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污名影响研究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污名论文,心理疾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大大增加了人们罹患心理疾病的概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现今全球每4人中就有1个人会受到心理疾病的困扰。但现实生活中很多本可获治的患者却不愿寻求专业帮助或配合治疗，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引发自伤、自杀等悲剧；已治愈的患者在重归社会时也会面临巨大阻碍，导致心理疾病复发率增高。出现这些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心理疾病污名的存在。污名是加诸于患者身上的耻辱标记，让患者及其家属在社会上遭到歧视、排斥。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指出“心理和行为障碍患者康复的最大阻碍就是社会对他们的污名和与之相连的歧视”。要想有效地消除心理疾病污名，就要对它的作用机制有深入的了解，这也成为国外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国内，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的日益重视，心理疾病污名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心理疾病污名影响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评述，同时分析了减少污名负面影响的应对策略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希望能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心理疾病污名研究提供参考。
一、心理疾病污名的概念化
“污名”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指刻在或烙在某人身体上的一种符号或标记，表明此人具有道德或行为缺陷，人们会因此拒绝、回避他们。20世纪初，Goffman将其定义为“让个体深受贬抑的一种属性”，使其在我们脑海中由“完整、正常的人”变为“有污点的、缺乏价值的人”，让其无法充分获得社会接纳①。Jones等认为污名是代表所有被知觉为或推断为偏离社会规范的情形的标记（mark），“带上标记……他或她将被界定为异常的、犯了错误的、有缺陷的、坏的或通常不为人所需要的”②。Crocker等提出，“一些属性或特征代表了在特定社会背景中受贬抑的社会身份，当一个人拥有（或被认为拥有）这些属性或特征时，污名化就会发生”③。这些定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污名进行概念化，其共同之处是，污名由某种属性组成，这种属性将人标记为不同，使其价值受到贬损。而且，污名是由社会建构的，依赖于关系和背景，在污名化过程中，“标记”往往与“被贬值的特性”，即负面的评价和刻板印象相关联，这些评价和刻板印象通常为同一文化的成员所共享和了解，成为了排斥或回避那些属于被刻板印象化的类别的成员的基础。
这种概念化虽强调了社会的影响，但本质上仍把污名限定为个体特征，关注个人的力量，忽视了把个体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社会力量。仅仅是对某类人持有刻板印象和偏见，不足以导致污名。例如，心理疾病患者可能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员工也有刻板印象和偏见，但这些员工不会成为被污名化的群体，因为有心理疾病的人完全没有社会权力实现其对员工的歧视。因此，Link等从社会学角度对污名进行了概念化，“当贴标签、刻板印象化、认知区分、身份丧失和歧视这些要素，在让这些过程得以展现的权力背景中同时发生时，污名才会存在”。他们认为污名过程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使用④。
综上所述，污名是一种标志或标签，表明被标记者具有不受社会欢迎的负面属性，导致其个人价值受损，社会身份被贬抑。污名是社会建构的，污名的形成有时离不开权力的作用。心理疾病自古就是蒙受污名的属性，心理疾病污名是指由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象引发的社会地位丧失和歧视⑤。
二、心理疾病污名影响的理论研究
（一）标签理论
19世纪60年代，人们进行了这样的争论：心理病患的残疾是否全部是生物医学原因造成的，加于心理病患的标签是否会令残疾更加严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研究者分为医学模式和标签理论两个派别。其中，标签理论主要探讨的就是心理疾病污名对患者的影响。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由Scheff提出来说明偏差标签的应用及个人自我概念的改变⑥。标签理论认为一些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可以被分类，如法律明确定义的犯罪行为。但是，还有大量的行为很难被归类，属于“残余”偏差，如社交退缩、自言自语、表现不适宜的情感等，这种行为会被当作是心理疾病的标志。但如果大家都认为“正常”的某个人表现出这种行为，往往不会被别人注意，对个人身份也没有太大影响，这种行为被称为“初级偏差”（primary deviance）。人们把初级偏差看作是暂时性的，而不是个人的特质，这种行为可能源于压力、有意的反抗、童年期社会化或是身体的原因。
