也可以写成M+M[*]=k（m+m[*]），其中k=（β/α）[（1-β）/b][α-1]（m+m[*]）[α-1]。这意味着， 外部规模经济的程度只取决于世界市场的规模。如果M和M[*]表示各个国家通过自身的生产活动而获得的有效的最终产品数量（即各国不需通过用粮食交换最终产品也可以消费全部的最终产品），那么：
M=km；M[*]=km[*]
（17）
M和M[*]不一定等于每个国家实际组装的制成品数量。因为组装是无成本的，它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在两个国家任意组装（如果一个部件正进行组装，那么M+M[*]量就可以在那个正进行组装的国家之区位上完成组装）。
2、现代理论
为了完整地描述国际均衡，该部分将讨论H—O—S模型中的四个核心观点。（注：对H—O—S基本定理的讨论可以参见Caves和Ronald Jones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而粮食生产是劳动密集型。因为这篇论文并没有指出两种要素的本质属性，要素密集度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定义。但这种定义也不是武断的，一般来讲，资本密集部门的劳动分工程度很高。假设制造业的生产需要时间，资本利率为正，部件是生产者生产的商品，那么就容易理解上面的内容。利用笔者1979年所发b论文中的方法， 很容易把本文的结论扩展到相关领域的研究上，前提是要处于稳定状态。
2.1 要素价格均等化
假设两个国家都经营两个部门，那么均衡如图2中的（c）所示。这时，式（15）和式（16）成立，表明T′（m）=S′（m[*]）。 如果一个或两个国家都是完全专业化经济，那么T′和S′就不一定相等。（注：当然，除了一个国家“初始差别化”的边界情况以外。）现假定技术条件相同，那么从式（14）及其国外等式中可知，T′和S′相等，表明本国生产的部件和外国生产的部件价格相同。T和S是由传统的H—O—S技术条件得到的，根据标准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可以得出：
定理1：要素—价格均等化。如果两个国家都经营两个部门，并且要素密集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自由贸易会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如果要素密集度发生变化，或任一国家实现（并非初始的）专业化，那么会阻止这种均等化过程。
2.2 雷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
首先，如果国内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而T′（m）保持不变，就会得到标准的雷布津斯基定理：资本的增加将会导致m以更大比例的增长，而W的产出下降。
下一步是把m的变化同单个部件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生产联系起来。式（5）表明，若T′（m）不变，则以粮价计价的部件的相对价格就保持不变。式（6）表示，要素禀赋的变化不会影响变化前后的部件产出量，而从式（7）可以看出， 生产的部件种类数量与m的变化成正比。这样，就有如下定理：
定理2：雷布津斯基定理。在部件的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资本存量的增长会使粮食产量下降，但不会影响从初始开始生产的所有部件的产出。资本存量的增长使得部件种类的增长速度大于资本存量本身的增长速度。
雷布津斯基定理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尽管规模经济广泛存在，但从产业间角度来考虑，标准结论是完全成立的，即要素禀赋的变动扩大粮食和全体制造业的产出。因为生产出的所有部件的价格相同，产出量也相同，所以部件总产出可以用nx来表示，nx与n的变化成比例。 制造业总产出的调整是通过调整部件种类而不是调整单个部件的产出。
第二，从部门角度来考虑，禀赋的变化扩大粮食产出和那些引起经济状况变动的所有部件的产出（因此，可能导致无限制的产出的变动）。其他部件的产出（或是零）的变化，如果与禀赋变化是正向的，那么这些产出的变化是禀赋变动的加权平均。
第三，现在所述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对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并没有作限制，也没有说明这些最终产品的有效产出M。这是因为， 国外规模经济对最终产品的影响与内部的、国内的规模经济不相关，后者仅同单个部件的生产相联系，而前者依赖于两个国家的生产模式。这样，为了描述一国要素禀赋的变化对该国最终产品有效产出的影响，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行为。
如果部件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m[*]也不会发生变化。式（17）表明，M的成比例变化等于m的变化乘以k。若m[*]不变，k的成比例变化等于m乘以[（α-1）m/（m+m[*]）]。这是容易理解的，m的变化是通过部件种类的增加而实现的，进而直接和间接地通过规模经济提高M的产量， 而劳动分工的扩大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α-1）m/（m+m[*]）是规模效应，它取决于规模经济率（α-1）与m的增加导致世界制造业规模增加的程度，也就是m/（m+m[*]）。在任何情况下，M的变化同m同向，且比m的变化比例更大。因此，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加强了标准结论。
