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丰[1]2002年在《药效相关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效应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人群中DNA存在多态性，与药物反应相关的基因多态性可能产生药物效应的个体差异，例如药物代谢酶、药物作用受体以及其它一些与疾病相关基因等。传统的药动学、药动-药效学等有时并不能解释目前一些临床现象，即个体间体液药物浓度没有差异，而药物效应却相差甚远。本课题的目的是通过对药效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效应的关系的研究，对传统的个体化给药设计理论作一补充。为此，我们选择了两种常见病——高血压、哮喘，对其药物效应与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及β2肾上腺素受体的基因多态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基因多态性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的抗高血压效果血管紧张素Ⅱ1型（AT1）受体存在多态性，其中尤其以A1166→C的多态性可能与原发性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肌肥大等疾病相关，但目前对此多态性是否与AT1受体拮抗剂的抗高血压效果的影响未知。本试验共选择了本院心内科住院轻中度高血压病人58例，每日给予缬沙坦胶囊80mg。第4天给药前抽取静脉血以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浆中缬沙坦稳态谷浓度，以排除血药浓度对药物效应的影响。试验第7日测量血压观察药物降压效应。以PCR-RFLP方法对高血压病人的AT1受体进行基因分型，1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高血压患者血浆缬沙坦稳态谷浓度我们建立了一种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以测定高血压患者的血浆缬沙坦稳态谷浓度。缬沙坦保留时间为12.5min，分离良好；标准曲线在5.9~2360ng/ml范围内呈线性；日间RSD为2.83%~7.07%，日内RSD为1.57%~8.41%，回收率为105.26%±4.64%。高血压患者53例，每日口服缬沙坦胶囊80mg，其中AA纯合子型高血压患者43例、AC杂合子型患者10例，于给药第4天测定其稳态谷浓度。①AA纯合子型高血压病例的血浆缬沙坦谷浓度为155.63±81.12ng/ml；AC杂合子型高血压病例的血浆缬沙坦谷浓度则为164.70±91.16ng/ml。t=0.7570，P＞0.05，即两基因型组间血浆缬沙坦谷浓度没有显着的统计学差异；②年龄对缬沙坦的代谢影响显着，平均年龄为69.8±6.1岁的老年人群的血浆缬沙坦浓度为<WP=5>178.38±92.22ng/ml，而47.5±8.1岁的中青年患者血浆缬沙坦浓度为139.93±71.64ng/ml，t=1.708，p＜0.05。2AT1受体基因多态性对AT1受体拮抗剂抗高血压效果的影响取高血压患者静脉血，用经改良的酚/氯仿抽提法提取基因组DNA，采用PCR-RFLP法对受试者基因分型，PCR扩增产物经限制性内切酶DdeⅠ消化，用3%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58名高血压患者中AA纯合子型48例（82.8%），AC杂合子型10例（17.2%），未发现CC纯合子型；A等位基因频率为91.4%，C等位基因频率为8.6%。对其中27位高血压患者的AT1基因型与缬沙坦的抗高血压疗效进行分析：22例AA纯合子型患者中，15例有效，7例无效，有效率为68.2%；5例AC杂合子型患者中，3例有效，2例无效，有效率为60%，基因型间缬沙坦的抗高血压有效率没有达到统计学差异。试验期间AA纯合子型收缩压、舒张压、脉压下降值分别为：2.85±2.50kPa、1.77±1.58 kPa、1.04±2.28 kPa；AC杂合子型的下降值则分别为4.52±4.37 kPa、2.31±2.26 kPa、2.21±2.83 kPa，两组间的血压下降值差异也未达到统计学水平。缬沙坦为一有效的抗高血压药物，68%的高血压患者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即能有效的控制血压。AT1受体存在基因多态性，但这并非为部分高血压患者用AT1受体拮抗剂时，血压不能得到很好控制的主要因素。第二部分 β2-肾上腺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β2-受体激动剂的抗哮喘作用研究β2-肾上腺素受体（β2-AR）的调控域和编码域均存在多态性，其中以受体氨基端16、27位的多态性较为常见。体内外的研究显示，这些多态性的存在可能与哮喘的表型及β2-AR激动剂的效应相关，而且多态性的分布在不同的人种中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的目的即为调查β2-AR氨基端16、27位多态性在中国哮喘、非哮喘人群中的分布，并初步研究β2-AR16、27位多态性对β2-AR激动剂——福莫特罗抗哮喘效应的影响。<WP=6>1 β2-AR氨基端16、27位多态性的确定及在中国哮喘、非哮喘人群中的分布用经改良的酚/氯仿抽提法提取血液样品中的基因组DNA， PCR-RFLP法对β2-AR氨基端16、27位多态性分型：基因组DNA经PCR扩增，产物分别经限制性内切酶NcoⅠ、BbvⅠ消化后，用12%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析。40例哮喘患者中，Arg16纯合子型14例（35%）、Gly16纯合子型6例（15%），Gly16/Arg16杂合子型20例（50%）；Arg16等位基因频率为60%，Gly16等位基因频率为40%。158例非哮喘血液样品中，Arg16纯合子型62例(39.2%)，Gly16纯合子型23例(14.6%)，Gly16/Arg16杂合子型73例(46.2%)；Arg16等位基因频率为62.3%，Gly16等位基因频率为37.7%。哮喘患者中，Gln27纯合子型34例（85%），Glu27纯合子型1例（2.5%），Gln27/Glu27杂合子型5例（12.5%）；非哮喘人群分别为：128例（81%），2例（1.3%）及28例（17.7%）。哮喘患者和正常人群的β2-AR氨基端16、27位等位基因频率相近，未达到统计学差异。而中国汉族人群与美国高加索人群β2-AR氨基端16、27位多态性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存在显着性差异（P＜0.01）。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
冀玮[2]2009年在《SLC22A1和SLC21A6遗传多态性对口服降糖药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糖尿病作为困扰人类身心健康的一类重大疾病,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2025年全世界将出现3.8亿名糖尿病患者。在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已达到2%,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经达到4000万人,患者总数已跻身世界第二位,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对于确诊的糖尿病患者,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降糖治疗。常见的降糖药物主要包括磺脲类降糖药、双胍类降糖药、噻唑烷二酮类降糖药、氯苯茴酸类降糖药和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降糖药。在上述各类降糖药物中,属于双胍类降糖药的二甲双胍(metformin)和属于氯苯茴酸类降糖药的瑞格列奈(repaglinide)是其中最为常用的两种,二甲双胍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口服降糖药,据统计,服用该药的糖尿病患者人数每年高达5800万,二甲双胍在长期的临床使用过程中,疗效和安全性都很好,而且价格便宜,又能帮助那些超重的2型糖尿病患者减轻重量,因此,糖尿病治疗指南将二甲双胍推荐为2型糖尿病治疗的一线用药。瑞格列奈为新型的短效口服促胰岛素分泌降糖药,通过促进胰腺β细胞的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水平,其作用机理是通过β细胞膜上的特定位点结合,关闭细胞膜上ATP依赖性钾通道,使β细胞去极化,导致其钙通道开放,钙的内流增加,从而促使胰岛素分泌。瑞格列奈可以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可灵活根据进餐时间和进餐次数调整药量,糖尿病患者的依从性较好,通过模仿生理性胰岛素的分泌,可以有规律地控制全日平均血糖水平,避免餐后高血糖和低血糖后反应性高血糖,对糖尿病的远期控制和减缓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病死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有积极的意义。