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马来西亚政治风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风波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造成该地区的经济滑坡，而且使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马来西亚即其中之一。然而马来西亚并没有出现像印尼那样的大规模街头暴力，而主要是上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在东南亚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几乎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印尼的社会矛盾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向对华人的疯狂迫害。而这种情况在马来西亚并未出现，该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次是针对西方的。对西方采取激烈的批评态度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相对温和且与西方有良好关系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成为对立、斗争的双方。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二人的分歧与矛盾日益表面化，最终导致安瓦尔被革职、遭逮捕并被判刑。这场发生于金融危机中的政治风波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尚找不出第二个类似的事例。
金融危机引发治国分歧
马来西亚曾经是一个很穷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得以跻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成绩斐然。但是，开始于1997年7 月的亚洲金融风暴，很快将马来西亚卷了进去。1998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7.5%（1996年为9%）；至1998年9月，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已贬值50.5%；同年其失业率上升为7%（1996年为2.5%），整个国民经济呈现恶化趋势。
马来西亚最高领导层在金融危机发生不久后即出现了分歧，首先在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上，后来又在对付金融危机的重要策略上。
马哈蒂尔一开始就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投机性的货币交易。1997年9月20日，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他指责说， “货币贸易既无必要，也没有成果，而且是不道德的”，“因此它应该被取缔，应该为法律所不容”。他指出，是投机者们使林吉特贬值，从而使股票及证券市场形成恐慌的抽逃局面，“货币交易者们发财了——他们的财富来自于他人的贫穷！”（注：〔英〕卡拉姆·亨德林著，朱宝宪等译：《亚洲在衰落？》，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7页。）。
安瓦尔在不得不表态支持总理的同时，迅速采取行动抚平局面，因为国际投资者已受到惊吓，马来西亚的股市和汇市再受重创。他强调，贸易融资方面的货币交易将会被限制纯属谣传，相反，马来西亚并未改变货币交易制度，并声明此时应停止争论，将精力集中到整顿经济上来。显然，他与马哈蒂尔的看法并不一致。
马哈蒂尔这样指责乔治·索罗斯之类的投机商：“我们奋斗了三四十年才把国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但却冒出了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人，他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毁掉了我们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注：〔美〕利夫·罗德里克·罗林伯格：《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诊断与处方（上）》，载《南洋资料译丛》1998年第2期第25页。 ）显然他并不认为来自外部的投机是通过马来西亚经济本身的问题起作用的。
作为本国财经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安瓦尔虽然没有公开和马哈蒂尔唱反调，但从他对付危机的做法来看，显然他看到了整顿本国经济的必要性。危机初期，马来西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东南亚国家开的“药方”，采取紧缩政策。具体做法是：提高利率；限制贷款；缩减呆账期限；减少来往账目赤字；削减政府开支等。
在1997年底1998年初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成立了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以对付危机，安瓦尔的权力实际上开始受到削弱。至1998年3月制定刺激国内需求的措施时，紧缩政策实际上已不占主导地位。5月，马哈蒂尔任命前财政部长达因为特别任务部长，负起解决危机之责，安瓦尔所掌管的财政部的许多职权都移交给该部。所有这一切都显示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的分歧在逐渐扩大。
达因一上任即提高政府开支20%，且连续调低利率，表明马哈蒂尔决心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7月，政府又制定《国家经济复苏蓝图》， 具体内容包括下调法定储备金百分比；恢复原先的呆账期限；成立国营公司以处理呆帐和银行资金问题；规定外国银行占有本国金融市场的份额；等等。至此，紧缩政策可说已寿终正寝，同时表明安瓦尔已丧失对财政政策的制定权。
8月，在围绕着货币政策的新一轮斗争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正、 副总裁先后辞职，安瓦尔一派的阵营完全瓦解。9月1日，马来西亚实行资金管制，具体措施包括：杜绝投机马币的通道；规定马币3.8元兑换1美元以稳定币值；管制短期流动资金；等等。当天马哈蒂尔在宣布上述措施的同时说，如果安瓦尔因健康或其他原因提出辞职，他将没有理由不接受。这实际上等于宣告二人的公开决裂。果然，安瓦尔在次日便遭到革职。金融危机引发的治国分歧至此达到顶峰。
民族主义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在谈到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亦即安瓦尔被捕及其所引起的政治动荡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民族主义在马来西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马来西亚事态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80年代以前，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在人口比例上势均力敌的状况，是影响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首要因素（注：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40～141页。）。 马哈蒂尔本人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点。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马哈蒂尔因批评东古·拉赫曼总理对华人过于软弱，并撰写《马来人的贫困》一书，被拉赫曼开除出巫统。后来由于马来民族主义抬头，他得以东山再起，重新加入巫统并成为议员，并最终成为巫统主席和马来西亚总理。
