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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02-0005-08
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存在许多曲解和误读，而许多误读的共同之处则是缺乏整体性，即 片面性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文本解读必须追求客观性，客观性又是对学说整体性的把 握。我国理论界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就是恢复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
一、马克思学说的构成
在马克思学说的构成中，人类是总的出发点，共产主义是为人类解放而设定的社会理 想，而作为对于人、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科学认识，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资本主义 的批判学说(政治经济学)，则是论证理想的理论工具。
(1)人类。社会学说，尤其是那些蕴涵深刻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学说，总是具有某种社 会人格的规定性，即代表某种人格的特殊利益和意愿，而其所设定的历史发展方向正是 其所代表的社会人格的利益和意愿之所在。所谓社会人格，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地位、具 有特殊利益和愿望的个人或群体。马克思认为他所代表的社会人格是人类。他认为自己 理论的立足点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P8)
(2)共产主义。马克思要为实现人类的解放而寻求理想的社会状态。在《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他将自己的社会理想命名为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并不同意传统共产主 义的社会理想，因为它虽然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仍然没有摆脱财产和所有制的束缚(如 按劳分配)，而在财产所有制的限制下个人不可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从而人类也就不可 能获得彻底的解放。马克思把传统的共产主义看作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而把 自己的共产主义看作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作为“人类发展的目标”的共 产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是这样设定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 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P121-122)，以后他还在 不同的地方多次表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其基本内容与1844年是一致的。例如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1](P77)， 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最高“发展程度”的“自由人联合体”[3](P95)，以及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P23)，都是一脉相承的。
(3)人。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求助于哲学，而其出发点是自然人。但是马克 思对自然人的理解却与费尔巴哈存在差别，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理解为是感觉的人，马克 思则进一步把人理解为享受着物质生活的存在物，是生活的人。而生活的人是有“欲望 ”、“能动的”的人。[2](P167)1844年之后，马克思又将生活人进一步升华为社会人 。马克思认为，人要生活，就要生产，生产不仅需要生产力，而且又以生产关系为前提 ，因此“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在 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的生活状况取决于他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因此生活着的人在 本质上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29、7)以上关于人的一般看法，可以看作 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人观。
(4)社会。在唯物主义人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唯物主义社会观。马克思在《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社会观，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达到完整 而系统的认识。他从生活人出发，认为人要生活，就要生产，就要形成一定的生产力， 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的总 和所构成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社会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观念的和政治的上层 建筑。全部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一定的政治 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与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结构相适应。可见是物质生活的生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 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5)历史。历史本来就是社会的历史，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从他的社会观中发展出来 的。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的增长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 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 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P8-9)虽然历史是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然而这种矛盾运动总要表现为人们的历史行动 。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6](P104)他尤其把群众(革命的阶级)的 历史行动看作是革命的实践。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感性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从而具有主 观性，然而这种主观的动机却具有客观性的规定。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在处于社会下层、占人口多数的被压迫阶级中就会产生革命的意识和实践，正是这种 革命阶级的革命实践，直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为此马克思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为“ 实践的唯物主义”[1](P48)。由于生产关系在全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历史也 就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更。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历史曾经经历部 落所有制、奴隶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等四种形态，而且资本主义这最后一 个处于阶级对抗中的社会也将由于内在矛盾运动而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6)现实。