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中国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初步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高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是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一奇迹仍在继续，还远未结束。自200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然而，在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结构性问题日益凸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结构为支撑，但是目前在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收入分配、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之间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突出表现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新增就业机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不一致性。考虑到我国目前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仍有40%的就业人口从事低效的传统农业，60%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在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加快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结构转型，应是宏观经济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唯此才能实现使更多人口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目的，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和谐。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存量与流量、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累积循环效应。存量与流量的比例上升导致收入分配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倾斜，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倾向于资金密集型的生产资料部门和奢侈品部门，这些部门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总量的扩张，但创造较少的就业机会，并且使工资水平上升，而工资的行业差距增加，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同时，增加这些部门的投入使得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结构更加失衡。结构性问题之间的累积循环机制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甚至导致结构性矛盾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最终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这些结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尽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但是，以目前的发展趋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至少还需要大约40年的时间。本文试图提出一种经济高速增长方案，将这一进程缩短到15至20年。
本文除引文外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问题，重点在于说明这些结构性问题之间存在的累积循环机制，讨论经济高速增长方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模型，进行经验研究，论证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可行性；第四部分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提出增长方案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快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旨在说明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必要性。本文将目前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问题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即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结构失衡引起的“滞胀”问题；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问题；产业结构发展失衡问题；内需与外需结构失衡问题。合理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结构问题必须联系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初期，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需要以投资和出口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投资和出口在经济中比重持续上升。持续高速的投资导致资本存量不断上升，使存量和流量的结构逐步失衡。资本存量的上升还导致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增加，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需求的结构，一方面导致投资需求旺盛而消费需求不振；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的奢侈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倾斜，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样的产业结构可以实现总产出持续增长和部分富裕阶层收入的迅速提高，但是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呈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以上结构问题已经形成了循环累积机制，经济二元结构转型缓慢甚至呈现恶化的趋势。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是解决当前严重的结构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滞胀”问题
在传统的理论中，所谓“滞胀”是指物价上涨较快，而实际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和经济衰退，同时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美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在战后采取了以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西方世界的“黄金十年”。但是在随后的70年代，“滞胀”问题成为西方国家难以治愈的顽疾，直至80年代紧缩性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方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回到正常的轨道。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失落的十年”。日本同样是在经历了长期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增长率出现了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但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呈现通货紧缩的趋势。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运行呈现不同的特征，经济高速增长，物价水平温和上升，但产出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美国的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和我国目前经济运行表现的特征有所不同，但是本质都在于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的结构失衡。在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高涨时期投资旺盛，资产存量迅速增加，导致功能性收入分配向财产性收入（租金和利息）和经营性收入（利润）倾斜，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增加导致消费需求比重下降，但旺盛的投资需求弥补了消费需求的不足，这时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上升。但是，随着经济持续高涨和资产值的持续上升，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衰退。在衰退的过程中，资产贬值使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结构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使得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在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这是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旨在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的凯恩斯政策却会破坏这一自发的调节作用，使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之间出现结构性失衡，即资产存量增长速度超过收入流量增长速度，使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不断上升。存量与流量结构失衡是美、日、中三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的一致特征。我们将存量和流量的这一结构性失衡称之为“滞胀”。
