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人类学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田野论文,学中论文,图书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年来，实证科学方法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受到重视，在各种课题、著作、论文中，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开始大范围运用。但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只是实证研究的方法之一，实证研究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如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计量的方法等。其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属于一种实证的方法。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真实记录来再现与揭示研究对象的状况与意义，尽管其中也使用阐释方法来抽象新概念或新观点，但其阐释是建立在真实记录与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故整体看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是偏重实证研究，属于带有实证倾向的质性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助于丰富自身方法论内容，也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学跨学科研究的能力。 1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专门方法 有无专门的科学方法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换言之，每门成熟的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科学方法。人类学开始成为一门学科是在19世纪中期[1]，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有着自己的专门科学方法，这就是田野调查方法(或称“田野工作”)。有人类学者甚至指出：作为人类学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知识的起源是密切相连的，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2]6,20。 田野调查通常是指人类学工作者深入某一地域，通过观察、访谈、参与来获得原始资料的研究过程。观察是指研究者要仔细看(采录实景)，访谈是指研究者要认真听(深度访谈)，参与是指研究者要努力做(亲身体验)，“看、听、做”全都做到了才是非常投入的实践活动，因而也被称为人类学的“田野三角”[3]73。“看、听、做”是田野调查的核心方法，人类学(或民族志)通常用“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这一术语来对其进行概括，意即要求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中，通过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或实际事务过程来进行观察。 田野调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实践出发”和“从具体入手”。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可以积累大量个性的、深入的个案资料，在获取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产生灵感并形成对于问题的真实把握。田野调查资料是从事实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通过规范、严谨的方法采录下来，形成了说明事实与揭示事实意义的重要基础。 但田野调查也有局限性，即凭借个案研究很难推导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结论，简言之就是人们对其质疑的所谓“个别”代表不了“整体”。不过，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尽管每个事物都不一样，而从个别事物出发是可以接近、认识整体事物的。因为事物都是有各自类型归属的，条件相同就有可能生成相同的类型事物，虽然同类型里的个别事物会有差异，类型也不是个别的众多的重复，但个别中蕴含着类型的相同条件，找出这些是可以反映类型的[4]。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曾经说：“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5]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曾说：“学问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汇万殊归一本，而公例斯主。此固凡学问之所同，不独史也。”[6] 田野调查方法至今长盛不衰，从它与其他科学方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其优缺点。我们通过以下比较，就可以辨识出田野调查方法的特质所在。 (1)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区别。传统的文献研究主要是指通过各种图书报刊、档案资料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而田野调查则更强调依靠现场的事实资料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虽然当代文献研究的“三维空间”已被大大地拓展了，“文献”的概念囊括到网络、数字文本，研究手段也强调使用多重证据法，即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头传统或口述史、礼俗仪轨、文物及图像、异邦资料进行综合互证，但其基本方法还主要是建立在文本解读之上的，这与田野调查依赖现实生活并以其为资料来源的研究旨趣有着较大差异。