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少数民族诗歌及其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之二论文,少数民族论文,诗歌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跨越界限的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诗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注：早在17世纪晚期，西班牙殖民者和其他欧洲列强在北美为争夺领土而角逐。墨西哥于1821年独立后，它的北部省份包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一大片土地。美国为扩张领土而与墨西哥交战，墨西哥失败后，根据1848年2月2日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割让土地，而在墨西哥独立以前就世代住在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人同现在的墨西哥没有密切联系，仍然留在原地，把自己视为西班牙人。1898年，西班牙和美国为争夺领土再度交战，失败后，结果古巴独立，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后来成为美国的自由联邦。） 西班牙裔、墨西哥裔美国诗人和包括古巴裔美国诗人以及波多黎各诗人在内的拉丁美洲裔美国诗人的处境，比美国黑人诗人和美国印第安诗人的处境相对而言似乎好一些。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文学是由生活和工作在美国的几代人和几个世纪的西班牙语系后裔的作家用英语铸就的，在美国诗坛的实力也比印第安诗人强。弗吉尔·苏阿雷斯(Virgil Suarez)在他的文章《西、墨裔美国文学：趋异与共性》(" Hispanic American Literature:Divergence and Commonality" ,2000)里讲到该文学的现状时说：
最近对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文学的很大关注是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文艺运动开拓性的作品和罗多尔福·冈萨雷斯(Rodolfo Gonzales)、洛伊斯·阿尔贝托·乌里斯塔(Luis Alberto Urista)这样的诗人和其他的作家，他们在作品里记录了该文艺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历史。
他们的政治待遇的提高与农场工人组织者、领袖塞萨尔·查维斯(Cesar Chavez,1927— )和多洛雷斯·韦尔塔(Dolores Huerta)的推动分不开。查维斯和韦尔塔在组织农场季节工通过罢工和联合对美国政府的歧视政策进行抵制中起了主要作用，因此，他们的处境之所以改善是经过他们长期奋斗得来的。被誉为革命性强的墨西哥裔美国诗人阿卢里斯塔(Alurista)深知这个浅显的道理，他说过，没有无阶级的艺术，也没有为艺术而艺术这回事，那是幻想。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他们也同样身陷困境，罗多尔夫·贡萨雷斯在他的一首诗《我是霍阿金》(" I Am Joaquin" ,1972)中对此有着深刻的揭示：
迷失在混乱的世界里，
被缠在外国佬社会的旋涡中，
为多种多样的规章所困惑，
被各种各样的态度所鄙视，
受形形色色的手段所操纵，
被现代社会彻底摧毁。
诗中所谓的“外国佬”(gringo)原来是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人用来对来自讲英语国家的人的蔑称，诗人显然在这里反映了他们身处美国佬社会所感到的苦恼。不过，米格尔·罗德里格斯(Miguel Rodriguez)没有贡萨雷斯那样悲观、消极，相反，他在界定什么是墨西哥裔美国诗时显得理直气壮，豪情满怀：
什么是墨西哥裔美国诗？
是被年轻智慧讲述的
富有强烈时代感的诗歌。
是我们的母亲呼唤着的
一切的一切的问题
和沾着血迹的肌体组织；
是拉丁情人。
拉丁诗歌恰恰是
感谢我们的祖先的标记，
是洛斯帕丘科斯穿着的佐特服，
是萨帕塔（注：萨帕塔(Emilliano Zapata,1879—1919)：墨西哥革命领袖。在革命过程中，他建立农民委员会分配土地，又建立墨西哥第一个农业信贷组织农业贷款银行。） 准备射击的机关枪，
是比利亚（注：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墨西哥领袖，游击队领导人。） 率领向前挺进的北方师。
是里维拉（注：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画家。为墨西哥城国家宫所作的一幅墨西哥史诗壁画是他一生中匠心独具而规模最大的作品，但可惜未完成而去世。） 用神奇的手绘就的
《热爱我们的祖国》这幅画。
是墨西哥人的自豪，
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拉拉萨报》。但是，
墨西哥裔美国诗究竟是什么？
是许多许多光荣的故事，
是一个比另一个多的故事，
墨西哥裔美国诗是我脸上棕色的皮肤。
是骄傲的传统书写的圣约书，
我的民族。
住在纽约的波多黎各诗人佩德罗·皮埃特里(Pedro Pietr)是一个新波多黎各文化的文学代表，他激烈抨击美国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继承和维护他的民族传统，回避被白人文化同化，在诗里流露着他作为波多黎各人的自豪感。
