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的蔡锷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年来论文,蔡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锷（1882～1916年）是辛亥云南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和护国战争的领导者。一生虽然短暂，但在民初政坛上起过重要作用，其爱国主义精神也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再加上他思想的复杂多流，所以在去世后，他的生平业绩和思想倾向颇能引起国人的关注和学术界探究的兴趣。本文之目的，即在综述八十年来有关蔡锷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并试图提出将来研究的可能思路，供同行参考。
一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蔡锷的文章、函电、公牍、译述等，是研究其生平事迹、政治观点、思想内涵的最基本史料。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蔡锷编译的《国际公法志》。1917年，坊间曾印行过他编定的《曾胡治兵语录》。1918年、1926年，上海的中华书局和上海书局先后影印过《松坡军中遗墨》。这些可说是史料出版的起步。1943年7月，在抗战烽火中，邵阳亚东书局铅印出版了《蔡松坡先生遗集》，该集由李剑农、石陶钧、岳森、刘达武等组织人力编就。线装12册，约50万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蔡锷比较齐全的文集。
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蔡锷文集的出版均未提上日程。1982年蔡锷诞辰100周年之际，先后有三部蔡锷的文集问世。同年11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蔡锷之子蔡端编选的《蔡锷集》，17万字。该集编选了蔡锷重要军政文电，分“辛亥革命时期”、“护国运动时期”、“补遗”三部分及著论、函等。是集所选遗稿虽不为多，但文辞含蓄，用意颇深。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注青、李鳌等编的《蔡锷集》，大体以撰写的时间顺序排列，收录论文、演说辞、函札、电报、公牍、诗词、联语、札记近600件。为方便阅读，编者在有些篇目下加了题解，对文内涉及的某些人物、事件酌加注释。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曾业英编就的《蔡松坡集》，近百万字。该集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政论、函电、公牍、演说辞等近800件。下编收录专著。资料编排大体以时间先后为序。该集大部分资料均采当时的记载，有不同出处者，一般都进行互校，补充和订正了以往蔡锷文集中的阙载和讹误。《蔡松坡集》是目前搜罗蔡锷专著、文电、信函等最齐全的一个集子，大大推动了蔡锷研究的进程，惠泽了学术界。
其它可资研究蔡锷的参考资料还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由李希沁等编就，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护国文献》，云南省社科院、贵州省社科院两院历史研究所共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80万字。《忆蔡锷》，湖南省政协文史委编，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近40万字。主要是汇集与蔡锷亲身交往过的人物的回忆录，以及蔡锷亲友所撰蔡锷事略、行状等。
二 研究概况
蔡锷研究虽非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热门，但80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却一直未减。研究状况大致如下：
（一）举办了多次蔡锷学术讨论会。1982年，蔡锷诞生100周年，由云南省史学会和护国运动史研究会发起，在昆明召开了“蔡锷评价学术讨论会”。与会者40余人，提交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论文。稍后召开的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历史讨论会也间或涉及蔡锷的研讨。万尤其是1996年11月，值蔡锷辞世80周年纪念日，由邵阳市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单位共同发起，在蔡锷故里邵阳召开了隆重的“纪念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近百人，提交论文70余篇，可谓空前。这些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提高了蔡锷研究的学术水平。
（二）出版了一批有关蔡锷的传记、年谱等。1916年11月，蔡锷英年早逝，各界人士表示深切怀念。其亲朋故友、先师部属纷纷撰文赋诗，记其轶闻旧事，述其反清护国勋劳。由此而诞生了《蔡黄追悼录》（云南国星报社辑）和《护国军神蔡公传略》（庾恩旸著）两书。为蔡锷研究铺设了第一块基石。抗战时期，南京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青年模范丛书”，以激发青年的爱国情怀。李旭编著的《蔡松坡》被列入丛书。建国以后，蔡锷研究随着辛亥革命研讨的高潮而兴盛起来，在“文革”以前，公开发表的有关蔡锷的文章10余篇，1951年北京云海书店出版了宗泽编著的《蔡锷与护国运动》一书。从整体看，这时人们着墨较多的是他在护国运动时期的思想和实践，对其生平事迹、思想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始。在经历了“文革”的冷寂以后，学术界进入了蔡锷研究的新时期。