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影视明星男性气质的媒介建构——对张涵予、孙红雷、黄渤媒介形象的文化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中国大陆论文,气质论文,男性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利用文本分析符号学方法和案例研究法，探讨中国大陆明星男性气质呈现何种特点，以及男性气质如何在不同媒介中得以建构的问题。本文选取中国大陆三位男性明星进行案例分析：张涵予（1963—）、孙红雷（1970—）和黄渤（1974—）。选择原因基于以下三点考虑：首先是影响力和典型性，他们是中年男性演员中非常具有观众吸引力和票房号召力的明星，目前都处于事业成熟期；其次是成名时间，他们在中国大陆影视产业开始发育，影视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的语境中成为明星；第三是明星形象有显著的差异，分别展示了不同维度的男性气质。
一、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一）明星符号的互文本性
戴尔（Richard Dyer）将明星分为三个篇章：明星作为社会现象，明星作为形象，明星作为符号[1]。戴尔使用“社会符号学方法”[2]研究明星，他认为明星的存在乃是一种“被建构的个体”（constructed personage），明星是被媒介化了的现象。戴尔提出“明星形象”这个概念，它由媒介文本——促销、宣传、影片、影评和评论等一起组合建构。美籍华人学者张英进和澳大利亚学者胡敏娜（Mary Farquhar）主编的《华语电影明星》（Chinese Film Stars）中集结了15篇论文，分析了阮玲玉、黎莉莉、赵丹、张瑞芳、周润发等15位明星的形象特质和表演风格，对各个影星分别作了“性别、身份、表演和政治等方面的研究”[3]。
国外学者还对明星个案进行了若干分析，如戴尔在《明星》中对简·方达（Jane Fonda）的特定形象所作分析表明：明星形象是复合的总体（complex totality），它具有按年代排列的维度，它总是一个被建构的多义性概念（a concept of a structured polysemy）。[4]里昂·汉特（Leon Hunt）的《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一书则以功夫明星为主线，回顾上世纪华语功夫电影的演变，探讨其对于通俗文化的影响。书中第二章对“少林寺电影”的研究中作者写到张彻少林电影中的“英雄主义”男性气质，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电影文本男性气质的历史资料。[5]相关的研究还包括雷切尔·莫斯里（Rachel Moseley）对奥黛丽·赫本女性气质的研究，“赫本造型”和“母亲式女性”的形象建构使其成为女性偶像。[6]
（二）被建构的男性气质与多维的男性气质
Terman和Miles从遗传学和生物学角度研究男性气质（Masculinity），认为它倾向于好斗、竞争、暴力、进取，这种观点认为男性气质与生俱来，只具有单一维度。[7]随着时代的发展，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是“性别角色理论”，研究者Branno[8]强调“社会塑造男性或者女性，使他们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吻合”。Branno还认为：男性气质应该是面对压力时保持韧性、有信心；在事业上期望成功和追求地位、自力更生；不表现出任何女子气质的行为，具有攻击性；喜欢冒险。[9]这种理论预设的前提是个人的生理性别决定了社会性别，从而决定了气质、心理、态度，以及行为。
康奈尔（Connell）认为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定义的策略主要有四种：本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规范性的以及符号学的。[10]康奈尔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建构论的，他认为“男性气质不是一种孤立的稳定客体而是社会大结构中的一部分”。[11]这种理论认为：男性气质是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灵活建构的结果；男性气质的形成呈现多维度的特点，不同文化背景、种族、阶级、构建多元男性气质；男性气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支配型（hegemony）、从属型（subordination）、共谋型（complicity）、边缘型（marginalization）。[12]
二、对张涵予、孙红雷、黄渤男性气质媒介建构的案例分析
如前所述，当我们把影视明星视为研究对象，事实上也意味着将其视为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交杂多种复杂元素：电影明星及其扮演的角色；各种媒介（比如电视、报刊、网络、广告等）以及各种公共空间（比如电影节和各种秀场）中的明星形象。
（一）影视文本：多维度男性气质建构中心