比起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有着独特的历史经历。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开始坚持从工人阶级的视角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创作，显露了他们强烈的平民意识和民族意识。第一个坚持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同时创作诗歌的阿卢里斯塔有意沿袭古代墨西哥传统创作；格洛里阿·安萨杜阿(Gloria Anzaldúa)用英语创作的诗歌有时混杂了西班牙用语。70年代女作家引进女权主义，坚持在本民族文化内部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格洛里阿·安萨杜阿是女同性恋，她和切丽埃·莫拉加(Cherríe Moraga)主编的开拓性论文集《这桥叫回我：有色人种妇女的激进作品》(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Radical Writings by Women of Color,1983)获前哥伦布基金美国图书奖，而卡尔拉·特鲁希略(Carla Trujillo)主编的文集《墨西哥裔美国女同性恋：我们的母亲警告我们的是那些姑娘》(Chicana Lesbians:The Girls Our Mothers Warned Us About,1991)获LAMBDA图书奖。
近年来墨西哥裔美国诗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墨西哥裔美国诗人洛尔娜·德塞万提斯(Lorna de Cervantes)、加里·索托(Gary Soto)和阿尔贝托·阿尔瓦罗·里奥斯(Alberto Alvaro Ríos,)的诗篇被广泛地收进包括《诺顿现代诗选集》在内的美国诗选集里，足以说明他们已经被美国主流诗坛所接纳。古巴裔美国诗人理查德·布兰科(Richard Blanco)同样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他是母亲怀孕在古巴、出生在西班牙、移民到纽约、成长和受教育在迈阿密的流动性强的诗人。他的作品发表在《民族》、《印第安纳评论》等大型杂志上，并被收入包括《美国最佳诗歌》(The Best American Poetry,2000)在内的主流诗集里，现任康涅狄克州中部大学助教和驻校诗人。
跨越文化和语言创作、确认少数民族身份、向主流社会不合理的现象挑战成了该文学的特色，正如罗贝尔塔·费尔南德斯(Roberta Fernández)在她的《美国的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文学30年》一文(" Thirty Years of Hispanic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4)中所指出：
在美国的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文学已经繁荣了两个多世纪，而在过去的30年是它振兴的时期。该文学是从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境况里逐步形成的，作家们以消除他们的民族的殖民地身份为己任。当代西班牙裔、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在本质上是抵制经济、社会和文化压迫的文学。大部分作家努力创造新的文学模式，使他们的作品对现存的文化规范提出激动人心的挑战。少数作家用西班牙语创作，在大多数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作品里常常出现西班牙语言的用语和词汇。他们用双语言、双文化的视角看待世界，常常富有讽刺意味，使得所表现的情绪复杂化。跨越界限成了强调文化身份的现代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文学的内容和风格的主要比喻。
由此可见，双语是这些诗人跨越文化界限的两个翅膀。
五、稚嫩的华裔美国诗歌
从去美国定居的各民族的原居住国考虑，亚裔/华裔美国诗歌和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诗歌一样复杂多样。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代人的民族有华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比他们晚去美国的有朝鲜人、泰国人、越南人、缅甸人等。每一个民族的后裔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传统。囿于篇幅和笔者知识结构的局限，这里只介绍华裔美国诗歌。
19世纪中期，华人开始到达美国时受到美国政府的排斥和歧视，并受到种族主义分子的迫害。著名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Mexine Hong Kingston)根据历史事实和文献，在她的小说《中国佬》(China Man,1980)中对此有深刻的揭露。（注：参阅汤亭亭《中国佬》中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中的一个章节“法律”，第154-161页。） 首次用英文发表作品的华裔作家出现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据华裔美国评论家林英敏(Amy Ling)考证，第一个用英文创作的华裔作家当推李延甫(Yan Phou Lee,1861—1938)，他发表了第一本华裔自传《我在中国的孩童时代》(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1887)。（注：他的英文名字有Yan Phou Lee,Lee Yan Phou,Lee Yen-fu,Li Enfu等等几种写法。） 第一个用笔名水仙花发表华裔短篇小说集《春香太太》(Mrs.Spring Fragrance,1912)的是伊迪丝·伊顿(Edith Maud Eaton,1865—1914)，第一个以杜撰的日本名字小野の小町(Onoto Watanna)发表华裔长篇小说《日本的野间小姐：一个日裔美国人的罗曼司》(Miss Nume of Japan:a Japanese-American Romance,1899)的是威妮弗蕾德·伊顿(Winnifred Eaton,1875-1954)。用英语创作的华裔美国文学初步形成规模开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在美国主流文学中获得一席地位是近30年的事，这与亚裔/华裔美国人运动的崛起息息相关。黄秀玲在谈到亚裔美国人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时说：“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亚裔美国人运动是被由1965年移民法改革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引起的大量人口变化促成的。在受到积极反越战运动的激励和效仿黑人民权斗争的影响下，它尤其代表了对默认白人社会强加给它的作用与期待的一种拒绝。”（注：Sau-lin Cynthia Wong,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p.6.）