由于在目前的统计中没有全社会全部资产存量的数据，我们采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分析我国近些年来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的变化。房地产是全社会存量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缺少全国房地产市场存量总值的统计，考虑到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耐用品，我们以全国商品房销售收入作为房地产存量价格变化趋势的代表性指标。我们以商品房销售收入与名义GDP之比作为分析房地产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结构变化的替代性指标。在1991年，商品房销售收入在当年GDP中仅占1%，而在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6%，即使考虑到住房制度改革对于商品房销售的影响，这一比例的上升也是非常显著的。实际上，2000年以来，在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以后，商品房销售收入与名义GDP的比例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图1 1991-2005年商品房销售额与名义GDP之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中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整理。
除了总量外，还可以比较存量价格和流量价格的变动。商品房价格指数、住宅价格指数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反映了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收入流量的价格变动。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一直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在2002年之前两类指数的上涨幅度相差不大，但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房地产价格增幅远远超过了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尤其是土地价格上涨更快。这反映了房地产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在迅速上升。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劳动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被纳入单调递增的生产函数，就业增长越快，则产出增长也越快，因此，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是高度正相关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弹性平均在0.3～0.4之间。但是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十余年的经验却与此相反：经济增长率长期在9%以上，但就业增长一直低于1.5%。1991-2001年我国平均GDP增长为9.9%，而平均就业增长只有1.2%，直接计算的就业弹性只有0.124，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这种转型所必需的劳动力转移，而劳动力转移显然只能靠二、三产业的就业来实现，农业即便就业再多，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分析的焦点应该集中在二、三产业经济增长能否带动二、三产业就业的较大增长上。我们按这个思路给出了1993至2005年间的二、三产业实际GDP增长与就业增长曲线。13年间二、三产业平均GDP增长约为13.2%，平均就业增长只有3.3%，就业弹性为0.25，总体是比较低的，特别是1997到2003年间，二、三产业GDP增长处于10%以上，就业增长却相当低，可以说用经济增长带动劳动力转移的目的没有较好地实现。
按照要素收入法核算的GDP由工资、盈余、折旧和税收等项目构成，根据工资基金理论，名义GDP中的一部分作为工资基金，它除以平均货币工资率即为就业量。因此可得到：
其中EMP为就业量；GDP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DIS为GDP中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反映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状况；WAG为平均货币工资率；a为系数。这里我们没有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因为公式中的GDP和WAG都是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表达的是一个货币量。
对于上述公式我们先检验一下是否在数值关系上成立，再来讨论其经济含义。对(1)式取对数可以得到：
我们用中国中东部二十个省份从1993年到2003年的面板数据来对(2)式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如(3)式所示，其中，GDP、WAG、EMP的单位分别采用亿元、万元、万人。从估计结果看，就业与以上三个因素高度相关，拟合度尚可，该公式在数值关系上基本成立。根据估计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长1%，就业量增长大约为1%；劳动分配份额每增长1%，就业量增长约为1.5%；平均工资每增长1%，就业量下降约1%。
根据回归的结果，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作如下解释，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原本可以带来就业的较快增长，但是由于工资收入在GDP中比重下降以及平均工资水平上升，导致就业增长速度远小于经济增长速度。
（三）收入分配与总需求结构
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消费需求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消费需求在GDP中的比重为51.9%，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以上。而2005年投资需求在GDP中的比重为42.6%，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投资比重高出20个百分点，而消费比重低了20个百分点，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
图2 1978-2005年GDP中投资与消费所占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应当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投资在总需求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导致了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失衡，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导致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工资总额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下降，而利润、折旧与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这必然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这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总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投资需求。由于本期增加的投资虽然增加了本期的收入流量，但最终将直接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又使得资本存量相对于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下降，从而使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由此，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总需求结构失衡形成了循环累积的作用机制。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项目结构，我们计算了1996年以来劳动者报酬(WAGE)、营业盈余(PRIFIT)、利润(TAX)和固定资产折旧(DE)在GDP中的比重变化。由图2可以看出，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40%左右，而营业盈余大幅上升，2005年与90年代末期相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折旧和生产税的比重平稳上升。这说明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越来越倾向于财产性收入者和经营性收入者，而越来越不利于工资性收入者。
我们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于总需求结构的影响。以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C)为被解释变量，以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W)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方程(4)。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消费产出比的滞后项，以消除自回归因素的影响。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使消费在总产出的比重提高0.28个百分点。
（四）产业结构形成的累积效应
产业结构是产出和就业的载体，我们分析产业结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产业将收入分配、需求和就业联系起来，从而提供一个不同于总量分析的视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取决于需求结构，而需求结构取决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决定了平均的工资水平和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是决定就业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概括为，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需求结构进而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倾斜，这些行业创造的产值高，工资收入高，但吸收就业的能力不强，而且会导致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增加，这是收入分配差距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产业结构，在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之间形成了累积循环效应，造成了城镇富裕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逐步分化。