由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各有其优势及局限，故有些学术研究力图借助双方优势进行方法交叉，于是就出现了语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 (2)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的区别。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者融入研究对象生活中，通过观察、访谈、参与形成深入细致的记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属于典型的质性研究。它能经过“深描”而较好地揭示被研究对象不宜量化出来的心理、体验等文化内容，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及整体面貌，但缺陷在于其研究结果缺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不易适用于覆盖较大范围的宏观研究项目[7]。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法”看成是一个类型。人类学者形象地将田野调查法比喻为“鼹鼠”法，而将那种覆盖较大地理范围的问卷调查法比喻为“蝗虫”法，这一比喻生动说明了二者的不同特点[8]。 (3)田野调查与实验方法的区别。科学实验是通过操控某种自变量来观察因变量变化以检验假设的研究方法。其长处是可以脱离现实的“自然状态”，可以反复验证研究结果。但其远离现实的“自然状态”，有时会导致外部效度的降低，尤其实验对象是人的时候。人的行为复杂性、变异性都很大，较难纳入控制体系，加之诸多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限制也使研究人的实验活动面临一定盲区的限定。相比之下，田野调查亲近“自然状态”的方式则可弥补科学实验这方面的短处。甚至有田野工作者认为，通过可重复验证的实验程序只能部分地回答他们调查的问题，田野调查者所研究的现象具有情景特殊性和历史偶然性，它们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重复出现[2]62。 (4)田野调查与案例研究的区别。案例研究也称个案研究，它是将能够分解为具体单位的社会事物(参与人、活动、现象、事件)作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解读的一种研究方法。通俗的说法就是“解剖麻雀”。有国外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是探索难于从所处情境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9]田野调查与案例研究的研究旨趣几乎是相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田野研究更强调研究者进入田野参与观察，而案例研究既可以进入田野也可以在田野之外(如利用实验、文献计量、历史阐释、档案分析等进行案例研究)。当然，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核心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田野研究必要时还要结合口述史、谱系图、档案资料、问卷调查等，这些也应属于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或手段，只不过没有田野的参与观察，这就不是田野调查了。 2 人类学方法与图书馆学交叉的意义 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细已经应对不了社会复杂性、整体性日益增强的发展趋势，因此在科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趋势。跨学科研究(包括学科方法交叉)的出现，是科学研究“问题导向”(即强调从问题出发)日益风行的结果。而且这种导向还引发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它改变了启蒙时代以来学术团体在严格质量控制下的、注重个人创造力发挥的学科内部知识生产模式，将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为当代的面向应用环境的，具有跨学科性、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强调社会责任与反身性以及质量控制的知识生产模式[10]。 跨学科研究包含学科理论的借鉴、概念或术语的移植、学科方法的交叉等内容。在学科方法交叉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一门学科主动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应用于自身的研究领域，以期拓展认识视角及产生合理的论证结果。教育心理学、文献计量学等就属于这一类方式形成的交叉学科。当然，学科方法的移植、借用是有约束条件的，“一是所移植的方法在其每一学科的运用应当是比较成熟、完善、合理的；二是从需要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的那门学科的角度看，一般也应当对其研究对象的本质或局限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只有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才可能发生学科之间的方法的移植。”[11] 人类学就是借鉴其他学科资源不断发展起来的一门跨学科学问。人类学的四大传统枝干即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无一不是跨学科形成的。二战以后，学术研究跨学科发展趋势促进了人类学分支的进一步繁荣，心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的形成也都属于这一方式形成的交叉学科，它们在资料积累和理论构建方面都取得了系统的进步。