另一方面，人们可能自幼就了解某些关于心理疾病的被刻板印象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又在日常的社会交往和大众媒体中被不断强化。人们由此学会了辨别和定义“疯狂”行为。当某人的行为持续地违背社会规范、高度可见时，就会被他人视为心理疾病的证据，是个体的属性。Scheff认为精神科医生由于职业社会化、经济激励和对疾病医学模式的遵从等原因，工作中会带着有病的前提假设，因此尽管存在不确定，医生仍倾向于做出诊断并推荐采取治疗。而一旦残余的违反角色行为被贴上了心理疾病的标签，它就会被刻板印象化。个体的病人身份由于被高度贬抑而成为了“主导身份”或“吞没角色”（engulfing role），它盖过了其他身份特征，成为社会互动中的有力影响因素。由此导致精神病人具有被贬抑的身份和相伴的污名化，因此可能被“正常人”拒绝，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网络之外，社会机会受到限制，自我概念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当被贴上心理疾病标签的人想重回正常社会角色（如朋友、雇员、房客等）时，他们会受到直接或婉转的拒绝。标签理论进一步预测贴有心理疾病标签的人会脱离规范群体，证实对他们变化了的角色期待，导致进一步的偏差，如不合规范的症状化行为，称之为“次级偏差”（secondary deviance）。
综上所述，标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对“心理疾病”标签的通常反应包括恐惧、厌恶，这让人们尽量避免和任何表现出不当行为的人进行接触、疏远他们。因此，一旦被贴上标签，心理疾病患者就要面对他人负面的反应，如偏见、歧视。这加速了患者社会化心理病人角色的过程，使其出现持续的偏差行为（次级偏差），符合了标签，强化了心理疾病。因此，标签理论认为标签和社会反应是心理疾病患者出现持续混乱行为的原因，而被贴上标签的人并不是真的有内在的障碍。图1总结了这一过程。
图1 标签理论
以Cove为代表的医学模式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是真实的疾病造成了不良社会后果和疾病的持续⑦。公众的负面反应源自心理疾病患者表现出的异常行为而不是标签。对标签理论的质疑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几乎没有证据显示精神科医生倾向于不通过彻底检查就做出诊断。第二，不到万不得已，亲属往往不愿意用心理疾病来解释家人的异常行为。因此，行为一定是变得非常严重才会让人无法忍受并寻求治疗。第三，并不是资源越少的人越可能扮演心理疾病患者的角色。事实上，那些有更多资源的人更可能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心理疾病的表现，主动寻求治疗。第四，精神科和心理治疗，包括住院治疗，不一定会产生次级偏差假设所说的消极结果。相反，现有的大量证据表明，治疗通常可以改善病人的状况。
（二）修正的标签理论
Link等为了解决标签理论和医学模式的分歧，以社区居民为样本进行研究，探讨心理疾病标签和症状对工作和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即使没有异常行为呈现，一般公众也会污名化心理病患，病人身份对收入和找工作的影响显著大于疾病本身。基于此，Link等提出修正的标签理论（modified labeling theory,MLT），指出心理疾病标签与加速个体心理障碍发展的负面社会反应有关联。这实际是对Scheff的标签理论和Cove等医学模式的中和。其观点是异常行为引发社会的消极反应，让公众和患者更消极地对待标签，从而加剧个体现有的障碍⑧（如图2所示）。
图2 修正标签理论
根据该理论，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态度作为社会表征被大多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和共享，因此当某人被诊断为患心理疾病时，就预期自己会被贬低和歧视。为了避免被排斥，他会采取各种应对策略，如保密、暴露或社交回避，导致其社会网络缩小、失业和收入减少。此外，该理论还预测那些有心理疾病标签的人，会体验自尊降低和情绪低落，这种降低的自我感知与减少的社会和物质资源共同增加了应激，这些应激源相应增大了患者症状加重和持续的危险。因此，标签和污名化通过影响自我概念和社会成就而间接导致疾病的持续。由此可见，与Scheff的标签理论强调标签本身是精神障碍产生的原因不同，Link等的修正标签理论认为标签的作用主要是影响心理疾病的发展过程和结果。以该理论为基础，研究者对污名如何影响心理疾病患者的幸福开展了大量研究，为该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并做出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补充。如Markowitz对600名心理病患的纵向调查结果表明，污名对自我概念和生活满意感都会产生负面影响。Wright等对88名心理病患进行了3个时点的调查研究，证实污名体验对自尊和自我效能有消极影响⑨。
三、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
