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高等学校论文,我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前，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力量的竞争，而基础科学方面的实力亦相应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在研究与发展(R&D)方面的投入（包括人力与财力），逐年均有所增长，尽管人力的投入因各国人力资源而异，但在财力方面各国均尽力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占有一个较合适的比例。例如美国、日本、德国自80年代以来，R&D经费的投入占GNP的比例，始终保持在2.8%～3.0%；法国与韩国在80年代末期，约占2.5%，但一进入90年代，韩国立即提高到3%并力争在1995年达到4%，法国则保证R&D的经费预算每年以7%的速度递增。
为保证基础研究的同步发展，这些国家通常力争使其在R&D经费的总投入中所占比重不低于12～13%。而像德国、韩国这些人力资源较为缺乏的国家，为了保持自己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独立竞争能力，多年来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增大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使其在R&D经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0%以上。
经济发达国家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充分利用和发挥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的科技力量。这些国家中，高等学校不仅是R&D工作的重要方面军（高等学校在各国R&D力量中约占有1/4的比重，见表1），而且是各国基础研究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各国一半以上的基础研究工作是由高等学校承担的，见表2）。
表1 1981～1984年一些国家投入R&D的人员与经费分布(%)
注：人员数系指各部门投入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国同类人数的百分比。经费数系指R&D总经费在各部门的投向百分比。
表2 1981～1984年一些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向比例(%)
这些国家高等学校从事R&D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拨款（不论是以教育和科研事业费的形式，还是以专项科研经费的形式拨款）。近年来，由于企业界对科技需要意识的增强，逐年增加对R&D工作的投资，9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的企业界每年投向R&D的经费已增至600亿美元以上，这些经费中虽然只有一小部分直接投向高等学校，但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解体前的苏联的情况则大不一样。尽管前苏联对R&D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投入的人力或经费占GNP的百分比都比美国高出许多（80年代的苏联，投入R&D的经费占GNP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5%以上），但其高等学校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据国家教委1987年访苏考察团的报告，前苏联的高等学校共有教学与科研人员51万人，约占全国科技人员总数的35%（全苏约50%高水平的专家集中在高等学校），但高等学校完成的科研工作量还不到全国的10%，且高等学校内部基础研究工作所占比重也只有15%。可见，由于科技体制不同，前苏联高等学校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潜力远未得到利用和发挥。当然，这个问题已引起当时苏联的重视，并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把高等学校中各类研究的比例调整为：基础研究25%，应用研究45%，开发研究30%。
可见，世界各国因国情不同，在处理R&D的总投入、基础研究应占多大比重以及如何发挥高等学校的作用等等方面，各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也不难看出，世界各国的科技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这正是值得我们对照与借鉴的。
（二）
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所以一切事业包括科技事业都受到经济实力的制约。我国科技队伍的力量从相对值来说，不如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每100万人中的科技人员数，日本为3500人，美国为2600人，我国只有1000人），但从绝对值来说，我国已具有一支1000万人的科技队伍，成为世界上一支强大的科技力量。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较，当前关键的问题是R&D经费投入不足。直至80年代后期，我国投入R&D的经费占GNP的比例不到1%，即使达到2000年的目标，也只有1.5%左右，而其中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长期以来只占10%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尽管国力与财力有限，又面临着基本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但对于基础研究工作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支持的。“八五”期间，我国投入基础研究的总经费超过8亿元，以支持总数达2万项的研究课题。为此每年参与基础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已超过10万人。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一些主要的领域，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特别是近年来，一大批新兴的学科（如分子生物学、表面物理与表面化学、高温超导、超晶格和非晶态物理学、成矿理论等等）和高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以及激光技术等等）的基础研究均得到较快的发展，缩小了国际差距。
自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来，经过10年的实践与探索，高等学校已动员起自己的人力和物力，广泛参与了我国科学技术的R&D工作。根据1992年的统计资料，现有高校59万多名科技人员中，不同程度参与R&D工作的人员达22万多名，如折合全时人员计也有13万多名，亦即高校中实际有22%的科技人员专职从事R&D工作。他们承担着8万多项、总经费达24亿多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2亿元，应用研究经费10.7亿元，试验发展经费7.0亿元）的在研课题。课题的范围涉及我国科技发展总体规划中的三个层次的六大研究计划。