马克思特别重视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考察现代社会，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 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 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 ](P40)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主要包括无产阶级和 社会化生产力，这种分析在《资本论》中最为详尽：资本主义的一切价值财富，都是劳 动的产物，而资本的本质就是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资本的积累，不过是利用工人 的剩余价值对工人进行更大的榨取，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工人贫困的积累。 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将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认为，现代生产力的社 会化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却对人的全面发 展和自主活动造成限制。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集中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 也提高了，而伴随这个过程，“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 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 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3](P831)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7)革命理论。按照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不 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且也是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实践过程。在马克思庞大的理论 著述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制定目标、策略和规则的，以此来指导无 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
以上我们从七个方面简要梳理了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可以把这七个方面归结为理想和 科学两大方面。其中“人类”、“共产主义”和“革命理论”属于理想方面。任何理想 都包含着特有的人格规定，人类的解放体现在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 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上述关于人、社会(包括现实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体系，显 然从属于科学——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和争取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实践在这里获得充分的论证。因此在马克思学说的构成中，体 现了理想与科学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理想是目的，科学是手段。理想是主导的因 素，科学被当作理想的论证工具。
二、马克思学说的建构
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个庞大的理论整体，是在它的建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我们 有必要在这个建构过程中，通过对理想与科学相互关联、相互促成的动态分析，来进一 步证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统一性。
伴随马克思把自己所代表的人格定位于人类，他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要 为人类解放设定最佳的社会状态。既然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设定理想，而在人类中最需 要解放的成员又是贫苦人民，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的理想就一定旨在实现贫民和无 产阶级的解放。当初由于受到启蒙主义学说的影响，马克思曾经试图寄希望于政治的解 放，即曾经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设定为“共和国”[7](P413)。然而一旦把目光从抽象人 类聚集到贫民和无产阶级身上时，马克思就必将把自己的理论眼光转向经济领域，社会 下层人民的苦难首先就是他们在经济上的苦难。而且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社会现实表明 ，政治的解放解放不了贫民和无产阶级，英国革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使人类 摆脱现实的苦难。马克思看到，“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 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7](P413-414)在马克思的心中燃 起对新的社会理想的期待，然而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新的社会理想是什么。马克思说：“ 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 涂”。[7](P414-415)往何处去?这是马克思为自己设立的中心问题，而这恰恰就是他的 社会理想问题。正当马克思开始思考“往何处去”的时候，共产主义问题吸引了他的注 意力。在《莱茵报》的工作中，马克思同他的论敌之间展开了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马 克思看到，共产主义着手解决的，正是社会经济问题，是“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 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问题。一接触到共产主义问题，马克思就指出它是“目前的重要 问题”，“具有欧洲意义”。然而虽然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产生兴趣，但他一开始就对传 统的共产主义抱有怀疑，认为它缺乏“理论上的现实性”，即缺乏理论上的论证，从而 产生一种“良心上的痛苦”。[7](P130-134)
为了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为了对共产主义表明自己的明确态度，马克思必须研 究经济问题。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莱茵报》的工作“是我 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而为了解决共产主义问题他又利用普鲁士当局查封《莱 茵报》的机会“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5](P7-8)马克思退回书房并没有立即研究经 济问题。研究经济问题是为了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的，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问 题是否就能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本身还是一个问题。《莱茵报》虽然使马克思产生 了对于经济问题的关心，但对于经济问题的关心在一定意义上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直觉 ，马克思必须在哲学上获得对于这个问题的确实的认识，而按着传统哲学的看法，经济 生活是从属于政治生活的。这种传统与直觉的矛盾，使马克思产生了“苦恼的疑问”， 因此退回书房以后，他首先研究的是哲学，他试图从哲学上解决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 的地位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 的批判”。[5](P8)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主要是国家学说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 的科学命题：第一，国家存在决定国家观念；第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形式。其中第一 个命题是最根本的，表达了唯物主义社会观最基本的含义。这两个命题使马克思初步确 立了唯物主义社会观。
