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传洲[1]2012年在《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创新是一个科学技术商业化的过程,强调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强调科学知识和科学发现与经济的直接结合,与技术应用相互渗透,日益融合,已成为科技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更是当今时代主题。面对全球科技创新浪潮,1995年,我国首次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我国正式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11年,我国又指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是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选择”。显然,研究科技创新过程,揭示科技创新内在规律,设法解决创新的投融资难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完整的科技创新过程包含知识创新阶段、技术创新阶段和创新扩散阶段。知识创新重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技术创新重在科技成果的生产应用,以将科技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创新扩散重在产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壮大。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自身的发展在于科技发展推力与市场需求拉力的有效结合,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衔接,因而企业不仅要采用新技术,更要加强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联合研发,成为孵化高新技术的投资主体。对科技创新的风险收益分析表明,创新过程中会出现风险与收益的背离,创新者需要向社会进行大量融资。由于科技创新项目面临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等多种风险,社会资金对创新融资的支持十分谨慎,这使得创新融资风险十分突出,投资收益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遵循风险收益规律的要求,使得各种社会机构和个人通过资金纽带,为创新者分散和降低投融资风险,提高创新成功率,以形成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对于具体的创新者而言,其风险承担能力是有限的。倘若社会能替创新者分担风险,则无疑提高其承受能力,使其可以投资原先所无法承受的风险项目,或者增加创新项目,从而提升整个社会创新能力。为此,需要构建全社会对科技创新投融资风险的分担体系,并形成“官、产、学、研、金”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其中,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包括直接的财政资金投入支持和间接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财政激励措施,其风险分担效应在于通过承担知识创新阶段投入的高风险,不断降低科技创新项目的风险,从而将创新活动推进到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内,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科技项目。金融系统具有风险配置的功能,能满足不同投资者投资创新项目时对流动性和收益率的不同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管理风险来获取收益,具有风险的跨期配置功能,不仅可以为创新融资提供关系型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政策性贷款以及开展金融租赁等服务,而且还可以利用债权治理机制改善创新管理,提高创新成功率。资本市场拥有信息揭示和量化评估优势,能提供多种投融资工具,具有风险的横向配置功能,股权治理机制也有利于对科研人员和管理者人力资本的激励和约束,促进创新成功。创新者根据自身的融资需求特点,可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获取资金支持,并分散投融资风险。对中国科技创新投融资支持体系的考察一方面通过回顾历史,总结了中国社会所实施的政策措施,肯定了其巨大的激励支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现状分析,又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表明,科技创新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和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巨大,而证券市场的支持作用则十分微弱。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的资金供给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银行信贷资金,银行系统的科技贷款产品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证券市场围绕科技创新的投融资工具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以分散创新投融资的高风险。基于前文的问题分析和计量模型结果,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领导规划职能,构建激励科技创新的法规制度环境；二是增加财政科技投入总量,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完善和落实科技创新的财税支持政策：叁是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鼓励银行金融服务创新,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四是大力建设场外交易市场,探索债券融资新的形式,积极支持风险投资市场创新。
郑梅莲[2]2008年在《审计人员忠诚及其对知识共享与整合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呈现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组织拥有的知识及其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能力成为其维持竞争原动力、实现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组织中,知识共享和整合是知识创造和再利用的前提,如果深隐于个人大脑中的知识没有进行分享,其效用就仅限于个人。然而,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仍然是目前知识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知识共享与整合成功的关键通常不在技术,而在于“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无忠不立;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然而,在当今的经济文化背景里,企业员工流动频繁,职业变动屡见不鲜,员工组织忠诚、职业忠诚问题凸显。因此,正确识别员工忠诚的影响因素、理解员工对不同对象忠诚之间的作用关系、把握员工忠诚对其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企业塑造忠诚的员工,而且有助于其实现持续的知识创新,保持竞争优势。