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成才之道的教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之道论文,获得者论文,启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961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诺贝尔科学奖在当今已成为科学界的最高奖赏，是科学上获得最杰出成就的象征。一位科学家一旦成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则不论社会各界评论如何，他都理所当然而且稳固地居于科学界精英(Scientific Elite)的行列。
世界各国学者对科学界的精英早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甚至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术语——“诺贝尔学”。科学界的精英们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因为他们自身在科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作出的贡献在促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发展上，起了和正在起着非凡的作用。
我国科学界面临着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那就是建国五十年来，在我国本土上还没有诺贝尔获得者，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我们能否贡献一个诺贝尔奖呢，这是摆在我们科学界和教育界面前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早日摘取诺贝尔奖，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追寻他们成功的轨迹，从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为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科学教育做出贡献。
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家庭教育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和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家庭和父母，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家庭教育经验。
一是从早开始，寓爱于教。早期教育对人才的成长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有“子训始稚，教儿婴孩”之说。北齐时代的著名学者颜之推讲：“人生幼小，精神专利；长成之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通过对数千名儿童的追踪调查，得出人智力的80%是在从出生到8岁以前完成的结论（尽管过于绝对，但这时期的智力发展确是人生的“关键期”）。日本、英国、瑞士、前苏联等国的科学家也持相似的观点，主张注意孩子的早期教育。据对1985年之前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360多名科学家的资料统计，在8岁以前就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约占80%以上。如爱因斯坦的父亲，在儿子4岁时就送给了他一个指南针，启发孩子的智力；爱好音乐的母亲则从爱因斯坦6岁起就教他拉小提琴。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学者永振一郎和汤川秀树的父亲，都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共同的经验和看法是，要迈好人生第一步，必须抓好家庭启蒙教育，要从孩子有思维能力起就给他们增加“知识的营养”，“把理想的种子播在摇篮里。”
二是注重兴趣的培养，善于根据孩子的特长和志趣，正确地加以引导。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父母都是忠实的宗教信徒，在神学院供职。可是他们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并不以自己的信仰、爱好来代替孩子的志向。康普顿从小就爱好自然科学，中学毕业后，在进入乌斯特学院和决定职业选择时却有点举棋不定：不知是继承父业当牧师，还是搞科研。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彷徨，开导他说：“亚瑟，牧师在我心中是最高尚的职业，社会上一般人也这么认为。可是，一个人不能以这个标准来左右别人的志向。你对职业的选择应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立足于发挥自己的长处，我看你从事科学研究也许会更有前途。”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使康普顿坚定了从事科研的信心。获1913年物理奖的荷兰科学家卡曼林·昂尼斯从小受到有较高文化知识的父母亲的教育，热爱读书。上学之后，对物理、化学和文化知识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在自己家里的阁楼上，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搞起了“天文台”和“实验室”，一放学就进去做实验。有一次不小心，在实验中点燃药品引起火灾，烧毁了半座楼，小昂尼斯吓得逃到郊外，不敢回家。父母和邻里扑灭火后，找到他不但没有责骂，反而说：“孩子，别害怕，你搞实验闯了祸，我们不埋怨你，为了科研，即使把咱家房子全拆了，也是值得的，今后你继续干，我们支持你。”这样的父母，对昂尼斯以后的成长无疑是起了催化作用。