由于初步的唯物主义社会观确认了市民社会即经济关系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地位 ，马克思才进一步获得最终的动因而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 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5](P8)然而他所要寻找的仍然是往何处去问题的答案。 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共产主义。在政治 经济学领域，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就是从人出发的，在斯密那里，这个人是经济人，斯密 从经济人出发得出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结论，因为经济人的实质是资本家。然而马克思 所代表的人格是人类，而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他否定了 经济人。作为人类的个体，马克思确立了以生活着的自然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1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于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为这个自然人设定了一个 “类本质”。作为“他物的类”，人应当全面占有自然界，作为“自身的类”，占有应 当是社会的占有。以社会的形式全面地占有自然界，“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这就是共产主义。
不过马克思当时就发现自己的论证并不彻底。按照“类本质”的观点，人在现实社会 中是被异化的，然而他问道：“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 发展的本质为根据?”必须弄清为什么发生异化，才能明确怎样消除异化，也才能确认 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发现自己在1844年的论证还存在矛盾。在18 44年手稿中把异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因，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 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2](P102、99、100)而当他进一步考察异化的原因 时，却认识到私有制才是异化的原因，认为只要私有制造成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 间还有分裂……，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 [1](P37)为了克服这种循环论证，马克思毅然抛弃了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及其异化 的理论假定。从更深层的原因上来看，在马克思的理论期望中包含深厚的现实性倾向， 这种现实性倾向必然帮助马克思摆脱从类本质的“应该”中引申共产主义，代之以从现 实的社会条件中引申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作为科学的哲学学说的一次重大的 调整和发展。在这种发展中，由于否定了人的先天的类本质，从而也就把人的本质归结 为现实的社会条件，把人看成社会人。从现实的社会人出发，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群众 的历史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历史前进的方式是革命阶级的实践，进而马克思也 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于历史发展的最终推动作用。这样，马克思也就 在1844年以前初步形成的唯物主义社会观的基础上，全面地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 一历史观逐步表述在《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 民体系>》、《关于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而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最完备也最精练的概括。随后，马克思花费一生中大 部分精力利用这种历史观考察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关系，撰写了经 济学巨著《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现实条件的剖析中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 然性。同时，伴随为共产主义的论证寻求现实条件的过程，马克思也参与并指导了为实 现共产主义而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并为指导这一革命实践不断地制定了行为规则 ，创造了革命理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首先要解决的是“往何处去”这个理想问题；为了设定体现人类利 益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社会观；初步的唯物主义社会观帮助马克思 注目于经济领域，并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指导共产主义 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系统化，全面地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最后，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贯彻于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面，从而作出共 产主义的历史结论。可见，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理想，为了设定和论证理想而创立 科学工具，伴随科学体系的系统化，最终把理想全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 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在马克思学说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理论成分之间，理想与科学之 间，相互关联，相互促成，而在这种理想与科学的动态统一中，理想仍然起着主导的作 用。为了设定理想，马克思就曾借助于科学的社会观，为了进一步论证和实现理想，马 克思又把他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社会和历史领域。这就像为了让建筑不可动摇 而不停地把地基夯实一样。
三、马克思的学说是三学科的统一
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逻辑整体。在这个整体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 ，由于这种联系而使得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性要求我们把 马克思的学说界定为一个学科，即“社会发展学说”。社会发展学说大致可以包括这样 三种成分或三个具体学科：理想学说、现实社会的批判学说和历史哲学。既然研究社会 的发展，就必须对于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有一个基本看法，而这种历史发展方向往往又 取决于学者所代表的社会人格和价值取向，这就是学者的社会理想，理想学说是一个社 会发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导因素。学者的理想学说往往又要经过科学的论证 ，这种科学由于是为了论证理想、论证历史方向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历史科学 。因为理想与现实是一对相对应的词语，理想往往是现实社会的否定形式，因此历史科 学首先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学说。有的学者还把自己的科学论证发挥得更为深远，他 们从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高度去引申自己的社会理想，这就涉及到历史哲学，历史哲学 是对历史本质的追问。