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美学观刍议
崔兰溪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李大钊是20世纪初期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与陈独秀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但是美学理论却不相同。李大钊的美学思想中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汲取了道家和周易思想中的精粹部分。他对美的认识和同时期受西方思辨美学影响的学者不同，他认为美是超越物我的。根据李大钊对美的本质的认识、文艺的功用等方面的论述，可以从中挖掘李大钊的美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启示。
关键词： 李大钊；美学；崇高；调和
20世纪初期，是思想飞速变革的时代，是封建主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三者产生矛盾与冲击的时代，是传统与现代美学凸显张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主张保留传统国粹的保守派，有主张用西学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派，也有要彻底推翻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改革派，而李大钊应属于倡导革命的改革派。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忧国忧民的意识、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使李大钊开始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是最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虽然他的美学思想只是其成就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一小部分，能窥见这些时代领航者们思想的全貌，甚至窥见他们所在的充满激情与变革的时代。
李大钊出身贫微，儿时父母双亡，被年老的祖父抚养成人。他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东渡日本，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他成长的跨度很大，这使他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对社会的黑暗势力深恶痛绝。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让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自觉，他开始决心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而奋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李大钊开始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虽然不是一位美学家，但是他有很多体现美学观点的文字，对美的本质、美的特征和美的功用都有着不俗的见解。
一、美的本质
李大钊在1913年发表的《文豪》一文中说：“夫喜怒哀乐，同为心理之变象，胡以一时感性之殊，发为文章，遂有声韵工拙之别。盖尝考之，其因缘有二：一世界观，一同情心也。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故优美高尚之文章，每为世人所同好。作者执笔之际，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倦浊世之思，精神之所倾注，恍然若见。彼真实世界之光影，不自知其流露于声气之间。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1]李大钊的这段论述非常精彩，分析了创作者的创作过程和观赏者的审美状态。李大钊认为喜怒哀乐都是心理变化的表征，作家把一时的情感通过文章表达了出来。我们阅读文章的时候，仿佛自己身陷文章呈现出的意象当中，虽然形体将物我相间，但是精神却将这一切统一了。这就是李大钊眼中的美，这种美是一种审美的超越，对“物”的超越，对主客二分的超越。李大钊说，所以语言优美、思想高尚的文章大家都喜欢。他还认为文学作品创作者将精神世界倾注到了文字语言中，在不自觉中，流露着自己真实的想法。然后“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李大钊在这里用了“神”和“宇宙真趣”。“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和审美理想，在《易传》中，“神”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在《庄子》中，“神”是人们在技艺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庄子》之后，“神”从一个一般的哲学概念变成了美学概念，很多人将“神”作为很高的、甚至是最高的审美标准来评价艺术家和艺术品[2]80。而“真趣”指的是“自然”，世界存在的本来面貌。李大钊认为，人在阅读时，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地，看到了宇宙变化的规律，感受到世界万物本来存在的面貌，同时美的感觉涌入心中。这同时也是一种对回到本然世界的复归。美在何处呢，就在读者阅读的那一瞬间文章所呈现的意象中。而美是什么呢？美就是这种超越与复归的统一。
二、调和之美
李大钊非常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并没有完全忘记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像新文化运动其他学者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积极选择和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完善和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主要吸收了道家和墨家的思想，对《周易》、老庄的“道法自然”思想和辩证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儒家中庸之道都非常推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显示在他的文章和行动中。
