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与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各地区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内在联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0-0016-07
近3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使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传统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始终未得到缓解，在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程度扩大的趋势，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是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其中，“不平衡”就包括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
目前中国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和解决措施已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但专门着眼于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文献还较少。本文以市场化的理论内涵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各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特征，深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城乡收入分配多个层面的内在联系。为实证检验需要，本文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市场化创新度量指标体系，以考察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缓解城乡收入失衡的作用。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
对于我国的二元经济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的原因，国内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阐述。归根到底，这些因素都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市场化渐进过程中的新制度不完善有关。[1]
1.政府干预经济
建国以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国家长期实施“财政收支剪刀差”政策为工业积累资金，表现在对农业征缴大量税费和各种名目的税外负担，如税外收费、集资、摊派等。这部分经济资源的转移分配缺乏规范，透明度低，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分配。此外，某些地方政府超过合理范围的征税也扩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其结果是，农民为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却未得到相应的财政支持。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为加速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家又通过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将资金着重投向城市和工业发达的地区，这实际等于实施的是工业现代化而不是农业工业化，是城市现代化而不是农村城市化战略，因而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整体投资不足。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提高了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但也造成财政收入向中央、省及地级市区转移的趋势，加重了县和乡镇的财政困难。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严重扭曲了城乡之间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机制，这是形成二元经济的重要制度因素。而市场化的首要特征就是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根据国际公认标准，政府对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越低，表明经济自由度及市场化程度越高。由此推断，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政府对城乡经济发展的行政干预会逐渐减少，这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农地产权缺失
农村土地所有者缺位的土地制度缺陷是抑制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土地依照法律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但实际中，农民难以真正充分享有土地的产权收益，甚至还持续存在农民失地的现象，这已成为“三农”问题的关注焦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造成了农地产权缺失的必然性，如该制度造成所有权主体代表的缺失、剥夺了农民所有权、承包经营土地存在着不稳定性、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使农地分散和规模不经济等因素，必然会严重制约土地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的发挥。[2-3] 此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肆意占用耕地、以行政手段侵占土地所有权等现象时有发生，更加深了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侵蚀。
相反，如果我国土地制度实施向市场化转型，真正明确农民的土地产权，以及建立在土地流动基础上的私有或者股份制的农场制度等，则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的收入来源。
3.要素流动不畅
要素市场不完善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一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进入城市非正式部门，这些均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4-5] 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造成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不能继承，而土地流动性低意味着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不完善，也就无法实现优化配置。三是金融二元结构造成金融市场的分割，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使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金硬约束。四是农业技术市场尚未建立，农民进入技术市场和获取技术的交易成本很高，抑制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可见，只有实现要素市场化的成功转型，显著提高要素的流动性，保证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使用权）、技术等在城乡、产业、地区之间流动，才能从根本上完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调节机制、提高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等。所以，健全要素市场，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和扭转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前提。
4.产品价格失调
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客观上要求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由此形成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使农民承受了农产品价格失灵造成的收益损失。此外，城乡市场还存在“价格监管力度剪刀差”，即价格监管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城镇市场，对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的农产品收购市场、工业消费品市场和农资市场的价格违法行为查处不力，导致农民的市场风险陡增。上述产品价格机制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财富的积累。
因此，通过产品市场化发展，理顺城乡产品价格关系，灵活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农副产品价格，将有助于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5.社会保障机制落后
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的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修正模型，在既定的物质资本边际产出下，人力资本的积累能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而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国内外的主要市场化指数都是把这些社会保障机制的健全程度作为经济市场化的重要度量指标。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城镇地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逐步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仅以卫生投入为例，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合作医疗保险几近消失，而养老保险则还维持在以家庭保障为主的落后水平。在社会保障机制的其他方面如教育、就业等，也因农村向全面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步伐的严重滞后而存在城乡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这是造成城乡二元经济的另一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加速发展我国农村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是消除我国“二元经济”、解决“三农”问题、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型，这些非市场化制度因素对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将逐渐弱化。
二、市场化指数构造
（一）指标构成
本文将市场化定义为既包括经济资源配置的自由化，也包括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保护的自由化。这意味着“市场化”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渐进变革的过程。目前国内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以及樊纲等（2003）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北师大》）的市场化指数。[6-7] 本文从市场化本质内涵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现状和重点任务，参考上述几种指数，构建出一套包括五大方面（一级指标）及18个因素指标（二级指标）的市场化指标体系（见表1）。