在临床使用中,瑞格列奈和二甲双胍这两种药物往往被合用,几项大样本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结果均表明与各自单独使用相比,二者合用对控制血糖有协同作用。多项研究表明二甲双胍和瑞格列奈在临床使用中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药物代谢和药物反应的个体间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许多,包括性别、年龄、体重、疾病状况在内的多种因素都可导致其出现,但近20多年来的遗传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是遗传因素,即药物代谢酶、转运体和受体(药物作用靶点)的基因多态性导致了其编码蛋白的功能改变,进一步使血药浓度和药物敏感性显着不同。与药物代谢酶、药物受体的基因多态性相比,药物转运体的基因多态性是造成二甲双胍与瑞格列奈药物反应个体差异更重要的因素。在常见的影响药物处置的转运体中,负责二甲双胍体内转运的主要是有机阳离子转运体1(OCT1),负责瑞格列奈体内转运的主要是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1B1(OATP1B1,又名LST1,OATP-C,OATP2)。OCT1和OATP1B1均是分布于肝细胞基底膜上的转运蛋白,负责将药物由肝外转运至肝细胞内,其编码基因分别为SLC22A1和SLC21A6。SLC22A1和SLC21A6均具有遗传多态性,这些多态性往往导致其编码的转运体的功能出现异常,进而导致其对底物的转运作用发生改变。目前已知,SLC21A6的A388G点突变和T521C点突变分别导致蛋白第130位和174位氨基酸残基产生Asn→Asp和Val→Ala替代,形成~*1b(Asn130Asp),~*5(Val174Ala)和~*15单倍型(A388G and T521C,Asn130Asp and Val174Ala)叁种突变型,这几种遗传多态性对包括瑞格列奈在内的多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参数具有显着影响。针对SLC22A1的遗传药理学研究进行的相对较晚,近年来随着对大样本SLC22A1全基因测序,逐渐在亚洲人群中发现了一系列特异性的突变,其中C848T点突变、C859G点突变和C1022T点突变分别导致蛋白第283位、第287位和第341位的氨基酸残基发生Pro→Leu、Arg→Gly和Pro→Leu替代,形成的突变基因型可导致编码的OCT1的转运功能发生改变,这几个突变在中国人群中的发生频率及其在体的功能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已知药物转运体的遗传多态性除可以直接影响被转运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过程外,还可对经由药物转运体发生的药物相互作用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被转运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过程。连续剂量的利福平对OATP1B1具有诱导活性,与其底物瑞格列奈联合用药时可产生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相互作用,且这种相互作用与SLC21A6的基因型显着相关,瑞格列奈与利福平经OATP1B1诱导产生的药物相互作用已写入瑞格列奈的说明书,在临床上得到广泛重视。但另有研究表明利福平同时也是OATP1B1的转运底物,因此单剂量的利福平是否会通过与瑞格列奈竞争性结合OATP1B1发生抑制性的药物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与SLC21A6的基因型是否存在相关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福平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药物代谢酶和药物转运体的诱导剂,除了OATP1B1,还会对CYP2C9和MDR1等药物代谢酶和药物转运体产生诱导效应,进一步导致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目前在大鼠模型上的研究发现利福平对Oct1可产生诱导效应,因此在人体内利福平是否可以通过对OCT1产生诱导作用影响到其底物二甲双胍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过程,以及这种药物相互作用是否与SLC22A1的基因型显着相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课题主要进行了如下的一系列研究:在大样本人群中调查SLC22A1常见遗传多态性在中国健康人群中的分布特征;通过严格设计的临床实验,研究上述SLC22A1常见遗传多态性对二甲双胍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影响;通过严格设计的临床实验,研究连续剂量利福平对二甲双胍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影响及其与SLC22A1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通过严格设计的临床实验,研究单剂量利福平对瑞格列奈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影响及其与SLC21A6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通过进行上述研究,可为临床实施糖尿病的基因导向性个体化用药治疗提供指导。此外,进行上述研究和开展与此相关的糖尿病基因导向型个体化药物治疗均需对SLC22A1和SLC21A6等药物相关基因的基因型进行检测,目前对基因型进行检测的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有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PCR—RFLP法)、序列特异性PCR、手工或自动测序等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操作繁琐、检测周期长、无法做到高通量,而且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众多,不易控制,在科研和临床检测中均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基因芯片技术与这些技术相比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便于携带,防污染,分析过程高通量、高度自动化和速度快,所需样品和试剂少等诸多优点,但传统的SSOP芯片技术无法克服芯片检测时的非特异性杂交问题,基于此,本课题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旨在开发一种可对SLC22A1和SLC21A6等糖尿病药物治疗相关基因的基因型进行准确、快速和高通量检测的芯片试剂盒。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查明了中国健康人群SLC22A1的C848T、C859G和C1022T叁个基因突变的发生频率,C848T和C1022T的发生频率分别为0.8%与11.8%,C859G在中国健康人群中没有分布。2、SLC22A1的C848T和C1022T两种基因多态性均可显着影响到二甲双胍在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过程。3、连续剂量的利福平可对二甲双胍经由OCT1的转运产生诱导效应并进一步影响到其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过程,这一药物相互作用与SLC22A1 1022 C＞T的基因多态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4、单剂量利福平可对瑞格列奈经由OATP1B1的转运产生抑制效应并进一步影响到其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过程,这一药物相互作用与SLC21A6*5(SLC21A6 521T＞C)的基因多态性存在显着的相关性。5、建立了一种基于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的双探针基因突变芯片检测方法并开发了一种用于对SLC22A1和SLC21A6等糖尿病药物治疗相关基因进行基因分型的芯片试剂盒。综上所述,本课题首次查明了药物转运体OCT1的编码基因SLC22A1在中国健康人群中的常见基因突变的发生频率,并在人体水平进一步研究了这些基因突变对二甲双胍药代动力学过程和降糖效果的影响,首次在人体水平证实了多剂量利福平对药物转运体OCT1的诱导效应和单剂量利福平对药物转运体OATP1B1的抑制效应及其与SLC22A1和SLC21A6基因多态性的关系,首次建立了一种克服了目前基因检测领域若干常见问题的“基于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的双探针基因突变芯片检测方法”并开发出相应的用于糖尿病药物相关基因检测的试剂盒。本课题的上述成果为临床合理使用二甲双胍和瑞格列奈等降糖药物,避免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提供了实验依据、理论指导和实用的工具。
