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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0多年里，我们党经历的巨大成功与巨大挫折错综交织的情况，常使今天的青年人难以理解，也令研究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其实，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正是党的理论与实践正确与失误交替发生的反映，也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我们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一、起步时的历史背景
1956年是我国社会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起步。这一年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敌视依旧，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又出了问题。2月，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全新看法并尖锐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引起世界震动。其积极作用是促使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消极作用更大，引发国际共运内部对许多重大问题的严重分歧；并使东欧各国主要是波、匈，为摆脱苏联控制先后发生大规模群众暴力行动，后果严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分裂，一些党员退党，国际共运出现严重混乱。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则乘机掀起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这种国际形势，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群众影响很大，加上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够完善，党和政府工作部门存在的某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引起群众不满，1956年下半年就有地方闹事。据统计，各地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还有部分农民闹退社。面对这些情况，许多党员、干部没有思想准备，有人惊惶失措，有人用简单粗暴方法压制，令矛盾更趋激化。
国内外这种形势，使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面临如何摆聪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问题。而突破苏联模式，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是急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此前，我国许多体制摸仿苏联，这除了与苏友好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可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在实践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1956年的国内外形势又促使我党进一步思考。用毛泽东的话说，苏共二十大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即指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全照苏联那套公式。他说：揭了盖子的好处就是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正如每个人的面目各异，每棵树长得不一样，各国也有不同情况。要讲个性，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走不通。当然所有道路也存在共性。各国党的任务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制定本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要接受我党历史上的教训，反对用教条主义方法学苏联经验。他说，以前没经验，只好模仿苏联，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初步实践，又有苏联的经验教训，应该更强调从国情出发，强调创造性，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经验，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都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但这条道路是什么，没有现成答案，只有靠实践探索。于是八大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思想成果。比如，《论十大关系》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原则，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其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充分反映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解决当时的急迫问题入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探索。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在探索中，思想理论方面取得许多积极成果，也发生过不少失误。
二、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一）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过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思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毛泽东特别突出的创造。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通往工业化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只能从大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他认为苏东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是个严重教训。经过摸索，他提出，以重工业为中心这点必须肯定，但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稳固。这里，他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既适合我国人口多而资金不足的基本国情，也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我党从国情出发提出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
毛泽东还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思想。这是针对苏联不赞成中国搞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提出的。当时东欧一些国家都听从苏联意见，自己不搞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依靠苏联，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而我党对此鲜明抵制，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为此，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这一原则和方针指导下，我国成功地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包括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造成的困境，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
与此相关，中共中央、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总任务及两步走战略步骤。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要将我国建成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思想具体化，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四化思想的最早提法。此后毛泽东在1957年2、3月分别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提到将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他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即1980年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在企业民主管理思想方面，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邓小平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思想。“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这一管理制度已为实践证明，是企业进行生产和技术改革中实行群众路线、解决重大问题的有效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表现。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也反对苏联重积累、轻消费的做法，提出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原则，并揭示出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解决三者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思想至今适用。毛泽东还提出，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要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目的是增强本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他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提出的政治上“一边倒”方针，是指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限，而经济上仍与之进行贸易交往，并非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毛泽东一再强调，一切外国人的长处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但不要盲目学，要独立思考，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都不正确。对美国，毛泽东一直表示愿及早与之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关系。但美国政府长期不改变对中国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且胁迫其他国家对我实行了长达20年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中共中央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另一方面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克服无计划状态和分散主义；改变农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加强财政、银行监督与检查等。在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又针对存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适当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等。
（二）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做些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创造；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和专政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苏维埃政权相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从文字表述看，不仅有“专政”，而且有“民主”，并采用内容更为广泛的“人民”一词，能更准确地表达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同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一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传统和经验（注：那时毛泽东就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另一方面也是建国后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来说最适宜、最能体现国家性质的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