（五）对外贸易依存的小国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的发展在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程度不断上升，从1986年的25%上升到2005年的64%，出口的贸易依存程度也由1986年的11%上升到2005年的34%，而进口的贸易依赖程度也由1986年的15%上升到了2005年的30%。通过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国际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主要的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在战后均有明显的上升。这反映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使贸易自由化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日本和德国，自战后恢复时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时期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尤为显著。但是，总体上来看，中国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
第二，中国是唯一具有小国贸易特征的经济大国。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一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与其国民经济规模的大小呈负相关。即小国国内市场较小，为了消除这一制约，促进经济的增长，小国往往大力发展外贸，外贸也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大国由于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更大，通过发展内需也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而其他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大幅度攀升，到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4%，使中国成为具有小国外贸依存度特征的大国。这反映了中国内需与外需之间结构失衡的问题。
我国贸易依存度的显著上升，与我国实行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有直接的关系。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为了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依靠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东亚经济实现高增长的共同特征。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行业的产业政策，出口退税等形式的贸易政策，严格地钉住汇率政策对于扩大进出口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我国对外依存程度的不断上升面临各种潜在的外部风险，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大国，而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以关键零部件、设备以及能源为主的结构性问题又说明中国同时是一个贸易弱国。处于这种地位的中国与其他贸易强国相比，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中国上述外贸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是结构性的。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依存度高不仅会限制我国对外开放的回旋余地，而且容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集中容易使出口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即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被长期固定化。同时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高，所以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对就业的影响特别重要。国际市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就业具有较高的影响。
三、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论与实证
本文的第三部分将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经验两个方面论证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可行性。在理论部分，依据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构建了经济稳定增长模型，说明在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产报酬率、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和资本形成等因素。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验证了模型的结论。模型的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视角，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以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为分析和解释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理论模型表明可以通过调节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实现由一种稳定增长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转换。这为构建一个经济高增长方案提供了基本思路。
在高增长的实证部分，我们主要考察了东亚经济的一些特点。东亚经济保持了30年以上的经济持续增长，完成了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实现了落后经济对先进国家的赶超。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东亚模式的特征。总结和归纳东亚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对于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有重要意义。
（一）稳定高速增长的理论模型
本文的增长模型吸取了古典假设，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入手，结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等式（收入为C+S）（凯恩斯，1983）和马克思的收入—支出等式（收入为C+V+M，流量化后相当于GDP统计的W+D+R+π）（马克思，1975）。模型包括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损益表），把经济增长率和总资产报酬率(ROA)、收入分配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相联系，与卡尔多事实达成一致。在一个封闭经济中，简化掉政府部门，则收入—支出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左边的收入也是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前三项为企业成本，右边的支出表示总需求。下标t表示时期。在企业成本和消费支出不变时，当期利润增长，企业家会增加下期投资，扩大产出；而投资增加，又导致利润增长。
企业部门
企业部门负债为L，所有者权益为E，企业长期的资产负债率为β。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原则，企业的资产总量为(L+E)，分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实物资产用K表示，占总资产的比例为ε。戈德史密斯(1993)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为某一时期一国全部金融工具的市场总值除以该国有形国民财富总值，这里定义为企业的金融资产值与实物资产值的比例，用f表示。则：
银行部门
银行按照固定的资产抵押比例发放贷款，设这个比例是α。那么企业会得到多少贷款？企业贷款扩张过程有些类似于银行的货币创造。所有者权益为E的企业可以获得αE的贷款，于是资产、负债各增加αE。但新增的αE的资产没有抵押过，所以可以用来再次获得α[2]E的贷款。这个过程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企业于是最终可以获得aE/(1-α)的贷款。这笔贷款就是货币数量M。可见，长期货币数量与企业资产值是成比例的。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在加总后相互抵消，假设不存在企业债，货币为企业负债的唯一形式，贷款不归还，定期按利息率计利息，则货币数量就是企业负债。
这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最高可以达到资产抵押贷款的比例。或者说，银行确定一定的抵押贷款比例，就限定了企业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如果抵押贷款比例太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就会过高，增大银行的风险。
为便于分析，再加入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一：长期中存在稳定的折旧率d、利息率r和利润率i。
这是卡尔多事实第三条的拓展。“统一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是马克思表明的企业竞争条件（马克思，1975），是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是企业资本逐利而流、自由进出的宏观后果。在资本市场条件下，则取决于股票持有人的“用脚投票”，由此导致的股价变动使“平均利润率”更快地实现，表现为市盈率的一致。这里的利息率是债权资本的报酬率。当期利息R为上期企业负债L和利息率的乘积，当期利润π为上期企业所有者权益E与利润率的乘积。折旧D为折旧率乘以实物资产。设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为ρ。
假设二：工资收入和利息、利润收入间收入分配的比例是不变的，即工资和利息、利润和的比例不变，用θ来表示。
这是卡尔多事实第五条。可以理解为工资作为可变成本在收入（产品价格）中要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或根据资本和资本成本得到利息利润收入后，工资按固定比例加成，得到企业总成本（产品价格）；也可以认为是劳资双方的博弈结果。θ在这里也表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差距，即θ越大，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越小。
稳定的储蓄倾向的假设来自凯恩斯(1983)，而按阶级划分不同储蓄倾向则是新剑桥学派的经典假设。这里不同收入成分的划分仅仅是功能性的，而不是严格按照阶级来划分的，因为在资本市场发达，股权分散化的今天，工人也持有公司股票；而资本家也大多变成“支薪经理人”。特别地，这里并不假设工资储蓄倾向小于利息和利润储蓄倾向，也不假设工资和利息、利润的储蓄率不变。只假设总储蓄率不变，这可以从卡尔多事实推论出来，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经验事实。