本文在研究国内外有关员工忠诚和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等相关领域的文献的基础上,以“忠诚”为研究的切入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为研究对象,从组织视角沿着“忠诚前因(工作和环境特征因素)——审计人员忠诚——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的逻辑思路,展开了以下六个方面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1)剖析了审计人员忠诚的内在结构和影响因素。本研究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发展特点及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着重对审计人员的组织忠诚、主管忠诚、同事忠诚和职业忠诚等的内在结构与影响前因进行了剖析。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确定性因子分析,进一步确认了Meyer & Allen提出的员工忠诚叁维模型在我国经济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探明了七个关键的工作与环境特征因素对审计人员忠诚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文化背景下,审计人员组织/主管/职业忠诚中,情感忠诚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规范忠诚,最后是继续忠诚;而在审计人员同事忠诚中,规范忠诚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情感忠诚,最后是继续忠诚;并且,审计人员对四类对象的忠诚中,情感忠诚和规范忠诚因子的影响强度明显地大于继续忠诚因子的影响。此外,七个关键的工作与环境特征因素对审计人员忠诚的具体影响分别为:组织支持、角色压力、职业发展和参与性对审计人员的组织/主管/同事忠诚不仅有直接的显着影响,还通过审计人员的职业忠诚间接影响其组织/主管/同事忠诚的形成与提升;领导行为除对审计人员的主管忠诚有直接影响外还通过其职业忠诚间接影响其组织/主管/同事忠诚的形成与提升;职业声誉主要是通过审计人员的职业忠诚间接促进其组织/主管/同事忠诚的形成与提升;而任务依赖仅对审计人员的组织/同事忠诚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2)研究了审计人员职业忠诚与其组织/主管/同事忠诚之间的作用关系。员工忠诚的对象可以是任一实体,那么员工指向不同对象的忠诚是不是存在某种联系呢?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审计人员对职业的忠诚对其组织/主管/同事忠诚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说明审计人员对职业的忠诚会增进其对组织、主管和同事的认同与卷入,加速审计人员组织忠诚、主管忠诚和同事忠诚的形成与提升。(3)研究了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的内在结构和作用关系。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由于其内隐和情景依赖性,实证研究难度相对较大,而笔者检索发现现有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显着,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本研究从审计人员个体层面出发,结合我国经济文化背景将知识共享划分为“构成能力的知识本身的共享”和“构成能力的知识使用的共享”两个维度,知识整合划分为“知识整合动机”和“知识整合能力”两个维度,经验研究表明,本文构建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二维测量模型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审计人员知识共享行为倾向会显着地增强其知识整合行为倾向。(4)研究了审计人员职业/组织/主管/同事忠诚对其知识共享与整合行为倾向的作用机理。知识共享与整合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一社会过程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并有许多学者从“人”的角度对知识共享与整合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员工忠诚角度对知识共享与整合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几乎没有。本研究开创性地将审计人员对四类对象的忠诚同时纳入知识共享与整合研究模型中,发现审计人员的组织忠诚、主管忠诚、同事忠诚和职业忠诚对其知识共享与整合均有显着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审计人员的职业忠诚还会通过其组织忠诚、主管忠诚和同事忠诚间接促进其知识共享与整合。其中,对知识共享而言,职业忠诚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主管忠诚,同事忠诚和组织忠诚;对知识整合而言,组织忠诚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职业忠诚,主管忠诚和同事忠诚;并且,审计人员的组织/主管/同事/职业忠诚对知识整合的影响比它们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更为强烈。(5)探析了审计人员忠诚在工作和环境特征因素影响其知识共享与整合行为倾向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当前,关于工作和环境特征中个别要素对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影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直接效应角度分析的,几乎没有考虑诸如忠诚等员工心理因素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按照Baron&Kenny(1986)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四个条件,对审计人员忠诚在工作和环境特征因素影响其知识共享与整合行为倾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探析与验证。结果表明审计人员忠诚在工作和环境特征因素影响其知识共享与整合行为倾向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审计人员对不同对象的忠诚之间的内部作用关系,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和模型竞争比较的方法确定了工作和环境特征因素、审计人员忠诚及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之间的最优作用模型。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工作和环境特征因素都是通过审计人员忠诚的中介作用对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产生间接影响,少数因素除此间接影响外,还对知识共享或知识整合产生直接作用。具体而言,组织支持、领导行为、角色压力、职业发展、任务依赖、参与性及职业声誉等都有借助审计人员忠诚的中介作用对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产生间接影响;除此之外,角色压力和任务依赖还对知识共享产生直接的显着影响,而领导行为和职业发展也对知识整合产生直接的显着影响。这说明,组织工作特征和环境特征的改善和构建主要是通过改变审计人员忠诚来实现和促进其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的。(6)分析了审计人员个体特征对审计人员忠诚及其知识共享与整合行为倾向的影响。影响审计人员忠诚及其知识共享与整合的因素很多,为更好地反映工作和环境特征因素、审计人员忠诚及其知识共享与整合之间的作用关系,剥离其它干扰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个体层面的审计人员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月收入、组织工龄、职位、从业年限、职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其对审计人员忠诚及其知识共享与整合的作用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已婚审计人员的职业忠诚水平更高;年龄介于30-35岁之间的审计人员与40岁以上的审计人员相比,组织忠诚相对较低,而年龄在25-29岁之间的审计人员与36岁以上的审计人员相比,职业忠诚相对较低;组织工龄或从业年限在7年以上的审计人员组织忠诚相对较高,且组织工龄或从业年限在5年以上的审计人员职业忠诚也较高;审计人员的职位越高,组织忠诚越高、知识整合的倾向性也越强;职称水平越高,组织忠诚和职业忠诚的水平越高。本研究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属于探索性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员工忠诚理论和知识共享与整合理论,并对会计师事务所员工忠诚和知识共享与整合的管理实践有启示。
