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城乡家庭创业的差异影响研究——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城乡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差异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4-12-23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3-0089-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9 近年来，持续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的高校毕业生与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失业人员给社会带来巨大就业压力。据对全国21736户企业的失业动态监测显示，2013年12月末的就业岗位比2012年末减少了1.33%①。当前国际与国内经济环境表明，近期及未来一定时期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就业压力，而庞大的失业人群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增加区域就业岗位是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明确指出“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稳定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场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②。因此，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创业尤其是家庭新创小微企业在当前经济社会局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内外有关创业的研究中以家庭创业为主题的研究并不算多。以家庭创业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教育水平、知识水平、社会资本、工作经验、风险偏好等因素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如钱德勒(Chandler)和汉克斯(Hanks)、刘兴国等、危旭芳的研究[1-3]，而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其对家庭创业影响的文献相对更少。丹尼森(Denison)、卢卡斯(Lucas)、舒尔茨(Schultz)等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5]。本文以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在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受访者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状况和金融知识来衡量其人力资本，研究城镇与农村家庭受访者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为使研究更科学，本文还引入受访者年龄、性别、风险偏好、宗教信仰、兄弟姐妹数量等控制变量③。 本文研究与既有文献的区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和金融知识来衡量人力资本，并研究其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二是研究样本量更大，代表性更强，时效性更好。文章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来研究家庭创业，有28143户城乡家庭以及近10万个个体的信息，数据量大。而且数据收集的是2013年家庭个体的信息，能够及时反映当前家庭创业的情况。三是考察影响创业的因素更全面，文章在研究创业时，同时引入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风险偏好、宗教信仰、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使得创业研究因素更为健全。 二、文献回顾 在人力资本内涵方面，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健康的总和，一般可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式进行投资积累[6]。马斯金(Mushkin)认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7]。贝克尔(Becker)认为人力资本包括蕴藏于个体的知识与技能，其获得主要来自于干中学、学校教育与医疗保健等投资[8]。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因素的综合体[9-10]。在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倾向的教育投资政策造成了教育投资和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分配不均，与农村庞大的人口相比，城乡教育在获得的国家投入的部分形成了极大的反差[11]。张斌认为建立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基础上的教育资源分配导致城乡教育过程不公平，阻滞了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12]。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投资的积累不足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13]。 部分学者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哥伦波(Colombo)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特定专业知识、管理才能与创业经历等人力资本对创业者所创企业规模具有正面影响，这类人力资本比通识教育、一般工作经验更有助于创业者的培育与成功创业[14]。乔伊森(Joilson)和约翰(John)研究发现，尽管通识教育政策有助于创业者的培育，但其在创业者培育及其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必须与相应的制度相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15]。斯奎亚(Siqueira)基于美国2000年普查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美国移民创业的影响，发现拥有高中学历的移民更倾向于创业，而较之高中学历的移民，那些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移民人群创业成功的概率更高[16]。刘剑雄认为一般性的知识、技能、健康等一般人力资本对创业者创业的影响要弱于诸如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管理经验、领导与决策能力等企业家人力资本[17]。而杨轶清从不同于编码信息的创业知识生成与流动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浙商“低学历高效率”的创业现象，发现企业家创新能力与学历教育呈现弱联系[18]。阿莫若(Amaral)等研究发现一般性的人力资本对个体创业行为有着消极影响，整体来看，像企业家人力资本这类的专业性人力资本才对个体创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19]。布瓦西(Bracci)与瓦格尼(Vagnoni)则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基于智力资本的管理知识在家庭企业创建、成长与代际传承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0]。