上式中，卡尔多(1956)的分配理论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和投资率（储蓄率）决定功能分配，而本文则是在储蓄率和功能性分配已定条件下，利润利息和工资的储蓄倾向被动决定。收入分配的分析以功能性分配为主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在存在严格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利润和工资对立的条件下不失为一个简化，但在今天已不再适用。利用收入越高则储蓄倾向越高的凯恩斯假设(1983)，我们可以得到总的储蓄率与规模收入分配正相关。用η表示规模收入分配，则：
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总储蓄率越高。这与美国（分配差距小，储蓄率低）和发展中国家（分配差距大，储蓄率高）的经验事实一致。转型国家的增长普遍以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为特征。
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之一（凯恩斯，1983）：储蓄等于投资。
推论一：收入—支出模型中的各项流量都将与资本存量（企业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和负债）成稳定比例，如资本产出比等。各项流量、存量都成固定比例。这样，各项流量和存量的增长率一定相等。
如，设净投资为I'[,t]，可以得到净投资与消费比为储蓄率与消费率之比。
定义投资为实物资产的增加值加当期折旧，即：
又有前述：
这个比例即是均衡增长时所有者权益的稳定增长率，由于所有流量（GDP、工资、折旧、利息、利润、投资、消费）和存量（货币数量、企业负债、总资产、所有者权益）都成固定比例，所以它们的稳定增长率也等同于这个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就是稳定状态的均衡经济增长率。这个增长率与利息率、利润率、企业资产负债率、实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收入分配比例、高低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有关。这可以解释卡尔多事实的第一条。同样，卡尔多事实的第六条可以用均衡增长率的这些决定因素的国别差异来解释，即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来自于企业ROA、收入分配差距、储蓄率和金融相关比例的差异。
由于f、s'和θ恒为正，所以增长率的符号取决于总资产报酬率的符号。若总资产报酬率为正，则增长率为正；若总资产报酬率为负，则经济负增长；若总资产报酬率为零，则经济不增长，这类似于马克思(1975)的简单再生产。这里，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利润，企业家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生产，并最终通过资本转投获得统一的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利息率可以看作是企业的外部（间接）融资成本，而利润率则是企业的内部（直接）融资成本。可以看到，融资成本与经济增长率成正向关系，在融资成本较低的国家，则经济增长率较低。戈德史密斯(1993)发现，在金融发达国家（通常也是经济发达国家）中，融资成本明显低于欠发达国家。而融资成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与企业的融资结构有关，即按照各自的融资比例加权。如果一个国家利润率较低，利息率较高，则更重视间接融资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或者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融资结构或经济体系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如何？这取决于利息率和利润率即间接和直接融资成本的差距。具体说，当r=i时，即企业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成本相同时，均衡增长率与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无关；当r＞i时，即内部融资成本小于外部融资成本时，均衡增长率与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资产负债率对增长率的影响取决于利息率和利润率的差距；当r＜i时，即企业内部融资成本大于外部融资成本时，均衡增长率与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资产负债率对增长率的影响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差距。
高、低收入者的储蓄倾向越高，均衡增长率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小（θ越大），均衡增长率越高。总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向关系。但由于总储蓄率取决于收入分配比例和高低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所以总储蓄率对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受到收入分配比例的制约，即收入分配差距小，一方面提高增长率，另一方面降低总储蓄率，从而降低增长率。这是由于高收入者储蓄倾向高的假设。在极端情况下，高收入者收入（利息和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这时
，即均衡增长率与收入分配(θ)无关。
由于均衡的经济增长率等于货币增长率，所以推论三到推论五也适用于货币增长率的分析。此外，货币增长率还受到资产抵押比率的影响。如果资产抵押比率增大，或者资产抵押比率较大的资产比重增加，都会导致货币增长率暂时性地高于收入和资本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与实物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成反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相关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即，一个国家的金融深化会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而当金融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减弱，这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的经验事实所证实。正如戈德史密斯(1993)所总结的：在经济发展中，一国的金融上层结构发展要快于该国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基础结构的发展，因此金融相关比率有上升倾向。但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长并不是无限持续的过程，一旦经济发展达到某一阶段，特别是金融相关比率达到1～1.5之间时，比率停止增长。
进一步，收入—支出模型可以扩展到两部门。假设国民经济分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两个部门（产业），全部社会产品就由这两种产品构成。以下用上标c表示消费品部门，上标k表示资本品部门。用C[y,t]表示消费品的总产出，用I[y,t]表示资本品的总产出，这两种产品的价值之和就等于GDP。每一部门的产品价值都可以分解成工资、折旧、利息、利润四部分。同时假设两个部门的折旧率、利息率、利润率、收入分配比例等都是相同的。可以得到下式：
这个比例即是稳定状态时消费品部门和资本品部门资本存量和所有流量的比例。产业结构内生于经济结构——总储蓄率和折旧。当消费品部门折旧率很小时，它近似地等于总的消费率和储蓄率的比例。这样，储蓄率影响经济增长率暗含产业结构（资本品和消费品部门的比例）的影响，这也说明了经济增长在国家间的比较不可能是相同的实物产出的比较。总储蓄率约等于资本品部门的资本存量占总的资本存量的比例。由于总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向关系，所以资本品部门的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比例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在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阶段，往往资本品部门扩张快于消费品部门，导致这个国家的资本增长率较高。而在发达国家，情况则往往相反。
当折旧率显著不为零时，金融相关比例、收入分配比例和总资产报酬率也影响到两部门的资产和其他流量比例。用Y'[,t]表示净产出，化简后，折旧与净产出的比成为除储蓄率外影响产业结构的唯一因素，折旧比重越大，意味着需要资本品部门更高的资产比例，以生产更多的资本品弥补消费品部门的折旧。
其中，s为资本形成率，当年资本形成总额与现价GDP之比；θ为收入分配比例，分项目结构GDP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f，因缺乏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表资料，用金融机构存款与现价GDP之比替代(f+1)；ρ，由于缺乏企业整体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资料，用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替代，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g为名义GDP增长率。回归结构列在表2中。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际经验
东亚经济腾飞是举世瞩目的焦点。1965-1990年间，东亚23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该地区的GDP实现了连续50年平均5.8%的飞速增长。2001年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7%，比1950年上升了11%。如果从人均角度分析，东亚的增长称得上是区域之最。1950年时，东亚人均GDP平均只有685美元，50年后，增长了7倍，在世纪之交已超过5000美元，这主要归功于其中8个经济实体近乎奇迹般的增长。①
特别值得指出，这个时期正值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陷于经济衰退和复苏乏力，而东亚经济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借助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7%～8%的GDP年均增长率；东盟国家从80年代中期起抓住了国际汇率波动和“四小龙”调整产业结构的有利时机，加速了经济增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HPAEs作为一个整体恰当地将财政赤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没有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保证了宏观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