三是择善而从，注意创造有利于智力开发的环境条件。出生于爱尔兰的核物理学家瓦尔顿，小时在家乡一教会学校读书时，成绩总是上不去，被学校认为是笨孩子。细心的母亲经认真观察和了解，发现儿子并非是脑子愚笨，而是结交了一伙纨绔子弟，终日玩乐，无心苦读。为了孩子有一好的学习环境，母亲带小瓦尔顿两次迁居，为他换了三所学校，才把中学读完。在瓦尔顿上学时，母亲常常朝夕相伴，耐心开导，给他购置了许多有益的课外书籍，终使他由差等生变成优等生，18岁考上大学。在入学志愿选择上，母亲觉得瓦尔顿适宜于学自然科学，便启发他报考了柏林三育学院。瓦尔顿经过努力，终于在核物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1951年获诺贝尔奖。
四是言传身教，为孩子作出好榜样。获1928年生理医学奖的法国著名医学教授尼考尔，自幼受身为名医的父亲耳濡目染，既培养了对医学的兴趣，又学到了关心病人，热心为他人服务的高尚品格。从里昂医学院毕业后，抱着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坚定信念，他到非洲北部的突尼斯工作30余年，长期从事艰苦的传染病研究工作，在治疗猩红热、马耳热、结核、伤寒等疾病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最后为医学事业而客死他乡，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居里夫人对自己两个女儿的培养也费了不少心血，既灌输知识，又给她们讲做人的道德准则，教育孩子从小树立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精神，并以自己不贪名利，埋头苦干的模范行为感染和影响孩子。她的两个女儿，一个长大后成为音乐家，一个成为著名的化学家，并同母亲一样荣获诺贝尔奖。
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学习与工作环境
禾苗是在沃土中植根发芽的，小鸡是在适当的温度中孵化而出的。人才的成长，同样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温度”，即社会学家所讲的“环境条件”和“气候”。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成果和发明创造，往往是个人内在因素与社会外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环境”和“气候”有大、中、小之分。如果把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称作“大气候”，把每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称作“小气候”的话，那么对科学家来说，走上成功之路的学校、研究机构或工作岗位，则可以称作“中气候”。它对一个人的立志、成才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考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历史，会发现有趣的“人才链”和“奖章成堆”的现象，就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获奖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有时数个获奖者，都出自同一机构或单位，国外学者将其称为“能唤起灵感的环境”。
例如由伟大的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任所长的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有10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其中著名的有海森堡、鲍利、赫维塞、罗瑟兰、鲍林、无莱因、邓尼逊等人。在哥本哈根这个“学府”里，培养人才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诸如怎样发现与挑选具有潜力的青年，怎样与别的群体交流学术并交流人员，实现“杂交优势”，怎样为学生寻找最合适的研究岗位，等等。但是，就如何把学生从潜在的英才培养成现实的英才而言，就这个培养过程的内部机制而言，所有这些经验似乎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不教之教。
所谓“不教”，是指在培养英才的过程中，对于那些事实的知识，如结论、定律等是不需要教或是不需要着重教的。
那么“需要教”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科学创造的能力与品格，科学研究的标准、价值与态度。具体言之，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创造的意识。科学中的创造意识是对于发现和发明的一种强烈向往和内心冲动，以对科学的信仰和对自身能力的信任为基础。它的重要性在于对人的创造活动起着发动的作用，对人的各种潜能起着唤醒和激发的作用。一个人无论他怎样满腹经纶，也无论怎样智力超群，如果缺乏创造意识，那么他就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终将无所作为。哥本哈根学派培养了那么多的精英，就是因为玻尔点燃了他们的“想象火炬”，激发了他们妙不可言、跃跃欲试的探险冲动。其次，“需要教”的还有创造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科学鉴赏力”，即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做出价值判断，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做出最有价值的选择的能力。它保证了英才们能够在英才水平的课题上从事研究。第三，“需要教”的还有科学创造的方法原则，即懂得怎样从各种矛盾或混沌的思想和概念中找出引向正确结果的途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桥梁，没有正确的方法，再有价值的课题也达不到成功的彼岸。最后，“需要教”的还有科学研究的风格和一系列科学品质，例如，就研究类型方面来看，玻尔的风格可称为集德国的理论型和英国的实验型之大成。显然他的这种风格在弟子们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科学品质，则包括道德上的客观、公正及意志上的执着、坚韧等方面。