明星男性气质的建构发端于影视作品中角色本身的魅力，以及媒介互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这些综合起来形成了“媒介间形象场域”。明星形象依附具体影视角色而诞生，并以此开始延展。本文对文本形象的选取标准一是通过口碑传播得到观众认可的形象，二是获得大奖殊荣得到专家认可的形象。这些特定形象是男性气质的重要建构维度。
1.张涵予：从共谋型到支配型男性气质
2007年之前，张涵予饰演的角色大都是京城小人物，语流快速而稠密，语态上充满王朔式的戏谑、反讽和对权威的嘲弄，人物着装以休闲生活化为主（除年代戏、军人戏以外），发型是比较传统的分头，气质上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玩世不恭的一面。这种跨度达6年之久的角色延续，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特定形象的认知自觉，在一定范围内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张涵予这一系列角色的气质与当时王朔小说和冯小刚电影形成了呼应，成为了一种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文化潮流。这一时期，张涵予曾在冯小刚的系列贺岁电影中出演无名配角，亦属京派调侃风格。按照康奈尔对四种男性气质的划分，此时张涵予塑造的形象属于共谋型（complicity）男性气质，他不完全具有领导支配的能力，但由于依附于男性集团这个霸权群体而获得了社会地位。比如，在《梦开始的地方》中宋建军是男一号宋京生的弟弟，《贻笑大方》中蒋力是作家费小弟的好哥儿们，《居家男人》中假装罹患绝症的陈大力住在前妻家里，他的“利益”都是从女性对男性的整体依附中得到的，同时他又因自己非强势领导者而免除了责任。
张涵予塑造的形象以《集结号》（2007）一片为分水岭：第一体现在人物职业特征上，第二体现在气质特征上。张涵予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北京侃爷，转向了霸气硬汉的男性气质。
张涵予从此成为了拥有铮铮铁骨的中年硬汉代言人。《身份的证明》里的毛卫宁和《最后的99天》里的肖昆都是“谷子地”式的人物，是一个经典形象在电视上的“复现”。《风声》中威武不屈的吴志国，《鸿门宴》中扭转局势的张良，《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都把此种类型男性气质发挥到了极致。张涵予这一形象建构成为了“理想”中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典范，他的身份是“党员”、“军人”、“头领”，他的标签是“重任在肩、内敛成熟、硬冷霸气、低调执着”，张涵予所建构的支配型（hegemony）男性气质在影视文本的互文参照中被进一步强化了。
支配型男性气质又可以称为霸权型男性气质，这是一种典型的男权主义气质，凭借男性集团在社会中的强势（统治）地位，支配型气质的男人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张涵予不再像传统硬汉李小龙、李连杰一样利用身体资本获得支配地位，也不再作为符号资源象征性反抗西方霸权对近代中国的凌辱，而是通过执性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通过突破极限和超越自身来征服观众。张涵予的这种男性气质一方面暗合了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道德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也具备了商业类型片中硬汉型男的特点。所以他同时具有了主流与商业两个标签，成为电影市场中被资本和意识形态同时认可的极具号召力的演员。
2.孙红雷：边缘型男性气质及其变奏机制
在前期的几部作品中，孙红雷贯穿以“黑帮分子”的角色。尽管《永不瞑目》里1700多场戏，他只出演了67场；[13]尽管《像雾像雨又像风》中阿莱并不是男一号，仍是打手的形象，但他却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男性观众喜欢孙红雷的深层原因是其释放了男性内在暴力欲望，满足了男性驰骋黑道江湖的遐想。女性观众喜欢孙红雷的深层原因则是：一方面他可以用暴力保护代表弱势者的女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重情，甚至为了女性而放弃生命。无论是早期电视剧《征服》里的梅子还是最近上映的电影《边境风云》中的小安都体现了对孙红雷饰演角色的无限依恋（虽然这种角色在大陆影视作品中最后的命运都是死亡）。另外，孙红雷塑造的角色虽然是“反面人物”，但并不猥琐，而是坦坦荡荡、敢爱敢恨、忠诚可靠——不论是建军的忠心侍主还是刘华强的照顾随从，这也是为何观众会对这个人物产生同情和喜爱。孙红雷的明星形象最大的魅力来自于其男性气质的悖反性：既极端暴力，又重情重义。这一时期孙红雷在影视文本中所建构的男性气质偏向于边缘型（marginalization），因为这些形象一方面属于社会中被压抑被打击的一群人（黑帮分子、黑社会商人），另一方面又有极其刚烈的性格，极其雄厚的资本（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