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发展理论就已经包含在其他学科中了，后来它的三个具体学科即 理想学说、历史哲学学说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都有了各自独立的发展。在文艺复兴运 动中，出现了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理想学说，最著名的当属莫尔的《乌托邦》。作为社 会发展学说科学成分的历史哲学是在18世纪由启蒙主义学者们创立的一个独立哲学学科 ，意大利人维科第一个从世俗的角度对人类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思考，伏尔泰随后就 提出了“历史哲学”的概念，经过赫尔德和康德等人的发展，黑格尔把历史哲学推向在 他们的眼界内最高的顶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批判学说是由一些社会主义的 经济学家创立的，早在19世纪20、3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就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性质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马克思则在以上三个部分 都有充分独到的创新和发展，并且他在三个学科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综合在同一个 理论体系中。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是关于理想学说、历史哲学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 批判学说的综合。
我们在总体上把马克思的学说界定为社会发展学说，似乎违背了传统的看法。在《反 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批判了杜林在这些领 域的所谓“变革”，并从这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列宁出于宣传和普及马克思 主义的需要，也曾经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 。于是在理论界就形成这样一种传统，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在学科划分上应该包括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个学科，至于在总体上如何界定它的学科归属，却没 有人关心。然而不在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学说给出一个科学的界定，就等于对马克思的学 说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缺少一个整体思考维度，缺 少一个总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恩格斯和列宁虽然从分析状态把马克思的学说分成哲 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但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必须只在分析状态上理解马克思 的学说，也不能证明马克思的学说就只包含这三个部分。当我们分开来考察马克思学说 的不同内容的时候，确实会做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政治经 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容。但是不仅如此，马克思学识渊博，他的学说还包含如历史 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数学等若干方面的丰富内容。即使按照分析状态我们 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界定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这三个学科，但是我们的 认识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分析状态上。把这种分析状态综合起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 符合实际的，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后面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学说的建构意图就在于此。 我们必须对马克思的学说给予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而作为一个理论整体，马克思的学说 在学科划分上属于社会发展学。如果要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命名的话，把它称作科 学的共产主义学说最为合适。在这个社会发展学说的理论整体中，它的各个部分分别处 在特殊的地位上，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其中出发点是人类，由此形成的 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论证理想的理论工具是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和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 学说。
在全部马克思的学说构成中，确实可以界定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这三个学 科来，但是必须站在社会发展学说整体性的高度对于这种界定进行必要的限定。我们先 看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哲学，它是一般形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是关于人、社会和历史的哲学认识体系。只是在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他学说 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是正确的。再看政治经济学。可以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看作一个经 济学学科，但是它只是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本质经济学而不是运行经济学，同时， 就是因为它是批判的经济学，是由历史向度规定着的以当代社会生产关系为考察和批判 对象的经济学，因此虽然可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部分，却决不能看作一个独 立于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和理想学说之外的学科。它在马克思的学说总体上是从属于历史 科学的。最后看社会主义学说。传统上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部分，就像我们可以在总 体上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一样。问题在于已经包括在广义的社会主义中 的狭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如果把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从中拿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学说还有什么呢?是理想学说，包含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加上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应采取 的行为规则(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然而这又怎么可以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的共产 主义呢?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是由它的科学论证规定的，而科学的论证是在唯 物主义历史哲学和现实社会的批判学说中完成的。这样作为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使可 以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也不应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我们只能称其为社会主 义或共产主义学说，或称其为马克思的理想学说。一旦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也就把它 置于了马克思学说的整体联系之中。因此，狭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也不仅仅是一个学说， 它作为一个学说整体的组成部分，既是经济学部分和哲学部分的出发点，也是它们的结 论。总之，即使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在分析状态上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这 三个学科，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到在这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就主要内容来 说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以上三个学科的话，那么这三个学科坚实地构成了一个理论 整体，在总体上，马克思的学说就是这三个学科的内在统一。