总观80年来的著述，情况大致如下：（1）撰写年谱共4部。即由李文汉（见于《蔡松坡先生遗集》）、蔡端（见于《蔡锷集》）、曾业英（单独成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新宪（见于《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先后撰就。（2）传记凡五。除上文提及的二部外，还有以下三部：《蔡锷传》，谢本书著，198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共12万字。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蔡锷的学术专著。该书对蔡锷一生的重大活动均有详实述评，对蔡锷思想更有系统的论述和剖析。刘福祥、赵矢元合撰之《蔡锷》，198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丁凤麟、施宣圆合著之《护国运动主将蔡锷》，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3）学术论文。80年来，报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公开发表的有关蔡锷的回忆、介绍、研究论文、调查报告等各种文章约300篇。其中学术论文10余篇，涉及范围非常广泛。
80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蔡锷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并且基本上形成了以云南、北京、湖南三地为中心的研究群体，其它地方学者热烈参与的可喜局面。
三 主要学术观点综评
80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蔡锷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下文将分两部分，一是简述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二是就蔡锷研究中出现争论的问题进行综评，以期学术界对蔡锷研究的历史状况有一比较完整的了解。
（一）主要研究成果
1、关于蔡锷的政治、经济等思想。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物比较起来，蔡锷的政治、经济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有些学者认为，蔡锷的政治思想充满着矛盾，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较为实出。王兴国指出，蔡锷早期的爱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保教”到“保国”的发展过程。[①]李富轩等认为，蔡锷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浓厚，他无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外国输入的近代思想，都是以救亡图存，强国利民为唯一取舍的标准。[②]蔡锷在政治上主张建立“强有力之统一政府”。左双文等认为，蔡锷的这一思想是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是符合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③]黄林认为，蔡锷所希望建立的“强有力之统一政府”，是国家完全统一前提下的民主立宪政府，他的这一思想根源于他的国家主义观。他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国家主义者[④]。陈邵桂认为蔡锷的国权思想是指国家对外的独立自主权和对内的统一治理权。国权是人权保障，只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巩固和发展国权。[⑤]鲜于浩认为，蔡锷拥护过袁世凯，又高举反袁大旗；反对过“二次革命”，又与革命党人共图粉碎帝制，等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蔡锷“统一集权”思想的反映。[⑥]
关于蔡锷的经济思想和举措，王树槐分析了在中央无拨款、邻省无协饷的窘境下，蔡锷治理云南财政，达到收支平衡的成就。主要手段有二：一是裁兵与减薪，节省开支；二是军费开支少于政费，故能在内政方面有所建树。[⑦]黄中认为，蔡锷极为重视开发国家资源，对中外历代田赋制度有所钻研，对田地之治界测量有所发挥。[⑧]张艳认为，蔡锷支持善后大借款，是为了发展实业和解决财政问题，而不是为了支持袁世凯消除革命力量。[⑨]
2、关于蔡锷的军事思想。蔡锷是近代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学者们对此颇有兴趣。余子道将蔡锷的《军事计划》与蒋百里的《军事常识》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他们都是从政治民生化和政体共和制的高度来论述增强国防军事力量问题的，反映了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建立资产阶级新式军队的强烈愿望，对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军事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⑩]刘伟顺指出，蔡锷的爱国尚武思想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兴亡，系于军事；二是爱国尚武，国之大端；三是义务服役，全民皆兵；四是为国捐躯，视死如归。(11)杨代春认为蔡锷编撰《曾胡治兵语录》，目的是挽救当时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其内容反映了蔡锷的军事救国、建军治军和战略战术思想。(12)薛学共指出，蔡锷的军事教育思想已开始突破传统的樊篱，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3)关于蔡锷军事思想的来源，许康认为有不少是通过日本窥知西方近代军事管理的知识，但更多的是朝中国传统的复归。(14)成晓军认为，蔡锷的治军思想在主体上继承了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尤其是治军方略，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15)丁平一指出，尚武任侠、践履笃实的湖湘学风对蔡锷的军国民思想有不可低估的影响。(16)学者们大都认为蔡锷军事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西方近代军事学知识；二是中国传统文化。