在部件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制造业规模的变化会改变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式（14）表示，价格的下降比例是（α-1）[m/（m+m[*]）]
，其中，笔者用“∧”来表示比例变化。这与前面的规模效应是一样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当增加时，最终产品的价格按相同比例下降，这样最终产品的价值无论是以粮价计价还是以部件价计价，都与部件总产出增长比例相同的比例提升。这就是规模经济外部特征的反映。
定理3：当部件的相对价格不变时，资本的增加，将导致相对于部件产出（因而也相对于资本存量）的最终产品产出的增长和最终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最终产品产出价值的增长比例与部件总产出增长比例相同。
我们自然想知道，当以粮食计价的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时，雷布津斯基定理是怎样受到影响的。由于国际间相互依存，这种问题并无多大意义。例如，式（14）表明，由要素禀赋变化带来的任意m的增长，必然要求T′足够大，使得（m+m[*]）[1-α]T′不变。这样当以粮食计价的部件相对价格提高时，要素价格和技术就必然发生变化。进一步说，如果国外不是粮食生产的专业化，那么部件价格相等的均衡条件要求国外要素价格和技术必然发生变化。
2.3 斯托尔帕—萨缪尔逊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式（5）表明，以粮食计价的部件价格同要素价格的关系，在标准的H—O—S模型中本质上是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建立如下关系式：
附图
在上述式子中，P[，C]、P[，W]、r、ω分别表示制造业部件、粮食、资本和劳动的名义价格（这样，q=P[，C]/P[，W]）。θ[，kW]和θ[，LW]表示粮食行业资本和劳动的分配比例，同样，θ[，kW]和θ[，LW]表示部件行业资本和劳动分配比例。从式（18）和式（19），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理：
定理4：相对于其他部件的粮食价格的上升， 会提高相对于粮食和部件相对价格的工资水平，降低相对于粮食和部件相对价格的租金水平。
部件是中间产品，只有粮食和最终产品是最终消费品。定理4 没有涉及要素的实际回报，所以也没有把握住斯托尔帕—萨缪尔逊定理的实质。最终产品价格P[，M]同部件价格的联系由P[，M]=n[1-α]P[，C]给出，所以有：
附图
现在，
的联系可以通过对式（14）求导得出：
附图
把上式代入式（20），则可以得到：
附图
其中，产业内价格结构P[，M]/P[，C]相对于产业间价格结构P[，M]/P[，W]的弹性是Z=1/（1-[mT″/T′]/[（α-1）m/（m+m[*]）]）。
首先，尽管Z的符号不定，但它不会在（0，1）之间取值，因此，产业内价格结构的变动不会阻止产业间价格结构的变化趋势。这反映了规模经济的作用。价格的相对变化带来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果资源流向制造业，如果＞0，这会导致P[，C]/P[，W]值变大，转换曲线弯曲程度将发生变化。因为部件的生产成本影响制成品的成本，从而也会使得P[，M]/P[，W]值变大。这一效应与H—O—S定理是类似的，据此，笔者把它称作的部门间价格效应；它反映在式（21）括号中的第一项。
m的变化所涉及的是n的变化而不是x的变化，所以单个企业不会有内部规模经济。但是世界制造业的扩张将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这种规模效应会降低最终产品的成本，它的作用与部门间价格效应的作用相反。该规模效应反映在式（21）括号中的第二项，同我们在前面讨论的k对m的弹性相同。如果部门间效应比较大，那么P[，M]/P[，W]的变化与P[，C]/P[，W]的变化同向但变化幅度较小，如果规模效应比较大，（注：如果把式（22）写成，且注意到值不在（0，1）上，那么容易得到该结论。）那么P[，C]/P[，W]的上升会降低P[，M]/P[，W]。
定理5：如果规模效应大于部门间效应（Z＞0），那么部门间价格结构P[，M]/P[，W]的变化加大部门内价格结构P[，M]/P[，C]的变化。如果部门间效应大于规模效应（Z＜0），则该两种相对价格的变化方向总是相反的。
现在我们把要素报酬同最终商品价格联系起来，把式（22）代人式（18）和式（19），则
附图
首先可以看到，式（19）不受影响，所以粮食价格的变化仍然是两种要素报酬的加权平均。其次在式（23）中与式（18）中一样，
和
的系数和等于1。粮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有θ[，Lm]＜θ[，LW]，因此，如果Z的取值范围不在（0，1）区间，那么式（23）中的的系数为正。这样，的系数就小于1。这说明，不存在技术约束。
