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进展论文,地理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按照竺可桢提出的地理学要为农业服务的方针，中国的农业地理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取得了一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如：为中国农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的中国农业区划[1]，引领中国高新农业科技发展的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改造的配套技术和措施等。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与城镇化进程使得中国乡村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发展步入转型新阶段，面临加入WTO后国际贸易竞争、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产业与就业结构转型的巨大变革和挑战。对此，国内地理同行开展了大量的综合性、前瞻性与系统性的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工作[2]。同期，国外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可为发展中国的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3-4]。本文拟梳理近年来国际上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并结合实际提出发展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有关思考，以推进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的纵深发展。 1 近年国际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 1.1 研究领域的拓展深化 随着农业市场的全球化及各国农业部门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场企业开始从事跨国农业生产活动，全球化对农业生产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个体或群体的影响逐渐成为了国际农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5]。此外，随着对全球气候变化关注的不断提升，运用农业系统空间模型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地理尺度分析成为农业地理学的另一重要研究内容[6]。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多功能农业倍受推崇[7-8]，但农业与社区发展及相关政策规划的研究逐渐被溶入了乡村发展的研究范畴[9-11]。 目前，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难以区辨的城乡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逐渐浓厚，趋向于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12-14]。诸如此类的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有：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6-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外围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5]；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25-26]，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近年，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2]：“城市地区”(the cityregion)，“城市远郊”(exurban)，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并存[27]。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21]，而乡村性一直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28-32]。Woods综合近年来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种种新进展，提出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需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3]。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1.2 研究理论的发展 20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 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2,34]。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在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又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2,35-37]。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如此一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38]。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2]。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3]。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另一重要进展是基于乡村区域所在、正式的乡村表征和乡村日常生活的“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39-41]。 1.3 研究方法的革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2-44]。不可避免随之带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在英国的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国家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3]。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如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 story)方法、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和“关注群体”(focus groups)式调查方法[43]等。近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45]。21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46]。 1.4 研究趋势 国际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与研究热点主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些全球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地理)政治重要性，从而使乡村地区发展从未来规划的边缘被重置于核心地位[47-48]。全球化对乡村发展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在给乡村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49-51]。针对全球化对乡村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未来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亟需加强跨学科联系与合作，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与发展，不断促使着农业与乡村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52]、乡村社会学[53-54]乃至农业(乡村)经济学[55-57]的跨学科协作研究。此外，未来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将越来越注重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外扩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宏观问题或巨型系统的探究，如：粮食安全以及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的相关评判与讨论，国家及地方粮食生产体系与格局的批判性检验与重新设计；审视开采新矿产和兴建如风能和太阳能电站等可再生能源设施对当地乡村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方面的影响；为农业系统生产能力、乡村景观、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而开发水资源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与影响；为保障粮食生产、国家经济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对土地资源利用的规划调整与相关制度的重新设计等诸如此类的乡村对全球变化导致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等问题的响应[4,58]。内敛则主要是指研究尺度的不断细化——局域化、本土化乃至个体化，如：乡村社区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顺应能力；与乡村空间相关的城乡人口迁移带来的挑战；以及在市场体制中如何引入乡村参与者来管理相关资源等[59-64]。 