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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主张人生的追求“是社会的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社会”，认为“为社会而进行社会活动是背叛生活的不幸行为”。这种把生活与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根据“人是绝对价值”，“人是目的”这类原则推论的结果。按照这种推论，要么生活是指群体的、类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也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它同社会是同义的；要么，生活是指个体人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就与社会对立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生活，才能把社会看作只是实现个人生活幸福的工具，把为社会生活看作是个人的“不幸”。这种以人为本、以个人为本的生活观，在人类哲学史上并不少见。无政府主义的先知施蒂纳，就从这种意义上批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宗教原则的俘虏”，“热心于建立一个神圣的社会”。按照施蒂纳的哲学，“我就是唯一者”、“我是高于一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位“先知”曾作过全面、系统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施蒂纳是把社会变成了“我”，又把“我”变成了一切。这样的绝对存在者当然不会为社会作牺牲，有时即使作一些牺牲也只是为自己。共产主义者不能等待社会给予他们什么，而是要去为自己建立一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们想把社会作为取乐的工具之前，首先要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社会。”面对这样的历史使命的阶级、政党和个人，在人生幸福的追求上，是为“社会的生活”呢？还是为“生活的社会”呢？显然，人生“应当”如何的根据，就在历史的发展中被社会生活提了出来，它告诉人们：你应当去建立一个保障人的正常生活的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遵循这样的“应当”去“为社会而进行活动”，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幸”的，而在先进的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说，不正是他们的人生追求和幸福所在吗？
人生的价值目标，不是个人幻想的自我设计的产物，而是由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任务和使命规定的，是人们根据社会的要求和自己的理想认同设计的。正确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与历史前进方向一致的社会定向，它给人们指出符合历史必然性和人民利益要求的总方向，给人们提出“应当如何”的人生目的和行为准则。因此，价值目标是人生的根本指导原则，是人生内在价值的核心。正是这种根本的价值目标引导人们去为理想、正义事业而献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就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要求和个人的良心。
从个人的发展和完善来说，“实际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是不可分离的，不但不可分离，而且更应该注意人应该是什么。事实上，社会的价值要求和共同理想，同时也就是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指导。当它走到你面前时，它会严肃地劝告你：应当成为理想的人；同时它又不客气地提醒你：你现在还不是。每个人都有两方面：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就人生的价值来说，这就是现有价值和应有价值。一个人是什么，这是由他的历史和现状、过去和现在规定的，体现着他的现有价值。但是，人能意识到自己现有的存在和现有价值，这种自我意识是一种自我评价。当着这种评价与自已的理想相对照时，就会产生理想与现实的差别，从而提出应当如何的要求。于是现有的存在就要冲破已有的规定，向着应当的理想要求努力，实现理想的要求。正如黑格尔所说，“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特别是异于禽兽的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自然事物受到限制而不知其限制，人则自知其限制，当他自觉到限制时就开始超出了限制，也就是要冲破已有的局限性，向前进取。一个积极进取的人，总是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价值，而向着更高的目标追求，力图实现应有价值。在这里，“应当”就意味着理想要求对现有规定的否定关系。个人的现有价值是有限的，它的有限性就是一个人“是什么”的规定。不满足于这种有限的规定，冲破它的有限界限，达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就是所谓“超越自我”。