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政策演变比较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中日韩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69.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5X(2012)04-0037-10
一、引言
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挑战。“中国产业发展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贸易保护、国际分工价值链化、自然资源稀缺、环境气候保护意识增强等一系列外部压力，持续通胀则暴露出经济深层的内部矛盾”。[1]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调整产业结构以解决经济内在矛盾和应对外部危机，就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东亚奇迹”的先行者，日韩两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只用了12年左右的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漫长的工业革命进程对比，日韩两国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2]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国际上对产业政策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小宫隆太郎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济活动而采取的政策。伊藤元重等人则认为，产业政策是由于竞争性市场存在的缺陷，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问题时，政府为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水平而实施的政策。[3]虽然对于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干预抑或不干预、干预强或弱，一直都是有异议的。如，比森和温斯坦(199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日本产业政策对日本产业竞争力和部门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损害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主张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张夏准(2002)、Hausmann(2006)、Lall(2003)等人却充分肯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认为产业政策是日本，乃至其它亚洲国家经济高增长的关键。[4]日本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其产业政策的推进密切相关。[5]Ito(1992)[6]、高柏(2008)[7]认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创新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有效地提升了日本产业部门的生产率。Amsden(1989)[8]对韩国、Wade(1990)[9]对中国台湾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以积极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发展型政府”及其推行的产业政策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与仿效。张鹏飞、徐朝阳(2007)认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10]杨永忠(2006)对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赶超型”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表明：日本“赶超型”产业政策的传导较好地抑制了其副作用，表现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11]
从历史发展看，产业政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国情、历史、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对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日韩两国与中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又使三国产业呈现既竞争又合作的趋势，因而，对中日韩三国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为中国正在进行的“转方式、调结构”提供理性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日韩三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发展状况比较
(一)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近30多年来，中日韩三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见图1)。1968年，日本GDP的总量达到1 0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1962年，韩国执行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国民生产总值为23亿美元，人均GDP只有87美元，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基本上是落后的农业国，但在1977年其人均GDP就达到了10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为5.879万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的5.474万亿美元。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日韩经济出现零增长，而中国经济却继续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率。
图1 中日韩三国GDP发展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http://www.oecd.org；中国统计局数据库，http://www.stats.gov.cn；日本统计厅数据库，http://www.stat.go.jp；韩国统计厅数据库，http://kostat.go.k，本文图1-7均来源于此。
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巨大，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却降低了人均量。2010年，日韩两国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10倍和4.69倍。然而，“中国人均GDP水平虽然起点低，但增长速度快，比日韩创造‘经济奇迹’时期的增长水平还要高，充分显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12]
(二)三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较
1960年，日本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为13∶45∶42，表现为“二三一”的结构，韩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为36∶20∶44，表现为“三一二”的结构，中国为23∶45∶32，也表现为“二三一”的结构，中国和日本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相同，但日本第三产业比重比中国高10个百分点[13]。1970年，日本三次产业产值结构转变为6.1∶44.1∶49.9，达到“三二一”的状态，韩国转变为27.8∶24.6∶47.3，呈现“三一二”的结构，中国则为35.4∶44.0∶24.3，仍处在“二一三”的落后状态。经过30年发展，三国的产业结构先后得到了优化升级。三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都下降了；中韩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日本则呈下降趋势；三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都呈上升趋势，日韩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比中国高出许多。2010年，日本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为1.1∶23.0∶75.9，呈现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韩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为2.6∶39.3∶58.2，是准发达国家的典型，中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为10.2∶46.8∶43.0，处在工业化的中期。2010年，日本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比中国高出32.9个百分点，韩国比中国高15.2个百分点(见图1、2、3)。
图2 中日韩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比较
注：根据OECD ALFS的劳动统计，日韩第一产业指农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包括建筑业；第三产业指服务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产业是指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图3 中日韩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比较
图4 中日韩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比较
(三)三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较
图5 中日韩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较
图6 中日韩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比较
图7 中日韩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比较
1970年，日本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17.4∶35.7∶46.2，韩国为50.4∶14.3∶35.3，中国为80.8∶10.2∶9.0，日本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高出韩国近10个百分点，高出中国35.2个百分点，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在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2010年，日本三次产业的就业构成分别为4.2∶25.3∶70.6，相应地，韩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构成为6.6∶24.7∶68.5，中国为36.7∶28.7∶34.6(见图5、6、7)。日韩两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差不大，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比韩国高出2.1个百分点。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则比日本高出2.2个百分点，日本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较低。一般认为，农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若小于7%，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日韩两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明显落后于日本和韩国。2000年后中日韩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趋同，中国工业资本密集程度已经达到日韩的水平，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第三产业就业构成中国比重最低，只相当于日韩就业构成的一半。第三产业早已作为日韩的主要劳动就业产业来支撑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较大。究其缘由，其一，日韩两国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农业科技投资比重大、现代化水平高，由此释放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中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且人口规模大，大量人口依附在土地上，短时期内不可能大比例释放；其二，第二产业由于工业化后期多数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能力降低，日韩第三产业在经济高速发展后比较成熟，能吸收大量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而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就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期。与日韩相比，中国在就业结构上还有很大调整余地和调整压力。