以修正标签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患者对被贴标签和被污名化的期待与经历，以及这种期待和经历造成的影响。但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偏见和歧视行为直接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使患者找不到工作、社会关系破裂等。因此，研究者从两方面来考虑污名的影响：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前者是一般公众根据污名对受污名群体成员做出的反应。后者是受污名群体成员将污名化态度指向自己产生的反应⑩。
（一）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社会认知模型
社会心理学家用社会认知模型揭示了污名的影响过程。模型的三个组成成分分别是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在这三个成分的内容上有所区分（见表1）。
公众污名由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三要素组成。刻板印象是为一个社会群体中大多数成员所知道的认知结构，是人们用来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进行分类的有效方式。对心理疾病通常的刻板印象包括：危险、没有能力、个性软弱。了解刻板印象的人不一定赞同它们，但有偏见的人会同意（“对！所有有心理疾病的人都很暴力”），并由此产生消极的情绪反应（“他们都让我害怕”）。偏见进一步导致歧视的行为反应，如远离或拒绝帮助心理疾病患者。
自我污名同样也由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组成。首先，内化了污名的人会将偏见转向自己，赞同有关其群体的刻板印象：“对！我很弱，不能照顾自己。”其次，自我偏见会导致负面的情绪反应，特别是低自尊和低自我效能感。最后，自我偏见还会导致自我歧视行为，让患者放弃工作和独立生活的机会。事实上，很多心理疾病患者的失业和不独立，并不是由他们的心理疾病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的自我歧视行为。
（二）公众污名的影响及相关研究
1.公众污名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影响 Corrigan指出，心理疾病污名对那些被贴上“心理有病”标签的人的生活会产生不利影响，剥夺他们重要的生活机会，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别是工作和租房。众多调查一致显示只有不到15％的重性心理疾病患者会被雇佣。有心理或情绪问题的人中有超过60％的人失业，租赁房子时也有很大困难，通常只能住很差的街区(11)。一项对香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调查中，44.5％的门诊病人表示自己曾因患有心理疾病而被解雇(12)。不可否认，这些问题部分是由心理疾病导致的残疾造成的。很多病情严重的人缺少社交能力和应对技能，不能胜任竞争力很强的工作或独立居住。但是，一些病情已得到控制的患者，即使具备了足够的工作能力也很难找到工作，这正是标签和污名造成的负面影响。
研究者通过态度调查研究了与精神分裂患者联系在一起的特征，人们对心理疾病的一般态度，以及自我报告的社会距离。结果显示，患有精神分裂的人被认为不可预测、有攻击性、危险、不可理喻、智商低、无法自控。一般公众拒绝与他们发生任何社会交往(13)。Crisp等在英国对1737名成人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7种常见的心理障碍（重抑郁、惊恐发作、精神分裂症、痴呆、进食障碍、酒精成瘾、药物依赖）的态度，结果发现人们通常把精神分裂、酒精成瘾、药物依赖知觉为不可预测的、危险的。后两者被视为是自己造成的。无论有哪种心理疾病，患者都被认为难以与之交谈(14)。对1007名香港公众的研究发现，约有50％的人将心理疾病患者描述为“易怒的”，很大一部分人同意这一群体“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15)。高文珺对1028名中国公众的调查显示，人们对心理疾病的社会表征包括六个方面：不可预测、外表怪异、沟通困难、回避社交、需要照料和性格缺陷。这些态度调查的结果表明，当心理疾病患者的身份被他人知晓时，会引发他人的消极反应(16)。
鉴于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研究者还通过模拟行为实验进一步研究了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反应。这类方法通常会设置情境，让被试相信他们正与有心理疾病的人打交道，观察记录被试的反应。如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大学生被试认为他们的搭档打算去做心理咨询，这些大学生就会预期搭档是冷漠的、不善交际、无能、有防御性。随后，他们对搭档也表现得更疏远、封闭，并显得没有安全感(17)。为了将实验结论推广至实际生活中，近期，学者将重心转向了对患者主观体验的研究上。Schulze等通过焦点组讨论调查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污名的概率和具体经验，并以同样方法从其家属和心理健康专家那里获得辅助信息。