3、蔡锷与相关人物及地区的关系。蔡锷的成长和政治实践活动与梁启超有密切的关系。以往囿于革命改良之泾渭，论者极少言及。近年来有多篇论文述及蔡梁关系。谭双泉、陈宇翔认为，蔡梁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和国权主义，综观二人一生的交往，言行上是同大于异，合多于离。(17)饶怀民等分阶段考察了梁蔡关系，并比较了梁蔡师生参加护国战争的主观动机，认为梁是为进步党争地盘，蔡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18)董方奎认为，君宪派和革命派为寻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都付出了巨大牺牲，辛亥革命前蔡与梁一样，是君宪派，但决不是不光彩的。(19)尚明轩分析了蔡锷与孙中山的关系。认为他们由于经历和环境上的差异，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短短五、六年中，使他们在不多联系中有过起落离合的曲折历程；最终得以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在护国倒袁之役中相互支援而联合在一起。(20)张华腾分析了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认为蔡经历了仇袁、拥袁、疑袁、倒袁的历史过程，蔡、袁的这种关系对民初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21)迟云飞比较了民国初年蔡锷、杨度、宋教仁的政治理论和治国方策，认为其共同点是主张行政统一、集权政府，但在如何实施统一和集权上分歧很大，因而导致了对袁世凯的不同态度。(22)
蔡锷生长于湖南，但长期工作于广西，成就于云南等地，所以他与这些地方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谢本书认为，云南成就了蔡锷，蔡锷重塑了云南。这种重塑，既影响了云南以后的历史发展，也影响了西南乃至全国。(23)李强分析了蔡锷与四川发生的三次关系，认为从中可以探寻出蔡锷从参加革命、反对清王朝，拥护袁世凯、反对二次革命，再到联合革命派打倒袁世凯的“V”型发展轨迹。(24)越南学者阮章收论述了蔡锷与潘佩珠的越南光复会之间的关系，指出蔡在广西时曾热情关照和帮助过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关系友好而密切。(25)
（二）歧异颇多的几个问题
1、党籍问题。30年代何慧青撰《云南起义与国民党之关系》、李宗黄撰《云南起义之精神》，二文皆公开发表于《南强》月刊。李宗黄肯定蔡锷“曾为同盟会分子”。因时人习惯于将同盟会与国民党并称，何文也断言蔡为国民党员。而梁启超在许多讲演和文稿、信函中称蔡为进步党人。这些提法当时并无异议。80年代，人们对蔡的党派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戴建国在《蔡锷党籍考》一文中，断定“蔡锷不是同盟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26)。也有人断言蔡“未加入进步党”，或称蔡为“接近进步党的军人”(27)。上引戴文更称蔡“没有参加过进步党，他仅仅参加过统一共和党”。对此，徐博东引用进步党机关刊物《中华杂志》上有关史料，证明“蔡锷不仅加入过进步党，且曾被推举为进步党湖南支部的部长和进步党本部的名誉理事。”(28)方早成著文认为，蔡锷既是同盟会员，后来也加入过进步党。并且特别说明林虎在《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一文发表以前，曾撰写过《往事片断》一文，提到蔡锷是同盟会员。《经过》一文不提蔡锷，是因为朱德说过“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这样的话，所以《辛亥革命回忆录》的编者为统一提法，将蔡锷的名字删除了。(29)。蔡锷的党籍问题似已解决了，但王学庄、曾业英却认为还有“澄清的必要”。因为“同志”的称呼，“就当时的习惯，既可用之于同盟会员，也可以用之于会外的革命分子以至同情者，所以无从据之断言蔡氏一定是同盟会会员。”林虎是亲历其事的人，但他的《往事片断》却有明显的疑点。类似的疑点还出现于刘揆一的《黄兴传记》、冯自由的《葛谦事略》等。因此，最后他认为“还是以明确说是兴汉会会员为好。”(30)
2、政治派别。长期以来，社会和学术各界热衷于为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划派，蔡锷的派别问题自然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之一。黄兴就曾说蔡锷是革命同志；而广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则疑其为立宪分子；柏文蔚更宣称蔡与梁启超均系君宪派。80年代的蔡锷研究热中，有人认为蔡锷是近代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此说以谢本书为代表，持相同观点的论著颇多。谢本书认为，蔡锷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的反清武装起义；二是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蔡锷的行动和产生的客观效果，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进步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蔡的一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反清、抗袁、拥孙。