当然，我国高等学校在全国科技工作中所占的比重（不论是投入的人力还是所占的经费）还不大，但高等学校已显示出在基础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竞争力。这从历年来高等学校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份额（见表3）以及国家级四大科技奖中的获奖比例不难看出。仅以1993年为例，高等学校获得国家发明奖7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92项，国家星火奖24项，分别占国家当年颁奖总数的24%、43%与19%（国家自然科学奖因高等学校获奖数未见列入资料汇编中，暂缺。如取1992年数据，则高等学校约占4/5的获奖项目）。
表3 1982年以来高等学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82～1985年 1986～1988年 1991～1993年
项目 获资助项目数（项）3338 5751
7165
占资助总数的百分数(%) 75.2166.19 69.90
金额 获资助的金额（万元） 1261815928 34100
占资助金额的百分数(%) 73.1261.74 87.16
以上情况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R&D方面的经费投入、高等学校获得的研究经费和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所占的比重均偏低。我国高等学校的科技潜力，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挥，更期待政府给予重视和支持。
（三）
40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与世界各国有着共同的发展趋势，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起点、国力、国情诸因素的差异，既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有难处与不足。因此对照比较时既要遵循当代科技发展的共同规律与趋势，又要以具体条件和国情为出发点，探讨可供借鉴的模式和必须采取的措施。
1.国家应从战略高度上重视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目前的国力与财力都不允许我们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对R&D给予较充分和全面的支持。对基础研究工作也只能给予有选择有重点的量力而行的支持。但我国又是一个大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与经济剧烈竞争的情况下，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也为了对全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对于R&D（包括基础研究）工作又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我国已决定至2000年以前投入R&D的经费将由目前占GNP的0.7～0.8%增至1.5%。与此同时，也将逐年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拨款比例，即由80年代末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7.1%逐步增至10%以上。
国家增加对R&D经费的投入，当然也是对高等学校科技工作的一种支持，但单靠这一点是远为不够的。鉴于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科学院与工业研究院是两支实力很强的科技队伍（前者偏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后者偏重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而高等学校则长期被视为教学单位，这种状况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高等学校发掘潜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在R&D的事业中，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事业的需要，也是合理和可行的。
2.明确高校的双重任务，改善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条件。
为了发挥高等学校的潜力，首先对高等学校的职能应有正确的认识，以保证全面完成高等学校所担负的“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双重任务”，切实增加对高等学校的经费投入。近1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通过自身的改革，一方面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争取社会上对R&D经费的支持（见表4），另一方面通过校办产业以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并取得部分经济效益（1993年高校校办产业的总产值可望达到40～50亿元），用以支持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这些都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基础条件。近10年来，中央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曾花巨资建立了近百个重点实验室，但这些重点实验室大都不是建在高校。如能对高等学校增加类似投入，将会是一项投入产出比很合算的举措。
表4 全国高校R&D经费中企事业委托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
年份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
20.6
23.2
27.5
26.3
30.0
33.4
36.9
3.分类指导，分步实施。
从总体上说，我国高等学校的科技潜力很大，但当进一步深入分析时，我们将发现，各类学校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全国上千所高等学校的科技优势事实上集中在近百所重点高等学校中。据1992年的统计资料，这些重点高等学校投入R&D工作的全时人员、在研课题项目数与在研课题经费分别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45%、54%和70%以上。至于国家级的四大科技奖获得者，这些重点学校则占全部高等学校获奖总数的3／4。因此在开发我国高等学校科技潜力时，在政策导向上和宏观管理上切忌一刀切。要承认差别，对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院校应有不同的要求，即应该采取量力而行、分期分批加以扶植的办法。
对于高等学校内部各类研究的比例，按照我们的国情，若要求短期内也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靠拢那是不实际的。但前苏联原拟在80年代后期达到的要求（基础性研究25%、应用研究45%、试验发展30%），则可供我们借鉴。
展望未来，再经十年的努力，使高等学校能够成为我国R&D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在某些重大学科领域成为世界学术界的活动中心，应是可以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