白福萍[3]2015年在《企业知识资本创造价值的机理与过程研究》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土地、资本和劳动,成为企业的关键战略资源。知识资本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创造价值,价值最大化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目标。在当今环境剧烈变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境下,企业要存活和成长,就要想方设法使自己更具创造性,提高价值创造能力。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资本的投资和管理。知识的互补性和积累性在价值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互补性和积累性使知识资本具有收益递增和规模递增效应。本文以要素资本理论为基础,从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视角,揭开知识资本价值创造这个“黑箱”,提出了知识资本价值创造和投资的命题,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研究有助于管理者识别价值驱动的知识资本要素,理解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路径与过程,能更加有效的实施知识资本管理。会计学领域中的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主要是无形资产的代名词,是企业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这种“宏大”的理论在知识资本研究领域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但是,最近出现了知识资本会计的批判研究,认为以前知识资本的研究重点是计量和披露,主要原因是人们陷入了“评价”陷阱,受到“不能衡量,就不能管理”格言的影响。知识资本的衡量和披露主要关注静态的知识资本存量,忽视了“行动”中的知识资本实践。论文按照“知识资本批判研究——知识资本含义与要素的表述——企业知识资本创造价值的机理——企业知识资本创造价值的过程——企业知识资本投资决策——知识资本管理”的逻辑开展研究。首先,结合哲学和经济学的观点,对等同于“无形资产”概念的知识资本(智力资本)含义与内容进行了重新表述,构建了知识资本框架,利用知识资本理论解释了社会现实。其次,研究了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机理,对知识资本价值创造的特点进行了考察。再次,为了透视知识资本价值创造过程,运用因果映射和系统思考的方法提出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因果图,并应用在案例分析中。接着,分别构建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知识资本投资模型,分析了有限理性情况下不同影响因素对知识资本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最后,从财务视角,结合知识资本形成与运用过程,提出了提升企业知识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对策。按照上述逻辑,本文以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为主,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因果映射、演化博弈等分析方法。在知识理论、企业理论、会计和财务理论、演化经济学和认知经济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机理与动态过程、知识资本路径依赖突破和知识资本投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知识是能够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在企业生产和交易过程中使用的经过验证的信念和理念。知识具有隐性和显性的二元结构,与行动相连,不同的知识会导致不同的行为。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企业的知识资本,知识要转变为知识资本需要有叁个条件：投入生产过程;登记所有权凭证；通过市场完成交易过程。因此,知识资本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价值增值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知识的总和。按照依附的载体不同,知识资本分为个人知识资本、团队知识资本和企业知识资本。企业知识资本主要包括企业愿景、企业文化、企业惯例与制度和企业品牌。个人知识资本和企业知识资本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构成了螺旋上升的过程。(2)知识资本具有互补性、积累性、路径依赖性、复杂性、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和稀缺性的特征。其中,互补性、积累性、路径依赖性和复杂性是知识资本的主要特征,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竞争优势关系更为密切。人脑的能力有限,只能专注于每一特定领域的知识,知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产品或服务却越来越复杂,需要不同专业人员的通力合作。与一系列市场交易相比,一个企业的增加值不是仅仅简单的来自于交易成本的回避,而是来自于企业利用不同人的分散知识实现知识互补效应。此外,路径依赖性是把“双刃剑”,在形成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可能会出现知识资本刚性,需要企业进行知识资本创新,实现路径依赖突破。(3)企业是一个价值创造的实体,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相互结合,共同实现价值增值。知识资本的作用机理就是融入到企业的一系列流程中,为其它要素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软环境。企业知识资本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激励和协调员工行为,减少交易成本；增强员工的合作意识与凝聚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声誉；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和动态能力等。通过这些途径,最终可能会增加企业销售收入或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通过深入理解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机理,提出了知识资本价值创造的相关命题。(4)通过案例分析,利用映射和系统思考的方法对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过程进行了透视。案例企业的价值创造主要与叁个能力有关：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成长能力和品牌建设能力。