既然这些是“需要教”的，那么怎样把这些教给未来的英才们呢？哥本哈根学派为教这些东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和方法。这个最有效的方法恰恰就是“不教”。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传口授的教，而是一种软性的、通过直觉途径实现的教。哥本哈根学派培养英才的秘诀就是这个“不教之教”。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导师的玻尔并没有有意识地要教给弟子们“硬性”还是“软性”的东西。相反，他“在一群年轻的、乐观的、快活的、热情的人中作为一个平等人物在活动，在谈论，在生活，在用一种进攻的精神，一种不为习惯所限的精神和一种几乎无法形容的快乐精神处理着大自然的最深的奥秘”[1]。就是在这样一种非教育形式的共同生活、谈论和探索中，有时甚至是玩笑或游戏中，玻尔把那些“需要教”的东西完整而又美妙地“教”给了那些年轻人。没有明确的教育意识，没有明确的教育组织，没有明确的教学环节，连受教育者本人在当时也往往看不到这种教育的存在，只是到后来才发现了它的效果。玻尔的一位弟子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回忆起早年跟随玻尔学习的情况时说：“有时候，经过一次长长的讨论之后，我精疲力竭地离开了，心中充满了绝顶混乱的感受，但是，突然之间，就像一种奇物的效应一样，我忽然意识到从他那里我得到多么丰富的东西。”[2]
通过对哥本哈根学派范例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不教之教”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机制来实现其奇特的效果。
第一，“不教之教”实质上是一种榜样的教育。如前所述，“需要教”的东西无法像事实知识那样可以物化在书本或工具中，它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凝结在某些人的身上，反映在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中。他们这个“人”，就是“需要教”的东西的化身，有理由成为“不教之教”的导师。这样，当他出现在学生之中时，他这个“人”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一个榜样，由于导师这个角色具有的示范性、权威性和亲切性等因素，这个榜样就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这种力量是以自觉的、形象的、具体的形式非常自然地起着作用，使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陶冶，并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当然榜样并不意味着教育的归宿，并不意味着英才的最高标准，它的作用在于陶冶与激发学生的各种“软性”的品格。至于他们凭借这些品质能否做出超过榜样的科学成就，就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客观的条件了。
其次，“不教之教”也是一种过程的教育。作为榜样出现在学生之中的导师，不是一个活的标本，而是一个活动着的人。导师的活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和品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教育意义。在一般的教育中，教科书里编写的、教师讲授的基本上都是前人认识的成果，至于前人是怎样得到这样的结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学生们无法把握其中的脉络。但是当导师作为一个研究者出现在学生之中时，尤其是像玻尔那样将自己的最原始的科学思想完全暴露在学生面前，并且与学生的思想发生交锋时，那么弟子们就不仅仅会看到创造的结果，而且能看到现实的创造过程，“看到”活的思维过程。形象地说，在一般的教育中学生只是流连于“成品仓库”，现在他们却看到现实的“生产过程”。当玻尔的一位学生发现自己“注意到玻尔怎样一步步地被促使着越来越确切地认识到一些条件”时，他认为这“是十分有教育意义的”，因为这使他真正看到了科学创造的真谛。
再次，“不教之教”也是一种行动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并不是榜样的一个被动的接受器，而是能动地在自己的研究行动中去接受教育的。在一般的大学教育中，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恰恰表明教学和科研是两个分离的部分，因为只有分离的东西才能结合。但是，作为一种行动的教育，教学与科研应完全统一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教学活动是在科研活动过程中完成的，人们已经看不出教育活动的本来面目了。不仅教师的“教”完全融合在研究活动之中，而且学生的“学”也同样融合在研究之中。正由于学生和导师从事着同样性质的研究活动，那么当学生在行动中遇到问题或挫折时，他对于导师在行动中表现出的榜样，表现出的“技高一筹”的地方，就会产生最积极的学习动机，产生最具有针对性的最深刻的心理准备，从而有效地受到榜样的影响，产生最大的教育效果。从另一方面来看，行动本身也就是一积极的自我教育过程。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不教之教”这是一种合作的教育。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导师与学生为共同的科学目标而合作进行的研究，是导师和学生的互相启发和鼓舞。合作，就是要以平等的师生关系为基础，以师生的亲密人际接触为前提，就是要像玻尔那样，平等地生活在学生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学生之上。