许力, 王升启[3]2006年在《药物基因组学的发展及其在个体化用药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药物基因组学是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基于功能基因组学与分子药理学的一门科学。它从基因水平研究基因序列的多态性与药物效应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基因及其突变体对不同个体药物作用效应差异的影响,并以此为平台指导药物开发及合理用药,为提高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避免不良反应,减少药物治疗费用和风险,实现个体化医疗提供有力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田丹丹[4]2012年在《UGT1A9多态性对丙泊酚靶控输注药效学及单次注射药动学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及目的丙泊酚(propofol)是一临床应用广泛的速效强效静脉麻醉镇静药物,其具有诸多优点：诱导迅速平稳、体内代谢速度快、停药后苏醒快、安全范围较大、不良反应少等,已经成为全球用量最大的成人临床麻醉和ICU镇静的静脉麻醉药。但文献报道其镇静效应及药代动力学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代谢酶等遗传因素的改变可以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及药效动力学,而镇静药物临床镇静效应的个体差异可能就是受其代谢酶基因多态性的影响。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UDP-glucuronosyl tansferase, UGTs)基因1A9多态性对良性乳腺肿块切除术女性患者停止靶控输注丙泊酚后,患者意识恢复期丙泊酚镇静效应个体差异的影响,以及对单次静脉注射丙泊酚后药代动力学的影响,为临床麻醉提供合理的用药方案,为实现以基因为导向的个体化用药提供实验依据。方法1.研究对象与分组选择150例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择期行良性乳腺肿块切除手术女性患者,ASA分级：I或Ⅱ级,年龄在20-50岁之间,体重指数范围(1±20%)。术前常规检查心、肝、肺、肾功能均无异常,排除标准：有吸烟史、酗酒史、精神病及癫痫病史、糖尿病、甲亢、内分泌功能紊乱、严重心血管系统疾病、肾脏病、肝脏病史、近期使用过肝药酶诱导剂或抑制剂、长期服用镇静催眠药物的患者。根据UGT1A9基因型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野生型纯合子、突变型杂合子和突变型纯合子叁组。此研究设计方案通过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患者了解本试验过程并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纳入该试验。2.麻醉方法2.1药效学部分本试验中纳入的所有患者均采用统一的静脉麻醉方法,丙泊酚应用靶控输注(TCI)给药模式,麻醉诱导：丙泊酚TCI血浆靶控浓度为3μg/ml,待患者意识消失后静脉注射瑞芬太尼和顺式阿曲库铵,置入喉罩并机械通气；麻醉维持：术中所有患者均以丙泊酚血浆靶控浓度3μg/ml,持续静脉输注瑞芬太尼和间断静脉注射顺式阿曲库铵；在手术结束前30min和5min分别停用顺式阿曲库铵和瑞芬太尼,手术结束即刻停止丙泊酚的靶控输注,同时静脉注射阿托品和新斯的明进行肌松药的拮抗,并对患者进行丙泊酚镇静效应的评估,待患者神志清醒并且自主呼吸恢复良好后拔除喉罩。2.2药动学部分所有患者采用统一的全凭静脉麻醉方法,麻醉诱导：30例患者于20s内恒速静脉推注丙泊酚2mg-kg-1、瑞芬太尼1.5μg·kg-1、顷阿曲库铵0.15μg·kg-1待患者意识消失并且肌肉松弛良好后,置入喉罩进行机械通气管理,维持患者的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在35-45mmHg范围内波动；麻醉维持：持续吸入1%～2%七氟烷,持续输注瑞芬太尼0.2～0.3μg·kg-1,依麻醉深浅随时调整维持麻醉药物剂量以确保所有患者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术毕及时停药和进行肌松药的拮抗。检测患者UGT1A9基因型,分别分为UGT1A91399C/C(野生型纯合子)I399C/T(突变型杂合子)1399T/T(突变型纯合子)；-1818T/T(野生型纯合子)-1818C/T(突变型杂合子)-1818C/C(突变型纯合子)；-1887T/T(野生型纯合子)-1887T/G(突变型杂合子)-1887G/G(突变型纯合子)。3.丙泊酚镇静效应的评价评估并记录停止靶控输注丙泊酚至患者警觉-镇静评分(OAA/S)达到4分的时间、效应室浓度和BIS值,患者意识恢复时(BIS>80)的时间和效应室浓度,以此作为评价停止丙泊酚靶控输注后意识恢复期患者镇静效应的指标。4.基因型检测术前采集患者静脉血样1ml,于一周内应用DNA提取试剂盒提取患者的基因组DNA,而后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及直接测序技术,对UGT1A9I399C>T、-1818T>C、-1887T>G多态性位点进行检测分析。5.血标本采集药效学部分,停止丙泊酚靶控输注后,于患者BIS升至80时经对侧肘静脉抽取血样3ml,药动学部分,于丙泊酚单次静脉注射后采集患者血样,采血时间分别为：1、3、5、10、15、30、45、60、90、120、240和360min经给药对侧肘静脉抽取血样3ml,EDTA抗凝后3000r/min离心10min,抽取上层血浆2ml保存在EP管内,冻存于-80℃冰箱待测,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法检测血浆中的丙泊酚浓度。本实验应用由中国药理学会专业委员会编制的DAS药动学软件处理丙泊酚血药浓度-时间数据,选择最佳房室模型,绘制曲线并求得药动学参数。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分析本研究的实验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以x2检验检测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是否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x2检验或Fisher's精确概率法检测不同种族间基因多态性的分布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多组间数据,采用LSD法用于各组间比较。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代谢酶不同基因型组间丙泊酚镇静效应的比较采用协方差分析。采用x2检验或Fisher's精确概率法比较各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采用直线相关分析来分析计量资料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直线相关与回归进行处理丙泊酚标准曲线回归方程,检验水准a=0.05。结果1.一般情况纳入本实验的各组患者的年龄、BMI、麻醉时间、手术时间、相关麻醉药品的使用量、术中失血量、输液量、肝肾功能等实验室检查结果等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乳腺良性肿块患者中UGT1A9等位基因频率在中国汉族乳腺手术患者UGT1A91399C>T、-18181>C、-18871>G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52.3%、41%和9.3%,其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其中,UGT1A91399C>T等位基因频率与文献报道的中国汉族(55.0%)无差异(P>o.05),但比日本人群(64.4%)低,比高加索人(38%)高,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UGT1A9-1818T>C、-18871>G等位基因频率与文献报道的中国汉族(47.6%和9.5%)无差异(P>o.05)。3.乳腺良性肿块患者丙泊酚TCI药效指标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意识恢复期丙泊酚的镇静效应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停止靶控输注丙泊酚至患者OAA/S达到4分的时间5(3,7)min相差18倍,效应室浓度102～209μg·ml-1(2.2±0.4μg·ml-1)相差2.5倍,BIS值51～80(69±7)相差1.9倍；患者BIS>80的时间8(6,11)min相差15倍,效应室浓度0.9-2.8μg·ml-1(1.9±0.4μg-ml-1)相差3.3倍。患者意识恢复期丙泊酚的各项镇静效应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呈现较大的个体差异。4.UGT1A9多态性对乳腺良性肿块患者丙泊酚镇静效应的影响所有患者根据UGT1A9I399C>T、-1818T>C、-1887T>G基因型检测结果分为野生纯合子组、突变杂合子组和突变纯合子组。