企业家知识资本和企业知识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透视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过程,部分验证了知识资本价值创造的相关命题：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物质资本和信息资本形成了一个价值网,每一个要素都是网中的一个节点；知识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了企业其它要素资本的配置结构和产出效率；知识资本的配置与结构具有动态性,随着环境和企业家预期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知识资本具有路径依赖性,容易产生刚性。要对知识资本进行变革,需要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努力。为了突破路径依赖的约束,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管理者知识资本创新的意识;提高知识资本变革的预期额外收益;建立学习型组织,加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合作意识。(5)环境不确定性和任务复杂性会对企业的知识资本需求产生影响。企业知识资本的投资不能盲目进行,要在评估知识资本需求的基础上,再考虑企业已有的知识资本存量,然后决定是否进行投资。在完全理性情况下,决策者能够完全感知到真实信息,如果知识资本投资能获得预期收益,就会投资,反之则不投资。但是,决策者是有限理性的。知识资本投资决策往往受到决策者个人价值观和以前经验、企业主导逻辑和解释系统、行业惯例等其它因素的影响。知识资本投资可以分为四种状态：简单知识资本适合、知识资本投资不足、知识资本投资过度和复杂知识资本适合。如果企业的知识资本投资能解决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问题,企业就会从中受益。如果决策者没有充分感知知识资本的需求’,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就会受损。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1)构建了知识资本理论框架,运用知识资本理论解释社会现实,研究视角有创新。(2)提出了知识资本价值创造的4个命题：知识资本是异质性要素资本的粘合剂,能提高其它要素资本的产出效率；知识资本内部各要素之间及与其它要素资本之间均存在互补性；知识资本与其它要素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过程具有动态性。这些命题揭示了知识资本创造价值的特征,为知识资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3)构造了知识资本价值创造因果图,对知识资本创造价值的过程进行了透视。运用因果映射和系统思考的方法分析知识资本的动态价值创造过程。企业知识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要素,并与其它要素资本结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通过因果映射,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把隐藏在经济活动中的知识资本可视化,有助于企业对知识资本结构进行优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4)从系统观和复杂性视角,构建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情况下的知识资本投资决策模型。环境不确定性和任务复杂性是知识资本需求的主要因素。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境,构建了环境、知识资本需求、知识资本投资与价值创造的理论模型。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企业的心智模式(主导逻辑)和决策者的价值观和信念等因素对知识资本投资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知识资本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
毕晓琳[4]2010年在《海洋知识溢出及其对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积累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海洋经济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知识经济的特征。海洋知识、海洋高新技术和海洋经济活动越来越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综合性一体化过程,即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海洋高新技术的进步,海洋高新技术的进步又依赖于海洋科学知识以及其它科学知识的增长。论文在研究国内外知识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对知识溢出的涵义和相关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并由此界定了海洋知识溢出的涵义,分析了海洋知识溢出的机理。海洋知识溢出的涵义沿用了广义知识溢出的涵义,即知识扩散过程中的外部性效应,海洋知识溢出的机理包括海洋知识溢出的机制、方式、途径和影响因素等。海洋知识溢出对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是按知识溢出——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这一思路进行的。首先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利用知识生产函数分析了我国海洋科研投入与成果产出之间的弹性系数,得出海洋知识溢出对科技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接着分析了科技创新对我国主要海洋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渔业、海洋资源和能源利用业、海水利用业和海洋药业等,使传统产业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兴起。然后通过分析海洋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海洋产业的关联效应和带动性以及海洋经济对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效应来证明海洋产业发展对沿海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此外,一些海洋科学的研究还对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生态、气候的研究来防止灾害的发生和对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的研究来统筹海陆发展。论文还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例,阐述了这叁个国家在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普及海洋教育和推进海洋科技研究等方面采取的促进海洋知识溢出的措施,这些措施把海洋的开发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都提高了对海洋开发的重视程度,从而涌现出大批的海洋科技成果,并转化成为一定的经济价值,带动了沿海经济的发展。最后,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海洋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对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应积极利用海洋知识的溢出效应来发展海洋科技,促进沿海经济发展。借鉴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科技兴海的措施,我国应该积极制定和实施海洋政策,实施科技兴海,积极发展海洋教育,普及全民海洋意识,增加科研投入,提高知识产出水平,并且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促进知识向科技成果从而向经济产出的转化。