他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于“调和”的文章。其中《调和之美》中说道：“盖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者。”在李大钊的眼中，这种调和的、阴阳和谐的、中庸的事物是最美的事物。调和是一种和谐的境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一种宇宙人生的至美境界。《易传》的《系辞传》认为，宇宙万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两种对立因素(即阴和阳，柔与刚)的互相作用。所以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传》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说，这相互对立的因素，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美就在它们的对立与统一中。这与李大钊的论说十分接近。李大钊的调和之论，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
雪萤看了看手中的枪，把它塞进了电梯处的垃圾桶里。一杭赶紧把枪翻出来，“你干什么啊？”雪萤说：“这是我给狗子买的玩具枪，一直没给他送去。”一杭惊出一身冷汗，“闹了半天，你的枪是假的？！咱们别等电梯了吧？”说着来拉雪萤的手，要走楼梯。雪萤说：“我把他的通讯工具破坏了，他的援手一时半会儿应该来不了。”一杭“哦”了一声，说：“没想到你考虑问题挺仔细的。”
中国古典美学中，壮美和优美的关系是相互渗透和相互统一的。姚鼐说：“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可以‘偏胜’，但却不可以‘偏废’。”[2]80而西方不同。西方的崇高和美是对立的。美是一种优美，是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崇高则是理性压倒和破坏感性形式。李大钊在《美与高》[3]中，从蔡元培对“美”与“高”的讨论谈起，谈了自己对于中国的看法。蔡元培认为，法国是“美”，德国是“高”，所以德国能打败法国。李大钊大概是受刘师培的《南北文化不同论》影响，认为地理环境能影响当地人的精神状态和文艺创作，因此认为中国南方为“美”，北方为“高”，充满乐观精神地觉得中国是“美”与“高”的统一。这些都是李大钊调和精神的表现。
其中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菲律宾烤乳猪显然有种脱胎于西班牙烤乳猪的风格，但又融合了东南亚香料的风情，所以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而身为广东人的她，也吃过粤式乳猪，对比起来，菲律宾烤乳猪显得更加自成一派，虽然皮不求光彩和脆度，肉质也不追求鲜嫩多汁，但在“香”这一范畴上，还是有着显著的自我特色的。这种烤乳猪是选年纪比较小的猪，因为小猪皮嫩、脂肪少，味道可口。把小猪宰杀后，掏干净内脏，然后填入香蕉叶和其他一些香料，然后在炭火上慢烤，烤的时候猪皮上刷上油，这种油里面还加入了一种叫做atsuwete的调料，这就是为什么烤出来的乳猪皮呈暗红色的原因。做好的烤乳猪味道很奇特，与粤式乳猪完全不同风味。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开端
李大钊认为通过文艺改造社会非常必要，他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6]说俄罗斯文学的社会色彩和人道主义气息都很浓重，这二者为革命增添了气势。谈论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点，李大钊认为：“以俄国专制政治之结果，禁遏人民为政治的活动，自由遭其剥夺，言论受其束缚。社会中进步阶级之优秀分子，不欲从事于社会的活动则已，苟稍欲有所活动，势不能不戴文学艺术之假面，而以之为消遣岁月，发泄郁愤之一途。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盖因俄罗斯专制统治限制颇多，所以他们假借文学运动行政治之事。
在《美与高》中，李大钊论述了两种不同的美感形式——优美与崇高。李大钊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受其所在的自然环境和教育的双重影响。从自然环境而言，中国人对审美的追求应该是“美”“高”兼具的，中国有群山峻岭和大江大河，本应能培养出“崇高”的审美品格。但因为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社会腐败，物质和精神文明都很贫瘠，这样崇高的美学理想就被现实给湮没了。李大钊说，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应该担起责任，通过人为的教育的方式，激发起人们崇高的美学理想，恢复民族崇高的文化品格。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李大钊受此影响，美学观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思想变化是真实的，也并非矛盾。因为人的思想总是随着社会变化和人们的需求而不断变化。
钻机平台宽度的设置必须合理，在放置钻机之前，必须要对地表情况进行观察，保证其处于夯实的状态。为了防止平台被水坝冲刷，应该在平台两侧修建排水沟。
四、走向崇高——为人生、为社会、为国家
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李大钊说道：“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4]这里确立了几个文学原则：一是注重社会写实性,二是要有博爱的精神,三是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他还说：“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优美的文艺”指的是人类优秀的进步的文艺,“博爱的精神”指的是要有关心劳苦大众的情感与思想。而“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指的是文学要有理想主义精神，能激发人向上向善的愿望。要求文章有“社会写实”，那么就必须和现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李大钊曾经批评闭门造车不联系实际的创作倾向：“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摸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5]李大钊认为如果想在作品中表现作者的真实情感，就必须从现实的直接接触中产生。其实，在这些话里，李大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文学家不应该迎合落后的审美，而是要引领新的思想，通过文艺创作中积极进步的思想，去改造落后的国民心理，去扭转消极的时代思潮。李大钊是当时救亡图存的学者中第一个明确提出文艺应该用来改造社会的人。
在实际环境中，许多杂波噪声源是非高斯的，此类信号完全可以采用具有稳定性质且同时满足广义中心极限定理的Alpha稳定分布建立统计模型[9]。
他在另一篇文章《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中讲到：“在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至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不能够感觉到的。”这里提到审美的主体、审美对象与美感的关系。要使美感产生，审美对象很重要，审美主体也应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2]656。崇高美的产生，一方面需要审美对象具有崇高品格，另一方面审美主体自身也应该有崇高的理想，具有能够感受崇高的能力。那么审美主体如何也能具有感受崇高的能力呢，这就需要社会营造一个具有崇高美的环境。