通过编码分析，得出了公众污名的四个维度：人际交往、公众对心理疾病的印象、结构化歧视和社会角色的接近，患者会在这四方面有污名体验(18)。Dinos等通过叙事访谈调查了伦敦东部的46名病人，结果发现污名几乎是所有病人关心的话题，精神病或药物依赖患者最容易报告污名感觉和体验；而抑郁、焦虑和人格障碍患者，哪怕没有经历过公开的歧视，也会受人们同情态度和自身的污名感影响(19)。Lee等对香港的32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160名糖尿病人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70％的患精神分裂的门诊病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升迁受到影响，59.7％的人认为，如果自己的病情暴露，他们的伴侣会离开他们。他们所体验到的污名远远高于糖尿病患者(20)。另一项对大陆精神分裂患者及家属、社区居民和精神科医护人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在工作、婚姻和人际交往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21)。
心理疾病公众污名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它阻碍了患者的求助行为。很多心理疾病不具有明显的外在症状，因而会让其面对公众污名的一个线索就是其曾接受过心理治疗，被贴上了标签。因此，患者可能会通过隐瞒病情或不接受治疗来回避公众污名。前述Schulze等的研究中，患者表示去看精神科门诊是件“丢脸的事”，甚至对朋友和亲戚都想隐瞒。临床医生也表示患者经常要求他们保密或修改病例。很多人不接受治疗的同时，还有更多的人不能坚持治疗。调查显示，平均有一半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患者提前中止了治疗，导致高复发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Rusch等用健康信念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心理疾病患者不选择进行治疗，这些模型认为人们以理性方式行动，减少知觉到的威胁，增加知觉到的利益(22)。在这一产生健康相关行为的等式中，治疗的负面影响（如药物副作用等）是一个关键因素，但社会环境影响更重要，即在求助后就会被贴上标签，蒙受污名。
2.连带污名的影响污名不仅会影响患者本人，也会影响与其密切关系的人。这一现象被称为连带污名（courtesy stigma）或联结污名（associative stigma），即心理疾病患者经受的偏见和歧视同样会影响其家人、医生和其他相关人群，这些人群被称之为“the wise”。研究显示，大部分心理疾病患者的家庭成员都报告自己受到污名的影响。Phelan等对156名病人的父母及配偶的研究发现，1／3的人主动隐瞒其家人患有心理疾病的情况，1／4的人至少曾偶尔会因其与心理疾病患者的关系而被人回避。比较分析表明家属当前经历的污名要比20年前严重得多(23)。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心理疾病污名对从事健康服务的人群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污名的存在，医学院学生很少愿意涉足精神病学和其他心理健康领域；该领域的见习医生和毕业生会体验到作为专业人员的污名，而从业者则感到他们并不受病人和整个社会的尊重(24)。
（三）自我污名的影响及相关研究
根据修正标签理论，患者在被贴上标签之前，可能已经内化了关于心理疾病的负面表征。将污名化观点视作与自我相关，认为自己正像他人描述的那样因患病而没有价值。这种影响即自我污名将干扰个人的生活目标、减低生活质量、妨碍求助行为。此外，为了保护自尊，避免自我污名，患者也会回避求助或不配合治疗，对其康复和重归社会产生不利影响。但自我污名并不是普遍的。Camp等对10名女患者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尽管她们了解社会对心理疾病的负面表征，但并不认为这些表征有效，也不一定接受疾病标签(25)。这说明要了解污名与自我的关系，必须要同时考虑个体对污名的主观理解和社会反应。前述Dinos的研究也发现患者的体验并不都是负面的。一些患者表示没有感到羞耻或会受到歧视。
Corrigan提出污名的个人反应模型解释心理疾病患者对污名反应的差异(26)（见图3）。消极事件对自尊的影响取决于它与个体自我价值事件的相关，这些事件是个人建立自尊的领域，如能力、他人认可、道德伦理标准等。在有关自我价值事件的领域发生的负性事件对自尊的影响最大。根据该模型，面对标签和特定情形中他人的消极反应，如房主拒绝带心理疾病患者参观公寓或雇主不愿提供面试机会等，患者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对合理性的知觉和对群体认同的程度。集体表征和认知显著性会影响人们对其经历的污名和歧视的合理性的评价。Corrigan在模型中指出与自我污名知觉有关的集体表征包括三个成份：文化刻板印象、知觉到的群体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集体表征会因情景中信息的呈现而被激活。研究者认为如果情境使文化刻板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变得显著，会让人对污名刺激更加敏感。
图3 污名的个人反应模型