孙涛[5]2003年在《智力资本评价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知识为主导的时代，知识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和土地成为企业最主要的资源。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经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而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归根结底反映在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上。对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知识——智力资本的管理在企业价值提升的过程中无疑正扮演着一个最为关键的角色。 本文以研究智力资本评价及其对组织绩效影响为主题，在整合国内外学者在智力资本评价以及对组织绩效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力资本的叁个构成以及12个评估构面，并设计出一份包含41个具体指标的企业智力资本评价问卷。通过对智力资本评价问卷的实证验证，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借助本文设计的评价问卷，对国内高技术企业进行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叁个问题： 1．智力资本的叁个构成——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对组织绩效有显着的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不同构面对组织绩效影响的重要度有一定的先后次序。 2．智力资本的构面间是以人力资本为中心，人力资本对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有显着的影响。因此智力资本的叁个构成是相互影响，相互依托的，共同促进组织绩效的提升。 3．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智力资本中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有差异性的，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性。人力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随着企业从创建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重要性也得以凸显，成熟期的企业需要具备完善的智力资本管理水平。 本文以此为根据，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培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对策与建议。
邱俊芳[6]2007年在《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及其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结构问题是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实践中的关键和核心问题。首先，本文在对传统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打破传统资本结构体系，引入管理要素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资本结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资本结构不仅包括股权资本、债务资本等财务资本，而且包括管理要素资本，完善了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其次，本文从管理要素资本的特性和作用、企业所有权界定、收益分配制度以及企业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实践的角度分析将管理要素资本纳入资本结构理论体系的原因。从激励机制和内外部约束机制作用的发挥角度阐述了管理要素资本尤其是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得出：对经营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加强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控制以及完善外部接管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能够有效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然后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及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于国有股，国有股一股独大和流通股比例偏低，负债结构不合理以及破产机制不健全导致公司治理绩效低下。最后本文介绍了管理要素资本的现状及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提出了优化管理要素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的建议和措施。
周立军[7]2009年在《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与创新能力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模式和区域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创新模式从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向非线性创新模式(网络式创新)的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已从以资金、劳动力为核心资源的发展模式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变,且强调知识、技术等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及创新的重要性。在技术创新模式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双重变化的背景下,区域创新网络发展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区域创新网络已成为或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道风景线,如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日本的筑波及英国的剑桥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进行研究,如区域创新网络的概念、特点、功能等,然而目前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运行及其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认为,知识、学习和社会资本构成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叁个主要来源,且它们是蕴含在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和运行之中的。本文试图从这叁个角度系统地研究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到运行的整个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作简要评价,进而提出我国发展区域创新网络的对策与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界定区域创新网络的概念及功能。首先,介绍网络的涵义、网络的性质与功能,认为网络就是由具有行为能力的结点联结而成的组织,网络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网络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功能。其次,从创新模式的演变过程提出了网络创新的概念,并与线性创新模式作了比较。