一般情况比较各组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间患者肝肾功能等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停止靶控输注丙泊酚后患者意识恢复期各丙泊酚镇静效应指标在UGT1A9I399C>T、-1818T>C、-1887T>G各基因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患者的年龄、BMI和手术时间作为协变量对实验结果进行协方差分析后的结果表明丙泊酚镇静效应各基因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停止靶控输注丙泊酚后患者意识恢复期丙泊酚镇静效应指标,与UGT1A9I399C/C-1818C/T组比较,I399C/T-1818C/T组和I399C/T-1818T/T组患者OAAS达4分的时间较长,此时的效应室浓度较低、BIS升至80的时间较长,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浆丙泊酚浓度丙泊酚标准色谱图保留时间分别为11.1min和7.1min,此结果显示丙泊酚和内标完全分离,本研究中的丙泊酚检测浓度范围为0.05~25.6μg·mL-1,丙泊酚检测低限0.01μg·mL-1.所得标准曲线回归方程：Y=0.0185X+0.0089,相关系数：r=0.9989。采用0.1、1.6和25.6μg·ml-1叁种浓度检测丙泊酚回收率,其检测结果：101.21%、102.07%和99.98%,RSD均小于5%；日内精密度RSD为3.26%～11.00%及日间精密度为2.55%～8.00%。6.UGT1A9多态性对乳腺良性肿块患者丙泊酚单次注射药动学参数的影响应用DAS软件对各组血药浓度-时间数据进行曲线拟合和模型识别,根据拟合结果绘制的药-时曲线,均符合叁房室开放模型的特点。UGT1A91399C/C、 C/T、T/T各组患者的主要药动学参数为：T1/2α为(1.31±0.11vs1.28±0.11vs1.45±0.10) min、T1/2β为(29.88±3.00vs19.68±1.28vs21.59±l.18) min、T1/2γ为(209.65±31.45vs156.76±13.15vs215.85±20.36) min、为(111.38±3.71vs110.89±2.64vs108.45±3.28)μg·min-1·ml-1、CL为(0.0152±0.0004vs0.0151±0.0003vs0.0151±0.0005) ml·kg·min-1、Cmax为(8.71±0.62vs8.88±0.64vs8.52±0.83) μg·ml-1,叁组间比较药动学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UGT1A9-1818T/T、 T/C、C/C各组患者的主要药动学参数为：T1/2a为(1.35±0.12vs1.33±0.08vs1.43±0.16) min、T1/2β为(26.71±2.22vs21.84±1.64vs20.00±1.25) min、T1/2γ为(209.52±26.75vs184.98±16.93vs194.58±28.64)min、AUC0→t为(113.808±3.659vs107.342±2.641vs111.959±3.204)μg·min·ml-1、CL为(0.0146±0.0005vs0.155±0.0003vs0.015±0.0003) ml·kg-1·min-1、Cmax为(8.56±0.75vs8.68±0.71vs0.1046±0.0058) μg·ml-,叁组间比较药动学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UGT1A9-1887T/G、G/G组患者例数较少,所以合并为一组,与-1887T/T组比较,两组患者(T/T vs TG/GG)的主要药动学参数为：T1/2α为(1.16±0.22vs1.39±0.34) min、T1/2β为(24.65±8.62vs22.23±5.83) min、T1/2γ为(194.02±48.34vs192.78±71.90) mi、AUC0→t为(0.131±0.022vs0.146±0.021) μg·min·ml-1、CL为(0.0150±0.0012vs0.0151±0.0013)ml·kg-1·min-1、Cmax为(8.87±0.63vs8.66±0.74) μg·ml-,两组间比较药动学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实验结果显示UGT1A9代谢酶的多态性不是丙泊酚镇静效应及药动学个体差异的遗传因素,但表观遗传学及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的相互作用,以及样本量等因素均是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因此后期研究中增大样本量、在体外单细胞实验中研究代谢酶基因多态性对丙泊酚代谢的影响,以排除混杂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真正探究丙泊酚应用过程中产生个体差异的原因,实现以基因为导向的个体化麻醉。结论1.中国汉族良性乳腺肿块切除女性患者UGT1A9I399C>T、-1818T>C、-1887T>G等位基因的变异频率分别为52.3%(157/300)、41%(123/300)、9.3%(28/300)；2.静脉停止靶控输注丙泊酚后患者意识恢复期的镇静效应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UGT1A9I399C>T、-1818T>C、-1887T>G多态性对此镇静效应无显着影响,这些位点不是影响丙泊酚镇静效应的遗传标记物；3.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丙泊酚血浆浓度,方法简便准确、重现性好,适用丙泊酚血药浓度的检测；4.各组患者丙泊酚的药-时曲线均符合叁房室模型,单次静脉注射丙泊酚后,UGT1A9I399C>T、-1818T>C、-1887T>G多态性对丙泊酚的药动学无明显影响
刘志军[5]2015年在《复方丹参制剂对氟伐他汀临床群体药动学特征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背景:氟伐他汀(fluvastatin,FV)在体内主要由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1B1(OATP1B1)介导转运进入肝脏发挥调血脂疗效,OATP1B1的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影响FV在体内的药动学参数。本课题组前期离体研究表明,丹参素能诱导OATP1B1表达,但丹参制剂对FV的转运代谢的影响尚未见有文献报道。临床常用丹参制剂合并FV治疗高脂血症,其对FV在人体内的药动学参数影响亦未见文献报道。本研究旨在探究OATP1B1基因多态性和合并丹参制剂对FV在高脂血症患者体内的药动学参数的影响,而临床患者的病例数据较难收集,故采用群体药动学和遗传药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展开复方丹参制剂对FV临床群体药动学特征的影响研究。目的:通过多中心收集高脂血症患者口服口服40mg或80mg FV后的临床病例报告和血样标本等数据,应用NONMEM软件建立FV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并考察各影响因素对FV药动学参数影响的贡献大小,尝试为临床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提供理论支持。方法:1.建立高脂血症患者服用丹参制剂合并氟伐他汀临床试验方案,按方案收集高脂血症患者口服FV前、服药后第14天、第21天、第28天的血样标本和临床病例报告。2.建立LC-MS/MS方法检测FV血浆药物浓度;采用RFLP-PCR方法检测OATP1B1第3外显子388A>G、第5外显子521T>C位点基因突变情况。3.以FV血药浓度数据为基础,比较目标函数值(OBJ,objective function value)和模型拟合优度,选择最优的房室模型为结构模型。应用NONMEM程序建立氟伐他汀PPK基础模型,考察性别、年龄等45个因素对FV群体药动学的影响。基础模型中纳入协变量建立最终PPK模型,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方法抽样500次进行模型验证,并采用可视化预测检查(VPC)进一步评价氟伐他汀PPK模型拟合优度。4分析所筛选协变量对氟伐他汀群体药动学参数的影响。结果:1.2014年12月~2015年10月共收集52例服用FV高脂血症患者的52份CRF,164份血样标本,测到服药后血药浓度点为112个。52名高脂血症患者均为汉族,男女比率为23/29,平均年龄为61.86±9.06岁。2.本研究所建立的氟伐他汀LC-MS/MS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专属性,检测下限为0.5ng/m L。OATP1B1 388 A>G、OATP1B1 521T>C突变者有7、9名,分别占全部高脂血症患者的13.5%、17.3%。3.FV在高脂血症患者体内的群体药代动力学可用一房室模型描述,个体间变异符合乘法模型。筛选出合并丹参素给药、年龄、OATP1B1 388A>G、OATP1B1521T>C、4个因素对FV的PPK参数有显着影响。氟伐他汀的清除率和分布容积的群体典型值分别为0.116L/h和4.16×103L。自举法验证500次结果与模型预测值相符。4.合并使用丹参制剂后清除率上升22%、老年人(68.85±12.31岁)较年轻人(54.32±15.78)分布容积上升75%、OATP1B1 388A>G突变后清除率降低57%、OATP1B1 521T>C突变后分布容积下降49.5%。结论:1.本研究建立的氟伐他汀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稳定性好,可为临床合理使用氟伐他汀提供一定理论基础。2.合并丹参制剂可显着升高氟伐他汀清除率,可能与其诱导OTAP1B1表达有关。3.老年人较年轻人分布荣容积显着上升,可能与体内脂肪蓄积有关。4.OATP1B1 388A>G显着降低清除率、521T>C显着降低分布容积,可能与基因突变降低氟伐他汀的转运活性有关。