只不过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劲头在20世纪末被一些专题人类学学会组织的增长取代，诸如欧洲人类学会、学生人类学会、女性人类学会以及图书馆人类学会等[2]130。但无论哪种人类学研究，田野调查，一直都是这些分支学科的核心方法。因为，田野调查的训练如同画家所受的素描训练一样，它是各种人类学分支研究的一个基础方法；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分支来说，二者互构着彼此的专业权威性[12]。 田野调查方法在与其他学科交叉应用过程中，由于能够积累原始的素材与观点，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共同回应研究问题，因此也就具有了合法性、有效性。甚至有人类学者称人类学就是千手观音，她与什么学科都可以牵手[13]601。从一般的研究过程来说，对某问题的研究有了初始预设(或假说)后，我们就可以从事田野工作，通过田野调查检验或修正甚至提出自己新的假说，然后再回到更大范围的田野样本进行新的检验。除了这种一般性的方法效用外，将田野调查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以下方面的具体效用。 (1)田野调查适用于研究图书馆事业的下层或边缘化地带。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有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在一个文明中，存在着一个具有思考性的少数人的大传统和一般而言不属思考型的多数人的小传统。大传统培植于学校或教堂之中，而小传统则是处于其外的、存在于不用书写文字的乡村社区生活中。”[14]武汉大学人类学教授朱炳祥说，中国学者套用这个概念，将上层精英文化视为大传统，下层民间文化视为小传统。过去知识分子的研究多重视大传统，忽视小传统，因为大传统具有导引功能，而小传统只提供一种生活素材[3]69。按照朱先生的说法，我们图书馆学也有这种倾向：研究国家文化政策、图书馆事业发展等历来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成熟地带，基本居主流地位；研究弱势群体的知识援助、城乡信息鸿沟的弥合、乡村民间图书馆发展则是近年刚起步的，基本还处于学术边缘地带。倡导田野调查有助于图书馆事业下层或边缘化地带的研究开发，有助于在大传统与小传统间构建平衡。 (2)田野调查适用于从多方面说明研究对象，揭示其内在因素及机理。人类学注重研究影响个体、小群体的多方面社会因素，并将“部分”放置在“整体”中来理解，借此来探求组成部分的要素是怎样结合的以及具有什么意义，实现其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思考，发现与其关联事物的相似或差异所在等[15]，相对而言，不太看重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狭窄与专门的研究。举例而言，假如要研究农家书屋工程的实际社会效益，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可以对“施方”政府部门与“受方”读者分别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来说明问题。但是要用人类学的方法的话，研究者就要实地走访一定数量的农家书屋，通过观察、访谈、参与来描述农家书屋工程的实际状况。此外，田野调查也适用于图书馆馆员职业生态问题的研究。这种青睐日常生活、非正统知识以及身体化实践的取向，可使我们获得规范化科学研究(如问卷调查)或脱离情景的文献研究(如文本批评)等无法获得的理解[2]44。 (3)田野调查适用于展示原生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寓意。有人类学者指出，田野工作中的“主位分析”体现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所谓“主位分析”就是在田野工作中，强调研究者应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以其具体文化内在的角度分析事件，从而理解其背后的思维观念或文化逻辑[7]，这与从外在的视角对研究对象行为观察和分析的“客位分析”不同，更多地体现了“同情理解”的原则。人类学者王铭铭指出：以往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调查研究时，采用的是客位分析方法，而且还与政治任务结合在一起，使社会调查变成一种社会支配力，而人类学提倡的恰与此不同，它是设法从被调查者的视角看问题。人类学的看家本领就是参与观察、主位分析、整体认识，三者结合就形成了“人类学眼光”，这就是人类学所谓的“他者的眼光”[13]268。假如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深入民间个体公益图书馆做田野调查，用主位方法来观察与分析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类型民间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所在。 3 图书馆学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实例 国外图书馆学界已有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实例。如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图书馆的民族志研究(The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Illinois Academic Libraries,ERIAL)就是一个人类学与图书馆学跨学科研究的案例。