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引发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其解决也是其他矛盾解决的根本；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并为此提出六条标准作为区分两类矛盾的界限。当然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只提出这六条抽象的政治标准是不够的，没有从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上制定区分标准，从而缺少可具体操作和准确把握的政策界线，是造成以后大量混淆两类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当时提出六条标准是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还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所以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为国际共运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但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导致实际工作中大量混淆了两类矛盾，即使对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许多未能正确处理。这又从反面证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多党合作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就存在各民主党派，它们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其他爱国者及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帝反封、建立新中国奋斗，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政治合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毛泽东非常重视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1956年，毛泽东又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出我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5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独特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同我党亲密合作、团结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模式，又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在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针对我国一度照抄苏联把政治因素搬到文化科学领域、利用行政力量推崇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甚至以苏联的学术成果或思想观念作为评判是非标准等做法，指出这种对外国毫无批判的生搬硬套和模仿是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他反对在艺术和学术方面迷信苏联，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是非非，应该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通过艺术的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方法去解决。由此他提出，我党发展文化科学的根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等。
（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提出过其他一些正确思想，有些虽未贯彻实行，但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对我国社会所处的阶段，毛泽东的思考有过多次变化，既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也反映出不充分的实践所导致的思想的不稳定。从七届二中全会到三大改造完成后不久，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一定认识，多次讲建成社会主义15年只能打个基础，真正建成要50到100年。后来，他还提出，要区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阶段。这个时期，他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但不久这些认识就被急于求成的思想所代替。原因一是三大改造提前完成、“一五”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使党内许多同志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有所忽视；二是想利用国际上出现的相对和平时期加快建设。与此相应，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也急于过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发动起来，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中共中央、毛泽东觉察错误后即设法纠正，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做了适当调整，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纠错中，毛泽东经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邓小平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与此相关，反思错误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也有突破性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异议，并比斯大林有所前进。这里说“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为后继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列宁就说：“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尽管列宁为实践所迫实行过新经济政策，但他认为这是暂时的退却，半年后就宣布退却已到终点。后来斯大林有所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但他把商品关系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被排除在外。毛泽东对已形成传统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是很不简单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完全否定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商品生产的发展阶段，特别强调农村应当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多生产能交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不仅消费资料而且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作为商品。他还提出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正确思想。他还说过：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也就止于历史规定的限度。所以，这些正确思想在以后非但没能坚持反而有所反复，也是不奇怪的。但他毕竟提出过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此期间也提出过许多很好的理论和思想，如周恩来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刘少奇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观点；朱德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小平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陈云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子恢提出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同时，1960～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党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及其根源分析
（一）探索中发生的失误
自从1957年发生反右扩大化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失误后，我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开始出现迷误。主要的失误，一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二是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
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要指以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为特点的“大跃进”运动。始于1955年下半年的经济冒进，经历了反冒进、批评反冒进，最后发展为“大跃进”，持续到1958年10月。此后至1959年7月曾有9个多月的纠“左”。但由于错误批判彭德怀进而在全党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进程，从1959年8月又继续“大跃进”直到1960年冬。这几年“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地。
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指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工作过急过快的缺点偏差，导致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快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总之都是公有化程度过高造成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后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摘“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结果损害了社员利益，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阶级斗争扩大化，主要指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1959年在全党发动“反右倾”斗争；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导致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四清”运动，把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最后，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些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二）发生失误的原因分析
发生失误的原因很复杂，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
从客观方面来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为什么在许多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段、商品经济等问题上，毛泽东都曾有些很好的思想，但有的未实行、有的未贯彻到底、有的还有反复呢？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践经验不够。那是一个社会主义历史还非常短、我们自己的实践才开始的时期。感性认识尚未充分，就不具备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常常是与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虽说正确的认识，也还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不易坚持，甚至会被自己否定。
比如在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有过的正确判断，不但没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反而后来被放弃，导致了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超越阶段，成为许多错误发生的根源。而超阶段本身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够清楚。还比如，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他曾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下暴露出来了，这也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又比如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一方面与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以及脱离实际、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这种状况在那个时代更突出，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再比如，党内一些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原因。邓小平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注）推向了反面。”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我国封建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这些时代、环境方面的客观因素，就是邓小平分析以往失误时说过的：“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
从主观方面来讲，主要是思想理论本身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可能与两方面的理论失误有关。一个是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中的“一定条件”加以泛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里说的“一定条件”，明确是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变革时期。如果把这“一定条件”随意泛化就会出现失误。“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理论失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结论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高度理论抽象方法，即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成熟形态研究概括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我们长期以来只记住了结论——要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却忽视了前提——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于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又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错误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了、绝对化了，最后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分阶级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为依据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情况，党内斗争也多属思想斗争性质，所以没理由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更没理由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做只能把局势搞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奋斗目标，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
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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