许林勇[6]2007年在《抗高血压药物临床试验疗效评价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生长模型在抗高血压药物临床试验疗效评价中的应用和抗高血压药物降压疗效与中国人群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基因(I/D)多态性的关系。研究方法:在应用系统文献复习方法比较生物统计模型的优缺点的基础上,应用生长模型来评价患者应用抗高血压药物24小时动态血压变化,并以基于生长模型方法和传统方法计算的谷峰比率(T/P)来反映抗高血压药物的时间治疗学理念。应用meta分析法和实证研究分析抗高血压药物降压疗效与中国人群ACE基因I/D多态性的关系。Meta研究由2人分别对所查文献进行评价,按照文献筛选标准逐一筛选,最后纳入7篇符合条件的文献,分为Ⅱ、ID、DD叁个组。引进多个相关效应量算法进行meta分析研究。临床试验研究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对照研究,随机招募243名受试者随机接受咪达普利或苯那普利治疗共观察8周,比较两种药物的降压疗效。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PCR-RFLP)和等位基因特异性PCR(ARMS-PCR)方法对ACE基因I/D进行基因分型(Ⅱ、ID、DD)。(1)应用生长模型来评价患者应用抗高血压药物24h动态血压变化,选择模型:血压=group(处理效应)+time(时间)+time~2+time~*group+e(误差),该模型拟合血压生长轨迹曲线(AIC=17442.8 BIC=17450.2,x~2=1049.59,P＜.0001),对整体血压变化曲线在两组别间是否存在不均匀的斜率(变化率)的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93,P=0.34),说明两种药物效应无差别。但是时间(包括一次项和二次项)的检验显着(F=70.46,P=0.0001和F=8.82,P=0.003),说明血压的变化在不同的时间点变化不同,各个时间点是相关的。而time和group的交互作用不显着(F=0.35,P=0.56)。(2)传统计算法计算谷峰比率结果:将24小时划分为12个2小时时段,选择每个时段血压下降均值的最大值为峰值,并以下次服药前的最后1时段的血压下降均值的最小值为谷值,该法比较合理。整体计算法显示:收缩压和舒张压的谷峰比率分别为A组:49%和53%:B组:51%和70%。个体计算法显示,收缩压和舒张的谷峰比率(M±QR)分别为A组:21%±41%和20%±51%:B组:30%±55%和4%±63%。(3)基于生长模型计算谷峰比率结果:整体计算法显示:收缩压和舒张压的谷峰比率分别为A组:80%和64%;B组:93%和63%。个体计算法显示谷峰比率,其收缩压和舒张的谷峰比率(M±QR)分别为A组:10%±71%和13%±90%;B组:34%±86%和23%±46%。整体计算法计算的结果大于50%。(4)meta研究结果:筛选具有可用结局信息并能进行Meta分析的7篇文献,分为Ⅱ、ID、DD叁个组,研究效应指标为收缩压和舒张压的下降值,累计研究对象共计2589例,其中Ⅱ组936例,ID组1089例,DD组564例。各项独立研究效应量方差同质性检验,七个研究中的四个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假设效应量的方差同质性条件下计算出来的综合效应量的可信区间结果ID VSⅡ:-0.02～(-0.07,0.10),DD VSⅡ:-0.06～(-0.05,0.16),表明叁种基因型之间的药物效应无差异(Q=3.94,P=0.98)。假设效应量的方差不同质性条件下计算出来的综合效应量的可信区间结果ID VSⅡ:-0.04～(-0.05,0.13);DD VSⅡ:0.32-(0.21,0.42),表明叁种基因型之间的药物效应,ID VSⅡ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DD VSⅡ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叁个基因型总的比较有差异(Q=52.50,P=0.00)。假设各个研究的效应量相互独立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综合效应量的可信区间结果表明叁种基因型之间的药物效应,ID VSⅡ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07～(-0.02,0.17)],而DD VSⅡ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37～(0.27,0.48)]。(5)临床试验结果:全部完成试验的243例研究对象进行了基因型测定,其中ACE基因型为DD者有65人(26.75%),Ⅱ者有63人(25.92%),ID者有115人(47.33%);D等位基因频率为50.41%,Ⅰ等位基因频率为49.59%,群体经检验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研究终点不同基因型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3.26,P=0.04和F=3.19,P=0.04)。不同基因型对药物疗效的反应性有差异。在这叁种基因型患者中,治疗前后收缩压和舒张压下降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60.72,P=0.00和F=25.26,P=-0.00)。结论:1、生长模型可用于抗高血压药物临床试验疗效的评价,尤其在动态血压评价中优于传统的一般线性模型,其优势主要表现:(1)应用范围广,适用于各种不规则的数据结构:不受非平衡设计、缺失值、测量时间不等距或间断、方差独立性等条件限制。(2)不但可以反映个体之间效应的差别,而且可以反映各个治疗组间的群体效应差别。即使治疗的结局变量可能与时间不成线性关系,仍然可以采用多阶多项式生长曲线模型来模拟研究结果。(3)生长模型可以拟合时间与因变量(血压值)的量化关系,即使在有限的访视期,可以通过生长轨迹来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4)生长模型应用方便,易于通过SAS实现。2、尝试采用基于生长模型方法来计算24小时动态血压变化的谷峰比率,计算结果基本合理,实例验证该法可行。3、本研究尝试的多个相关效应量的估计法可以用于多个处理效应组的meta研究。实证研究表明ACE基因I/D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对抗高血压药物的反应性有关联性,DD型优于Ⅱ型,可以认为DD型可作为临床使用ACEI的最佳适应指征之一。
张惠娟[7]2003年在《药物基因组学及其在合理用药中的应用》文中提出药物基因组学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ｃｎｏｍｉｃｓ)是 2 0世纪 9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基于功能基因组学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ｓ)与分子药理学的一门科学。它从基因水平研究基因序列的多态性与药物效应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即 :研究基因本身及其突
赵二贤[8]2010年在《MDR1基因多态性对芬太尼术后静脉镇痛效应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背景与目的芬太尼是我国常用的术后静脉镇痛药物,但临床发现芬太尼术后静脉镇痛的需要量和不良反应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研究证实芬太尼在中枢神经系统主要经P糖蛋白(P-glycoprotein, P-gp)转运,P-gp的活性和表达量在不同个体存在明显差异,且编码P-gp的基因多药耐药基因(multidrug resistance 1, MDR1)存在多态性。研究提示MDR1基因多态性可能是造成不同个体药物代谢差异的基础。MDR1C3435T是中国人MDR1基因所有单核苷酸多态性中突变频率最高的位点之一。研究表明该多态性可能影响P-gp的活性或表达量,但结论不一。MDR1C3435T多态性是否会引起P-gp活性和表达量的改变,间接造成术后芬太尼静脉镇痛需要量的差异,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MDR1C3435T多态性,探讨妇科患者全麻术后芬太尼静脉自控镇痛效应个体差异的遗传因素,为临床芬太尼术后镇痛的个体化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材料与方法1.研究对象与分组196例全麻下妇科择期腹式子宫全切术或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年龄20-50岁,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为18.5-24.9,美国麻醉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分级Ⅰ或Ⅱ级,术后行静脉镇痛者。