2.带*指标为本文新创建的指标，其他指标参见樊纲等（2003）和北京师范大学（2005）。
（二）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樊纲等（2003）的方法，将18个单项因素指标的实际值转换为10分制的相对指数。其一，设各指标基期评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和0，当指数值高低与市场化程度高低正相关时，则第i个指标的得分
其中V[，i]是某省区市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分别是30个省区市基年第i个指标原始最大值与最小值；当指数值高低与市场化程度高低负相关时，第i个指标得分
与樊纲等（2003）不同的是，本文设定1995-1999年各单项指标的平均值为基期值，以避免单一年份特定因素对基值可靠性的干扰。经过上述处理，各项得分（包括指标得分、方面得分、最终得分）均与市场正相关，即得分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得分越低，市场化程度越低。其二，鉴于同一层次测度指标的经济内含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对称性，因而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方法，即采取简单平均方法，将同一方面的二级指数合成一级指数及市场化总指数。
三、实证考察
（一）基本描述统计
1.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比较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按经济发展核心战略职能，将我国重新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及下属八大综合经济区。①本文以此为研究基础，对中国市场化进程趋势进行区域比较。
图1描述了30个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URID）平均值的年度变化。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在90年代末曾一度下降，但1998年后则持续快速升高，直到2003以后才趋于平缓，这说明20世纪末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确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图1 全国各省区城乡收入的差距比较（1995-2005）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表2对8大区域内城镇和农村收入水平的差距进行了具体的时空比较。从时序上看，各区域内城乡之间和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就各区域比较，两大西部地区城乡差距每年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沿海地带三大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则相对较小。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小。
2.市场化进程趋势
图2描述了8大区域近6年来市场化总指数变化趋势。不难看出，各个区域的市场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市场化的绝对水平则有显著差距。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带在市场化程度上也引领全国。
图2 各区域市场化总体进程变化趋势（2000-2005）
3.市场化与城乡差距相关性
表3对市场化总指数值及各一级指数与URID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初步证实了市场化各层次水平与全国整体城乡收入差异普遍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进而消除二元经济格局。但在不同区域之间，其内部城乡差距与市场化各级指数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其原因有：一是不排除个别年份或省区极端值造成的统计误差；二是意味着市场化还可能与其他因素有交互作用，因而对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多重影响。
因此，本文深入测算了各区域市场化二级指数与城乡收入之比的相关系数，这可以为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改善与本地城乡收入差距紧密相关的市场化因素提供参考。主要结论如下：
（1）在政府行为规范化方面，缩减财政消费和提高政府部门效率（i[，11]/i[，12]）与全国及大多数区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意味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普遍的因素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更加重要；政府主导的投资（i[，13]）与各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也呈不同程度的负相关性，这说明计划经济下政府偏重于重工业的投资战略，确实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政策性补贴（i[，14]）则使大部分地区城乡差距加大，这暗含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有牺牲农民利益之嫌。
（2）在经济主体自由化方面，非国有经济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在不同的区域有所反差。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带，非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投资行为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相反。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i[，22]）都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比，沿海地带尤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非国有单位工资高，且大多分布在发达地区，在市场化一定阶段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非国有经济的经济贡献（i[，23]/i[，24]）与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负相关性最为显著，这说明尽快实现西部地区经济主体多元化对消除二元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3）在要素和产品市场化方面，该指标同样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负相关性比较突出，特别是劳动力跨部门自主择业（i[，31]）和农副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i[，42]）。
（4）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性最显著和最普遍的是第5项市场化指数——市场制度完善化。3个二级指标均与各区域URID呈显著的反比关系，特别是失业保障机制指标（i[，53]）。这说明，加强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其他市场经济相关制度建设，对于消除各地区二元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同市场化指标在各地区的作用有所差异，这也说明，影响某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为全面解析市场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还需要进行多元计量模型分析。
（二）计量模型检验
1.模型构成
（1）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倒U曲线假说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会经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9]国内实证研究表明，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迁移角度推断库兹涅茨倒U假说在中国是可能成立的。[10-11]模型选择地区GDP增长率（以上年GDP指数为100来表示，GDPI）为控制变量，以分析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2）城市化
城市经济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供应、市场集中度、服务业发展空间等方面都给现代产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势必会促使欠发达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地区之间和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根据城市化和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联系，可推断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消除二元经济的助推器。[12]前述的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与全国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模型以此指标（URB）专门考察城市化的作用。
（3）经济开放度
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就越能吸引生产要素及提高市场经济制度的供给能力，也就越有利于地方政府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吸纳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和地区转移，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模型用引进外资程度（实际利用外资额/GDP，FIR）和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FTR）来度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度。
（4）收入再分配
根据市场经济对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可能存在的侵蚀性，政府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出、大力扶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将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不可少的措施。[10]本文以各省人均地方财政得到的净转移支付（TRAN）来表示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5）社会保障制度
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社会保障机制，也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13]为此，模型以基本养老保险（PIR）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MIR）作为量化指标。
（6）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