那些认同受污名的群体但认为污名不合理的人（如“我有心理疾病并且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羞耻的”）会对污名做出正义的愤怒反应，如“我不会让别人不公正地对待我”。这些人可能会积极采取行动维护群体，争取权利。相反，那些并不认同群体的人，无论他们对污名合理性的知觉如何，都对污名毫不在乎。而自我污名化的个体则认同受污名群体，并且把负面的刻板印象和歧视知觉为合理，这些人的自尊会受到损害。国外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污名会导致低自尊、低生活质量、持久抑郁、社会关系受损、治疗求助推迟和治疗的提前终止(27)。国内研究亦发现，自我污名会降低患者的自尊、自我效能、康复信心，加剧抑郁状态，妨碍社交回避状况和主动求医行为(28)。
四、心理疾病污名的策略分析
心理疾病污名的广度和深度让人们很难轻易减少或改变它，但为了减少它对患者及家人乃至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仍然试图做出各种尝试来减少心理疾病污名。由于污名的形式和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因而改变污名的方法也各有差异。
（一）应对公众污名
1.应对公众污名的策略和案例 根据对污名影响机制的研究，人们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减少心理疾病污名，大致可分为三类：抗议、教育和接触。
抗议策略强调各种污名的不公正，让人们出于道德考虑而放弃污名化观点，通常用于反对污名化的公共言论、媒体报道和广告。但抗议可能引发人们的心理抗拒，因此对改变公众态度作用不大，甚至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教育方法试图挑战有关心理疾病的不准确的刻板印象。通过广告、书籍、传单、电影电视和其他声像工具来提供关于心理疾病的基本知识或事实信息，以此来消除人们对心理疾病的种种误解。但教育干预往往不能引发行为的改变，且影响范围有限、持续时间短。减少污名策略还包括与受污名群体成员进行人际接触。研究发现，与抗议、教育和不采取干预相比，与心理病患接触更能改善态度。接触似乎是改变心理疾病污名最有效策略，但它比教育更难普及、推广，需要谨慎的安排和实施。可以说，将教育与接触相结合是减少公众污名的有效策略，这是由于普及科学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心理疾病持有的刻板印象，接触则是消除偏见和歧视的有效手段(29)。
近些年来，国外拥护心理疾病患者权益的各类支持群体，针对公众和媒体发起了各种减少污名的运动，其中很多干预计划取得了成功，可以为我国改变心理疾病污名的策略制定提供参考。美国全国精神病联盟（NAMI）是由心理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组成的群体，它一直为减少污名化情形而对公众进行教育，力促立法者在住房和工作领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它发起的名为“污名消除者”计划成功地对美国50个州的媒体呈现的污名表征提出了抗议。美国全国心理健康意识运动（NMHAC）以电视和其他媒体为主要工具进行教育，制作了30秒的宣传片，主要关注青少年对心理疾病的态度，增加青少年在需要时使用心理健康服务的几率。宣传片末附加了网址，在那里，对此感兴趣的青少年可以更多地了解心理疾病和相应的服务。这一运动渗透的广度和深度虽很难衡量，但2001年10月，网站的点击率超过了1200万。德国也有各种反污名战役，如慕尼黑的BASTA联盟，由心理疾病患者组成，在众多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包括通过邮件来提高人们对污名的警惕，进而发起抗议；在学校和警校通过心理疾病患者的主动参与，开展广泛的教育计划；对媒体进行教育；展览心理疾病患者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文化活动。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改变观念”（Change Minds）计划，也是通过多层次的公众教育改变心理疾病污名。澳大利亚的“健全”（Sane），这一全国性的反污名运动进行了20年，在对记者的教育和对媒体污名化信息的反对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2.污名改变的目标定位模型 通过上述的回顾分析，不难发现，通过抗议、教育和接触减少污名的各种实践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每个干预计划都定位于特定群体，以改变相应的态度和行为。比如，NMHAC试图让那些受心理问题困扰的青少年更多地接受心理健康服务；NAMI的“污名消除者”要阻止流行媒体在电视节目和电影中持续呈现受贬抑的心理病患形象。与不加区分地试图改变所有一般公众的态度相比，定位于特殊目标的方法更加容易成功(30)。这里的“目标”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与心理疾病患者相对的权力群体（如雇主、房主），他们表现出歧视行为就可能会减少心理疾病患者的生活机会。第二个目标就是特定的歧视行为和态度。对每一个群体，都要识别出我们想要改变的歧视行为和态度。比如如果将目标定为解决雇主不愿意雇用心理病患的问题，可能相应要改变的信念就是心理病患是无能的、会对其他雇员造成威胁。