2 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 2.1 研究成果 (1)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综合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主要体现在农业区划[1,65]、农业区域生产发展[66-68]以及特殊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形式[69]等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围绕农业现代化、乡村社区化、服务社会化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综合研究得以深化，主要涉及农村居民消费和农产品销售的空间等级结构[70]，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与农户持续增收的内在关系[71]，区域乡村功能类型及其地域空间组织模式[72]，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73]，农村工业化[74-75]，农业发展类型[76]、结构变化[77]及其脆弱性[78]等。 (2)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转型发展在实现农村传统产业、就业方式与消费结构转变及社会结构重建方面具有了特定的内涵，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79-80]。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乡村转型发展的类型及乡村性[81-83]，乡村转型发展的时空格局[84]、特征与机理[85]、资源环境效应[86]以及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87]。相关研究还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80]，以及依托土地整治来实现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重构[88]。 (3)新农村建设综合研究。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与推进，相关研究逐步得到政府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研究梳理了新农村建设地理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导向下农村“三整合一提升”整体思路[89]，甄别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理念与内涵[90-91]，指出了制约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因素[92]，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模式[93]。同时，土地利用变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及启示[94]等方面研究得到深入开展。还有结合新农村建设，从国家政策与乡村内生发展等方面对中国乡村发展进行探讨[95]。针对山区新农村建设，强调注重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山区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等[96]。 (4)城镇化、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整治。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97-99]，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带来“人走屋空”、新建住房向外围扩展而产生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过程[100]。国内有关学者开展了关于空心村典型案例的机理探讨[101]和微观分析[102-103]。该领域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有：①提炼并发展了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等基础理论[100]；②系统分析了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并探讨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类型、阶段特征及其动力机制[104-105]；③构建了空心村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的成套技术方法[106]；④提出了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107]。 (5)中心村与专业村建设。中心村建设对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农村的基础设施功能，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加快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当前和今后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108-109]。与中心村建设相伴的是专业村的发展与建设，专业村建设已成为提升农村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相关研究得到蓬勃开展[110]。主要涉及农区专业村的形成与演化机理[111]，专业村类型形成及影响因素研究[112]，影响专业村形成与农区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因素[113-114]，特色种植专业村空间扩散及其影响因素[115]等。 (6)城乡发展一体化与等值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与加强城乡间的经济与社会协作，以逐渐缩小和最终消灭城乡差别[116]，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成为一个地域综合体[117]。实现城乡等值化又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所在，城乡等值化应是城乡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生活质量、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基本等值，立足城乡地域系统的交互性与动态性，推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118]。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学者建议通过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中心镇来予以推进[119-120]。近年来，城乡等值化的研究主要涉及其格局与驱动因素[118]、理论探讨[121]和发展模式的国际借鉴[122]等。 (7)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近年来，随着研究手段的创新与完善以及中国对区域农业与农村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开始成为近期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进展主要涉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123]；从区域农村发展模式的角度剖析农村系统要素组成、结构及动力机制[124]；中国东北地区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格局[125]；黄淮海平原农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126]；环渤海地区粮食生产地域功能的时空特点[127]；广东省特色产业发展战略[128]；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发展模式[129]；县域农业资源利用效率[130]；草原牧区畜牧业与旅游业等产业培育与发展问题[131]等。 (8)研究成果的系统化与国际化。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研究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取得了具有一定显示度的科研成果。相关研究成果经系统梳理后出版了一批学术论著，大大促进了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建设。目前，《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丛书》已出版4部，分别是《中国新农村建设地理论》[89]、《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80]、《中国乡村社区空间论》[132]和《中国乡村地域经济论》[133]。其他代表性论著有：《中国农业地理》[134]、《中国土地利用》[135]、《农户地理论》[136]、《中国中部农区发展研究》[137]、《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138]、《乡村地理学》[139]、《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140]、《乡村重构：模式与创新》[141]等。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学者在推进成果的国际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已有60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SCI收录期刊上发表，其中多篇专业论文在国际社会科学类高影响因子的SSCI学术期刊上发表[92,94,118,142-150]。 2.2 新方法与新技术应用 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中近年运用到的新技术方法主要包括：“3S”技术与模型模拟方法、样带研究方法、国际比较方法、网络分析方法和改进的熵值法等。目前，“3S”技术与模型模拟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农村地区的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新农村建设规划以及农村地域产业发展与经济布局等多个领域，为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144,150-151]。样带研究方法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中，如长江沿线样带[152]、204国道沿线样带[153]、106国道沿线样带[154]、“苏南-陕北”样带[155]以及江苏省沿海和沿运河样带[156]等相关研究。近年来，借鉴国际经验来开展我国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也较为普遍[49,157-159]。