亚裔/华裔美国人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导致60年代晚期美国高校开设亚裔美国学(Asian American Studies)，它不但帮助美国主流社会认识亚裔/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提高年轻一代亚裔/华裔美国人的民族觉悟，而且对推广和深入研究亚裔/华裔美国文学起了重大作用。1971年，由耶鲁大学“亚洲学生”(Asian Amercian Students)创立、现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美国学中心出版的《美亚杂志》(Ameracia Journal)是目前出版包括亚裔/华裔诗歌、文论在内的大型杂志，是亚裔美国人的喉舌。该杂志主编梁志英(Russell Leong)不但是出色的诗人，而且也是阐释亚裔/华裔美国历史、文化、文学的优秀评论家。作为新一代的华裔美国人，他主张对华裔美国文化和文学的批评应当避免中国中心论或欧洲白人中心论。他说：
我们不能把华裔美国人与其他亚裔美国人分割开来看，或者不能把华裔美国人当做“散居的”中国人。这导致另一个倾向：中国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相似)，这样，所有的现象和经历便建立在历史的“中心”不是中国就是欧洲的假设上。亚裔美国学重新审视“中心”和“边缘”，在历史、身份和国家等方面，探究谁在何处的归属问题。亚裔美国学也从多种族、多种伦理学的比较观点看待诸如性别、劳动力和文化等问题。（注：Russell C.Leong," An Informal Talk o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 speech delivered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January 9,2003.）
主张用本地与全球相结合的观点看问题的梁志英是有的放矢，因为在一般的评论家之中，中国中心论或欧洲白人中心论的观点仍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存在于评论界。在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华裔美国作家中间，坚持“美国化”或“保持华人传统”的争论也依然存在。（注：参看拙文《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载《华裔美国文学译丛》(译林出版社，2004)。） 由于他们的争论，反而提高了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扩大了在美国读者中的影响。华裔美国小说家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诸如汤亭亭、谭恩美这类小说家已经从边缘文学圈走进主流文学圈了。
与华裔美国小说家相比，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华裔美国诗人相对而言显得比较稚嫩。但他们正活跃在美国的诗坛上，其中一些诗人，诸如施家彰(Arthur Sze,)、梁志英、刘玉珍(Carolyn Lau)、姚强(John Yau)、朱丽爱(Nellie Wong)、陈美玲(Marilyn Chin)、张粲芳(Dianna Chang)、林永得(Wing Tek Lum)、刘肇基(Alan Chong Lau)、白萱华(Mei-mei Berssenbrugge)等等，已初露锋芒，出版了数本个人诗集和获奖诗集。这些诗人的族裔意识各有不同，朱丽爱和陈美玲的族裔意识比较浓，例如，朱丽爱在她的《作为中国象征的荷花》(" Lotus as a Chinese Symbol" ,1984)里，描写她在唐人街礼品店买了一只玉荷花项链之后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哦，玉荷花(你是皂石吗)
戴在我的颈脖上，你的花瓣
托着何等样的神奇，
闪着何等样的辉光？
我这个现代女子
买了什么样的权力？
母亲年轻时采摘荷花吗？
为什么父亲喜欢煮藕汤？
为什么我曾买过一枝莲蓬
摇响里面一粒粒的莲子？
我渴求荷花的象征意义，
它的歌，它生命赋予的香气
当我沉思时，我剥开一只橙，
闻着橙子的芬芳。是的，
这我知道，我知道
在中国没有唐人街，
我在父母的坟墓前
磕头，叩问，在地球
这一边是美国。
在先锋诗人读来，这种抒情似乎过时了，艺术形式也许陈旧了，也太直白了，可是它发自身处异邦、想念中国的华人后代，仍然具有艺术感染力。姚强、张粲芳、白萱华等华裔诗人没有朱丽爱那样多愁善感，他们的西化程度比她浓多了。例如，姚强在他的组诗《给你的故事讲的故事》(" A Story for Your Story" )里的一节：
这故事包括了两个记忆的精确描绘，一个故事与另一个故事并列，它们暗示两个故事发生时可能存在的联系和她不再有的欲望，将从地里面上拎起来，仿佛她的身体是一封信。