排除标准：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慢性疼痛史、长期使用镇痛药物史、吸烟史、酗酒史、心脑血管疾病史、肾脏病史、糖尿病史、肝脏病史、术前一个月内服用P糖蛋白作用底物(抗心律失常药、抗癌药、免疫抑制剂、HIV1蛋白酶抑制剂、激素类、强心苷等)和影响芬太尼代谢药物的患者。根据MDR13435基因型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野生型纯合子(CC)、突变型杂合子(C乃和突变型纯合子(TT)叁组。2.麻醉与镇痛本试验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入试验。采用相同的全身麻醉方法,麻醉诱导：静脉注射咪达唑仑、异丙酚、瑞芬太尼和琥珀酰胆碱,行气管插管；麻醉维持：静脉输注异丙酚和瑞芬太尼,间断静脉注射阿曲库铵维持肌肉松弛；手术结束时停用所有麻醉药,待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满意,神志清醒后拔除气管导管,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 VAS)并记录,如VAS评分>3分,则静脉滴定芬太尼20μg/5min,直至VAS评分≤3分时接6300型CADD-Legacy便携式电子镇痛泵行病人自控镇痛泵行芬太尼静脉病人自控镇痛(patient-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镇痛泵内药液配方：芬太尼1.0 mg、氟哌利多5 mg,加生理盐水至100 ml。PCIA设置：背景剂量0.5 ml/h、追加剂量2 ml/次、锁定时间5 min、限定每小时有效按压次数7次、芬太尼最大限量145μg/h。VAS评分≤3分定义为镇痛有效,若已达到PCIA每小时最大剂量仍不能满足镇痛需要(VAS>3分),则辅用其他镇痛药物并将该病例从试验中剔除。观察并记录术后即刻和第1、2个24 h内VAS评分、芬太尼消耗量以及术后镇痛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3.基因多态性检测抽取外周静脉血2 ml,采用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技术,对MDR1C3435T多态性位点进行检测分析。通过PCR扩增产物直接进行DNA测序验证基因型检测方法的可靠性。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表示。采用χ2检验检测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是否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χ2检验或Fisher's精确概率检验检测不同种族间基因多态性分布的差异。多组间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各组间比较采用LSD法,不同基因型间芬太尼消耗量比较时采用协方差分析以排除混杂因素影响,突变等位基因与芬太尼消耗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等级相关分析。各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s精确概率法。检验水准为a=0.05。结果1.一般情况196例女性患者中,术后即刻VAS评分较高(5.6±1.6),随PCIA实施迅速达到有效镇痛,术后24小时VAS评分为2.3±0.7,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为399.6±214.9μg (160-980μg)。CC、CT和TT叁组术后即刻及24小时平均V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24 h内芬太尼的消耗量,CC组为382.2±214.1μg, CT组为425.7±222.2μg,TT组为368.6±191.3μg。使用芬太尼镇痛时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为25.0%；瘙瘁的发生率为0.5%；轻度镇静的发生率为1.5%；未见其它不良反应。2.妇科患者中MDR1C3435T等位基因频率MDR1C3435T等位基因在妇科手术患者中的发生频率为36.2%,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MDR1C3435T等位基因频率与中国健康志愿者中频率为40%,与中国汉族肾移植病人中频率为35.8%相近(P>0.05)。3.MDR1C3435T多态性对妇科患者术后芬太尼镇痛效应的影响按MDR1C3435T基因型分组后野生型纯合子(CC)、突变杂合子(CT)和突变纯合子(TT)叁组间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即刻及24 h平均V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叁组间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C组为382.2±214.1μg, CT组为425.7±222.2μg,TT组为368.6±191.3μg。叁组间术后镇痛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妇科手术患者中MDR1C3435T等位基因的突变频率为36.2%；2.MDR1C3435T是一个无功能意义的突变,MDR1C3435T多态性不是影响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的遗传因素；3.MDR1C3435T多态性不是影响芬太尼术后镇痛不良反应的遗传因素。
张卫[9]2009年在《OPRM1和CYP3A基因多态性对芬太尼镇痛效应的影响》文中提出【背景与目的】芬太尼是我国常用的术后静脉镇痛药物,但临床发现芬太尼术后镇痛的需求量和不良反应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研究提示遗传因素可能通过改变受体或代谢酶的表达等机制影响阿片类药物的药动学和药效学,进而导致其临床效应的个体差异。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μ阿片受体(μopioid receptor,OPRM1)基因A118G、CYP3A4~*1G和CYP3A5~*3多态性和CYP3A酶活性,探讨妇科患者全麻术后静脉自控镇痛芬太尼需求量和不良反应个体差异的遗传因素,为临床芬太尼术后镇痛的个体化用药提供参考。【材料与方法】1.研究对象与分组204例妇科择期全麻下腹式子宫全切术或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年龄20-50岁,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1±20%),ASAⅠ或Ⅱ级,行术后静脉镇痛者。排除标准:有吸烟、酗酒史,糖尿病、严重心血管疾病、肾脏病、肝脏病史,慢性疼痛史、长期使用镇痛药物、术前1个月内服用过肝脏CYP3A酶诱导剂或抑制剂的患者。根据各基因型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野生型纯合子、突变型杂合子和突变型纯合子叁组。2.麻醉与镇痛所有患者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入试验。不使用术前药,入室后使用电刺激仪进行测痛,重复测定3次痛阈和耐痛阈,各取其平均值。所有患者用统一的全身麻醉方法,静脉注射咪达唑仑、异丙酚、瑞芬太尼和琥珀酰胆碱麻醉诱导;麻醉维持:静脉输注瑞芬太尼和异丙酚,间断静脉注射阿曲库铵;手术结束时停用所有麻醉药,待患者神志清醒,自主呼吸恢复满意后拔除气管导管,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VAS)并记录,接6300型CADD-Legacy电子镇痛泵行芬太尼静脉病人自控镇痛(patient-controlledintravenous analgesia,PCIA)。观察并记录术后即刻和第1、2个24h内平均VAS评分、芬太尼消耗量以及术后镇痛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镇痛泵内药液配方:芬太尼1.0 mg、氟哌利多5 mg,加生理盐水至100 ml。PCIA设置:背景剂量0.5 ml/h、追加剂量2 ml/次、锁定时间5 min、芬太尼最大限量145μg/h。VAS评分≤3分定义为镇痛有效,若PCIA每小时最大剂量仍不能满足镇痛需要(VAS＞3分),则辅用其他镇痛药物并将该病例从试验中剔除。3.基因多态性检测抽取外周静脉血2 ml,采用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PCR-RFLP)技术,对OPRM1 A118G、CYP3A4~*1G和CYP3A5~*3多态性位点进行检测分析。通过PCR扩增产物直接测序验证基因型检测方法的可靠性。4.酶活性检测麻醉诱导静脉注射0.1 mg/kg咪达唑仑60 min时抽取外周静脉血5 ml,离心取上层血浆,液相色谱-质谱检测法测定血浆中咪达唑仑(MDZ)及其代谢产物1-羟基咪达唑仑(1′-OH MDZ)浓度。以1′-OH MDZ:MDZ作为CYP3A酶活性的指标。5.