80年代以后马华民族矛盾缓和，原因之一是马哈蒂尔部分实现了其“培植一群能与马来西亚华人商业团体相抗衡的土著马来西亚商人”的目标。他执政以来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建立了为数不多的完全为土著马来人所拥有和控制的大型企业。但是由于这些享有特权和国家政策倾斜的企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最易受到外汇危机和国际利率变化的影响，因此它们又是国民经济中最经不起外界冲击的部分，易于受到西方经济的侵害（注：赵洪：《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与前途透视》，载《南洋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第23页。）。 由于民族主义必须寻找一个对立面作为斗争或竞争的对象，西方势力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马来民族主义的矛头所向。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长期以来马哈蒂尔就以抨击西方而著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马哈蒂尔又以对西方投机者的严厉谴责而震动世界。
1998年10月1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马哈蒂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如果你喜欢，就叫我异教徒吧——马来西亚不打算屈服于资本全球化》。文章重复了先前对西方投机者的指责，指出“如果投机者没有攻击汇市与股市，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如果它真会在没有外来攻击的情况下发生，它早就该发生了。”文章接着揭示了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强加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我们被告知，只有一种制度是被允许的，那就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那就是全球化。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一制度，否则他将被视为异教徒，并因此受到惩罚。”文章最后发誓，决不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即使被视为离经叛道者，即使碰到再大的困难险阻，马来西亚也要走自己的路。充满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篇文章，可视为危机以来马哈蒂尔一次比较完整的意见表述。
另一方面，比马哈蒂尔整整晚一代的安瓦尔，不仅民族主义色彩已淡薄许多，而且与西方有着良好的关系。安瓦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长康德苏、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等西方财经界领导人，都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因此在危机初期他主持马来西亚财经工作时，实行西方世界所要求的紧缩政策，便是理所当然的。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元老派领导人对他的不信任。正如一则报道所指出的，在安瓦尔被革职以前，“一股暗流早已把安华（安瓦尔）和‘拱手将国家经济殖民化’划上等号。这是摆脱英国殖民主义阴影的马哈迪（马哈蒂尔）等元老所不能忍受的。”（注：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程榕宁吉隆坡1998年9月2日电。）换言之，安瓦尔已被视为西方的代理人，从而成为民族主义者们攻击的靶子。
民族主义在马来西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捍卫民族经济、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它具有积极意义。以索罗斯为代表的西方投机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确实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对马来西亚的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尽管这种外来的破坏力量是通过本国的经济问题这一内因而发生作用的。另外，这种民族主义也能对人们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使人们认识到，西方资本确实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使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不断赚取巨额利润的。但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也会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一位研究者在谈到马哈蒂尔对投机者的责难时指出，“政客与官僚们习惯于在坏事之际责难‘投机者’，这与他们自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他们需要一个方便的替罪羊。”（注：《亚洲在衰落？》第8页。 ）当民族主义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时，也易于给对立派扣上“卖国”的帽子。对于马哈蒂尔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国际投机家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方面增强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国内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抵触外来新资本、减少对外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导致外国资本疑虑重重，对马来西亚资本市场发展与前景信心不足。”（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与前途透视》，同刊，同页。）另外，过于强调外部因素，也不利于对本国经济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处理。
当我们认识到民族主义这种双重性之后，对于在马来西亚特定的环境之下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也许会有更好的理解。
政治风波：金融危机与巫统党内斗争的共同结果
1998年9月2日，亦即马来西亚宣布资金管制的次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遭到革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风波于是拉开序幕。安瓦尔不甘示弱，自9月4日起每晚在住宅前向群众发表演说，支持者和围观者甚众，一时对当局形成很大压力。安瓦尔一方面抨击当局指控他的罪名没有事实根据，一方面号召对马来西亚政治进行改革。隐藏在经济动荡背后的政治矛盾遂趋于激化和表面化。