该项目主持人为东北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戴夫·格林(Dave Green)，项目成员中包括两名人类学专家安德鲁·阿谢尔(Andrew Asher)和苏珊·米勒(Susan Miller)，他们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大学图书馆中学生的科研过程，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如何做研究，以及学生、教师和图书馆员在学生做研究过程中的关系，从而能够利用研究结果更好地开展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具体的方式是运用人种志手段，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研究日记、空间设计讨论(针对图书馆空间设计)、认知地图等，了解学生如何搜集信息，会遇到何种障碍，以及如何寻求帮助，在此基础上形成大量对学生研究习惯的描述性资料成果[16－18]。 国内图书馆学界也有应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如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农民是怎样利用社会资本应对城乡信息鸿沟以及数字不平等的[19]，只是此类案例还很少。以笔者的学术研究经历而言，2004年笔者组织6位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在暑期对湘、鄂、豫、陕、桂5省10县的县级图书馆进行了个案调查，第一次尝试“用脚来写文章”。该项调查的纪实文章[20]发表后，还曾引起图书馆学界的关注。但那时的调查并未按照田野调查规范进行，当时也没有这个意识。后来做乡村民间图书馆公益项目时，由于之前阅读了大量人类学著作，笔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落实公益项目的机会开展乡村民间图书馆的田野调查工作，并试图通过田野调查将考察对象视为一个生活整体或系统，考察其与社区的文化、经济、政治、民族、教育、医疗、艺术等多方面存在的相互关联，从这些乡村图书馆实践以及与其具有间接关系的素材中，找到我们看到而新闻记者看不到的东西。有意识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是笔者从事民间图书馆田野调查的初始动力。 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我们依托民间图书馆协会筹备组的“乡村图书馆、校园图书角、家庭书架网建设”公益项目，先后走访了七个乡村民间图书馆，对其做了田野调查工作。“乡村图书馆、校园图书角、家庭书架网建设”公益项目旨在为乡村构建一个覆盖社区、学校、家庭的阅读环境。具体运行方式为：由捐资方提供资金支持，民间图书馆协会筹备组购买优质图书向有基础的乡村图书馆提供，再由乡村图书馆馆长负责在临近小学建设班级图书角，经过一定周期的阅读活动之后，选出若干阅读突出的学生，由乡村图书馆馆长向其发放家庭书架(含二三十本图书)。我们走访的七个乡村民间图书馆都是项目申请获批的项目点，分别是河北省赞皇县曲江村的“赵良弼图书馆”、山东省沂南县湖头镇曹家小河村的“小河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史店乡苍湾村的“成林文体大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城郊新堡镇盖湾村的“红枸杞图书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东兰镇委荣村那尧屯的“健将图书馆”、湖南省冷水江市渣渡镇利民村的“农民图书馆”、山西省晋中地区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的“心连心家庭图书馆”①。 我们对这七个乡村图书馆的田野调查，是在做公益项目中进行的，公益项目为主，田野调查为副产品。公益项目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结合为一个事件中的共同参与者，而且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双方已经形成了互信以及共同的公益理念。这有利于我们的田野调查满足“参与观察”的要求，即我们容易融进被调查者的环境，从参与公益活动中观察生活。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还采用了“主位分析法”，即暂时忘却我们的调查问题以及调查者的身份，重视了解那些民间图书馆馆长是怎样看待事物及解释世界的。虽然我们在每个乡村民间图书馆走访的时间只有一两天，时间短暂，但我们用严格的学术原则进行访谈并记录现场信息，不仅形成了日志、笔记等文本资料，还获得了大量照片、录音、录像等影像资料，其中录音资料就长达70多个小时。这些田野考察资料可以还原历史，因为我们和新闻媒体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技术方法。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七个乡村民间图书馆都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自发办起来的。它们不仅能够传播知识与信息，还承担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功能。在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或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急剧衰落。一些贫困山村中，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地方文化生活已经彻底瓦解，如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表演为中心的古代传统文化生活已经死寂，曾经一度活跃的、与集体生产方式相伴随的现代农村公共生活形式(夜校、识字班、电影放映、体育比赛、青年文艺演出)正在消失，更有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密接触、和睦相处为特点的农村日常生活形态也面临着解体的征兆[21]。乡村公共空间是保持乡村文化的容器，乡村民间图书馆创办者多为乡村文化精英，他们试图通过创办公益性图书馆来搭建乡村公共空间，重新修复乡村文化。如“健将图书馆”韩建相开办的壮文夜校[22]，“赵良弼图书馆”赵东其开展的读书好家庭评选[23]，“成林文体大院”主人李成林举办的乡村农民运动会[24]，这些活动都有助于修复或重建乡村文化。因此，乡村民间图书馆较之城市社区图书馆来说，其功能呈现出了多元性与综合性的特征。 