刘藩把明星制运作系统拆解为：造星机制、维护机制、变奏机制、转型机制[14]。其中，变奏机制是指在明星核心形象之外的表演尝试，这种尝试有一定风险性，但是在可控范围之内，能够使明星形象更加多维。孙红雷的男性气质比较特殊，他既具有不可思议的杀气和匪气，又有一种无法阻挡的绅士气质和时尚味道。所以这一时期，他出演的影片元素和类型更加多元化：喜剧、西部、冒险、爱情等。以顾小白（《男人帮》）为代表的形象男性气质偏向于敏感细腻、文艺不羁的中性化气质，符合当今流行的中性风潮。
3.黄渤：从属型男性气质与草根代言人
从属型（subordination）男性气质是整个男性集团中处于弱势和被统治地位的群体所具有的一种气质，社会地位较低者、财富拥有量较少者、性取向为同性恋者属于这个群体。黄渤塑造的一系列形象都属于这个群体：民工、混混、村民、兽医等；形象典型的性格是油嘴滑舌、胆小势利、愚昧狡黠、坑蒙拐骗。黄渤对人物的把握既把一个小人物生存智慧演绎了出来，也把他们内心的善良淳朴耿直展现了出来。从属型男性气质让黄渤得到的标签是：草根谐星，痞子专业户等。[15]
黄渤的电影之路起步于管虎的《上车，走吧》，成名于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他的名字是与“第六代导演”管虎和宁浩联系在一起的。管虎发掘的是黄渤身上质朴真实、荒诞不羁的气质；宁浩则让黄渤善良耿直、简单幽默的气质充分释放。最了解黄渤的导演成就了他，宁浩的《疯狂的石头》让全国观众记住了“黑皮”，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新人奖提名。管虎拍摄于2009年的《斗牛》让黄渤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在管虎指导的电视剧《民工》中，黄渤初露锋芒，但是饰演这种男性气质的人物无法让黄渤大获成功，因为形象虽然真实，但是过时，没有符合更广大受众的心理。他的成功始于《疯狂的石头》中的黑皮，戏份不多角色不重，之所以能够成功，因为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种草根气质，符合当今中国的草根娱乐精神与互联网时代的后现代文化。
草根大多出生于贫寒之家，收入不高，气质上害羞又自作多情，自卑又自以为是，虚荣又故作清高，渴望成功又缺乏行动力，懦弱而又善良。总体来说，气质上充满矛盾。黄渤在塑造人物时惯用青岛方言既具有亲切感，又与精英文化不符，也是草根重要标志之一。
庞大的草根族群是现时代的症候之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底层民众获取成功需要付出更大的艰辛。草根文化是一场话语的“狂欢”，[16]草根们加入这场盛大的狂欢节，形成一个“想象的草根共同体”。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工作，但是在融入话语狂欢节后成为一个整体，用自嘲宣泄压力，变相对抗着社会的不公。草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解构文化，背后透着无限的失落与悲凉。草根身上有阿Q精神，但是不像阿Q一样意淫，比之理性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草根身上有葛优在冯小刚贺岁电影中的那种自嘲与调侃，但是比之更添几分无奈迷茫和颓废失意。几种对立的气质组合在黄渤身上，人物形象塑造极有张力，黄渤成为质朴的“草根代言人”。
在黄渤出演的电影中，《斗牛》中的牛二与《杀生》中的牛结实是其“草根不死，气质不灭”的一个写照，也是更具有后现代意味和批判精神的人物形象。牛二有中国农民身上的悖反气质：贪生怕死却又承担责任，愚昧无知却又精明狡诈，从个体来看是一个喜感很强的人物，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又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达到了一种喜剧的悲剧效果。牛结实更加具有符号性的隐喻色彩，象征着中华民族基因中某些特立独行、自由不羁的气质，他是破坏规矩和传统的异类，人物有一种特别的荒诞感。
（二）大众媒体：传媒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合谋
范倍（2008）认为：“我们不能把明星仅仅理解为影片文本中的种种人物形象，而是必须置入社会变迁和流动的特别情境中才有可能对其名声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较深刻的考察。”17]不同媒介对明星影视作品中的特定形象进行修饰和补充，本文对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和互联网对张孙黄三人男性气质的建构进行了分析。
1.张涵予：以霸气硬汉为基点的气质延伸
明星男性气质的识别有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广告商的眼光，他们将明星符号作吸引力法宝，售卖其男性气质。张涵予代言的广告包括具有典型男性气质的摩托车、汽车和啤酒等产品，其广告诉求围绕霸气硬汉形象对男性消费者的吸引力。
在“嘉陵摩托”的广告片中，张涵予率领众车手翻山越岭，表现蒙太奇穿插，独狼的音画交错。最后张涵予独白：嘉陵独狼，做到更强。而在汉斯啤酒的广告中，张涵予率众征服奇崛险峻大山，同时配画外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狼，那是挑战的勇气，那是执着的行动，那是激情的分享。”广告结尾配独狼山巅长啸音画，并出画外音：汉斯啤酒，释放你心中的狼。这两则广告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狼。狼是凶猛执着合作忠诚的表征，它是张涵予与品牌意涵的契合点。