对于安瓦尔的党政职务遭革除（其巫统署理主席的职务同时被解除）之原因，马哈蒂尔说纯粹是因为他的个人行为不端、道德败坏所致，跟治国意见分歧毫无关系。安瓦尔则驳斥道，这是策划已久的要除掉他的阴谋。然而后来马哈蒂尔也承认，清除安瓦尔的另一原因是，“安华表面上效忠我，却暗中策划，利用金钱、权利和压力等手段来结集他的派系人马，酝酿在九九年的党内选举中推翻我。”（注：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程榕宁吉隆坡1998年10月5日电。 ）这后一个原因才与安瓦尔遭革职有实质性关联。
为什么马哈蒂尔在已选定安瓦尔作为接班人又将他革除？金融危机引发治国分歧当然是一个导火线，但是，在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下马哈蒂尔对党和政府的控制不容挑战，才是更为深层的原因。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在马来西亚的多党政治格局中，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更加突出。长期担任巫统主席、联邦总理的马哈蒂尔由于治国有方，在党内外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就连一位批评马哈蒂尔的西方观察家也承认：“实在地讲，尽管他有一些失误，但他超人的智慧曾使马来西亚经济取得很大成就。没有人会反对此种观点。”（注：《亚洲在衰落？》第 120页。）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威信崇高的领袖极易走上个人专断的道路，马哈蒂尔也难免有此倾向，因此逐渐形成了他对党和政府进行强有力控制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任何反对意见将被视为对其权力的挑战，因而是不被容许的。
从安瓦尔的角度来看，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他，在治国方略和政治理念上也必然与老一代领袖发生分歧。尽管他在马哈蒂尔提携下迅速升迁，但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必然与马哈蒂尔分道扬镳。早在大学时代，安瓦尔就是激进的“马来西亚伊斯兰教青年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他加入巫统并出掌内阁要职后，政治上由激进转趋温和，但其本色并未根本改变，一遇时机便会表现出来。1998年6月在巫统年会上， 他与高唱政治改革的党内少壮派站在一起，便是明证。这也是他被革职后公开倡导政治改革的思想根源。也正是这一点触到了马哈蒂尔的痛处，促使他下决心逮捕安瓦尔。
9月20日安瓦尔被捕入狱。它激起了马来西亚民众， 特别是亲安瓦尔一派人士的更大规模的抗议。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反应也相当强烈。菲律宾总统艾斯特拉达和印尼总统哈比比都声援安瓦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也都表示关切，“对它们来说，安瓦尔这位财政部长是‘国际财经界的一位受尊敬的人士’”（注：〔英国〕《经济学家》1998年10月10日第19页。）。但事件的发展并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在马来西亚刮起一场印尼式的政治风暴，而是很快平静了下去。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马哈蒂尔仍牢牢地控制着巫统，得到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而安瓦尔的重要支持者也大多随其一起被捕。其次，安瓦尔在被捕前行动已受到限制，其计划中的全国巡回演讲也未能成行，而当局采取的严厉的治安措施也迅速平息了安瓦尔被捕后各地的抗议活动。复次，安瓦尔倡导的改革运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反对党对此也都持观望态度。最后，由于“五·一三事件”教训深刻，广大非马来人害怕动乱引发新的种族主义浪潮，因而在此次事件中大都持中立观望态度。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马来西亚没有出现像印尼那样的苏哈托家族式的腐败统治，因而没有激化广大下层群众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从而使本国的这场政治风波没能发展成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风暴。
1999年4月14日，经过77天的审讯之后， 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宣布了对安瓦尔一案的判决：四项渎职滥权指控全部成立，各项罪行的刑期同时执行，入狱服刑六年。宣判后虽然再度引发了国内外的抗议，反对党也拟组织联合阵线，但毕竟没有大的动乱发生，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风波似暂告一段落。
余论
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的损失不如泰国和印尼，但甚于菲律宾和新加坡。然而马来西亚对西方的声讨是最激烈的，其引发的上层政争也最令人瞩目。这种不寻常的反应，根植于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当中。
当人们看到吉隆坡引以自豪的世界最高建筑物Petranas双楼时，就会体验到马来西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所导致建筑业的繁荣。这种繁荣归因于其政府决心要促进那种不利于金融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九年来，这种国民经济战略带来了8%的惊人的年增长率。 而建筑业的繁荣系由银行放贷来支撑的，当房地产供过于求使其跌价时，向银行还贷便大受影响。与此同时出口额正在大幅度增长。而银行筑起的国内债台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70%， 进而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需要的大量进口又迫使经常项目逆差日益扩大（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诊断与处方（上）》，同刊，第25～26页。）。加上归还国外短期贷款的压力和国际货币投机商的攻击，金融危机才一发不可收拾。由此人们不难看出什么才是马来西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尽管安瓦尔实行的紧缩政策有先例可循，且得到大多数财经界人士特别是西方财经界人士的首肯，但毕竟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于是在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马哈蒂尔反其道而行之，安瓦尔随之失势。虽然西方人士批评马来西亚资金管制等措施，指出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本国经济，但马来西亚在转而采取扩张性政策后经济已开始复苏，从而消除了金融危机演化成政治风暴的可能性。
马哈蒂尔的权威式统治在此次危机和风波中再次得到表现，并显示了其优势，也许这能证明东方式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民主政治来配合。安瓦尔失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的经济政策，而在于他对马哈蒂尔的政治挑战。对于马来西亚的基本的经济问题，安瓦尔的继任者不可能不加以正视，但在政治上却不致于如其前任那样挑战权威。从不太长的时期来看，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从长远来看，这次危机和风波可能会对该国产生也许预料不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