如果Z＜0，那么式（23）中的的系数是正的，因而
是和的加权平均。进一步，式（23）中的的系数大于式（19）中的的系数，因此，通常的斯托尔帕—萨缪尔逊结论是成立的。另一方面，如果Z＞0，那么实际上Z＞1，则式（23）中的的系数就小于式（19）中的的系数，那么标准结论就不成立。
定理6：斯托尔帕—萨缪尔逊定理。当部门间效应大于规模效应时，制造业产品价格相对于粮食价格的上升，会引起相对于两种最终产品价格的租金水平的上升和工资水平的下降。
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很简单的。较大的部门间效应保证P[，M]/P[，W]的变化，导致与其同向的P[，C]/P[，W]的更大幅度的变动，对此，定理4已经给出了解释。较大的规模效应，使得P[，C]/P[，W]向P[，M]/P[，W]的相反方向变化。可以看出，定理5和定理6证实了斯托尔帕—萨缪尔逊原理的正确性，即部门内价格结构P[，M]/P[，C]和部门间价格结构P[，M]/P[，W]的变化方向总是相反的。
如果Z大于1，但它可能大于θ[，km]/θ[，kW]，也可能小于θ[，km]/θ[，kW]。如果规模效应足够大，那么Z就不会大于θ[，km]/θ[，kW]，式（23）中的系数为正，且是和
的加权平均，但式（23）中的的系数小于式（19）中的的系数。这时，标准的斯托尔帕—萨缪尔逊原理成立，但如果出现要素密集度逆转，那么，我们就得出如下“反斯托尔帕—萨缪尔逊结论”。
定理7：当规模效应足够大于部门间效应使得Z＞θ[，km]/θ[，kW]成立时，制造业产品价格相对于粮食价格的上升，会引起相对于两种最终产品价格的租金水平的下降和工资水平的上升。
最后，如果Z的取值范围在1和θ[，km]/θ[，kW]比值之间，那么式（23）中的的系数是负的，并且式（23）中的的系数大于式（19）中的的系数。这样，P[，M]/P[，W]的任何变化会使相对于一种最终产品价格的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使相对于另一种最终产品价格的工资水平下降，但租金变化趋势同上述定理是一致的。
定理8 ：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和资本实际收益随部门间价格结构和部门内价格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部门间价格结构和部门内价格结构的变化方向相同，那么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和资本实际收益的变化方向也就相同，反之，亦然。
请注意，较大的规模效应影响斯托尔帕—萨缪尔逊定理和雷布津斯基定理之间的二元性，因为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前者出现相反的定理而后者不受影响。（注：参见克鲁格曼（1981）的文章，他在一个要素禀赋相对差别和不同消费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中，利用另外一种方法处理了收入分配问题。）
2.4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The Heckscher-Ohlin Theorem）
假设在国际均衡条件下，如图2（c），两个国家各自生产两种产品。那么，T′（m）=S′（m[*]），同时定理3表明，在资本-劳动比比较高的国家，产出比M/W也比较大。因为两国对两种最终产品的消费比例是相同的， 因此每个国家都是利用该国相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的净出口国。
进一步假设至少一个国家实现完全的专业化，则如图2所示， 国内分配曲线比国外分配曲线陡峭。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分配曲线要么位于国外分配曲线之外，要么位于国外分配曲线之内。在前一种情况下（图2中的（d）和（e））， 该国是粮食进口国；在后一种情况下（图2中的（a）和（b）），该国是粮食出口国。 这两种情况有何区别？
在F′点，m和m[*]满足式（16）。在国内，从式（13）和（14）可以得出；
把式（16）代入上式，则在F′点，P[，D]-P[，S][H]和T′（m）-S′（m[*]）具有相同的符号。现在如果F′位在Om[，0]上，则m[*]=0，0＜m≤m[，0]；而F′位在m[，0]E上，则0≤m[*]＜m[*][，0]，m=m[，0]。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只要两国不发生要素密集程度的逆变，那么，如果外国是资本相对丰裕的，则T′-S′是负的。在F点，有P[，D]＜P[H][，S]，表明F′在国内分配曲线的上方。当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时，对F 的类似分析也可以说明本国分配曲线位于外国分配曲线的上方。图2中的（a）和（b）为本国是劳动相对丰裕的情况，而（d）和（e）为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的情况。