从东亚各国和地区高增长时期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转移进程来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转移较为迅速。日本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加速的1947-1975年间，其城市化水平由28%提高到75%，28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也从1950年的48.3%下降到13.8%。同时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顺利转移出来。日本政府依据劳动力转移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经济发展早期，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政府选择工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产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减弱，日本政府将政策重点放在农村内部转移。韩国和中国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从具体的转移模式看，韩国选择了集中型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而中国台湾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动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同时，还有被农村非农产业吸收的。如韩国1960-1981年城市化水平从28%提高到56%，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64.8%降至24.9%；中国台湾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则从1966年的43.44%降至1980年的19.5%。当然，二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路也有不同之处，如中国台湾是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转移的，而韩国是在农业发展不足的条件下实现转移的。
通过比较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增长时期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状况，我们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在劳动力快速转移阶段都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条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这三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趋势。如表4所示，日本在16年内从事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41%下降到19.3%，年均递减4.9%，名义GDP年均增长15.36%；韩国在29年内将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从58.62%下降到14.74%，年均递减4.39%，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中国台湾在15年内将农业人口从43.44%下降到19.50%，年均递减5.2%，名义GDP年均增长17.83%。这些数据显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伴随着劳动力的迅速转移，或者说劳动力快速转移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都是非常高的。其次，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保证。经济增长是就业增加的根本源泉。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必然带来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然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就业的效果却不尽相同。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发展战略。与此相反，旨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是最有利于充分利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丰富的资源的发展战略。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还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以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还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重视节约资本的创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同样，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见，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有切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日本农业人口比重数据根据韩俊(1994)56页表1-17整理，名义GDP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1058页数据计算整理；韩国数据中1965-1985年数据来源于《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1960、1993年数据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103页、1059页数据计算整理。中国台湾数据根据台湾《经济日报》社有关资料整理。
四、经济增长的总体方案
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已经积累起巨大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从宏观调控体系和微观主体机制来看，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经济运行效率大大提高。但是，长期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的总量增长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不断被积累起来，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因此，在经济体制转型已基本顺利完成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转型仍任重而道远，应当成为今后政策关注的主要内容。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所有结构性问题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他结构问题形成的原因，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构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本质内容。在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全部人口中有近60%是低收入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不足，因此，投资与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是导致总需求中投资比例较高与出口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了低工资收入工人的“蓄水池”，这使劳动力市场长期从总体上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高投资积累起巨额的资产值，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工人在与资本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从而使功能性收入分配更倾向于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而工资性收入下降，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状况决定了消费需求的结构，进而也就决定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使得资本密集型的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行业需求旺盛，而劳动密集型的基本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这甚至在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尚未普及这些消费品之前就已经发生。随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相对萎缩，城市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这体现为产出的就业弹性的下降，从而延长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时间。
由二元经济结构为分析起点，我们发现在收入分配、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形成了累积循环效应，收入和财产分配向一小部分人集中，需求结构向少数富裕阶层倾斜，产业结构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而投资和出口的增加弥补了本来可能会因为收入分配差距增加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一累积循环效应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使二元经济结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但是，问题的根源仍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完成经济结构转型之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等结构问题是必然存在的。因此，解决结构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里，结构转型的目标和途径是高度统一的。
（一）趋势预测
在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之间形成了累积循环效应，使得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结构转型速度减慢，甚至有经济结构恶化的趋势。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促进人口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的转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口转移包括全部人口由农村向城镇集中以及就业人口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前者体现为城市化过程，后者体现为工业化过程。由于人口迁移所受的约束比劳动力转移更为复杂，因此，城市化进程相对于工业化而言一般较为滞后，所经历的时期也更为漫长。城市化既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是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化对于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作用。②为了分析的简化，我们以城市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作为衡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