当我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把马克思的学说界定为社会发展学说的时候，还须把它 同以往的社会发展学说区别开来，即明确马克思在社会发展学说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和创 新。马克思在社会发展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创新了历史哲学，完全从历史 的现实中引申哲学的结论，从而把哲学历史观提高到唯物主义的高度。其次，在社会发 展学说的理论史上依然重要的是，他也创新了一个可以称为资本主义批判学说的经济学 学科，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纳入社会发展学说的视野，实现了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批判，并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建构了剩余价值理论。第三， 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批判，引申出共产主义 理想，这样共产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就获得了科学的论证并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最后 ，马克思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创立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从而 不仅推动了社会发展学说的发展和创新，而且也实际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前进。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在社会发展学说的学科发展史上的贡献归结为一点的话，那就是，马 克思把理想学说、历史哲学学说和现实社会的批判学说统一为一个学科。由于这种三学 科的统一，马克思的理想不再是主观的愿望，而是现实的结论；由于这种统一，他的历 史哲学不再是对于历史的哲学总结，而是对历史的哲学展望，许多历史哲学包括黑格尔 的历史哲学都是向后看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却是向前看的；由于这种统一，他的政治 经济学不再是运行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本质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批 判学说。
四、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解读
前面的论述证明，整体性是马克思学说自身的规定性，这种整体性在总体上体现的是 理想与科学的统一。既然如此，解读马克思的学说就必须坚持它的整体性，把整体性视 为客观解读马克思的原则性方法。
整体性方法曾经是经典释义学所主张的解释方法，这是因为它强调的是对文本的客观 性解读。客观地解释原著文本即承认原著文本的客观性是古典释义学家所坚持的指导原 则，他们认为“普遍的人性使得人们彼此间讲话和理解的共同性有可能”，[8](P90)人 们可以对文本中的作者原义进行客观性的解读。后来伽达默尔却对客观性原则提出质疑 ，认为这种客观化方法使得理解只成为注解，而未去读解原作对我们现时代的意义。[9 ](P28)然而如伽达默尔自己所指出的，他探究的目的“决不是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 理论”，他并不是要去理解和解释被“给定”的对象，他的理解“属于效果历史”“属 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这样，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包含着应用，“应用乃是理解本 身的一个要素”，[8](P174，175)因为有了应用，这种应用也就如贝蒂所说“迎合于与 解释者相关的外在目的”，[8](P131)从而解释也就失去解释对象(被解释文本)的客观 性。可见，伽达默尔是站在存在论的立场上使用理解和解释的，他的学说是存在论释义 学。而客观性解读却是文本(本身的)释义学，是要客观地解释原著文本。由于学科上的 错位，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不能成为古典解释学的否证，它们指向的领域不同。当然，由 于历史的变化和个性的差异，要完全客观地理解和解释一个原著文本或一个学说是困难 的，正如狄尔泰所说：“一切理解总只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被完成。”然而解释的困 难不能阻碍解释的努力，虽然我们不敢妄言也不敢奢望完全理解马克思，但因此我们才 为解读马克思而坚持不懈。我们只求“达到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解”。[8](P91，83)
为了达到解读的客观性，解读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正如我们已经在马克思那里看到 的，整体性是每一位理论家的逻辑追求。客观的理论要素(理论内容)具有无限广泛的规 定性，只有一个相当狭小的部分能够被纳入某位理论家的视野，纳入理论家视野的这些 理论要素因其眼界的差异而按照一定的形式建构成特定的理论结构，而这种理论形式的 特有结构在建构过程中获得整体性规定。包括解构主义学说虽然反对理论的整体性，但 它本身仍然有其内在的整体性规定：它为了反对现代理性霸权而否定主体性和宣布作者 之死，而无主体即无意识的文本便缺乏建构的内在统一性于是也就失去整体性。包括德 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不过是要“为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向所有霸权式的 政治言说打入离心化的楔子”，为此他才乞灵于马克思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 [10](P4，124)这种“批判”和“自我批判”不仅导致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解构，也在霸 权主义的现代思维模式和现实社会中楔入一种解构的力量。可见德里达不是要人们在他 的思想体系中看到一个异质的马克思，而是把马克思的某种思想要素并入解构主义的理 论框架。宣称无意识，自己却有意识，否认整体性，自己却追求整体性。正是因为解构 主义也没有跳出整体性的逻辑基础，因此人们才认为它也是一个“主义”，是一种有价 值的理论。解构主义的合理性及局限性都在于，它总是戴着分色眼睛观察世界，而现实 世界却是各种色调的融合。如果理论体系缺乏整体性，就会成为各种理论要素的杂乱堆 积，它就不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或学说，由于不同的理论成分之间相互矛盾和掣肘，就 经受不住其他理论体系的对比和批判，就会不攻自破；它就得不到人们的赞同和信服， 失去对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对于实践的指导能力，就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语言垃圾。马 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他按照当下的语境把彻底性解释为“抓住事 物的根本”，[7](P460)但这种彻底性又暗含着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没有整体统一性， 理论在确认本质时就会游移不定，在本质面前缺乏逻辑的自信，对“根本”就会抓而不 住。正因为严谨的理论体系客观上总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因此古典释义学为了追求文本 的客观性才坚持整体性解读原则。古典释义学把坚持整体性当作文本解读的一项根本性 原则，强调总揽整体的阅读必须优先于精确的解释。[8](P63)不同的理论体系是因其理 论形式的整体性而相互区别和对立的，追求文本的客观性首先就是追寻理论的整体性。 如果不同的理论要素失去特有整体结构的约束，我们就只能看到具体理论要素的区别而 看不到不同理论体系的区别，那么就无所谓某一作者、某一文本或某一理论体系的客观 性所在。片面性和肢解性的解读无疑是宣布“作者之死”。