定理9：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在国际均衡条件下，如果两国要素的密集度不变，那么每个国家都出口利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量化模式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价格模式可能发生改动，因为规模效应会改变商品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同时，第一部分的讨论表明，在自给自足情况下，商品价格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和要素的相对丰度。由于只有后者决定贸易模式，因此这种价格模式不能反映自给自足情况下的价格差异。
尽管这样，价格模式仍有它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取决于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不同。产业间自由贸易模式（制造业产品和粮食之间的净贸易）是对应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模式而存在的，否则不会有产业间贸易而只有产业内贸易（部件之间的贸易），而后者实际上拒绝了降低成本的外部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考虑一个“准自给自足经济的均衡”问题。两个国家进行工业品部件的自由贸易，但是没有粮食的贸易。这就是说，本国消费W=T（m）和M=km，其中k=β[（m+m[*]）（1-β）/b][α-1]/α，外国的情况也一样。对每个国家的这种均衡，在1.2部分中讨论过，不过在这里， 这两个国家是由一个共同的k值联系起来了，k值取决于m+m[*]，而m和m[*]的均衡值是由下面的式子给出：
γT（m）-（1-γ）T′（m）（m+m[*]）=0
γS（m[*]）+（1-γ）S′（m[*]）（m+m[*]）=0
在这样一种均衡中，本国的供给和需求的相对价格由式（9）和式（10）决定，外国的情况也一样。如果需求的相对价格在两国恰好一致，那么从式（10）可以得出T（m）/m=S（m[*]）/m[*]，因为在准自给自足的均衡中，两个国家的k和n值相等。如果本国是相对资本丰裕的（按实物计），那么T′（m）/m＞S′（m[*]）/m[*]；如果是相对劳动充裕的，则T′（m）/m＜S′（m[*]）/m[*]。也可以根据式（9），如果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的，则本国供给的相对价格低于外国；如果是劳动相对充裕的，则供给的相对价格高于国外。各国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时，在半自给自足均衡情况下，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较低。定理9表明，准自给自足经济均衡中的相对价格的比较，已经预测到了粮食对制造业产品的自由贸易。因为在准自给自足均衡中，两国的相对价格不同，但n和k相同，因此，根据定理6的逻辑，我们可以比较不存在规模效应时的两国均衡。这样可以得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价格模式。
定理10：准自给自足经济定理。如果要素密集程度不变，那么在自由贸易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出口密集使用该国的哪些在准自给自足情况下相对价格较低的要素的产品。
可以看出，准自给自足定理适用于Gary Hufbauer和John Chilas 所描述的国家。他们强调，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产业内贸易，而这种贸易与产业间专业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和美国内部的地区间贸易不同。他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很大原因是战后关税的降低所导致的。
3、产业内贸易的要素禀赋基础
在前面，我们讨论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同产业间贸易的关系，贸易是国际要素流动的一种替代。这种讨论与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并不发生矛盾。
本部分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产业内贸易也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而且这种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要素流动的补充。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相似性，会促进这种产业内贸易，但又限制了产业间贸易的范围。 这一特征是产业内贸易模型的核心特征。 笔者在1979年的a论文中首次得出了该结论， 随后在与笔者的研究完全不同的差别化消费品方面的文章也涉及过这种结论。
3.1 互补定理
在前面，我们假定所有部件束可以无成本地组装成最终产品。根据上面的分析，如果两个国家都生产制造业产品，那么，他们就会专业化地生产不同的部件束。