通过城市人口比重与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城市人口比重与非农业人口比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比重提高较快。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稳定在80%左右，非农业人口低于10%。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视为一种经济稳定增长模式，城市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重的提高是一种稳定的趋势变化，将80%的城市人口比重和90%的非农业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的主要指标，那么我们可以对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所需的时间进行粗略的估计。
通过分析总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变动趋势，可以预测我国未来城市人口比重的变化。除1960-1961年外，我国总人口自建国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1.59%，其中1976年以前年均增长率为2.08%，1976年至今为1.16%。④利用我国1949-2005年总人口数据建立时间序列ARIMA模型，预测2006-2050年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由于人口序列具有不平稳特征，因此对此进行一次差分。对人口差分序列(△y[,t])进行平稳性检验，可以视为平稳时间序列。对人口差分序列建立ARMA(1,1)模型，得到如下结果：
根据模型预测1951-2005年总人口数量，平均相对精度为2.71%，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建国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变化比总人口的变化更为复杂。⑤建国初期我国有5 700万城镇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10.6%。之后，城镇人口迅速增加，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接近总人口的20%。但在1959-1961年全国性的粮食饥荒之后，城镇人口比重下降到1963年的16.8%，直至70年代末，城镇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17%左右。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至2005年达到42.99%，比1978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
由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我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以后城镇人口的变化。观察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新增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发现，1996年以前每年的新增城镇人口起伏较大，1996年以来稳定在2000万人左右；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增长率波动较大，自1996年以来增长率呈稳定下降趋势。因此，未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变化趋势可能呈现如下特征，即每年新增人口数量相对稳定，而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加，城镇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由此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但比重上升的速度将会减缓。
图3 1978-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城镇新增人口数量
我们按照三种变化模式估计未来城镇人口的变化，一是按照1996-2005年平均每年的新增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模式1），二是按照1996-2005年城镇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增加（模式2），三是按照1978-2005年城镇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增加（模式3）。下表归纳了我们的估计结果。我们根据(1)式估计了2006-2050年我国总人口的变化趋势，然后按照上述三种模式估计了城镇人口的变化情况，并计算了不同时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估计我国未来各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三种模式的估计结果较为相近，其中模式2城市化进程最快，模式1进程最慢。⑥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即在未来的五十年中，城市人口能够保持过去十年较快的增长速度，我国将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80%，也至少需要40年时间。
测度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既可以采用非农产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也可以采用非农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于二元经济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生产率低下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本质内容，因此，就业比重是更为适宜的测度指标。实际上，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出比重已经下降至12.6%，但就业比重仍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4.8%，这也说明产出比重不宜作为研究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
由于1990年就业总人口及各产业就业人口数据出现了异常波动，而在现有的统计资料中并未给出合理的说明和调整，这使得对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进行分析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以各产业就业比重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以非农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作为测度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⑦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水平稳步提高，但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由上年的18.77%猛然提高到41.77%，随后发生的三年全国性饥荒使非农就业比重又急剧下降到1963年的17.55%，此后，非农就业比重逐渐上升。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进程加快，但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非农就业比重的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在经济增长较快的1983-1985年、1992-1996年、2003-2005年，年均非农就业比重提高近2个百分点，而在其他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非农就业比重提高也较慢，有时甚至下降。总体而言，1952-1978年非农就业比重提高了13.0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1978-2005年比重提高了25.7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因此，改革开放使得我国非农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发生了变化。
图4 1952-2005年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
我们以1978-2005年非农就业比重为样本，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对未来非农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非农就业比重序列呈现明显的非平稳性，其差分序列(△x[,t])的ADF检验统计值为-4.79，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平稳时间序列。对差分序列建立ARMA(2,1)模型，得到如下结果：
根据模型预测1978-2005年非农就业比重，平均相对精度为3.04%，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1978-2005年我国非农就业比重年均提高0.95个百分点，我们将其作为在经济稳定增长状态下就业结构转变的一种模式，因而，可以按照外推法预测未来非农就业比重的变化。我们将上述方法作为模式1，将按照(2)式所作的预测作为模式2，预测的结果归纳在下表中。两种模式预测的结果十分相近，即如果在未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能够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趋势，那么将农业就业人口降低到全部就业人口比重的20%以下，大约需要25-30年的时间；经过35-40年的时间，可以将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降至10%以下，从而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由于对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所作的预测是基于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因此，预测的结果显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完成之前，城市化进程大约滞后5-10年的时间，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根据以上的估算，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趋势，我国需要用40年左右的时间，在2040-2050年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是非常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密切相关，从而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速度更快，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减少，非农就业比重上升；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减少，甚至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还会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名义GDP增长率与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39，与非农就业比重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68。由下图可以观察到，GDP增长率与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数量和非农就业比重变化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⑧