市场化过程会使低技能劳动者或弱势成员的失业增加或工资下降。如果这些成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社会存在某种体制性安排，使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技能更新，实现在不同技术层次部门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迅速流动，那么由市场化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缩小。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就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以政府为主导，包含社会各层面增加对落后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弥补市场化自身在城乡人力资本存量积累方面的内在缺陷，则将对消除二元经济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模型以地区人均教育经费（PEF）来量化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
（7）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
如前所述，由于长期侧重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及体制改革以来政府实施的投资主体多元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投入差距拉大，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因素。模型以货运总量占全国总量比重（TRANS）和电话普及率（COM）分别度量交通和通讯两种公共品的充分程度。某地区内外交通和信息传递越发达，越能促进贸易增长，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使该地区居民收入普遍提高。[14]这两项指标应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8）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GDP占总GDP的比重可以衡量各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性结论，该比重通常和收入水平成反比。[14]前面已述，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因素之一，就是计划经济妨碍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而农村工业化的程度必然会反映在该地区第一、第二产业结构的相对比例上。由于我国第二产业多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而第三产业则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因此，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更强，这有助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说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多元化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积极意义。鉴于此，模型增加了三大产业GDP占地区GDP总额的比重三个控制变量（PI1AR、PI2AR、PI3AR）。
为使绝对数值变量和比率变量可比，模型中将所有绝对数量变量对数化，以此减少回归结果的异方差程度。
2.结果报告
为保证面板数据检验的准确性，首先根据Hausman检验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假设。然后，计算采用单一和双重固定回归（SSE[，1]-SSE[，2]）/（DF[，1]-DF[，2]）的值，该数值符合F分布。根据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最后确定为单一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1）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率（CDPI）、人力资本投资（PEF）、城市化水平（URB）、交通（TRANS）等公共设施、经济对外开放度（PIR和FTR）及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它们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相反，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经济增长越依赖于自然资源禀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因此，产业结构向工业化和多元化发展，将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2）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指标（PIR和MIR）与URID仅为弱正相关。这一方面说明社会保障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消除二元经济格局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这也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形成和发育。此外，政府的转移支付也与URID弱正相关，这说明目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对农村居民利益的保护还不充分，还未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
在控制了上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外生因素后，表4中的6个模型结果与相关性分析一致，这表明无论是市场化总指数，还是5个分项指数，其系数均显著为负，验证了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和5个分项指标的水平对于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重要的作用。
四、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对缓解这一结构性经济失衡问题提出如下一些政策建议：
（1）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实现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根本动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就是尽快解决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和城市转移的途径。当前，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甚至成为城市就业的主体（如一些南部沿海城市），并将保持长期发展态势。因此，必须减少劳动力地域流动的政策限制，适时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属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换问题，逐步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
（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弱正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中央财政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还不充分。今后地方政府应把立足于农村居民利益的再分配政策作为重点。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6年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这势必有助于全面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市场化进程中的经济主体自由化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如果政府施加给非国有经济主体（如农民）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侵蚀农民土地所有权，都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这些措施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预计不久的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必将逐步缩小。
（4）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必须先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劳动就业能力。其根本措施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并创造充分和平等的教育机会。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年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及提供生活费补助、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此外，《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和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保制度。这些措施势必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5）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市场化进程在一定时期并不必然地自发构建收入公平分配的各种制度设施，而是需要通过政府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加大各地区交通、通讯等公共品和基础设施投入，缩小城乡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等，为城乡创造相对平等的对内、对外贸易和投资环境。
总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工业化的结果是造成农业萎缩、农民贫困和农村落后。我国只有加快市场化，特别是农村的市场化，以市场为联结城乡经济资源的纽带，通过要素和产品在全国城乡统一的市场内进行有效配置，才能使城乡居民获得平等利益，并促进农村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注释：
①八大经济区的划分情况为：（1）东北综合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2）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3）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4）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5）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6）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7）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8）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由于西藏大多数数据缺失，未纳入本文考察范围。
②将数据对数化后，压缩了测量变量的尺度，通常能减少异方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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