4 图书馆学田野调查要把握的尺度 通过对七家乡村图书馆的田野调查，笔者对田野调查方法有了切身体验，感到田野调查既是一种科学方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做好田野调查并非易事。在做图书馆学田野调查时，大致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事项。 (1)田野调查的地点。早期人类学家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的日记或见闻记录，随着人类学家深入到异族原始部落长期从事田野调查，这种“摇椅上的人类学”逐渐衰落，人类学终于登上了科学专业的殿堂。可是，由于现代社会对原始部落或野蛮人空间的强力挤压，当人类学家拿着相机和笔记本寻找野蛮人时，野蛮人已经消失了[25]43。人类学家工作的田野不再是原始村落，田野调查并非都是要到田间地头。修道院、贫民窟、妓院、难民区、残疾人群体、学校等地点都变成了人类学的“田野”。有时“大都会中高耸入云的大厦同样可以成为田野点，而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挤在办公室里的居民也都是理想的田野调查对象。”[2]19所以，图书馆学的田野既可以是乡村图书馆，也可以是城市图书馆；可以是图书馆员，也可以是使用图书馆的特定群体；甚至可以是与图书馆从未发生关联的人们，因为获取他们对图书馆的认知程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2)田野调查的时间。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最大的不同在于研究者必须投身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的场景中，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亲临实地，而且尽可能进行长期的近距离体验，这样才能获得深层的多维度乃至隐秘性的田野知识，而在一个社区蜻蜓点水地待上几天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知识的。如考察过阿尔卑斯山脉的爱丁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福布斯(James David Forbes)早在1841年就提到，“到过冰山并在当天夜间返回文明世界的人们认为他们已经了解冰山了。”其实“只有长期居住在与外世隔绝的冰山中的人才能真正领悟冰山的精神，也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那些源自普通经历的广为谣传的事情。”[2]59但是，作为非人类学职业的图书馆学研究者，有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而不具备较长的田野工作时间，那么在短时间内进行田野调查也不是不可行的。只要是亲临现场、认真观察，只要是有备而来，那么“即使在最为糟糕的情况下你依然能够有所洞见、有所收获”[25]引言。所以，田野调查的时间应该实事求是地合理安排，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长一些。 (3)田野调查者的角色。田野工作者进入田野之后，既要保留“局外人”的角色，也要积极扮演“局内人”的角色。尽快地变成“局内人”，有助于田野工作者观察、访谈、参与的顺利展开，并有可能深入到事件或当事人比较隐秘的深处，发现一些通常表面无法获取的信息或知识。只有成为局内人，研究者才能与被调查对象同呼吸、共命运，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切身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与意义。而保留“局外人”角色，有利于用“他者的眼光”来客观地观察、理性地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与意义②。因此，田野调查需要“内省”与“外察”并行，恰当地把握远近亲疏的分寸。但这也是有难度的，人类学者将其比喻为“选择了一种矛盾而又混乱的社会匿名身份”[25]引言。笔者在做乡村民间图书馆田野调查时，因与民间图书馆馆长合做公益项目，这使我们具备了成为“局内人”的良好条件；但在做深度访谈时，我们又扮演了“局外人”的角色。尽管这两种角色的切换不好把握，但还是能够从中得到不同的益处。 (4)田野工作者的视野。田野调查适用于把图书馆放置在社会环境中进行整体认识与分析。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人际格局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亲疏远近一圈一圈展开的社会网络)概念[26]，之所以很有影响力，是因为体现了其良好的人类学整体思维与认识能力。图书馆学研究者，也应学会通过大量的、相关的田野调查，从整体、系统的角度认识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团簇”(cluster)发展的现象，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档案馆、博物馆)的比较研究，新的资源开发观的树立(将“信息资源开发”与“读者资源开发”相融合)，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与其他社会组织的阅读推广的互动与共构等。我们只有将一些具体的命题融入更大的背景与框架中进行观察与分析，才能揭示决定其现状的内在因素及来源。有时对“整体”有了把握，才可能对“部分”认识得更清楚。 5 如何做田野调查记录与撰写报告 田野调查中所做的记录是形成最终研究成果的重要素材来源。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记录的形式有“手札”(scratch notes)、“日志和日记”(journals and diaries)，“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田野笔记”(fieldnotes)、“报告”(reports)、“论文”(papers)等。如何专业地做好田野调查记录与撰写好报告(或论文)，美国学者埃默森(Robert M.Emerson)等编写的《如何做田野笔记》(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③是十分实用的参考指南。 