图5a GDP增长率与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数量
图5b GDP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重变化
注：GDP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就业人口数据来源同前。
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城乡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名义GDP增长率与城镇新增人口和城镇人口比重变化之间仅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1979-1990年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9和0.31，但此后相关关系不显著，甚至表现出负相关。这是因为影响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还受到很多制度性的约束。而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既可以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也可以采取“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迁移方式，由农村迁往城市。因此，灵活的就业方式使就业结构变化比人口结构变化更容易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能同步的根本原因。
图6a GDP增长率与新增城镇人口数量
图6b GDP增长率与城镇人口比重变化
虽然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并没有表现出直接的相关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更复杂的联系。为了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对1979-2005年名义GDP增长率与城镇新增人口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期为两期。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两个变量在10%的统计显著水平上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城镇人口的增加，而城镇人口的增加通过扩大市场等方式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在稳定增长状态下，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储蓄率或资本形成率s、资产报酬率ρ、收入分配比率θ和金融相关比率f，并利用1998-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回归式。
为了检验回归方程的预测能力，我们以1998-2005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代入上式，得到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值，并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发现平均的相对误差为10.17%，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资本形成率s、资产报酬率ρ、收入分配比率θ和金融相关比率f的长期变化趋势，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进行粗略的估计。
从变化趋势来看，金融相关比率、储蓄率和资产收益率呈上升趋势，工资在收入中比重在2001年以来持续下降。预计在未来时期，如果继续保持当前的经济结构，金融相关比率将继续上升，而资本形成比率将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资产收益率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从长期来看也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而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将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按照以上估算，金融相关比率、储蓄率、资产收益率、工资与利润和生产税之比在未来时期分别为160%、40%、10%、1.0，则名义增长率保持在14.5%左右。按照相对误差10%估算，则经济增长率浮动区间为13.1%～16%。
（二）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的总体方案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案旨在通过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尽快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结构转型。我们设定的最终目标是城镇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36%提高到75%。随着城镇就业人口比重的上升，非农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将由目前的44.8%提高到85%以上，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目前的43%提高到80%以上，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1991-2005年总就业人口以年均1.05%的速度增加，而城镇就业人口年均增速为3.2%，按此速度计算，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75%需要35年的时间。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如果将这一过程缩短到15-20年，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应该如何调整。
由于总就业人口主要受人口自然增长因素的影响，在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小，因此，我们假定未来几十年中，总就业人口增长速度维持1991-2005年平均增长速度。如果我们在15年（模式1）或20年（模式2）将城镇就业比重提高到75%，则可以计算出城镇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和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在模式1中，城镇就业人口每年增速由目前的3.2%提高到6.12%；在模式2中，城镇就业人口增速提高到4.83%。
根据本文对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的分析，就业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和工资水平。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以就业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名义GDP、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和工资水平为解释变量，可以得到(4-1)。近些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是由于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而工资水平上升较快。由于(4-1)采用了对数形式，因此，回归系数代表了就业弹性的概念。
为增加城镇就业机会，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可以采取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以及减缓工资水平上升速度等措施。从长期来看，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应当保持一个合理的比重。在短期内，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可以逐步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当收入分配结构达到一个合理状态时，工资性收入比重应当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工资性收入比重不应作为政策调控的长期目标。工资水平应当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适度上涨有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不应采用调控手段干预工资水平的变动。因此，在维持工资性收入比重，保持目前工资水平上涨速度的情况下，只有采取提高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方法。假定工资水平保持1991-2005年均增长速度(15.6%)，根据(4-1)，要使得城镇就业人口每年增长率提高到6.12%，即在15年内将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75%，则名义GDP增长率需由1991-2005年平均的16.75%提高到20.43%；如果城镇就业人口每年增长率提高到4.83%，即在20年内将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75%，则名义GDP增长率需提高到19.19%。
