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整体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为人类认识史上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近代以来欧洲思想家们的各种理论成果，终于在19世纪中叶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唯物史观以其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洞察力和一系列精辟见解，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世界历史的一些新进程、新材料，对唯物史观不断地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其成为内容十分丰富的历史理论体系。本文不打算全面探讨这一理论体系，仅就这一理论中与世界历史整体认识相关的一些思想、观点作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
一、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世界历史”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往往带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类历史”或“历史”这样的概念的，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类历史”或“历史”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为全人类以往的全部发展过程，但是“世界历史”不是简单地指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而是强调人类历史总进程中具有世界性和整体性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着重指出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普遍联系的时候，才十分突出地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并且强调了“世界历史”和“历史”的不同。下面一段话，最为完整和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19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这里完整地引用这一段著名的论述，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完整地理解它的思想内容。在笔者看来，我们在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话时，至少有几点是应当明确的：
第一，“历史”与“世界历史”不同，人类经历了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第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的发展和扩大，使各民族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逐渐消失；
第三，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形成世界历史。也就是说，越是靠近现代，“世界历史性”或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就越是明显，越是追溯到古代，由于人类历史的交往比较少（但不是没有！），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就越是模糊和弱小（但不是没有！）；
第四，历史主要地是由那些“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的事情构成的。这些事实的影响往往是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对许多国家产生影响并且导致了这些国家深刻的社会变化；
第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终原因，不是某种精神的力量和抽象的行为，而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的事实。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揭示了世界历史整体的形成原因、特点、内容和发展动力等问题的实质，这些问题正是世界史整体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世界史整体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经典表述。
应当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经常出现“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性”、“世界历史意义”这一类概念的。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就可以发现，他们使用这些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总进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甚至各个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是用“交往”来表示这些相互关系的。他们经常提到“世界交往”、“普遍交往”、“交往的扩大”、“外部交往”、“交往的发展程度”等等。在考察人类这些交往活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历史由分散、孤立、闭塞的状况向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整体发展的状况逐渐进化的历程。而这一点正是世界历史整体性最为关键的地方。因为所谓整体，指的就是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如果没有人类交往活动的发展和扩大，世界历史整体就无从谈起。
二、关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人类历史的长河，正如一幅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画卷。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具体，极其复杂多样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诸如经济发展、社会性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等，都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这就是历史首先向人们展现的多样性特征。认识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些极其复杂的多样性的背后，有没有历史的统一性？如果有，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观和形而上学论调，不是抹杀历史的统一性，就是割裂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彻底批判了旧的历史理论的种种偏见，正确地指出了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历史的统一性，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共同的本质属性和共同的规律性。就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讲，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首先是人的发展史，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一切历史都无从谈起。因为，动物虽然也有一部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人类的活动具有着某种共同的本质属性，这是从人类离开动物界而产生的，因此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所以，“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总之，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能够通过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来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因此，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繁衍、种族的形成、民族的迁徙以及人们的生产活动等，都是人类改变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世界历史首先是这一过程的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马克思十分强调人的发展和人类的生产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的首要意义。 早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 他就重视这一点。 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可见，人的“劳动”和人本身的“产生过程”，就是世界历史的本质属性之一，而且是最基本的属性。以往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实际上，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出发，创建了科学的历史观，从而避免了旧的历史理论中的“抽象性”和“片面性”的缺陷。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依次更替的自然历史过程，世界历史的总的前景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全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和共同本质。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12页。）唯物史观的这一思想， 从进化论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了那种认为某种社会制度，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这种谬论，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指出了光明的前景。在谈到新旧社会更替时，恩格斯还说到：“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12页。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不论新旧更替的方式是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历史的车轮都是滚滚向前进，不可逆转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没有倒退和例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多次谈到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有时会有“暂时的退却”，但这些毕竟是例外的情况，不是规律性的东西。对世界历史总体趋势来讲，它是呈上升路线发展的，这已经被以往的历史进程所证明。如果说将来人类历史会走下降的路线，这是我们今天无法证明的东西，而且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世界历史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的总进程时，曾提出过“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五形态论”在学术界引起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但是，“三形态论”却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也就是人类社会经历了“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或者“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公有制社会”这样三种形态，三个阶段。这个最后的无阶级、公有制社会，就是人类未来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是世界历史的最高阶段。 因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并且，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可见， 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最为完美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也必然是世界历史的美好未来。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第三，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自然历史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生产和交换构成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变化的唯一因素。恩格斯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恩格斯认为是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是许多力量构成的“合力”。他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唯物史观的这一原理，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司芬克斯之谜。在马克思以前旧的历史理论，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历史理论，不是在人们的“思想动机”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就是把问题归结于某种“神”的力量，因而从未给历史一个科学的解释。唯物史观克服了以往旧的历史理论的这个缺陷，把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看作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去探求推动历史前进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作用，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这一本质规律，从而使历史学走上了真正科学的道路。