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以x~2检验检测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是否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x~2检验或Fisher's精确概率检验检测不同种族间基因多态性分布的差异;多组间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各组间比较采用LSD法。不同基因型间芬太尼消耗量的比较采用协方差分析以排除其它影响因素。计量资料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直线相关分析,突变等位基因与芬太尼消耗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等级相关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结果】1.一般情况204例女性患者中,术前电刺激痛阈测定值为2.0±0.6 mA;术前耐痛阈测定值为5.1±2.0 mA。术后即刻VAS评分较高(5.7±1.4),随PCIA实施达到有效镇痛。术后第1个24 h平均VAS评分为2.2±0.8分,芬太尼消耗量为396.2±210.0μg;术后第2个24 h平均VAS评分为1.3±0.4,芬太尼消耗量为190.9±43.2μg。使用芬太尼镇痛时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为28.92%;瘙痒的发生率为0.49%;轻度镇静的发生率为1.47%;未见其他不良反应。2.妇科患者中OPRM1 A118G、CYP3A4~*1G和CYP3A5~*3的等位基因频率OPRM1 A118G、CYP3A4~*1G和CYP3A5~*3等位基因在妇科手术患者中的发生频率分别为32.0%、29.9%和69.4%,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OPRM1 A118G等位基因的发生频率高于非裔美国人(1.6%～2.8%)和高加索人(10.5%～16.4%),低于日本人(48.5%)和印度人(47%)(P＜0.05),与已有中国健康人群中报道的发生频率(35.1%)相近(P＞0.05)。CYP3A4~*1G等位基因的发生频率与日本人(24.9%)相近(P＞0.05)。CYP3A5~*3等位基因的发生频率低于白种人群(91.7%),高于黑种人群(47.5%)(P＜0.05)。3.OPRM1 A118G多态性对妇科患者术前痛阈、耐痛阈和芬太尼镇痛效应的影响按OPRM1 A118G基因型分组后野生型纯合子(A/A)、突变型杂合子(A/G)和突变型纯合子(G/G)叁组间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即刻及24 h平均V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叁组间痛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耐痛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A组(5.6±2.4 mA)高于A/G组(4.9±1.3 mA),A/G组高于G/G组(3.8±1.0 mA)。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叁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G组(507.9±290.2μg)高于A/G组(412.0±189.8μg)和A/A组(363.6±198.8μg);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与OPRM1 118G等位基因数量呈正相关(r=0.20,P＜0.05)。术前痛阈或耐痛阈与术后芬太尼消耗量之间无相关性(P＞0.05)。叁组间术后镇痛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CYP3A4~*1G多态性对妇科患者CYP3A酶活性和术后芬太尼镇痛效应的影响按CYP3A4~*1G基因型分组后野生型纯合子(CYP3A4~*1/~*1)、突变型杂合子(CYP3A4~*1/~*1G)和突变型纯合子(CYP3A4~*1G/~*1G)叁组间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即刻及24 h平均V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叁组间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YP3A4~*1G/~*1G组(260.0±101.1μg)低于CYP3A4~*1/~*1G组(414.1±238.5μg)和CYP3A4~*1/~*1组(407.4±187.4μg);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与CYP3A4~*1G等位基因数量呈负相关(r=0.14,P＜0.05)。CYP3A酶活性比较叁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YP3A4~*1G/~*1G组CYP3A酶活性(0.34±0.15)低于CYP3A4~*1/~*1组(0.46±0.14)和CYP3A4~*1/~*1G组(0.46±0.12)。叁组间术后镇痛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CYP3A5~*3多态性对妇科患者CYP3A酶活性和术后芬太尼镇痛效应的影响按CYP3A5~*3基因型分组后野生型纯合子(CYP3A5~*1/~*1)、突变型杂合子(CYP3A5~*1/~*3)和突变型纯合子(CYP3A5~*3/~*3)叁组间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叁组术后即刻及24 h平均V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叁组间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叁组间CYP3A酶活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叁组间术后镇痛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CYP3A4/CYP3A5单体型对妇科患者术后芬太尼镇痛效应的影响CYP3A4/CYP3A5构成单体型时,根据是否携带CYP3A4~*1和CYP3A5~*3将患者分为四组,携带CYP3A4~*1和CYP3A5~*1/~*1组、携带CYP3A4~*1和CYP3A5~*3组、携带CYP3A4~*1G/~*1G和CYP3A5~*1/~*1组、携带CYP3A4~*1G/~*1G和CYP3A5~*3组。四组间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四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携带CYP3A5~*1/~*1和CYP3A4~*1组术后芬太尼消耗量高于其余各组;携带CYP3A5~*3和CYP3A4~*1G/~*1G组术后芬太尼消耗量降低;四组间术后镇痛芬太尼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OPRM1 A118G和CYP3A4~*1G多态性对芬太尼镇痛效应的交互作用根据是否携带OPRM1 118A和CYP3A4~*1等位基因将患者分为四组,携带OPRM1 118A和CYP3A4~*1G/~*1G组、携带OPRM1 118A和CYP3A4~*1组、携带OPRM1 118G/G和CYP3A4~*1G/~*1G组、携带OPRM1 118G/G和CYP3A4~*1组。四组间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四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携带OPRM1 118G/G和CYP3A4~*1者术后芬太尼消耗量高于其余各组;四组间术后镇痛芬太尼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OPRM1 A118G多态性与术前电刺激耐痛阈降低有关,且呈基因剂量依赖效应;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与OPRM1 118G等位基因数量呈正相关;本课题首次研究了芬太尼静脉镇痛效应与OPRM1 A118G多态性的关系;2.术后24 h芬太尼消耗量与CYP3A4~*1G等位基因数量呈负相关:CYP3A5~*3多态性对术后芬太尼消耗量无明显影响。CYP3A4/CYP3A5构成单体型时,携带CYP3A4~*1G/CYP3A5~*3者术后芬太尼消耗量降低。本研究首次证明了芬太尼静脉镇痛效应与CYP3A4~*1G多态性相关;3.OPRM1 A118G和CYP3A4~*1G多态性间存在交互作用,携带OPRM1 118G/G和CYP3A4~*1者术后芬太尼消耗量显着增高。