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以及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系数分别为99.19%和90.03%。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保证货币供给数量以相应的速度增长。为了分析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增长之间的关系，以货币供给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名义GDP增长率为解释变量，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根据(4-2)，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9.19%～20.43%之间，则货币供给年增长率应保持在23.54%～24.57%之间，这比1991-200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22.15%)略高。
根据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在稳定增长状态下，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储蓄率或资本形成率s、资产报酬率p、收入分配比率θ和金融相关比率f，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如(4-3)。
因此，如果要实现一个稳定增长状态向另一稳定增长状态的转变，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形成率、资产报酬率、收入分配比率和金融相关比率。由于目前资本形成率已经处于极高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应当适度降低资本形成率，即调节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使之恢复到一个较为适当的水平。以储蓄与名义GDP之比表示的金融相关比率在上升到一定水平后也将维持不变。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能提高资产报酬率和工资性收入比重。虽然各个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取决于经营能力等微观因素，全社会平均的资产报酬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决定的。随着货币供应量速度的提高，资产报酬率水平可以得到提高。根据(4-3)的回归结果，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远低于其他三个变量。如果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使工资性收入比重得到提高，则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将更为显著。假定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后，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由0.025上升到0.25（这仍远小于其他因素），则调节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影响。随着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得到调节，也将改变总需求结构，使得投资需求比例下降而消费需求比例上升，使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将主要指标列在表11中，其中城镇就业增速提高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必需的，年增长率比1991年以来分别提高1.6%～2.9%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这与1991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到4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略高于1991年以来的平均水平。随着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收入分配得到改善，进而使得投资在总需求中的比重相对下降。增长结构的改善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三）政策建议
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调控政策，重要的是使各种经济结构保持协调，使之适应高速增长，并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因此，解决结构问题是调控政策的重中之重。
1.调节存量—流量结构
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以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投资高速增长必然使资本存量规模不断上升，使存量与流量比例失调。存量与流量比例失调是导致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进而导致需求结构向投资倾斜的直接原因。其必然的结果将是导致严重的“滞胀”问题，阻碍经济持续增长和劳动力转移。为了调节存量—流量结构，可以采取税收等手段，限制存量资产的过快增长，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带动就业，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
2.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稳定，而且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在总需求结构中比重下降，并使需求结构向资金密集型行业倾斜。1998年以来盈余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工资比重则不断下降。虽然盈余比重提高短期会带来经济增长，但工资的更快增长从而有效需求的较快增长，恢复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之间恰当的比例关系，才是长期增长的促进因素。
3.调节总需求结构。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三驾马车中，应当更加注重消费的作用。增长长期依赖净出口的模式，部分就是前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国内有效需求恶化导致的，而这种依赖于低劳动成本的模式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有效需求问题，而且这种模式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进而国家外汇资产贬值的隐忧。净出口实际是国外消费，依靠国外消费不如依靠国内消费，增进本国人民的福利，推动国内消费是拉动需求的关键。
4.调整企业成本结构。
企业资产值不断上升，导致折旧在企业成本中比例不断上升，近年来折旧与GDP比例一直维持在高位，只是由于总需求旺盛，使得问题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一旦总需求增幅减缓，大量的折旧就有可能使企业陷入困境。调节企业成本结构涉及到完善企业的破产机制和并购重组程序，降低已成银行不良贷款对应的资产值，使经济增长能够去除肌瘤，轻装前行，实现微观企业绩效和宏观经济增长的一致。
5.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和目标，我国出口部门多为依赖低劳动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人民币升值后必然失去优势。汇率机制改革无疑会对不同的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促进产业结构更新和升级换代的步伐，这样才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争取主动，改变定价偏低，以高受益资产换取低受益资产的不利局面。此外，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基本消费品部门。
6.加快二元结构转型。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问题，也是首要问题。我国长期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于底子太薄的原因，到目前还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的增长水平。而二元经济转换的速度就是一个衡量指标，考虑到8亿农村人口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是高而是太低了。目前城乡的消费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和工业部门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包括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这需要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加强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保障劳动力城乡流动的顺畅。
注释：
①8个经济实体是指，日本、“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3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HAPEs)。
②陈宗胜，黎德福(2006)的研究表明，如果由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定居，就不能享有由于他在城市部门就业而增加的以税收等形式体现的收益，因此就业非农化不一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甚至有可能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③我国城市人口比重高于泰国同期水平。
④1949-1989年总人口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周年统计资料汇编》，1990-2005年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⑤1949-1977年城镇人口数据来自于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1988年数据来自于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1989-2005年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⑥根据“十一五”规划的目标，2010年总人口将控制在13.6亿以内，城镇化水平将达到47%。按照模型的估计，2010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和城镇化水平略高于规划目标。
⑦全部就业人口与各产业就业人口1952-1988年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周年统计资料汇编》，1989-2005年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⑧1990年就业人口数据有异常的增加，使当年新增非农就业数量出现异常值。当年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数量达到3730万，远高于此前三年（693万）和此后三年（1098万）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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