在众多目标中，媒体是很多干预策略的核心。媒体是一般公众接收信息、理解信息和共享信息的主要通道。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民众与心理疾病患者相处的机会并不多，接触相关知识的渠道也有限，媒体就成了他们获取有关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对心理疾病刻板印象化形象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前述的很多干预计划，如NMHAC，NAMI等，都试图通过改变媒体对心理病患的负面呈现来达到减少污名的目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还需注意的是，反污名运动可以将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并且，不仅仅是以权力群体为目标，那些因为污名而对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务而犹豫不决的人也是目标人群，如NMHAC就以受心理问题困扰的青少年为目标。对于这些计划，目标定位模型也同样有效。总之，为了更有效地减少污名，人们需要关注不同的内容、媒介和策略的组合对各种群体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二）应对自我污名
消除心理疾病的公众污名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用一些方法减少或消除心理疾病患者的自我污名，帮其更好地应对公众污名。这些方法包括认知疗法和增加个人权力感。
认知领域的最新发展表明，自我污名可看作是源于对心理疾病失调的自我陈述或认知图示，这主要是社会化的结果。认知疗法一直被认为是帮助人们改变那些导致焦虑、抑郁和自我污名的认知图示的有效方法。研究者使用认知行为疗法帮人们将污名重构为正常事件，发现可以让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更为接受。另一种方法是增强个人权力感，个人权力感恰与自我污名相对，被赋权意味着患者对自己的治疗和生活有了控制权。个人权力感强的人会具有高自我效能和自尊，社区和健康服务者可通过如下途径培养患者的个人权力感：让患者参与治疗计划的制定，增进其在社会活动中的自我决定权等。这些措施的作用机制是：让处于康复阶段的患者关注自己的强项而不是弱点，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活动发展社会技能，从而去污名化。
五、小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心理疾病污名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应对污名的策略。在我国，心理疾病污名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少，亦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事实上，由于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刚刚兴起，人们相关知识少，求助渠道也少；再加上受我国传统文化对心理失常的病理观影响，人们习惯把心理疾病与个人不良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或将心理疾病视为前世作孽的因果报应。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签，轻则被人嘲笑和轻视，重则完全被否定存在价值，致使我国污名问题比国外更为严重，造成国人在受心理疾病困扰时，更容易为避免自己和家人遭受歧视而回避求助。前述的相关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观点。因此，在中国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减少污名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康复和重归社会，还能减小人们进行心理求助的负担，进而推动整个精神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本文评述的研究成果对今后开展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需要有所侧重和创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研究污名的形成机制。污名是一种社会建构，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深受家本位文化的影响，污名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它对家族声誉构成了威胁。因而，构建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心理疾病污名形成理论无疑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第二，心理疾病种类很多，人们对待不同类型的心理障碍患者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在我国某些地区，一些患有癔症性附体障碍的人会被尊奉为大仙；而名人患病的频频曝光和媒体的宣传使得抑郁症被认为是“白领职业病”，人们报以同情态度甚至将其看成是身份体现；而对精神病患者，人们往往会表现出歧视态度和行为。