但是人们在解读马克思学说的时候并非总是坚持整体性方法。对于马克思的片面性解 读由来已久，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就出现了，因此马克思本人不得不宣称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1](P432)恩格斯则曾经批评表现在经济决定 论中的片面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 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1](P460)总体上说对 于马克思的片面性解读是把学说中的理想与科学分割开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的方面，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想的方面。在我国理 论界，对于马克思的片面性解读并没有伴随“回到马克思”的呼声而有所收敛，甚至有 的还打着“回到马克思”的旗号去解构马克思的整体性。张一兵先生所著《回到马克思 》一书的副题为“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显然这是一个特殊的理论视角，是考察 马克思学说的一个特殊方面。然而它却完全离开整体去考察个别方面，扔掉理想去注目 科学，这样只在片面的意义上谈回到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作者在《回到马克思 》的“序”中写到，他的这本书由于特殊研究视角而存在“专业遮幅性”，他援引海德 格尔，认为“解蔽同时必是遮蔽，理性澄明同时是暗处”。[12](P3)如此说来，等于承 认了离开整体而片面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合法性。既然对于马克思的理解仍然是片面性的 ，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从旧的片面性走向新的片面性，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提出回到马 克思呢?由于《回到马克思》的解读仍然是片面性的，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 在另一种形式上遮蔽了马克思(所谓“专业遮幅性”)。整个马克思的学说就是一个统一 整体，我们必须在整体性上去理解它，也必须从整体性上理解它的个别方面。当专门谈 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其他问题自然离开当前的视野，但这些没有谈到的问题与当前正在 谈论的问题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相互关联着，它们是相互潜在的。这样没有谈到的问 题至多不过是“暗处”，却决不是片面性的“遮蔽”。
马克思的一切思想和观点，都必须从他的原著文本去解读。《回到马克思》对于马克 思学说的遮蔽不仅是对学说整体的遮蔽，而且也是对原著文本的遮蔽。作者自认为《回 到马克思》“是在经济学支援背景上研究马克思哲学形成上的一种理论创新”。[12](P 4)当然高度重视作为“支援背景”的他人文本对于理解马克思学说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却不能喧宾夺主，以“支援背景”取代和遮蔽原著文本的作用。作者利用了大批 的“支援背景”，却对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任意取舍，并在支援背景与马克思的学说之间 任意联系，因此他就用支援背景把马克思的原著文本、把马克思学说的成因、建构和构 成本身遮蔽起来。作者声称：“今天我们提出‘回到马克思’，绝不是要寻求和凝固化 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本真教义，而恰恰是要造就一个开放文本的新的期待视野。”[12](P 8)看来作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遮蔽是有他的理论根据的，然而这决不是回到马克思。既然 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回到马克思，那么就必须明确，回到马克思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的 原著文本，必须回到历史上的那个马克思。对于回到马克思来说，马克思的文本是封闭 的，它是马克思已经写就的历史事实。张一兵先生在“回到马克思”的题目下却离开原 著文本而一味寻求文本的开放性，显然把自己置于一种无法克服的两难境地。为了兑现 “开放”，他只有牺牲“回到”。于是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们没有看到对于马 克思原著文本的应有尊重，没有看到是如何回到马克思的，相反我们在其序中却发现作 者是要重新“发现”马克思。[12](P6)他也许是要在“回到马克思”的旗帜下完成“发 现”马克思的任务。但是发现马克思也必须依据马克思的原著文本，必须是对原著文本 的重新发现。而《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对待马克思的原著文本却采取相对主义甚至虚无 主义态度，书中在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的时候随意取舍、任意遮蔽甚至肆意杜撰。我们 即使认可作者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完成的是“发现”马克思的任务，但是因为他对 马克思原著文本的如此“开放”、遮蔽和虚构，他所发现的也不是马克思，甚至根本就 不是对马克思文本的发现。我们甚至发现，《回到马克思》已经把马克思“溶解”在解 构主义的旋涡中。例如书中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过程及其在科学上的合法性，而 把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学科方法论作为社会唯物主义嫁接其上，最终断言马克思在哲学 上的“理论制高点”竟然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所谓“历史现象学”。[ 12](P8)这恐怕连马克思本人也难于弄懂这个莫名其妙的重构。
被认为是在“向马克思致敬”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先生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 是解构马克思的范本，这本书原本是在有人企图一棒子将马克思打死的时候，出于解构 主义的理论视野而把似乎已经被打死的马克思主义大解八块，并把这样解构了的马克思 学说中的某些理论成分挑拣到自己的百宝囊中。解构主义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甚 至不承认文本作者的主体意识。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构成一种所谓“幽灵”，以 这种孤魂野鬼式的“幽灵”解构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殊不知马克思的“幽灵”恰恰就 是马克思的不在场。既然“幽灵论”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复数”(思想的碎片)，那么 在它那里马克思就不是一个整体，而一旦不是整体，也就不是马克思。当张一兵先生写 作《回到马克思》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看到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但是以现代学 识见长的张先生是否受到解构主义方法的深刻影响，并拿它来用在“回到马克思”题目 下的文本解读上了呢?读过《回到马克思》之后对此做出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解构马 克思也许表现了一种理论勇气，但为什么还要打着“回到马克思”的旗帜?
既然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片面性解读马克思学说的倾向，那么提出“整体马克思”的 解读原则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既然理论界早就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那 么就应该明确：“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整体”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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