安吉比姆(Agbim)等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创业者隐性知识与其创业动机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创业者的隐形知识对创业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21]。卢萨迪(Lusardi)和米歇尔(Mitchell)发现拥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人更倾向于制定退休规划，而这一研究从侧面反映了金融知识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而退休规划与创业行为正是个体经济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有理由认为金融知识也会对创业产生一定影响[22]。而瓦斯特(West)认为拥有较好金融知识并不意味着具有良好的金融与投资行为，金融知识对金融与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不大[23]。安纳威(Alhenawi)和厄卡尔(Elkhal)发现金融知识与长期财务规划间存在弱相关关系，即日积月累的金融知识不会导致更好的规划，但通过正规的学术经验获得的金融知识是与财务规划的能力正相关的，而创业作为家庭财务规划的对象之一，显然会受到家庭金融知识水平的影响[24]。哈斯廷斯(Hastings)和阿什顿(Ashton)研究发现对有关经济金融知识的关键概念的不了解和基本财务计算能力的缺失会导致投资者做出次优的投资决策甚至是不进行任何投资，而这势必会影响作为资产配置和投资行为的创业[25]。尹志超等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资产配置，而创业正是家庭资产配置的表现形式，因此可以说，金融知识的增加会影响到家庭创业行为[26]。 部分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与创业间的关系。本森(Benson)认为社会资本在创业者创业伊始与企业成长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而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在企业创建初期与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相对较弱[27]。钱德勒等研究了家庭创业团队的创业模式，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对家庭创业团队的形成与构成具有强大的解释力[1]。刘兴国等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提高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而且有助于创业者评估与利用创业机会，与关系和网络资源缺乏的创业者相比，具有广泛社会关系网络的创业者，不仅能够占有和利用更多的创业资源，而且在行业与战略选择上更优于前者[22]。特克纳(Turkina)等基于OECD调查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外来移民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显著的[28]。 综上，可以发现在人力资本内涵及其与创业关系的研究上，教育、金融知识等专业知识及健康等三个因素是构成人力资本并决定其质量及影响创业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本文将主要围绕教育、金融知识与健康等三个因素来衡量人力资本并分析其对城乡家庭创业的影响，而将影响创业的其他因素，如社会资本、创业者个人特征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3年在全国29个省262个县1048个社区调查获取的28143户家庭微观数据。数据整体抽样范围涵盖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部市/县；抽样方案采用了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初级抽样单元为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585个县(区、县级市、旗)；第二阶段抽样直接从市/县中抽取居委会/村委会，在每个抽中的县(区、县级市、旗)，按照非农人口比重分配村委会和居委会的样本数，并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村委会；在居委会/村委会中抽取20-50户家庭。每个阶段抽样的实施都采用了PPS抽样方法，其权重为该抽样单位的人口数(或户数)，这保证了问卷的信度与效度，使得数据在全国的代表性更强。在分析中，提取了18-80周岁受访者的家庭数据，这样做一是保证受访者达到法律年龄，拥有合法权利；二是因为创业与受访者是否达到退休年龄关系不大，所以并未将受访者年龄限制在法定退休年龄。在数据清理过程中，剔除了无法归类及无识别信息的家庭，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2.变量设计 因为对城镇与农村家庭创业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故文章依据两种情形，生成两个二元离散因变量：一是城镇家庭进行创业，二是农村家庭进行创业。家庭有创业行为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文中家庭创业是指家庭以“创立”形式从事个体小手工业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工商业经营项目，统计显示，分别有约10%的农村家庭和19.5%的城镇家庭进行了创业。在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方面，文章在充分考虑部分学者运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如巴罗(Barro)与李(Lee)[29]、蔡昉[30]、胡鞍钢[31]、郭志仪等[32-33]、苏利亚斯(Soukiazis)和安图斯(Antunes)[34]的基础上，又引入了受访者身体健康情况与专业知识两个变量，以期对人力资本的衡量更全面。在专业知识方面，本文以问卷中受访者对两道与金融知识相关题目的回答正确与否为基础，生成两个哑变量：正确计算利率与通胀率，正确识别股票与基金风险④。为使研究更全面，文章引入受访者性别、年龄、风险偏好、沟通能力、宗教信仰、兄弟姐妹数、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和本社区银行营业网点数等变量⑤。 CHFS调查数据显示，各变量所表示的我国城乡人力资本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城镇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0年，而农村仅为7.42年，与前者相差3.18年；城镇家庭受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6年，而农村仅为6.65年，比前者少4.01年。城镇家庭成员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为18.09%，而农村仅为5.67%；城镇家庭受访者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为19.2%，而农村仅为2.8%。49.3%的城镇家庭受访者身体状况良好，而农村仅为35.7%。分别有16.1%与39.1%的城镇家庭受访者能够正确回答“利率与通胀率计算题目”和“股票与基金风险识别题目”，而农村分别为15.1%与12.0%。38.9%的城镇家庭受访者能够正确回答其中的一道题目，而农村为21%；7.8%的城镇家庭受访者能够全部正确回答这两道题目，比农村高出4.8个百分点。56.33%的农村家庭受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不高于6年，而城镇水平为19.96%；教育年限在12年及以上的农村家庭受访者占比仅为11.2%，而城镇水平为49.52%，比农村高出38.32个百分点；仅有0.48%的农村家庭受访者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水平教育，而城镇这一比例为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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