都丽萍[10]2009年在《中国汉族人CYP2C9&VKORC1基因多态性及其与华法林个体化治疗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华法林(warfarin)是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的维生素K拮抗剂类口服抗凝血药,用于静脉血栓栓塞、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房颤等的抗凝治疗和预防。目前临床使用的华法林制剂是S-华法林和R-华法林的消旋体混合物,其中S-华法林的抗凝活性是R-华法林的2.7-3.8倍,在体内主要由肝脏细胞色素P450 2C9(CYP2C9)进行代谢。CYP2C9基因编码区存在着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s),其中比较重要的是CYP2C9*2和CYP2C9*3。研究表明,具有这两种突变的个体所需华法林剂量明显降低,出血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本课题的前期研究也支持该结论。另外,维生素K环氧化物还原酶复合体1(VKORCl)是体内维生素K依赖性凝血因子生成的限速酶,华法林可竞争性抑制此酶的作用而达到抗凝效果。近期有不少研究显示VKORC 1(1639G>A)基因多态性可明显影响华法林的个体给药剂量。由于目前国内有关VKORCl及CYP2C9基因多态性与华法林剂量关系的深入系统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希望了解中国人群中这两个基因的分布情况,找到华法林维持剂量与相关基因型及其它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并尝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人群的个体化给药方案。本课题首先建立了CYP2C9和VKORCl基因型的分析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分析(PCR-RFLP)方法,对入选的中国健康受试者及长期口服华法林抗凝的患者的CYP2C9和VKORCl基因型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健康受试者中CYP2C9*l/*1、*1/*2/和*1/*3基因型的频率分别为90.5%(200/221)、0.5%(1/221)和9.0%(20/221),VKORC1-1639 GG.GA和AA基因型的频率分别为0%(0/221)、17.6%(39/221)和82.4%(182/221)；服用华法林的患者CYP2C9*1/*1、*1/*2和*1/*3基因型的频率分别为91.6%(174/190)、0%(0/190)和8.4%(16/190),VKORC1-1639GG.GA和AA基因型的频率分别为1.1%(2/190)、13.2%(25/190)和85.8%(163/190)。CYP2C9及VKORC1基因型分布在健康人与血栓性疾病患者中是一致的。本课题在健康人中发现了1例CYP2C9*1/*2患者,证实了中国人中存在CYP2C9/2罕见突变。其次,考察了CYP2C9和VKORC1遗传多态性与华法林维持剂量的关系。收集了190例临床使用华法林的患者血标本,测定其CYP2C9和VKORC1,同时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身高、白蛋白水平、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PT-INR)、华法林稳态维持剂量等指标。以不同的基因型分组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VKORC1(1639G>A)AA组,华法林平均维持剂量明显低于GA+GG组[(2.61±0.841mg/d比(4.44±0.87)mg/d,P<0.0005],CYP2C9*1/*3基因型组华法林平均维持剂量明显低于*1/*1型组[(2.29±0.83)m/d比(2.98±1.09)mg/d,P=0.014].华法林剂量与年龄呈负相关(r=-0.253,P<0.0005),与体重(r=0.306,P<0.0005)、身高(r=0.216,P=0.023)呈正相关,与血清白蛋白及稳态INR值均不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年龄、体重、CYP2C9及VKORCl基因型分别解释了约3.2%、9.1%、4.2%、39.4%的个体用药剂量差异,而身高对华法林剂量影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包括年龄、体重、CYP2C9及VKORCl基因型的多变量模型能够最好地估计华法林个体剂量(r2=0.550,P<0.0005),回归方程为：DOSe(Ygenetic)=2.791-0.0127×年龄(y)+0.0239×体重(kg)+0.878×CYP2C9(如为*1/*1基因型取值1,如为*1/*3基因型取值0)—1.792×VKORC1(如为AA基因型取值1,如为GA.GG基因型取值0)。而去除基因型因素只包含临床因素的模型最多只能解释华法林个体剂量差异的12.8%(r2=0.128,P<0.0005),回归方程为：Dose(Yclinical)=1.757-0.012×年龄(y)+0.028×体重(kg)。按剂量分层后,两种模型对于中等剂量(3mg/d～4.5mg/d)的患者预测效果相当(预测剂量在±20%实际剂量的样本比例分别为67.5%和62.5%),而对于低剂量(<3mg/d)和高剂量(>4.5mg/d)者,纳入了遗传因素的模型比仅纳入临床因素的模型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估计值(低剂量患者中分别为43.5%和30.4%,高剂量患者中分别为71.4%和0%)。再次,对获得的遗传学模型采用数据分割法进行内部验证。按照随机原则将资料完全的156例患者分为58例、51例和47例3份,轮流将其中2份合并作为建模数据,剩余1份作为验证数据,代入建造的模型中得到相应的预测剂量。结果表明,预测剂量在±20%实际剂量的样本比例分别为59.6%(28/47),47.1%(24/51)和55.2(32/58),均值为54.0%,与完整数据模型得到的这一比例(57.1%,89/156)相当,表明验证效果较好。另外,本课题还致力于对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实施抗凝药学实践的模式探索。与临床沟通合作,给医护人员介绍药学相关信息和进展,建立抗凝药历,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并建立华法林抗凝患者信息数据库。此外,还收集若干临床患者的数据对遗传学华法林剂量预测模型进行外部验证,同样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实践证明,抗凝宣教、电话随访、及时沟通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和对药师的信赖。本课题得出的初步结论是：1.中国汉族人群的CYP2C9和VKORC1基因型分布有自己的特点,与欧美国家差别较大,而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相似,且国内维、汉族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2.CYP2C9及VKORC1基因型分布在健康人与血栓性疾病患者中是一致的,血栓性疾病风险不会导致相关基因发生变异；3.华法林的维持剂量与年龄、体重及CYP2C、VKORC1基因多态性密切相关,包含遗传因素的华法林剂量预测模型比仅包含临床因素的模型预测效果更好；4.临床药师开展抗凝药学实践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依从性,使患者从心里更加信赖药师；5.患者用药前进行CYP2C9及VKORC1基因型检测,预测个体的华法林剂量,并配合抗凝药学实践,可能缩短达到稳定剂量的时间,减少抗凝过量的发生,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 药效相关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效应的关系研究[D]. 徐燕丰. 第二军医大学. 2002
[2]. SLC22A1和SLC21A6遗传多态性对口服降糖药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影响[D]. 冀玮. 中南大学. 2009
[3]. 药物基因组学的发展及其在个体化用药中的应用[J]. 许力, 王升启. 国外医学.药学分册. 2006
[4]. UGT1A9多态性对丙泊酚靶控输注药效学及单次注射药动学的影响[D]. 田丹丹. 郑州大学. 2012
[5]. 复方丹参制剂对氟伐他汀临床群体药动学特征的影响[D]. 刘志军. 南昌大学. 2015
[6]. 抗高血压药物临床试验疗效评价方法研究[D]. 许林勇. 中南大学. 2007
[7]. 药物基因组学及其在合理用药中的应用[J]. 张惠娟.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03
[8]. MDR1基因多态性对芬太尼术后静脉镇痛效应的影响[D]. 赵二贤. 郑州大学. 2010
[9]. OPRM1和CYP3A基因多态性对芬太尼镇痛效应的影响[D]. 张卫. 郑州大学. 2009
[10]. 中国汉族人CYP2C9&VKORC1基因多态性及其与华法林个体化治疗的相关性研究[D]. 都丽萍.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09
标签：药学论文; 药代动力学论文; 丙泊酚论文; 基因多态性论文; 纯合子论文; 突变理论论文; 高血压论文; 单核苷酸多态性论文; 基因型论文; 缬沙坦论文; 药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