正是因为合作，“不教之教”才不是单向的作用，师生的角色也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合作的教育中，师生的角色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师生的作用是互补的，导师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弟子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者。导师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榜样，并为学生指明方向，同时又从这些潜在的英才身上汲取思想的活力和大胆的想法。“教学相长”在一般的教育中只是停留在原则要求的状态，人们只是偶然能看到它在教育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作为合作的教育，它却是必然的结果。导师对于学生的成才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对于导师的进步也是同样不可或缺的。师生合作，亲密接触，是哥本哈根精神的精髓之所在，也是榜样的教育、过程的教育、行动的教育取得效果的必然条件。
三、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业余爱好和兴趣
科学家、特别是从事高层次研究的著名科学家，在一些文人的笔下，不是走路碰到树上的书呆子，就是钻进实验室把手表当鸡蛋煮的专业谜，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的生活是枯燥无味且呆板的。但是，若认真研究一下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情况，就会发现上述情况尽管有，却很少。就大多数科学家来说，他们虽然对未来执着，对学问精益求精，甚至有些人为了事业终生未婚，可他们的业余爱好和兴趣却是十分广泛的，业余生活也是多姿多彩和富有情趣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兴趣和爱好，大部分集中在文艺、体育、旅游等几个方面。据粗略统计，从1901年到1982年在物理、化学和生理医学三个学科获奖的356人中，爱好写作、音乐、诗歌和小说、绘画的有76人，约占21.3%；喜欢打球、爬山、钓鱼、划船和游泳、滑雪等体育活动的有73人，约占20.5%；对旅游很感兴趣的有40多人，约占11%；喜爱园艺、集邮、古董珍品收藏和饲养珍禽的28人，约占7.9%。1935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不但是位精通人工放射元素的化学物理家，而且也是个才华横溢、兴趣广泛的才子，钓鱼、打猎和运动他都在行，闲暇时能打一手好网球，足球场上也是健儿，会柔术，能画画，爱音乐，弹一手好钢琴。每年夏天，他都要携带夫人去海边或渔村度假，去欣赏那水天一色的秀丽风光。
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既是本学科的专家，又利用业余时间涉猎其他领域，创造出了惊人的成就。1956年化学奖得主欣谢尔伍德，不仅在化学动力研究方面出类拔萃，还在语言学研究上颇有造诣。他通晓许多国家语言，对古典和现代文学也有精湛的见解，在艺术鉴赏界负有盛名，画一手好画，尤其喜爱瓷器，一生中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瓷器。
还有些科学家的准则是“既要会工作，也要会休息”。19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物理学家卡尔·塞格巴恩，在工作或读书时，全神贯注，天塌下来也不管，可休息时活像个顽皮的孩子，玩得兴致勃勃。有一年圣诞节前后，斯德哥尔摩下了场大雪，一群年轻的科学家踏雪去拜访他。当到他家门口询问时，只见街头一群孩子围着一个穿花衣、戴花帽的“大孩子”正在用雪球激烈地打仗，他们一直追打到塞格巴恩门前才停下来，只见那个戴花帽的“大孩子”和小孩子挥手告别后，摘下花帽子露出满头银发，大家才认出他就是塞格巴恩教授。
丰富的业余生活和广泛的兴趣，陶冶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探索科学奥秘的情趣，成为浇灌他们智慧之花的“营养”。1979年化学奖获得者，德国化学家乔治·维提格，之所以在有机合成化学研究上获得诸多的成果，除了他的勤奋研究，反复探索外，还得益于他那架钢琴。维提格1887年6月出生在柏林一个艺术教授的家里，从小耳濡目染美妙的音乐，特别喜爱弹钢琴。每当工作之余，或者研究中遇到难解的疙瘩时，只要弹一个钢琴，他就会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思若泉涌。他的学生曾开玩笑说，维提格老师的化学研究，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音乐素养。1964年，维提格发表了一篇回顾脱氢磷盐的文章，题目就叫《施陶丁尔旋律的变奏曲》。
总之，诺贝尔奖获得者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仅因为他们在科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和巨大的影响，而且因为他们集体作出的贡献在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上起了非凡的作用。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心研究，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首先它有助于反映重大科学成果，有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增进重要科学领域中的国际性了解与合作。其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功之道必定给我们的科学教育带来巨大的启发，从而使我国的科学教育能跟上世界科学教育发展的潮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收稿日期]20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