再次,在创新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概念,并分别介绍区域创新网络的功能及特征。最后,对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分析区域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来源。本文认为知识、学习和社会资本构成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首先,介绍了知识及其特征,以及知识、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造。其次,重点讨论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认为区域创新网络中各行为主体间技术学习协同对于提高网络成员和区域的创新能力起着重要作用。最后,分析了社会资本在技术创新及区域创新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是知识获取与创造以及互动学习、协同学习的的条件和基础,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动力,也是形成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第叁,研究分析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区域创新网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的网络组织系统。区域创新网络的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就在于其系统化的结构。区域创新网络系统的结构分析是其运行机制分析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区域创新网络是一个创新系统,其由不同的要素组成,这些不同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区域的创新发展。其次,分析了区域创新网络系统结构模型,区域创新网络系统可分为核心系统、支持系统和环境系统,叁层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耦合和相互增强的;最后,分析了系统化区域创新网络的功能和创新优势。第四,分析区域创新网络的运行。区域创新网络的运行是指在网络系统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联结方式及运转方式。区域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由网络系统的形成与动力机制、网络系统的学习与创新机制和网络组织的协调与治理机制组成。区域创新网络系统的形成与动力机制包括利益诱导机制和自组织机制、政府引导机制、市场驱动机制、环境支持机制;学习与创新机制是区域创新网络及其运行的核心机制,它由信息联结及共享机制、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合作机制等支持性机制以及学习机制、创新实现机制两个基础性机制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区域创新网络的总体运行模型。第五,界定了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构成,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首先,分析了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构成,包括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以及创新的经济绩效。其次,提出了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第六,提出中国发展区域创新网络的对策及建议。首先介绍不同国家(地区)区域创新网络的成功经验,通过该分析,可为我国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提供借鉴。接着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思路,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陈旺兴[8]2005年在《资源、能力、治理结构与国家产业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能力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中唯一可以恒久和主动把握的东西。对产业能力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系统建构了产业能力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提出了产业能力的层次结构模型,分析了产业能力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并建构一个基于组织能力的产业能力演进模型,对建国五十年来的产业能力生成和演进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揭示了治理结构对于产业能力发展的重要性,重点分析了产业能力演进过程中的资源整合和知识整合问题以及他们对于公共治理提出的新挑战。本文认为,产业能力是一种基于组织能力又超越组织能力之上的系统能力,包括了知识和技术两个层次的内容,从长远看,需要从单纯技术层次的产业能力获取转向包含更多的知识层次的产业能力获取,以分享更多的知识产业化价值增殖。产业能力的生成演进是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之下通过构建资源—能力—战略(机会)的叁方互动架构之中来实现,知识层次的产业能力是组织内生的,在创业和创新推动的企业成长过程中实现。企业成长需要重点解决商业机会(创业和创新项目)(需要相应的资源和能力与之匹配)和既有的资源基础、知识基础之间的差距,这个过程是通过资源和知识整合来实现的。企业的资源整合和知识整合除了运用市场机制和科层体制外,更多的时候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围绕资源整合与知识整合,需要妥善的出企业治理和公共治理之间的关系针对资源整合中的问题,本文主张以动态的资源观为指导,构建有利于有形和无形资源互动整合的政策体系,进一步畅通资源整合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现代物流,鼓励人才、知识和技术流动;针对知识整合中的问题,主张把“培育和提升产业能力”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目标,建立以“知识”为管理单元和作用对象的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框架,以解决宏观产业发展政策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的问题。
孙丽娜[9]2016年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美国高校的发展模式同样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开放组织的高校,需要与外界环境进行必要的资源交换以维系自身的持续发展,这一点在美国高校的发展过程中尤为明显,尤其是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资源交换贯穿了美国创业型大学整个的发展进程。因此,以资源依赖为视角来研究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美国创业型大学的成型较早,发展较快,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本文选择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模式作为研究对象,从引发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环境动荡、美国创业型大学在应对环境资源短缺的积极作为以及与环境中关键资源交换对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本研究以组织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通过资源依赖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在面临经济危机、制度调整等环境变迁时的发展策略,文章着重解析了变革之下的大学发展模式,分别从宏观及微观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释。