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我们给自己作评价时，就是对自己作判断。例如我说：“我是个教师”，这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判断，一个评价。我作出这个判断，实际上就是把“我”放到“教师”这个概念中去，也就是拿我和教师这个概念相比较。“教师”这个概念里内涵着一切关于教师的理想、标准的要求，因此它就意味着我所应该追求的理想和作为一个教师的标准。修道之谓教，模范之谓师。拿“我”和“教师”这个概念相比较，就是和“应当如何”做一个模范的教师的理想相比较。这就是说，“应当”的要求，不只是意味着将来要达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现实条件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应当”本身就包含着现有的规定，而现有的规定同时也包含着理想的“应当”。若将现有的潜在性加以充分发挥，就可以显示出现实的统一。这正是善的力量所在，它不仅要定向地改造现有，要求现有，而且本身也有实现应有的基地和力量。当然，“应当如何”作为理想的目标和要求，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必须与个人的特殊情况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变为个人的指导原则和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要善于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能力，选择适当的途径和手段，实现理想要求，并且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和个性。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就会在人生道路上陷入徘徊、彷徨，或者盲目自满，或者消沉自卑，甚至产生狂想型精神分裂症。这就是要注意一个“能够成为什么”的问题。这个人生过程的圆圈就是：人生的实存是人的自在状态；人生的价值是人生的自为状态；人生的极至便是二者统一的人生的自在自为状态。自在自为是人生行程的统一复归阶段。它不停留在人生的本然状态，即“活着就是”的状态；又扬弃了人生的应然状态，即“活着应是”的状态；它将“应当”的指令，通过行动见之于客观。因此它是一个客观、主观，主客观统一的过程。
“应当”不仅体现着现有价值和应有价值的统一，也体现着人的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自律是人的道德生活的特征。对于个人来说，自律意味着对自己激励和约束。自我约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自己的情感、欲望的约束。一般来说，人的情欲要求总是发自个别的冲动，通过个别性冲动对外部世界的个别对象发生关系，以达到自身欲望的满足。显然，作为自然的情欲，它是个性化的、任性的，因而在没有正确的理智和原则指导下，往往表现为无节制的自私行为，不利于自他关系的健康发展。一个人如果处在这种状态中而不自觉，就会被任性的欲求所左右，被偏私的欲求束缚而成为“情欲的奴隶”，如贪色的奴隶、贪财的奴隶、吃喝的奴隶等等。既为奴隶，就不能自律、自主，因而在适宜的环境中，就往往表现无教养、粗野、低级，甚至丧失德性和人格。在这种被局限的偏狭情欲中，人就没有自制力，也没有自爱、自尊的能力。如果习惯成自然，铸成“第二天性”，就更会失去从“是什么”向“应当是什么”超越的自由。
与上述情欲的奴隶相反，人在把自己的感情、欲望作为对象来思考和加以理智的控制时，就会成为自己情欲的主人，正确地发挥情欲和理智相结合的主体作用。人作为这样的主体，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欲求和利益，而且能够意识到他人的欲求和利益，意识到社会整体的欲求和利益，意识到外部世界发展的必然性，从而正确把握历史进步的方向；只有正确理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看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确自己应该如何，而且能够意识到他人的欲求和利益，意识到社会整体的欲求利益，意识到外部世界发展的必然性，从而正确把握历史进步的方向；只有正确理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看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确自已应该如何，并且主动实践自己的理想选择。这样的人就不再是情欲的奴隶，而是一个有教养的、文明的、高尚的人；是一个如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一致的人”，是一个“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这就是孟夫子所说“从其小体为小人，从其大体为大人”的道理。
由此可见，在现有价值与应有价值的矛盾中陷入彷徨、苦恼，只不过是庸人的特征。对于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人来说，“现有”只是前进的起点。转化的中介，“应有”才是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在实现应有价值的过程中，履行责任与追求幸福是一致的。社会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消极的束缚，而是前进的方向和激励的力量；它不只是外在的要求，而且也是个人内在的要求和良心。它不是使人感到束缚，而是使人惊醒、感奋，自觉地克服自己的任性，同主观片面、自私自利、胡作非为作斗争。