(31)金冲及认为，蔡锷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这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并坚决反对把他划入立宪派之列。(32)有的学者认为蔡锷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杨维峻认为，蔡锷深受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长期同改良派一道，支持反动派，虽不等同于梁启超，却忠心耿耿地为改良主义奋斗终身。如用六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那应该是保清、附袁、反孙。(33)曾业英也指出，无论从哪方面谈，蔡锷都算不上革命派，而只能是改良派。(34)也有人认为蔡锷是资产阶级中间派。其理由是由于蔡锷所处的时代和所受的教育，形成了他的以改良主义为核心，兼收并蓄其他思想主张的典型的中间派思想。护国运动的发生，是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一次政治崛起。正是由于蔡锷的出面领导，才使资产阶级内部各派迅速而顺利地团结起来。(35)还有人说蔡锷的政治倾向带有某种混合的性质。李育民认为，蔡锷主张政党政治，坚持国权主义，与进步党的主张相一致。但他与革命党又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又具有武装革命的成分。(36)吴志柳提出，蔡锷兼收并蓄，既能接受立宪改良，又可与革命派携手。这种奇异的结合，在蔡锷身上得到了较为典型的表现。(37)郭汉民则认为，蔡锷就是蔡锷，他既非革命派，亦非改良派，其基本的政治理念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支持建立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以维护国权，保障人权。(38)马洪林等指出，蔡锷言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符合人民的愿望和社会进步的潮流，用改良派或革命派或改良加革命的混合体，都难以涵盖其光辉的一生。(39)总之，关于蔡锷的政治派别，分歧颇多，这有待于人们作深入的探讨。
3、蔡锷与“二次革命”。对于蔡锷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历来各说不一。80年代以前，肯定的意见居多。1916年11月11日《长沙日报》刊文，称他是“欲假名戡乱，由滇出兵，经湖南出武昌，屯师武汉，再行迫令袁世凯退位。”(40)又有人说他组织过滇桂黔蜀四省联军，借调解之名，行支持之实，因此招袁世凯之忌。(41)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发掘史实和进一步研究，大多认定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完全不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是支持派。“事实恰恰相反，……蔡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拥袁派。”(42)至于蔡锷反对“二次革命”的原因，有的论者认为蔡锷“对革命派的仇恨由来已久”，因而积极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自然而然的事。(43)顾大全认为，“民国成立后，蔡锷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建设新的民国”，加上思想上主张中央集权，社会根源上由于资产阶级憎恶和抵制社会动荡，所以蔡锷反对“二次革命”是政治思想立场的严重倒退。(44)金冲及也认为民国成立后，主要的目的是如何巩固这个新建的民国，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醉心于鼓吹”统一”，一再反对持有“党见”，这自然只能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势力。(45)
4、蔡锷是否发动了护国战争，如何评价蔡锷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护国战争结束不久，梁启超出版了由蔡锷作序的《盾鼻集》。不久又发表了《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等文，详细讲述了自己和蔡锷发动、领导护国战争的详细经历，集首功于己身。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都认为护国运动是由以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军政官员发动的。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却认为，是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了护国运动的胜利。而金冲及认为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既非蔡、梁，也非云南军政官员和中华革命党，而是受过革命民主主义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46)但他认为，“对蔡锷在这次起义中的重大贡献，是完全应该给予充分估计的。”(47)
对于蔡锷的作用，有人认为他只是护国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护国运动中作用极其有限。夏光辅认为，云南起义是云南革命志士以吕志伊为首，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经过长期酝酿发动起来的。蔡锷抵滇，只是起了壮大声势的作用。在整个护国战争中，蔡锷“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而总的来说，作用相当有限。(48)