全文由绪论和四章正文及结束语组成。绪论对研究的缘起、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现状、研究的方法以及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研究价值等方面作出阐述,同时,对于本文所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也作出了界定。第一章主要论述资源依赖理论之于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的适切性。本章首先对资源依赖理论进行了论述,然后对应用资源依赖理论框架研究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的适切性作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环境动荡与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崛起。本章梳理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历史轨迹,从资源依赖的视角系统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环境。知识经济的来临、国家发展对创新体系保障的需求,加之联邦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使高校的公共拨款急剧减少,另外美国的制度体系的保障,同样在本章作为创业型大学形成、发展的环境要素进行重点解析。第叁章着重探讨环境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美国创业型大学的积极作为。首先,大学通过与企业合作的形式争取更多的研发资金以缓解联邦联邦拨款的危机。另外,大学创立了各种研究中心将校内的学术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此外,大学鼓励教师走向市场、大力开展创业教育等举措都体现了创业型大学面对环境变迁的积极应对。第四章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与环境中关键资源进行交换对自身的影响。首先是大学职能的转变,其次,应对资源依赖使大学内部组织出现调整,包括组织管理、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最后,创业型大学组织内基本构成要素也发生了改变,大学创业对教师、对学生个体以及知识产出的模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语部分在将全文内容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的几项重要结论。研究表明,美国创业型大学在面临环境动荡、发展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通过积极主动地与外界资源进行互动,完全可以实现自身稳定的发展,这为面临同样困境的大学树立了信心和榜样。
李琳[10]2005年在《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已成为以硅谷为代表的世界成功高新区发展的显着特征。硅谷等基于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给国内高新区以很大的启发,各级政府试图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进入,引致产业集聚来构筑高新区的竞争优势,并由此来建立自己的“硅谷”。然而,发展实践却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至今,我国高新区从整体上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凸现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发展实践的偏差引出理论上的困惑:硅谷基于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如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通过怎样的途径机制来提升高新区竞争力?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定位?等等,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并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构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提升高新区竞争力的理论框架,为我国高新区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围绕这一研究目标,本文展开了以下研究: 从界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概念与高新区竞争力的内涵入手,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探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提升高新区竞争力的相关理论基础; 在评析与吸收M·E·Porter的“钻石”模型、Tim Padmore, Hervey Gibson的“GEM”模型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影响因素模型,即“七因素模型”; 分析与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知识流动的形式与特征,由此引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提升高新区竞争力的两大途径机制; 知识溢出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提升高新区竞争力的途径机制一。集群内知识溢出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与风险,提升创新效率;有助于激活集群内部的默会性知识,形成集群区独特的竞争优势;有助于提高
参考文献：
[1]. 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持研究[D]. 龚传洲. 南京大学. 2012
[2]. 审计人员忠诚及其对知识共享与整合的影响研究[D]. 郑梅莲. 浙江大学. 2008
[3]. 企业知识资本创造价值的机理与过程研究[D]. 白福萍. 中国海洋大学. 2015
[4]. 海洋知识溢出及其对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D]. 毕晓琳. 中国海洋大学. 2010
[5]. 智力资本评价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D]. 孙涛. 浙江大学. 2003
[6].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及其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D]. 邱俊芳. 青岛大学. 2007
[7]. 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与创新能力研究[D]. 周立军. 南开大学. 2009
[8]. 资源、能力、治理结构与国家产业发展[D]. 陈旺兴. 清华大学. 2005
[9].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D]. 孙丽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10]. 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研究[D]. 李琳. 中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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