第四，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还表现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即使它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只要它们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生产关系，就会具有本质上相同的上层建筑和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普遍规律所起作用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因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具有同样的原因自然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给予了那些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相似的发展过程以科学的解释。因此，“无论在英国或在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275页。）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历史统一性之所以存在的深刻基础。
唯物史观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着手，去寻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具有本质相同的历史发展规律，这就找到了一把解开许多历史之谜的钥匙。正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是以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因此，无论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和民族，还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只要具有本质相同的经济基础，就会处于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就会有本质上相同的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就会有相同的历史规律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阐明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历史的多样性的存在，而是指出统一性存在于多样性之中，统一性和多样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说过：“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有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历史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总会带有一些不同的色彩和特点，这反映了客观历史进程的丰富多彩、生动具体，它绝不会由于所谓神的“意志”或“观念”，而变成刻板僵化、整齐划一的过程。古代历史上，有些民族之间的差异在我们看来比较少，这是有客观原因的。马克思曾分析道：“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0页。）
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是靠近现代，历史的多样性丝毫没减弱，而是日益显示出多彩多姿的景象。列宁在20世纪初叶写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致需要的托拉斯和银行，甚至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至于美、英、法、德等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它的形式是更加不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其多样性的特征越来越清晰了，历史正沿着愈益丰富多彩的道路走下去，但这也同样不能否认历史统一性的存在，而是相反，历史的统一性正是包含在其多样性之中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按着总规律进行的，这不仅丝毫不排斥在形式或顺序上有所不同的个别发展阶段，反而预定了要有这样的发展阶段”。（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2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思想，通过纷繁芜杂的历史表象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共同本质和规律，并且阐明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与历史表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世界历史整体研究，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世界历史整体、部分的特性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揭示世界历史的共同本质及普遍规律的时候，无疑是从对世界历史整体的研究出发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通过对整体的研究，才能发现客观事物的总的特征和总的规律，才能建立起总的概念。而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一个要素、一个方面，即使是很重要的部分，都不能提供关于整体的总的概念。例如欧洲的历史，尽管曾经是世界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仍然不能取代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不能给出世界历史的总的图象。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较多地引用了欧洲的历史，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史料的限制。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从世界历史的总的行程中来考察欧洲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无论是从他们的方法论角度还是从社会阶级基础上看，他们都不可能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欧洲一隅的。因此，有的人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成分”时，也受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在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活的整体，完全不同于无机界的整体。他们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角度出发，突破了近代欧洲机械论的整体观和形而上学的种种偏见。因此，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注：《列宁全集》第1卷， 第111页。）列宁在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时， 曾明确指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348页。）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世界历史作为有机整体的总的特征。
对于有机体的整体而言，它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普遍存在。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马克思在这里十分肯定地指出“每一个有机整体”都具有这个特点，说明了整体中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何等重要。恩格斯也曾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可见，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并且部分因此而构成了有机整体，这是认识整体的关键。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完成对整体的正确认识，因为“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马克思、 恩格斯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总是十分强调民族间的“交往”和“国际的交往”，就是从整体内部的各种相互联系出发来认识整体，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科学的方法。
重视整体内部的相互联系的方法，也是与辩证法的原则一致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 ）这就和形而上学的那种“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的方法截然不同。辩证法的这一原则， 是我们研究客观事物和人类社会的极为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恩格斯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
辩证法不仅重视整体的联系，还要求把整体看作是运动着的整体，是发展着的过程，而不是某种僵死不变的东西。列宁曾写道：“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135页。）列宁在谈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也多次强调说：“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注：《列宁全集》第1 卷，第159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出发， 必然是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充满联系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这一点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所在。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曾指出：“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发展的观点、运动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历史整体中的每一个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光辉的范例。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过程时曾指出：“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36页。）在这里， 构成“总体”的“要素”和“总体”本身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都是一种过程。恩格斯曾高度概括过关于发展的观点，称它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并提醒我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要坚持这一思想。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 第239页。）
在这一段话中，恩格斯一方面阐明了关于“过程集合体”的思想，即发展的观点，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是众所公认的了；另一方面又告诫我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坚持运用这一思想，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经常还会有人提出一些与这一思想相背离的认识。在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中，这也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
至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欧洲的哲学家们从古希腊时开始，就有许多精辟的见解，特别是黑格尔已在这方面建立了“巨大功绩”。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过多地去直接论述这个问题，而是在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时，善于正确地处理和把握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劳动协作时，他写道：“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这说明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是不同于部分的简单相加的。 整体往往能够发挥出不同于部分，并且高于或大于部分的新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整体与部分的理论，直接为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整体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用“总体”、“有机体”、“社会系统”等概念来表示整体，用“要素”、“方面”、“局部”等概念来表示部分，概念虽有不同，但思想实质是一样的。我们应当善于从实质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和理论，并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本质上是沿着一条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或者说从综合到分析，再到综合的路线前进的，这一认识方法是符合科学认识的逻辑的，也是符合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不认识到这一点，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就无法展开，就会陷入到一系列琐碎的历史细节之中。但要完成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就必须严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以避免使我们的理论建立在流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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