李大钊认为崇高的美是指向人生，指向社会，指向国家进步的。他以崇高的审美境界和美学理想，将美学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在早期写了一系列有关“青春”的文章，比如《青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奋斗之青年》《新中华民族主义》，他在这些文章中激励青年人要充满希望与理想，勇于创造与奉献自己的青春。“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7]319李大钊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无限的宇宙是渺小的。如果人们不能把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宇宙结合，就会有强烈的“渺沧海之一粟”之感，让虚无主义占据心灵世界。他认为，人生不能局限在这有限的时空中，而应“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7]315，人的生活需要有一些超越性。如何超越，那就是把宇宙无尽的青春作为自我的青春，以天下为己任，在宇宙万物的发展过程中，为崇高的理想奋斗，为远大的事业奋斗，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与境遇、时代、经验奋斗。他鼓励人们用强健的精神，为国家的建设而奋斗。奋斗的人生是创造的人生，人们在奋斗与创造中可以得到心灵的自由。创造的人生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发挥，生命和创造使人生充满意义。古人“生生不息”，即生而又生，创造再创造。创造的人生，就是审美的人生[8]。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从始至终没有谈起过美的无功利性质，在最初刚回国时就写的《文豪》中，就体现了他对美的超越性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前期与后期的美学思想是有出入的，但是重回文本，通过阅读他的全集便可知道，他的美学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前后期的分别。因为他从来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过美，而且一直认为美可以改造社会。他虽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受中国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刻，从他的政治和美学思想里，都能窥见一斑。在他的美学思想里，充满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智慧，这使他的观点给人力量但不会让人感到矛盾。李大钊的美学思想是值得人研究和思考的，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文豪[M]//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8.
[2]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 李大钊.美与高[M]//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7.
[4]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M]//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9.
[5]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5.
[6] 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M]//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59.
[7] 李大钊.青春[M]//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47.
A Brief Discussion of Li Dazhao ’s Views on Aesthetics
CUI Lan-x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 Li Dazhao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thinkers who spread Marx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lthough both Li Dazhao and Chen Duxiu were disseminators of Marxism, their aesthetic theories were different. Li Dazhao’s aesthetic thoughts embody many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absorbs the essence of Taoism and Zhouyi thoughts. Moreover, his understanding of beaut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cholars who were influenced by western critical aesthetics at the same time. He believed that beauty would transcend both the world and self. According to Li Dazhao’s discussion on the essence of beauty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 is expected in this paper to discover Li Dazhao’s absorp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aesthet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 upon Marxist aesthetics.
Key words : Li Dazhao; aesthetics; sublimity; harmony
中图分类号： B83-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12(2019)05-0080-04
收稿日期： 2019-03-07
作者简介： 崔兰溪(1989—)，女，河南焦作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学原理与中国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 刘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