原来一个白人姑娘给诗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她在游泳时想起她看的电影情景：一个女人被一个西部牛崽从印第安人那里救起，扬鞭策马而去。她告诉诗人说，后来她和姐姐也演这个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可是演了一遍又一遍，没演成功。她的姐姐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从地面上利索地救起，然后骑马飞奔。这个无足轻重的故事却引起姚强创作了一组长诗。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比较容易被主流诗坛接受。白人主流先锋诗歌与诗学杂志《护符》曾辟特刊介绍他，组织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评论他的作品，并且刊载他的采访录。彼得·吉滋(Peter Gizzi)说姚强“如今可以被看作完全站起来，挺身进入当代艺术世界的殿堂，他生活在完全幻想的艺术世界里。他换来了这些原始资料，制成了他自己的作品。他是一个别处的居民，因此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有独创性的人”。（注：Peter Gizzi," In Lieu of an Introduction," in Talisma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Poetic( No.5,Fall 1990) ,p.113.Its issue includes A Symposium on John Yau with commentary and criticism by Bruce Campbell and seven other poets and critics.） 还有一类像梁志英这样的诗人，不但有艺术的直觉、诗评家犀利的眼光，而且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主张多元文化共存，竭力反对美国政府派兵到国外作战。
华裔美国诗歌历史不长，起步于60年代之后，但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迄今为止，主流诗歌史或文学史也许由于它的稚嫩，还没有把它包括进来，尽管哈佛大学邀请汤亭亭做诗歌系列讲座，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为她出版了诗集《当诗人》(To Be the Poet,2002)。
六、美国少数民族诗歌多元化的悖论
美国各个少数民族都长期经历过白人种族主义的歧视、折磨，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反越战、争人权的斗争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与民主。他们在经济地位相对来说得到提高的基础上，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歧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例如一些华裔美国作家对一些白人居高临下的“种族主义爱”(racial love)特别反感，认为这是“种族主义仇恨”(racial hatred)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这仍然是杜维明先生所指出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沙文主义的排他形式”之一，（注：Tu Weiming," The Context of Dialogue: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p.67.） 只是披上了美丽的外衣。更不必说黑人无故遭白人警察毒打的现象不时发生。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法律确保少数民族在各个用人单位的就业率和上学的比例等条例基本保证了少数民族生活处境的改善。美国高校开设有关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课程，少数民族诗人在高校任职也很普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获文学大奖，例如，1993年黑人小说家托尼·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在同一年，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黑人诗人丽塔·达夫当选为桂冠诗人。少数民族诗人有着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言论自由，例如，梁志英在美国两次海湾战争中，利用他主编的《美亚杂志》组织反对美国政府出兵的文章和诗歌，抨击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他并没有因此而获罪或受到警告，或被勒令停刊。
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白人有识之士为少数民族主持正义，例如，白人诗人杰克·弗利是黑人小说家、诗人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 Reed,1938— )的好友。笔者曾对他说，他作为白人诗人已经身在美国主流文学之中了，有着比处在边缘文学的作家(比如黑人作家、华裔美国作家)无法获得的便利和特权。他的回答却是：
很难说我是主流作家，我不是主流文学的幸运儿。汤亭亭和李立扬比我更主流！坦白地说，我发现主流文学作品相当乏味。我不想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我的作品不仅在主流之外，而且经常是在和少数民族作家保持联系的语境之中面世的……我认为白人这个称呼是虚构的：它与种族性无关，本质上是权力的表达。（注：Jack Foley," Questions from a Chinese Scholar" ( 2003) .）