有一种议论，认为不应该强调“应当如何”，任何哲学都没有权力向人们提出“应当如何”的要求。还有一种强调“可能生活”的主张，认为“应该只不过是一种约定的要求”。这种议论听起来似乎很新鲜，也很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口味，但仔细想来它又似是而非，至少说是片面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上的老问题。
远的不说，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批判的结果，差不多都注意到这一点：“人生应当是怎样的？”、“善恶价值的根据在上帝吗？如果不是上帝那么应当在哪里？”他们在批判了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原则之后，纷纷回到人的原则上来，从人出发寻求善恶、应当的根据，并建立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英法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等，都以各自的观点对“应当”作了解释。弗郎西斯·培根批评马基雅弗利，只是从人性恶的方面“把人的行为事实描写出来”，而没有向人们指出“应当如何”。霍布斯在阐述他的自然法道德哲学时，也强调了人类理性由于功利的趋使而用自然法去限制自然权，正是意味着“应该”如何的道德要求。法国启蒙思想家在从自然主义方面看道德时，只注意肉体的必然性，不懂得“应当”是什么，但当他们从政治上看待道德时，因而程度不同地从社会要求上理解道德的义务性时，则强调功利的和道义的“应该”。狄德罗还揭示出：应该意味着一般是特殊的根据和将来对现在的要求。至于德国的思辨道德哲学，更是在这个地方大显身手。康德力图找出排除任何经验、功利、情感因素的道德法则，他找到的是无条件的、纯粹出于“应当”的理性绝对命令。他认为实践理性借以自律的，根据就在人自身之中，“应当”就表示意志对普遍理性道德法则的关系和尊敬态度。他的道德哲学就是论证这个“应当”的。照他的道德法则，道德行为绝对不能考虑功利效果，为了功利目的。道德就只能是出于对规律尊重的“应当”，出于“义务”。这样，他就把道德的高尚性、纯洁性，也就是把“应当”，推到了脱离人的实际生活的神秘思辨领域，可以同基督教、佛教教义坐一条板凳了。黑格尔看到了英法哲学和康德道德哲学的片面性，力求辩证地解释“应当”这一范畴。
黑格尔从分析伦理关系和矛盾入手。他把道德放到伦理关系中，即放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历史中去，使道德进入了现实社会和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社会、家庭等客观伦理关系对个人的要求，就是一种“应当”，个人自觉认识这种伦理关系，遵循个别、特殊和一般统一的辨证法。把个人利益与他人、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就是合理的、真实的，而不是康德那种虚构的应当。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道德就是由矛盾关系而产生的应当如何的要求，在伦理道德中，应当就体现着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关系、个人利益的关系，个别行为与普遍原则的关系；也就是要使个别、特殊上升到普遍，使个人之德行符合伦理的要求。个人的德不过是社会伦理的造诣。显然，在黑格尔那里，应当的根据是客观的，是以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和解决矛盾的必要性为根据的。作为应当的东西，不仅是客观的、真实的、合理的，而且是善的；反之，“不是它应该那样存在的”就是恶，它就不应该存在。
然而，在黑格尔成功的年代和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逐渐兴起了否定或贬低“应该”的思潮。首先是与黑格尔竞争柏林大学哲学课堂的叔本华。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除了胡说八道之外都是陈词滥调，他的哲学要走出理念的迷宫，以意志为现象的本体，而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他宣称他的道德哲学“没有什么应该”，自由意志也不服从任何“应该”。这就不仅否定了宗教的他律道德，而且也否定了任何合理正当的道德要求。
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分子施蒂纳，从极端唯我主义出发，宣称：“我是高于一切的”，“我就是我的绝对本质”，而作为类的人，只是理想、思想。在他看来，成为一个人并不等于完成人的理想，而只是表现自己、个人；人生的使命并不是如何实现普遍人性的要求，而是如何满足自己。因此，自我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准则”、“没有法则”、“没有模式”。而道德、法律、社会、国家、民族、人类，以及真理等等，所有非个人的普遍性的“应该如何”都是对个人的奴役。施蒂纳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先知”，一个重要的理论表现就是他否定任何“应该”。
极端个人主义者尼采，更是以其“权力意志”论，抨击“应当”。他强调“意志解放一切”，要先成为一个“能够意志的人”，再去做自己所想做的事；遵循“应当”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是弱者，因为弱者不能在“应当”面前说“不”。在尼采的人生哲学里，人只是自己，个人的目标就是成为超人，其他一切都是虚伪的说教。尼采与叔本华不同之处在于，人面对人生的痛苦和不幸，不是否定自我，追求宗教的灭我的超脱，而是绝对肯定自我，主张用创造使痛苦得到拯救和安慰，而且认为多量的痛苦和不幸对于造就创造者、超人是必要的。人生的价值完全在于人去创造，去赋予。他说：“创造——这是痛苦之大拯救与生命之安慰。但是为着创造者之诞生，多量的痛苦与多种的变形是必要的。”他强调的是个人的奋斗，主观的估价，在追求超人和价值重估中摆脱一切“应当”的束缚。