为度量产业内贸易，做出如下假定是很方便的，即最终产品在它们的最终消费地无成本地组装，而且任何部件都只能进行一次交易。本文和大多数经验研究表明，这种假设不会影响最终结论。有了这种假定，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量，就是从生产国运到他国的部件总量，这些部件运到他国以后，与其他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并在该地消费。有了这种量度，本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M[，C]和出口X[，C]可以表示为：
M[，C]=n[，F]xg，X[，C]=n[，H]x（1-g）
其中g等于本国收入占世界收入的比例（也就是（PM+W）/[P（M+M[*]）+W+W[*]]）。笔者沿用Hesse、Grubel和Lloyd、Caves及其他人的相对指数（注：其他的度量指标，可以参考Grubel和Lloyd的指标。）ρ=1-[X[，C]-M[，C]]/（X[，C]+M[，C]），把进口量和出口量代入相对指数表达式里，则：
ρ=2gn[，F]/[（1-g）n[，H]+gn[，F]]，如果n[，H]＞gn
ρ=2（1-g）n[，H]/[（1-g）n[，H]+gn[，F]]如果n[，H]≤gn
（24）
较大的ρ值表示相对较大的产业内贸易；如果所有制造业的贸易都是产业内贸易，那么ρ=1；而ρ=0表示所有制造业贸易都是产业间贸易。
现在可以看出，产业内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互补关系。用h和h[，*]分别表示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劳动比，假设国内是资本比较充裕的国家，则有h＞h[*]。假设两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两国都没有实现专业化并且两国的要素价格均等。假设现在两个国家进行要素的“交易”来缩小h和h[*]差距，但在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两国的收入保持不变。这样，n[，H]降低，n[，F]增加，但都按相同的幅度，而g保持不变。现在，因为本国是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它的部件产出在世界部件产出中的份额（n[，H]/n）大于它的收入在世界收入中的份额g。这时ρ就等于式（24）中的前一个式子，表明要素的相对均等化贸易使ρ上升。
定理11：互补定理。如果两个国家都从初始开始生产两种产品，在要素密集度不变的情况下，主要要素的相对均等化贸易会提高ρ。
互补定理在极端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两个国家的禀赋差别足够大，以至于一国专业化生产粮食而另一国专业化生产制造业产品，那么，没有产业内贸易，只有产业间贸易。另一方面，如果K=K[*]和L=L[*]，那么不具有产业间贸易的基础（每个国家都自给粮食），但产业内贸易会达到最大，因为两个国家会生产同等数量的不同的部件束。
3.2 技术结构和产业内贸易
互补定理说明，产业内贸易与要素禀赋关系密切。尽管这样，产业内贸易也因为对制造业生产技术的假定而存在。那么很自然，就要讨论产业内贸易对技术参数a、b和β的敏感程度。
首先，这些参数不影响基本的资源分配，根据定理9， 这种分配是由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决定的。分配曲线的交点决定m和m[*]，而这些曲线与三个参数是无关的。这样，注意力集中到式（6）和（7）。
考虑相对指数ρ。技术参数的变动不会改变g，因为从式（12）和式（14）可以看出，他们对最终产品产出和相对价格的影响是相互抵消的。把式（7）代入式（24）中的前一个式子，可以得到ρ=2gm[*]/[（1-g）m+gm[*]]。于是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12：产业内贸易的相对指数不随产品差别化程度、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在n[，H]和n[，F]不变时，降低x，则边际成本上升， 则可以成比例地减少两种类型的贸易。产品差别化程度的提高，同比例地减少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存在依赖于产品差别化，于是有人认为扩大产品差别化程度就可以扩大产业内贸易。这种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尽管从式（7）可以得出部件的种类数量上升，但式（6）表明，固定成本的存在使得每种部件的产出将大幅度下降。
总的来说，技术参数起刀刃的作用，他们的存在对现有理论有重要作用，但这些参数值的变动不会产生很大的效应，在产业内贸易里有时甚至产生与我们直觉相反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实证研究所得到的许多是复合性结论（参见Pagoulatos和Sorenson，Caves，以及他们文章中的参考文献）。
表1 多边贸易的可能性
状态
禀赋生产 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
Ⅰ h≥h[，m]