“种族主义”是否与“权力的表达”有因果关系，我们暂且不谈，杰克·弗利把在美国主流社会掌权的白人的事实挑明了。有的白人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帮助整理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例如，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著名白人诗人杰罗姆·罗森堡(Jerome Rothenberg,1931— )特地到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体验生活，和当地的歌咏协会一道，参加印第安人中的一个支族——塞纳卡族的歌咏。他还和印第安人歌手合作翻译了印第安人中的阿兹特克族、纳瓦霍族和塞纳卡族的诗歌；表演朗诵纳瓦霍族诗人弗兰克·米切尔的“马儿祝福歌”成了他自己表演诗朗诵的一部分。1970—1976年，他和丹尼斯·特德洛克合作，主编首次刊载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口头诗歌的杂志《黄金时代》(Alcheringa)。此外，他主编了大型的印第安诗集《摇葫芦鼓：北美印第安人传统诗歌》(Shaking the Pumpkin:Traditional Poetry of the Indian North Americas,1972; 1986)；与菲利普·苏尔兹(Philip Sultz)合作出版了诗集《塞纳卡族日记：撒旦》(Seneca Journal,1978)；单独出版了诗集《塞纳卡族日记》(A Seneca Journal,1978)。印第安人文化几乎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他为此首创了独具特色的诗学——民族诗学(ethnopoetics)。当然，他的民族诗学不仅仅局限于北美印第安诗歌，而是着眼于世界各民族的诗歌，这也表现在他主编的大型诗集《神圣的技巧娴熟的艺人：非洲、美洲、亚洲、大洋州的诗歌》里(1968；1985)。
众所周知，美国的每个少数民族接触他们祖先的语言及其文化各有不同。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诗人当中有不少人能运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同时创作，而且在美国用双语发表作品并不困难。除了讲西班牙语的美国自由联邦波多黎各外，美国的周边有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诗人在美国似乎是少数民族，但他们与西班牙语系及其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生长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华裔美国诗人不能讲汉语或不能流利地讲汉语，更不能用中文写作，也没有机会探访中国，但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同中国文化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美国有汉语电视台、中文报刊、中文书店、中餐馆、华人集中居住的唐人街，这些是华裔美国诗人接触中国文化的独特条件。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美国诗人从小还受到讲汉语的双亲的熏陶。即使出生在美国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或更多代的华裔美国诗人，一般地说，他们的父母都鼓励自己的子女从小上双语学校，学习中文。例如，出生在美国的第五代的华裔小说家赵健秀(Frank Chin)特别积极地维护中国文化，在他的作品里引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作为他的小说主人公的榜样。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黑人诗人很难找到他们的非洲根，很难找到他们的祖先原来的部落语言。他们用以表达自己、社会交际所依赖的是英语，英语是他们记录自己的民族传说和文学创作的惟一载体。美国印第安文学传统是口头传承，美国印第安人是在英语环境里受的教育。当他们用文字表达时，他们惟有用英语，别无其他选择。不过各个少数民族的诗人有一个共同点：流利地讲英语，纯熟地用英文创作诗歌。
各少数民族的诗歌在60年代之后都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呈现多元诗歌的繁荣景象。但各少数民族诗人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当他们用英文创作时，他们便默认讲英语的白人是他们的读者和听众；当他们想到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时，当他们表达他们少数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时，他们便陷入了默认与反叛的双重境地。美国语言诗人的革命性在于提出运用文字时谁在说话的问题，即我在说话还是话在说我？根据美国语言诗人的观点，我们平时运用大家所熟悉的套语，并不能真正完全地表达自己，我们不是在表达个人的独特思维，而是被套语所摆布。因此，他们在创作时竭力粉碎套语的逻辑，以此打破附着在套语上的惯性思维。不过，当美国语言诗人试图突破套语的束缚时，他们仍然在英语框架内挣扎。可是，当少数民族诗人丢掉最能表达自己感情的本民族语言而用隔了一层的英语表达自己时，在他们的作品里，将有多少英语套语背叛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他们是不是更加成了听任另一种语言摆布的傀儡？是不是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白人文化文学的模式打扮和浪漫化”的可能？
然而，如果不这样或不被这样“打扮”，又将如何？假设他们各自运用他们的祖先原来的语言(不必说有的民族还没有文字)和文学模式创作，我们可能会看到万紫千红的多元化文艺景象。但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不可能实现，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这是美国各少数民族诗人所面临的悖论或两难困境。当然，我们用不着为此感到遗憾或失落，因为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字在表达人类思想感情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天然的缺陷，尤其在当代媒体特别发达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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