因此，未来可针对不同类型的心理疾病开展研究。第三，由于我国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程度不够，因此，可借鉴国外的宣传教育方法来改变人们的错误观念，为心理疾病患者营造宽容、良好的社会氛围。对浙江省227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随着各类健康教育的开展，大部分公众对精神疾病及患者已有较正确认识，对歧视给患者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有一定了解，这正是减少污名的基础(31)。可见，在我国教育策略对公众态度改变有所帮助。进一步研究可侧重于探讨影响该方法作用效果的各种因素，比如大众传媒的作用。第四，改变公众污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健康工作者应对患者的自我污名有所了解，将消除自我污名纳入治疗方案中。因此，对自我污名的影响机制和应对策略的深入探讨也可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收稿日期：2009-04-17
注释：
① Goffman,E.,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Touchstone,1986.
② Yang,L.H.,A.Kleinman,G.Bruce,Link et al.,"Culture and Stigma:Adding Moral Experience to Stigma Theory",Social Science & Medicine,64(7),2O07.
③ Crocker J.,B.Major,C.Steele,"Social Stigma",In:Gilbert,D.T.,Fiske S.,Lindzey G.(eds.),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Vol.2),NY:McGraw-Hill,1998.
④ Link,B.G.,J.C.Phelan,"Conceptualizing Stigma",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7(1),2001.
⑤ Ritsher J.B.,P.G.Otilingam,M.Grajiales,"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New Measure",Psychiatry Research,121(1),2003.
⑥ Corrigan,P.W.,P.Kleinlein,"The Impact of Montal Illness Stigma",In:Corrigan,P.W.ed.,On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Washington: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05.
⑦ Corrigan,P.W.,P.Kleinlein,"The Impact of Mental Illness Stigma",In:Corrigan,P.W.ed.,On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Washington: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05.
⑧ Markowitz,F.E.,"Sociological Models of Mental Illness Stigma:Progress and Prospects",In:Corrigan,P.W.ed.,On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Washington: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05.
⑨ Markowitz,F.E.,"Sociological Models of Mental Illness Stigma:Progress and Prospects",In:Gorrigan,P.W.ed.,On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Washington: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05.
⑩ Corrigan,P.W.,A.Kerr,L.Knudsen,"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Explanatory Models and Methods for Change",Applied and Preventive Psychology,11(3),2005.
(11) Corrigan,P.W.,P.Kleinlein,"The Impact of Mental Illness Stigma",In:Corrigan,P.W.ed.,On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Washington: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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