专业化生产m 同所有Ⅰ，Ⅱ，Ⅲ，Ⅳ型国家 从Ⅳ和Ⅴ型国家进口W
Ⅱ h[，m]＞h≥h′ 多样化
同所有Ⅰ，Ⅱ，Ⅲ，Ⅳ型国家 从Ⅳ和Ⅴ型国家进口部分
Ⅲ h=h′ 多样化
同所有Ⅰ，Ⅱ，Ⅲ，Ⅳ型国家 没有
Ⅳ h′＞h＞h[，w] 多样化
同所有Ⅰ，Ⅱ，Ⅲ，Ⅳ型国家 向Ⅰ和Ⅱ型国家出口部分
Ⅴ h[，w]≥h
专业化生产W 没有向Ⅰ和Ⅱ型国家出口W
3.3 多边贸易
该文对多边贸易的简单讨论，进一步论证我们在前面得出的结论，同时也会得出在两个国家模型中无法得出的一些结论，而这些可能更好地反映现代贸易中的实际情况。
除了扩展到多国以外，我们要讨论的模型仍以上面的框架为基础。假设在一般技术条件下不存在要素密集度的逆变。假设各国在现行价格下都生产两种产品，用h[，m]和h[，W]来表示每个国家两种生产部门的资本劳动比。h′表示某种资本劳动比，如果某一国的要素禀赋h＞h′，则进口粮食；如果某一国的要素禀赋h＜h′，则出口粮食。（注：如果所有的国家都生产多样化的产品，就等于世界的资本劳动比。）假设h[，m]＞h′＞h[，W]，表1揭示了某一国可能经历的各种情况。
互补定理关注的问题体现在状态Ⅱ、Ⅲ、Ⅳ中，其中禀赋的相似性（相互之间，或与整个世界之间）促进了产业内贸易而限制了产业间贸易。状态Ⅰ和Ⅴ表明了在两国模型中不可能出现的结果。处于状态Ⅰ的国家，利用他们在制造业方面的专业化优势，与其他国家（包括处于状态Ⅰ的其他国家）广泛进行产业内贸易，事实上，他们的禀赋同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处于状态Ⅴ的国家，因为他们专业化生产粮食，不论他们的要素禀赋彼此间有多么地相似，各自之间并没有产业内贸易。显然，这些结论是符合当前国际贸易实际情况的。
4、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国内规模经济（单个企业内部）和国外规模经济（企业外部）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要素禀赋论的相互作用模型。这些为笔者早期的论文（1979a）提供了微观基础。另外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如互补定理所阐述的，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要素流动的补充。尽管产业内贸易的存在依赖于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但这些发挥刀刃作用进而由相对要素禀赋来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其次，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尽管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些理论需要进行修正，但在总体上，其基本定理仍然是成立的。
第二个结论同传统的收益递增理论产生很强的对比。传统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内规模收益，现在的这种讨论也突出了国内规模收益。同时，标准分析中的以单个部件生产区位形式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均衡仍然存在（因为国内收益仍然存在）。笔者的结论与此不同之处在于，当国内规模收益和国外规模收益相互作用时，破坏均衡的是生产单位数量的变化而不是生产规模的变化，而传统理论没有关注这些。当然，可以通过放宽一些假定，尤其是放宽那些部件生产是对称的以及内部规模经济仅由固定成本引起的假定，可以削弱笔者的这些结论。但这些假定以简化形式反映了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尽管这些假定在理论上并不一定很合适。
笔者的早期论文（1979a）认为， 国外规模收益递增对现实世界经济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说明，笔者的早期结论不需更改，即使在国内规模经济很普遍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本文得出的结论，与那些不论是笔者开头引述的贸易事实还是最近一些人的研究（Caves，Rudolf Loertscher和Frank Wolter等的研究）都是密切相关的。
译者单位：邵海军，安虎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457）
注释：
*摘自“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2 NO.3，JUNE 1982”。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科学基金（no.SES-7925614）的赞助。我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Richard Caves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评论。
*本文的摘要是译者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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