研究者做田野调查通常要随身带着一个记录本，不时地将所闻所见快速地记录下来。当被调查者不介意的情况下，你可以当着他(她)的面做记录。当然在被调查者不察觉的情况下记录下相关信息是最为可取的，因为它记载的是被调查者自然状态下的语言和行为。做田野记录时，速记、拍照、录音(或录像)是十分必要的。速记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研究者参与观察到的事件经常是碎片化的，稍纵即逝。而且速记下来的当事人的原话，也是可以在正式的田野调查报告中放在引号里直接引用的(当时没记下来的部分只能放在引号外)[27]73。拍照、录音(或录像)形成的资料会成为实证性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佐证调查记录的真实性及生动性，有些照片还会放在报告中使用，故拍照时要注意获取清晰度高的现场影像。此外，如能收集到现场资料(如内部使用资料)则更好，这些都会形成每一个田野调查项目中的重要档案材料。 深度访谈需要时间长些，最好提前告诉被访谈者，让其留出较为充裕的时间。深度访谈对环境也有要求，即访谈环境要安静无干扰，不能分散被访谈者的注意力。访谈过程最好有提纲，这样可以避免遗漏重要的访问项目。有时，深度访谈不是一次完成的。如笔者在山西省晋中地区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对“心连心家庭图书馆”张小宝馆长的访谈就是多次完成的。笔者住在张小宝家里，可以随意支配时间，甚至能充分利用晚饭后的闲暇时间与其家人一起聊天。而且访谈中，被访者谈到的家庭历史、乡村经济、社会治安、邻里关系、逸闻趣事等，都属于重要的一手资料，访谈者不宜打断被访谈者的叙述，不要试图引导至自己所需要的话题上。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1937— )说过：“存在(特别是在小群体中)是一个网络，编织成它的线是不可能被解开的。”“我们必须牢记，拆分是分析的产物，要想理解每一个部分，必须先理解整体。”[28]例如，张小宝有个外孙名叫剑桥，张小宝告诉我们：“我要是再有个孙子，就给他起名叫牛津。”这个细节我们也记录了下来，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张小宝的文化态度。 访谈结束后应尽早整理访谈记录，以防时间久远失去现场感，遗漏有价值的东西，要加上访谈标题、时间、地点、被访人、记录人等基本信息框所必要的文字。整理访谈文字时一定要防止失真，如用撮取大意的方法叙述被访者所述内容时，尤要警惕不能曲解被访者的原意。 撰写田野调查报告是田野调查最后一项重要工作。应学会用叙事的方法来体现调查报告的内容。人类学的表现是以叙事书写为基本特征的。美国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1929— )认为，社会生活本身就是叙事，这种叙事是由大量行为和事件构成的[29]。只有人类(而不是动物)才有能力描述与解释自身的行为，而且也只有把自己的生活转化为叙事形式时，人类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 不只是人类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在普遍使用叙事方法来表现自己的内容。当然，不同学科的叙事方法也略有差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曾形象地说：“在社会科学中，同样的故事可采用多种不同叙事方法来表达。简单讲，用结构叙事就是社会学，用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而注重于解读叙事的则是人类学。每个学科内部的叙事方法又有很大变异，这就形成了一个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30] 以讲述见长的田野调查报告(或称手记)，可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事，并适当地夹杂少量必要的文学语言；而通过数据描述、事实阐释来论证假说的田野调查报告(论文)，则应该用学术语言来进行叙述。由于叙事成功与否，不依赖事实是真实还是虚构，而依赖其表现力，这就给叙事者带来了一个学术伦理上的考验。因此，在搜集田野资料时，要区别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看法。另外，进行事实描述时应采用第三人称，这样有助于研究者以客观的口吻讲述真实故事。当然，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是一个“边描写边分析”的过程，正如美国人类学学者埃默森等人所称：田野研究者写的东西是向那些不了解当地生活、人们和事情的读者传递其理解和洞见，这种写作就是阐释的过程[27]22。 调查报告写出的初稿要经过被调查人的审阅，尤其是发表前要征求被调查人的意见，因为被调查人或许会对某些文字敏感，或可能给你补充更有价值的数据或资料。 总之，叙事是调查报告基本的写作方式，学会叙事是完成一篇优质报告的前提。美国后现代派历史小说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 )将人类叙事语言大而化之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体现“统治力量”的方式，这种方式具有指定功能，满足了人们认识和反映世界的需求，如学术论文、市场调研、契约文本、实验报告、民意调查、培训手册等；另一种是体现“自由力量”的方式，这种方式具有联想功能，它存在于个人或理想的世界里，是为小说家和诗人服务的，具有表现想象的力量，语言的这种力量是不能为人所证实的，因而也是自由的[31]。笔者欣赏人类学那种介于“统治力量”和“自由力量”之间的叙事方式，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也希望图书馆学的田野调查报告能使用这种叙事方式生动地展示研究对象的内涵，深刻地表达作者的独到见解。 (收稿日期：2014－06－29) 注释： ①这七个乡村民间图书馆的调查手记已经发表在《图书馆建设》2013年第11期，以及2014年第1至5期、第9期，读者可参考。 ②田野调查者应在坚持客观性原则还是坚持诚实性原则中做出选择，真正的客观是很难做到或是不存在的，但诚实却是可以做到甚至是可操作的。 ③罗伯特·埃默森，雷切尔·弗雷兹，琳达·肖．如何做田野笔记[M].符裕，何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