在“奔驰GLK”广告中，张涵予送林志玲参加一个豪华聚会，接过林志玲手上的礼物后开车穿山越岭一路驰骋，使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展示林志玲接受记者采访关于心中理想男性的问题，林志玲回答：成熟、勇敢、有掌控力、信守承诺，同时出现张涵予的面部特写与车身的局部特写。张涵予此时己将林志玲交付的礼物送至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通电话时只坚定吐出三个字：送到了。这种理想男性的质量实际上契合了谷子地的形象，尤其是最后一点：信守承诺，正是谷子地身上最耀眼的地方。同时张涵予的形象在广告中进一步理想化，包括成熟、勇敢和有掌控力，同时暗含了“这种男人才能征服林志玲这种耀眼女神”的潜台词。
2.孙红雷：摆脱“边缘型”男性气质
孙红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断强调他的“真实”性格与影视作品中不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他：“你说你以前一直把知识分子的成分隐藏在内心，为什么？”孙红雷则回答：没人愿意知道对面的这个所谓硬汉内心到底什么样，我内心向往干净，每天泡在“泥潭”里，有时得去中戏校园里坐一坐，洗一洗[18]。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愿意和娱乐圈同流合污，非常喜欢思考很多人生大问题，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希望有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孙红雷在接受央视《小崔说事》采访时将父亲邀请至现场，对父亲的孝顺溢于言表。
孙红雷拍摄《时尚先生》等时尚杂志的写真时，一般身着各色各样材质的西服，不系领带，喜用各式围巾搭配，发型为有美人尖的短发，佩戴不同款式眼镜淡化自己凶狠的气质。当然偶尔也会杀气十足地出现在杂志封面，往往是为了配合影片宣传，强化不需要再强化的固有气质。
电视剧《男人帮》讲述的是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孙红雷所扮演的顾小白与以往形象差距很大，性格有些神经质，文艺气质十足，甚至有些中性化特征。因为这部电视剧的收视主力为都市白领，与电商“京东商城”网购主力消费群体吻合。在以顾小白为主角的京东商城系列广告中，孙红雷继续按照片中人物的性格气质演绎。他扮演的顾小白客串在京东商城的广告中，推销流行服饰、生活用品，说着俏皮的段子给人们讲解时尚（fashion）的概念：“不想out，教你一个词：fashion。男人帮全剧潮服在京东商城都能找到，便宜你了。”孙红雷所代言的另一个品牌七匹狼男装广告宣传语是：“男人不止一面。”广告商同样看中孙红雷在流氓和绅士之间游走，亦正亦邪的男性气质。
3.黄渤：草根男性气质的“边缘——中心”逆袭
在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和互联网采访中，黄渤都保持影视作品中的“草根”形象，幽默随和，自嘲低调。虽然他扮演的都是小人物，但是却成就了一个明星演员。所以，很多媒体以这样的题目报导黄渤：《黄渤故事：小人物的电影江湖》、《金马影帝黄渤的软坚持》、《黄渤：中国草根人物代言人》。[9]在电视采访中，他几乎能够应对和化解所有刁钻的问题，思维敏捷且易于和访谈者沟通。
黄渤为《时尚先生》等杂志所拍摄的写真中，他的发长差别极大，发色各异，表情变化多端，几乎不穿正装，即使穿正装也是搞怪造型：领带随便一搭，脖子一歪，眼睛一挤。
黄渤所代言的广告与草根一族密切相关，比如网络游戏《伏魔者》。在同名微电影中，他扮演了一个“骨灰级”游戏玩家，每天沉迷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在杀完十亿“怪”之后一位神秘人降临，可以帮他实现一个愿望。网游是“草根宅男”的首选娱乐方式，快餐、网游、御宅、动漫、GIFT（Google、Iphone、Facebook、Twitter）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商业资本敏锐嗅到黄渤的气质与后现代族群的关联性，从而选择了他。
黄渤在做演员之前，曾是一名歌手。他成名后发行单曲《临时演员》，一方面暗指他的职业身份，另一方面也与他在剧中小人物的定位发生关联，正是黄渤草根气质的戏外写照，形成“明星形象照进现实”的奇特景观。临时演员的内心卑微，透着心酸无奈，但是又流露出不灭的梦想和软坚持。黄渤身上承载的草根一族的梦想是“逆袭”。实际上，经由大众媒介建构的这些气质特征已经构成了后现代语境中草根由边缘到中心的逆袭。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媒介对三位明星的访谈与报导不涉及明星政治倾向的话题，甚至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话题也极少，这一点与国外以及港台地区男明星是不同的，比如好莱坞影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政治态度和公共事务是其明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体热衷追踪报导的话题，再如中国香港明星成龙和黄秋生等人对政治和公共事业的态度。但中国大陆明星的政治取向是缺席的，无法有效构成其男性气质的组成部分。