企业网络研究方法被用于鉴别欠发达农区集群网络中的核心节点、重要关系及不同网络组织类型的区域效应[160]。有关学者用改进的熵值法对河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结构做了定量分析，并从微观地域、微观个体视角，提出了村域人地系统相应的调控措施[133]。此外，针对中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空心村”问题，综合集成地理学、信息科学、土地科学等多学科的优势和技术手段，以综合性、区域性、实用性作为基本原则，从村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制订、村庄尺度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获取，到空心村用地整治潜力分类及测算方法，从信息采集—信息管理—模型模拟—专家决策—未来情景分析等方面实现了对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研究技术方法的有益集成与创新[161]。 2.3 主要成果和项目影响及决策服务应用 邓静中作为中国农业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创建了中国农业区划理论并践行了中国农业区划工作。吴传钧和郭焕成等相继开展并完成《中国综合农业区划》、《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和《中国土地利用》专著等成果，周立三主编完成《中国农业地理》著作，金其铭等出版了《农村聚落地理》和《乡村地理学》专著，这些兼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工作在政府部门和国内外学术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年来，新一代农业与乡村地理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在促进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发展、服务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资源合理高效配置、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2]，新近取得的突出成果有： (1)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科学问题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创新研究团队通过广泛的基层调查研究，撰写的“关于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及其对策建议”，被国办《专报信息》、中办《每日汇报》采用，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团队参与院士咨询项目撰写的“傅伯杰等七位院士专家关于我国农区城镇化的主要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被中办刊物《专报》采用，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2013年8月30日，团队负责人刘彦随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南海城镇化研究成果汇报及座谈会上，向李克强总理汇报了“新型城镇化要注重根治‘乡村病’”，引起强烈反响与高度重视；随后，在主题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认知与区域战略”第500次香山科学会议上开设了“产城融合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中心议题。2006年起，团队持续致力于“空心村”问题研究，2014年“空心村”问题首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2)服务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战略决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创新研究团队在山东省开展了空心化村庄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研究、示范规划，成果“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与优化配置管理技术研究——以山东省为例”获得2012年山东省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团队主持完成的中央支持陕西省延安市治沟造地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规划于2013年获国家批准实施，项目建设总规模为50.6万亩，总投资为48.32亿元；与陕西省地产公司联合推进转型期农村废弃土地整治的机制、政策研究，并推进了当地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成果“毛乌素沙地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核心技术及工程示范”获得201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该团队在山东、陕西、海南等地的综合成果“中国农村空废及未利用土地整治与优化配置研究”获得2013年度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一等奖。鉴于在院地合作和交流方面的出色贡献，团队负责人刘彦随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奖科技类一等奖。此外，该团队还出版了《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161]、《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民》[162]等系列战略研究报告，服务国家及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需求。 (3)重大项目争取和成果产出。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创新研究团队提出建议并入库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于2014年1月启动。团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40635029)的结题评价等级获全国人文地理学重点基金项目的首个优秀(A类)，随后连续获得另一重点项目“中国城乡发展转型的资源环境效应及其优化调控研究——以环渤海地区为例”(41130748)的资助。结合这些项目研究工作的开展，团队先后成功组织召开了“中国—法国农村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和“快速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利用问题与政策国际研讨会”，在《Nature》发表了中国城镇化梦的评论[163]，在《Land Use Policy》出版了“中国土地利用政策”专辑[164]，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3 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展望 伴随着中国城乡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基地化与乡村发展的城镇化、产业化倾向将日趋明显，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亟需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理论创新与学术成果的有力支撑。对此，中国应深入学习和吸收国外在工业化中后期高度发达阶段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前瞻性地探索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特殊的、复杂的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新问题、新课题。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服务地方决策需要，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领域的创新研究将面临诸多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的科学命题[2]。结合国际上乡村地理学新近研究进展，联系中国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未来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需重点关注的两个方向。 (1)构筑助推城乡转型发展的村镇建设格局[165]。构筑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问题。其核心是村镇发展新主体、新动力、新战略、新制度的培育与塑造，推进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村镇、农业、生态“四位一体”的国土空间新格局，主要包括：探讨乡村地区人口、土地、产业、生态协调耦合新模式，探索发挥企业创新、新型农民主体性、乡村空间有序性的科学途径；推进以村镇化、镇城化为主要特色的就近就地城镇化，构建城镇村空间体系、综合治理体系，激发村镇治理、转型、提质的活力与动力，协同推进城乡等值化与农村现代化。 (2)重构支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乡村“三生”空间[88]。在构筑的新型城乡发展村镇建设格局内，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其核心是通过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优化调整乃至根本变革乡村地域上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主要包括：通过提升当地自然和人力资源的价值来振兴乡村经济的发展模式与途径及相关政策机制创新；注重区域生物自然特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与乡村空间重构助推机制与模式的创新研究，以及对重构的乡村空间的动态监控、预警预报和科学调控的系统研究。 收稿日期：2014-03-11；修订日期：2014-07-10标签：农业论文; 地理学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新农村建设政策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土地整治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农村论文; 地理论文; 中国农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