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十年前，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我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五四运动与观念选择》。中心意思是说，在五四运动及其提供的自由争鸣、思想解放的学术环境中，广大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对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观念选择中，最后选中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选择，被称为历史性的选择，因为它影响了中国迄今为止80年的历史进程，怎样认识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仍然是我们今天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对此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
一
关于“五四运动”的提法，有的书刊文章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的书刊文章称为“五四爱国运动”。这两个提法，正好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个侧面、两大任务。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运动，爱国运动是一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政治运动。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最后汇成了一股近代中国的时代潮：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这两个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当然更为深刻一些，但爱国运动更为根本。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为救亡和发展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新中国的诞生，中华民族首先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救亡。研究五四运动，必须放到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对中国人民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是为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及其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服务的。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即是为救亡这一历史任务服务的。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民族救亡，中国人办洋务，兴实业，搞维新，图变法，做了许多工作，但均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器物之变，没有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荡涤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中国难以真正革新。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绝非纯粹的文化运动，而是以救亡、爱国为根本的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也绝非以前那种反帝爱国斗争，而是伴随着深刻的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运动的爱国运动。正是这两个运动的联系和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传播了开来，而且扎下了根。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打开了大门、开辟了道路。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其锋芒直指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其旗帜，是“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里讲的“德、赛两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开始了。曾几何时，不少人还在谈论西方物质文明强、中国精神文明好，还在主张“中体西用”。而今，一下子有那么多人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作为救治中国的旗帜举起来了，这不是一个了不得的思想进步吗！思想禁锢的堤防一冲垮，杜威的实用主义进来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进来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进来了。有些学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讲的民主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然科学，而且是一种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从总体上说，这种分析和论断是正确的。实际上，当时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引进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包括了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甚至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归于一类，还不可能对它们内部的差异加以细致区分。但是，李大钊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发现，救治中国所需要的民主和科学，最好的思想武器不是别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令国人耳目一新。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同法国革命后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陈独秀敏锐地指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怒斥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把中国人民的思想从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从各种新思想新文化中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
第二，五四爱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新思想新文化，像李大钊这样的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还通过学理的研究和学说的比较，认识到了这种新思想新文化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的未来，是最先进的思想。但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思想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推动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突出的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比如毛泽东，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已在了解和学习各种“主义”，在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中，还公开在《湘江评论》上宣布解决中国问题最好的“主义”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到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和这以后一系列政治实践的失败，在1920年底、1921年初明确宣布政治改良绝无希望，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造中国和世界。就是被毛泽东称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是在五四爱国运动后转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旗帜下来的。这就是说，五四运动的两个侧面——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即救亡和启蒙，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呼唤着启蒙，救亡又推进了启蒙。五四爱国运动是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介绍进来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比较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的条件。
为什么五四爱国运动具有那么大的作用？首先，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实践。各种学说总有自己说得通的学理，但它们能否站得住不在于理论上是否说得通，而在于实践中是否行得通，许多五四青年（如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因为实践证明，在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治中国。因为，五四爱国运动触及到了两个实质性的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及其思想体系的本质。五四爱国运动前，许多知识分子虽然看到了封建主义的没落，但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实行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武器。二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五四爱国运动中提出的“内惩国贼，外争国权”这个口号，把反封建同反帝直接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尽管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揭示这一主要矛盾，但已在实践中触及到这一主要矛盾。而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要救治中国，既不能靠封建主义，也不能靠资本主义，而只能靠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反对帝国主义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也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成果。
所以，光讲启蒙、新文化，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光讲救亡、爱国，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只有把启蒙与救亡、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互相联系起来，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之在中国扎根。
二
联系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救亡与启蒙、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结合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坚持和发展，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都是爱国者。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既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又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鲜明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救亡，爱国，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又推动着中国人民在新文化运动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解放中国的思想武器，从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说过，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此而产生了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救亡，爱国，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又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文化运动从中国实际出发，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相结合。也就是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文化，也要在实践的考验中坚持和发展，同中国人民的民族救亡和爱国运动相结合，体现我们的民族特点。毛泽东对此说得十分明白，“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根据上述两种情况，势必要求领导救亡和爱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放思想，进一步进行思想启蒙。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五四运动后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五四运动反对掉了老八股、老教条，但到后来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它们在我们党内发展成了新八股、新教条。他说，这同五四运动本身的缺点有关。五四运动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这就使一部分人在五四运动后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也使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发展。“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众所周知，这场启蒙运动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它再一次证明了救亡并没有压倒启蒙，而是推动了启蒙的深入。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整风这场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发生之时，正是中国处于抗日战争这一救亡爱国斗争的新高潮、新阶段。又是一次这两个运动的联系和结合！五四运动这次“结合”，使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解放中国的思想武器；延安整风运动这次“结合”，使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是中国人民不断进行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动力，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又必须符合民族的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这是从五四运动到延安整风运动之间的历史和逻辑的联系，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
三
爱国，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与爱国相联系的思想和感情，也会随着社会历史任务的改变而充实新的内容。在中国，在救亡爱国与思想启蒙相结合中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在救亡爱国与思想启蒙相结合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必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爱国内容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追求。随之而要进一步完成的历史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不能很好完成的话，中华民族还不能巩固业已取得的独立和解放。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图谋交锋，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日益显露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奋斗的历史任务同爱国、巩固民族独立和解放地位的历史任务，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爱国的具体内容。
面对着这一爱国的新内容、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领导下，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了新的创造和新的奋斗。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进到了新阶段。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这一论断，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邓小平理论强调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同中国人民的实践创造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关注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人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时，喜欢搞清楚这一理论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理论观点上，了解邓小平理论哪些理论观点是有别于马克思、列宁的。其实，邓小平理论的“中国特色”，不在于这个观点或那个观点是有别于老祖宗的，而是强调这一理论的全部观点既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要求和现实状况，并符合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又是倾注着中华民族振兴和富强的民族情感，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正因为这样，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有的观点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有的观点是老祖宗说过但又符合今天中国和世界特点的。新话有特殊性，也包含着普遍性的意义，老话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但适合今天的实践又有其特殊性。总之，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突出的是特殊性，这才有“中国特色”。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种对祖国和人民深情的爱在理论形态上的展现。
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用这一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时要引导大家深入领会和掌握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所蕴含和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领会和掌握这一理论所蕴含和体现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以及为中华民族振兴而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在当前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改革攻坚遇到许多挑战和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更要从中华民族振兴的整体利益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策群力，艰苦奋斗，以奋发有为、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信邪，不怕压，不畏难，百折不挠地把我们的伟大民族振兴起来。
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是为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在21世纪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伟大的人民过上富裕安宁的幸福日子。我们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讲民主也好，讲科学也好，始终不要忘记这一切都必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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