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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时，特别是当这种变化涉及到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及其相互关系的时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便会出现怎样认识社会民主党的问题，而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多次大幅度的反复。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它的认识没有客观、全面、正确地反映它的实际情况。用一种分层次的认识方法来分析西方社会民主党，或许是可取的。
第一个层次，西方社会民主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在关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根本问题的看法上，它和共产党的区别在哪里？
1975年5月25日，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和副主席克赖斯基、帕尔梅在维也纳交换意见的时候，克赖斯基援引弗里茨·塔尔诺1931年在来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讲话指出：“这篇载入史册的讲话”，“虽然受到所有左派的极力反对，但是它因此也是切中要害的”；帕尔梅则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会党人确实是与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这样，拯救工业社会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所以“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现在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
从这个层次上来看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主张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它同共产党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共产党是一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140多年以后，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重申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正因为在根本性质上有这种区别，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和共产党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仅仅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民主党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一会儿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一会儿又由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就可以窥见一斑。
西方社会民主党为什么要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中，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实际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在二战以前，它认为自己同共产党的分歧，至少在纲领上还只是表现在达到同一个社会主义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两种不同方法和手段的分歧，而在二战以后，它认为这种分歧已经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分歧了。他们所主张的是“民主牌”的社会主义，同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专政牌”社会主义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就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改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那么，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为什么又要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呢？
这又一次颠倒的出现，是因为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逃避在苏东剧变中已经被资产阶级搞臭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就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它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相比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曾经企图使工党彻底“非社会党化”，把“社会主义”改名为“关于社会的主义”，只是因为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强烈抵制，才未能如愿。
然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这样一再颠来倒去的事实，却并不意味着它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观上的分歧，只是概念上、侧重点上的分歧，而是隐含着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看法上的根本分歧。社会民主党原来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又进而认为，不应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再视为制度、视为反映历史规律的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显然，这是决定社会民主党性质的一个层次，这个层次上的问题和局限是不容抹杀、混淆和颠倒的。
第二个层次，是西方社会民主党所主张和采取的一些具体理论、政策的层次。例如，它主张和实行对资本主义经济搞民主监督，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或工业民主去补充议会民主，主张和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后来的“第三条道路”所主张的以“社会投资国家”去取代社会福利国家等等。
应当说，在这个层次上，西方社会民主党所主张和实行的理论和政策，虽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但它在发展经济、改善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等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又是无可否认的。过去，在把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看来，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凡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乃至不同的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应该摒弃的。但是，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来，这种传统观念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逐渐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代替。既然为了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我们对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那么，对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中所包含的文明成果，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大胆吸收和借鉴呢？
这里且以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思路为例来做一些辩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提高西方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保障西方社会的稳定发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它的一系列弊端：一是福利开支日益增长到国家难以继续负担的程度，造成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二是增加了产品成本，减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三是削弱了一部分人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又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享乐性失业”意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继续维持社会福利国家原来的方案，显然已经不行了。用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只讲效率、不讲公平，把社会福利制度一刀砍掉的办法，意味着倒退，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使社会不稳定，同样行不通。于是，“第三条道路”就提出了它的一系列的改革设想。其主要之点，一是提出“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它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把富人的钱拿过来给穷人的做法，是“凭空损失”和“凭空得到”，客观上造成快牛遭鞭打、慢牛吃好草的新的不公正，会削弱社会发展动力；二是认为社会福利制度过去搞的增收累进所得税以实现社会平等的做法，造成了超支和入不敷出，而主张控制税收、减税，以改善投资环境，形成经济良性增长，促进社会公正；三是主张革新传统的平等观，从社会福利制度过去搞的那种“后发性结果平等”，转变为“关注先发性机会平等”，用风险忧患意识的积极面去改变四平八稳保险意识的消极面，从依靠国家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物质财富的再分配，转变为通过社会教育投资，提高个人的责任感和劳动技能，增加个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个人机会，实行“可能性再分配”、开发个人潜能，把过去的被动的恩惠性福利，改变为主动的进取性福利，把生活福利改变为“工作福利”，把社会福利国家改变为“社会投资国家”。
十分明显，尽管总的来说，“第三条道路”比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更靠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但它针对社会福利国家的弊端所提出的这一改革思路，却包含有一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且由于它所力图解决的保持效率与公平的一定均衡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而又显然包含有某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属于可资吸取和借鉴之列。应当说，对于西方社会民主党这个层次上的问题也不应加以忽视和抹杀，而应该给予恰当的分析和评价。
西方社会民主党以上两个层次上的问题虽然相互联结着，但又毕竟相互区别着，属于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他们区别开来，分别给予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定，这样才能对社会民主党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看法，采取比较正确的政策。反之，要是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淆起来，就会导致错误的认识和有害的行动。在这方面，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而否定其一切，乃至把它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看作是主要敌人，这是共产国际在二战前夕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反之，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包含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成分而用它去混同乃至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搞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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