三、中日韩三国产业政策演变及产业结构升级分析
(一)三国产业政策演变及产业结构升级趋势
1.日本的产业政策演变及其产业结构升级
二战以来，日本产业发展经历了经济复兴、高速增长、稳定增长、结构转换和新时期等若干时期，其产业结构由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通过成功的适时转换与升级，进入了具备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者”行列。
1945-1960年，为振兴经济，日本产业政策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对煤炭、钢铁、化肥等产业重点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同时第三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47年就超过了第一产业，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之后，在大规模设备投资和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出现了高涨局面。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第三产业持续增长，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第三产业。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日本就完成了重工业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在日元升值和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选择了低能耗、高环保的产业之路，开始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稳定增长，第三产业的比重略有提高。20世纪9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以服务化和信息化为主，2000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达66%。21世纪以来，日本提出“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政策，从单一增长为目标转向以生活大国为目标。基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国际社会共同推进世界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信念，推行“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注重提高技术革新与国际竞争力水平，实现能源需求、供给与环境等方面的协调性。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促进产业振兴和发展，2008年以来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一直在70%以上。
2.韩国的产业政策演变及产业结构升级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开始走向稳定和工业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韩国以内向型经济发展为主。1961年，朴正熙提出“建立一个工业化的韩国”，韩国的工业化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为韩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机会。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之初，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集中在以纤维工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并把它作为出口工业的核心；1973年提出“重化工业宣言”，产业重心向化学、钢铁、机械等基础产业转移；1981年，韩国重工业产值比重超过轻工业，完成工业化任务。20世纪80年代，面对韩国产业竞争力下滑局面，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定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转向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通过市场竞争激发产业内在的创新能力。投资方向也从轻工业和成熟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1987年韩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技术立国为宗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了3个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社会对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使韩国政府和企业意识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性，因此，21世纪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各国在对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使韩国政府和企业意识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性。政府鼓励企业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等“最高附加值产业”投资。企业则开始主动将大量资本投资到电子、信息通讯产业等新型科技产业之中。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给韩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重创，为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政府启动了旨在发展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文化创意等所谓绿色产业的“绿色新政”。
3.中国的产业政策演变及产业结构变迁
中国和日韩两国工业化阶段发展过程有所不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执行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三线建设”等产业政策都是为了当时的政治目标或政治形势而提出的。产业结构从“一三二”到“一二三”型，再转变为“二一三”型，但第一产业比重始终较高，产业竞争力较弱。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93年，中国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对计划经济下产业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农业和轻工业等领域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率。在重化工业和能源交通基础行业等领域，通过政府干预将资源配置到有限的几个重点领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转变为“二三一”型。
20世纪80年代末，有关产业政策的理论和日韩等国家推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在中国受到关注和认同。[14]1987年，产业政策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开始推行产业政策。1990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轻工业迅速发展，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等重工业未能相应增长。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使产业结构得到改善，从各产业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来看，第二产业增长最快，第三产业居中，第一产业最低，产业结构转变为“二三一”型。2003年，我国开始倡导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均保持较快的发展态势，2006-2010年，一、二、三次产业年均增长分别为4.5%、12.1%、11.9%。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主题由“调整和振兴”向“转型与升级”转变。“工业发展的方向将呈现重化工业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培育、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15]产业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抑制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为目标。
(二)三国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与得失
1.日本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与得失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与其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确定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利用财政政策为重点产业提供资金援助，利用关税保护，扶植幼稚产业，培育了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扩大了国际市场规模，保护了国内市场，维护了对外贸易的有序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振兴了出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资助，为重点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环境和技术基础。日本还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提高了其产业竞争力，从而使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制定和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时，日本并非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取得了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日本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对生态、经济、社会带来难以修复的损害。日本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从重视经济增长转变为重视环境保护的，这是日本留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16]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对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表现出主导产业真空、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等特点。电器机械(通讯设备)、汽车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丧失，韩国在纤维、纺织、钢铁、造船、电器机械等产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超过了日本，并且在办公机械、光学机械、汽车等产业方面正在缩小与日本的差距。日本过多的政府规制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政府对研发投入的不足以及重改良轻创新的研发体制导致日本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1991年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陷入了二战后最长的萧条期，政府采取了许多刺激经济的措施，直到2003年日本经济才开始逐渐回温，2006年日本央行宣布长达10年的通胀结束，开始步入日本经济复苏的轨道。
2.韩国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与得失