（三）自媒体：公众形象与私人形象的合一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人格—互动—社会”纳入理论框架分析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他的拟剧理论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使表演取得良好效果，其研究重点在于“互动”，并发展了“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两个概念。微博是拟人际交往平台，它将私人形象转换为社会形象。[20]
本文整理了张孙黄三位明星在新浪微博上发布内容的归类，内容截至2013年9月1日，分为八个类属，如表4所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分类之间互有交叉，所以微博总数不是上述分类的累加，而是目前发布微博的总数量。
张涵予的微博总量很少，内容分类中最高的类别是“粉丝互动”（占50%以上），说明其目的是与粉丝增进交流，洞悉了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关键的“互动”环节。在心情感悟和娱乐休闲方面，张涵予的微博没有给予过多展示，他并不愿将自己零散的心情展示出来，也不愿用幽默娱乐的方式吸引粉丝。他发布的原创性内容中有较高比例的图片，都是墨镜短发坚毅硬汉型人物照片。
孙红雷则乐意把个人生活中的细节点滴与粉丝分享，“私人生活”这一项占了50%以上，经常发布生活感悟和心灵鸡汤式的微博内容。孙红雷微博内容还有一个特点：喜欢使用网络表情，因为网络图释通常代表感性的体态语和动作，而孙红雷常常连用三个笑脸、微风、亲吻或者猪头这样的图释抒发感情，加强拟人际交流的“互动感”。这进一步中和了孙红雷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粉丝看到的更多是一个有温度有思想的孙红雷。
黄渤的微博内容数量一千多条，各种类别占比相对平均。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占4%，集中在救助患病网友、寻找失踪儿童和收留动物等人道主义关怀方面，对于公共舆论中的热点亦采取回避态度。他与好友的互动非常频繁，如同面对面的交谈一样非常自然。他在各种影视作品和话剧的推介宣传上不遗余力，又非常得体。黄渤自媒体的形象塑造出幽默滑稽自嘲平和的形象。
三位明星在自媒体上的互动，实现了社会形象与私人形象的合一，粉丝被集体催眠接受统一的明星形象。在微博平台上，三位明星对公共事务很少给予关注，分别只占发帖总数的2%、1%和4%，这说明他们很谨慎地回避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讨论。虽然政治意识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素质，微博与其它SNS相比公共空间属性质尤为突出，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对明星形象建构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却避开公共话题，仅限于满足粉丝对其男性气质的幻想和私人生活的好奇。
影视文本中的角色，以及媒介互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综合形成了明星的“媒介间形象场域”。支配型、从属型、边缘型和共谋型在三位明星身上都有体现，在不同时期（成型期、定型期、转型期）明星有不同的男性气质建构要求。
中国大陆男性明星基本不表现出自身政治倾向和对当下公共事务的态度，男性气质中这一环节是缺失的，男明星表现为去政治化的明星，以不破坏男性气质为前提，扩展性不强。
按照布迪厄的看法，场域（Field）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媒介间形象场域”各方应该处于博弈状态中。但是大陆媒介各个话语场之间的博弈机制不强，大众媒体倾向于顺从和维护明星形象，这里体现了商业资本、意识形态以及大众文化之间的合谋。在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互动过程中明星的男性气质深入到观众的意识中，模糊了社会形象与私人形象中的差异性，明星男性气质立体建构得以完成。
粉丝将“明星”视为理想化人格的表征、完美的自我，或者宣泄“本我”的途径，体现“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维度。作为明星男性气质的消费者，粉丝对于明星男性气质的建构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种亚族群不断涌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有现代与后现代的多种色彩，三位明星的男性气质建构在这一过程中成型。明星是消费社会情境下的微缩景观，反映了时代的审美取向和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