如果说，尼采和叔本华在批判基督教的意义上，反对约束个人自由的“应当”，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一般地否定“应当”，只承认个人主观意愿、意志的自由，而不承认社会的要求，他人的要求，从理论上说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夸大，一种纯粹主观主义的自大狂。从实践上说，是无视社会关系存在的事实，逃避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能从唯物主义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批判地分析黑格尔关于“应当”的思想，无疑会像从矿中淘金一样，得到珍贵的东西，使我们对“应当”范畴得到唯物辩证的理解和把握。应该说，并不是哪一位哲学家凭愿望向人们提出“应当如何”，而是生活向人们提出的，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提出的要求。作为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尽管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创造性，但决不能无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人，你的自我并不是绝对的、万能的。除非个人能够绝对孤立的存在，或者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不受社会生活的“应当如何”的约束。在社会生活中，有关系就有要求，有要求就有“应该”。“应该”作为目的、理想，不过是对客观事物、关系本身的矛盾在发展中否定原有规定性的自觉把握。一切科学的“应该”，都是以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和解决矛盾的必要性、可能性为根据的，而一切不以必然性和必要性、可能性为根据，只是出于任意、武断、主观、自私要求的“应该”，都是不科学的，不真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的、真实的“应当”是有限的；不科学的，不真实的“应当”是无限的。“任何一种应该都有可能是不应该的”，这只能从矛盾发展、事物进步的辨证法意义上理解，而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高尔基曾在一篇题为《在生活面前》的杂文中，描绘了一个在生活面前只要“我意愿”，不要“我应当”，不想尽义务，只想个人自由的人。这就是说，自由不是摆脱“应当”的要求，而是对合理的、正义的社会要求，对科学的、真实的“应当如何”的要求，作出正确的认识和选择，把客观的“应当”变为自己的“意愿”，并付诸实践，这样才能获得自由和幸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应当如何”意味着对个人的要求和约束，但社会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对个人的约束是必要的。对于一个觉悟的人来说，它不是勉强的、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恰恰相反，它正是使个人真正发挥其主体性的必要条件，是为发展个人以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为目标的感情和能力所必需的。如果说约束的话，那是主体自身按照“应该如何”的要求自觉地约束自己，是主体的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一个志于有所成就的人，必须知道限制自己。那些任其个性而为所欲为的人，必然要受到他人和社会的限制或约束。人的品性和人格，是从约束自己、履行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开始的。个性与共性必须是相统一的。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实现的要求正是应该不断克服自我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狭隘性，超越自己的现有价值，实现应有价值。这就是人生进步为什么总是要从零做起的道理。从零做起，就是不要把已有价值当成资本，当成包袱，躺在已有价值上，满足现状。这样就永远不会突破已有价值的规定界限，不断进步。真正的进取者，只能把已有价值看作过去，现在只是零，进取的目标在于实现应有价值，用应有价值的实现来不断超越零的界限。
当然，我们强调“应当”，有一个前提，就是这种“应当如何”的要求，是合乎真理的、是正义的。其所以应当，是因为它体现着历史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虚假的，骗人的或自以为是的“应当”。能否识别真假、正邪，这正是人生的考验和锻炼。对“应当”的认知，是人生价值实现的主观条件。没有对“应当如何”的认知，就不可能有自觉的人生。没有对“应当”的把握，所谓“可能生活”和幸福的实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是在思维中推论的逻辑，而不是现实生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