从“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到“输出立国”，进而“科技立国”，韩国政府通过扶植重点产业、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推动了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汉江奇迹”。与日本相似，韩国也非常注重利用关税保护其产业发展，重视教育对人力资本的作用，其公共教育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多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关税保护、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韩国的幼稚工业能够不断学习，吸收新技能，逐步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并最终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
总体上，韩国产业政策大致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几次危机也显露出韩国产业政策的弊端。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助长了企业的依赖性，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产业政策着重于技术引进，国内缺乏研发能力，难以形成自主型产业结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由于韩国政府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才使韩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韩国经济，也暴露了韩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工业和农业发展失衡，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农业严重萎缩；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失衡，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负增长；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出口增长迅速，产业空洞化。[17]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抑制了韩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更暴露出韩国国家主导型外向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制约和调节机制，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不计成本地盲目扩张，“政经勾结”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加剧了经济发展的失衡，为韩国经济埋下了隐患。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韩国政府审视了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彻底调整了经济结构，对企业进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其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3.中国产业政策演变的成就与制约
改革开放前，由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片面倾斜，我国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次序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30多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的奇迹与日本、韩国的不同，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取得的。伴随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开始广泛使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的行为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次产业处于不断的调整当中，产业结构失衡的现象逐步得到扭转，产业结构向着合理化的方向演变，并逐步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和颁布了多项产业政策，逐步建立起国家产业政策体系。这些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明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产业和就业结构仍然相对滞后，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弊端丛生，产业升级急需进行，就业结构亟待调整。由于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较弱，特别是技术水平和品牌能力不足，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政府规制过多与不足并存，一些企业过于重视眼前利益，缺乏长远发展战略，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启示与借鉴
日韩产业结构发展由低到高的过渡非常迅速，但两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没有跳跃，而是都经历了一般经济发展的所有过程：初期以轻纺工业和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期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后期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关注环境保护和发展清洁能源。从两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验和得失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借鉴。
(一)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日韩两国每个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几乎都是由政府率先制定发展战略并加以推动，既利用市场的自由竞争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又通过某些措施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引导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走向。我国应借鉴日韩经验，制定正确合理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培育新兴行业的发展，对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基础性研究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应用性研究提供资助。当然，不同的产业政策适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注意市场竞争机制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作用，产业政策不能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
(二)利用关税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作为WTO的成员和东北亚区域的最大经济体，我国要降低关税水平，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及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作为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关税保护，培育、支持战略产业的成长发展。2010年中日韩领导人发布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提出，“一个开放、公平和自由化的多边贸易体系不仅对中日韩，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18]但是，日韩的经验也表明，“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并不需要自由贸易”。[19]因此，强化我国关税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力，实现关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向优化”，通过调整关税税率、关税税种和关税税则，充分发挥关税政策协同产业政策共同调节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保护职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培育出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才能争取在2012年三国将建立的共同市场中“取得迅速、丰硕、平衡的结果”。
(三)重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优质、价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成为日韩工业化初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后续的经济增长中，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使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带动了企业技术的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率比工业化初期的日韩两国都要高，凸显出中国市场的容量和发展潜力。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作用更不容忽视。中国人口数量多，但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熟练劳动力、技术工人和中高级人才比重低，随着“用工荒”和“技工荒”的出现，日韩经济高增长后期才发生的劳动成本攀升的趋势现象已开始显现。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为技术创新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将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严重污染了环境，这使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面临远比日韩两国实现工业化时更恶化的资源环境。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韩国的《环保产业育成法》以及两国制定的一系列维护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都是我国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借鉴。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应通过对节能减排等绿色产品提供消费补贴的政策，促进新兴产业市场的形成。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加快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
(五)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只有不断引进新技术才会有新产业的不断涌现。创新是重要的竞争武器，是使企业避免剧烈价格竞争的重要手段[20]。日韩两国产业发展中不仅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更在此基础上，不断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的、大量的R&D投入，为两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构建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由于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缺乏，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和低附加值的地位，对我国的产业与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造成隐患。借鉴日韩的经验，应增加R&D投入，为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创造条件。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使“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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