另一种观点却表示蔡锷应居护国战争的首功。护国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各派反袁势力联合，建立起了统一战线，其中蔡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蔡锷在唐继尧举棋不定的时候抵滇，成为护国运动发动的关键。蔡锷亲率军队，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苦战，加速了袁世凯反动政权的灭亡，蔡锷的功绩应予以肯定。(49)护国战争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发动的，两派的联合，是战争胜利的关键，而蔡锷起了纽带作用。(50)
综观80年来的蔡锷研究，可以说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更深入、全面、客观地开展蔡锷研究，尚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要打破以派系来研究人物特别是复杂人物的思维定势，要避免视革命为“金”，以为往历史人物身上一贴，即可万事大吉、盖棺论“功”了。其次是要拓宽研究视野，尤其要重视研究蔡锷与所处时代的关系，要重视相关人物的深入研究。再次，蔡锷研究要走向深入，史料搜集和整理出版的工作还要继续加强。我们期待学术界以80年来的蔡锷研究成果为起点，在更多的领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注释：
①王兴国：《蔡锷早期思想述评》，“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以下引自这次会议提交论文者不再注明出处。
②李富轩：《蔡锷思想独具之异彩》。
③左双文、张炳辉：《蔡锷“强有力政府论”初探》
④黄林：《蔡锷“强有力之统一政府”思想略论》
⑤陈邵桂：《蔡锷的国权理论刍议》。
⑥鲜于浩：《蔡锷统一集权思想述论》。
⑦王树槐：《蔡锷与云南财政》。
⑧黄中：《蔡锷的志业》。
⑨张艳：《蔡锷与善后大借款》。
⑩余子道《蔡锷〈军事计划〉和蒋百里〈军事常识〉两书的军事思想》，《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
(11)刘伟顺：《从〈军国民篇〉看蔡锷的爱国尚武思想》。
(12)杨代春：《〈曾胡治兵语录〉初探》。
(13)薛学共：《蔡锷军事教育思想论略》。
(14)许康：《蔡锷的军事管理思想》。
(15)成晓军：《从〈曾胡治兵语录〉看蔡锷对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6)丁平一：《论湖湘学风与蔡锷军国民思想的形成》。
(17)谭双泉、陈宇翔：《蔡锷与梁启超之比较：同大于异、合多于离》。
(18)饶怀民、阳信生：《蔡锷与梁启超》。
(19)董方奎：《蔡锷与梁启超》。
(20)尚明轩：《蔡锷与孙中山》。
(21)张华腾：《蔡锷与袁世凯》。
(22)迟云飞：《民初蔡锷、宋教仁、杨度政治理论与治国方策的比较》。
(23)谢本书：《蔡锷领导云南反清与反袁的军事斗争》，《文史拾遗》1996年第4期。
(24)李强：《蔡锷与四川》。
(25)阮章收〔越〕：《蔡锷与潘佩珠的越南光复会》。
(26)戴建国：《蔡锷党籍考》，《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27)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501页。
(28)徐博东：《蔡锷参加过进步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9)方早成：《蔡锷参加同盟会考》，《求索》1985年第3期。
(30)王学庄、曾业英：《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31)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2) (45) (46) (47)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蔡锷的历史评价》，《人民日报》1982年12月17日。
(33) (43)杨维峻：《蔡锷是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吗？》，《云南日报》1982年2月19日；《蔡锷的政治倾向》，《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34)曾业英：《关于蔡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拾遗》1996年第4期。
(35)林建曾：《中国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一次政治崛起》，《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36)李育民：《蔡锷与进步党简论》。
(37)吴志柳：《蔡锷与梁启超》。
(38)郭汉民：《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论蔡锷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39)张莉、马洪林：《打破派系论蔡锷》。
(40)《记袁厅长所述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
(41)《蔡松坡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第15页。
(42)曾业英：《蔡锷与“二次革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4) (50)顾大全：《蔡锷与云南护国起义》，《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48)夏光辅：《护国运动的领导问题》，《昆明师院学报》1980年第5期。
(49)吴宝章、范建华：《谈蔡锷的评价》，《昆明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