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与中部崛起_比较优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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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中部不仅没有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反而使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拥有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的中部,并不能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中部应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中部崛起。

一、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一)比较优势及其局限性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国际地域分工理论,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分工的依据是各国在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观点,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只要出口那些它在生产率上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服务,进口那些它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服务,它就会从贸易中获利。”① 赫克歇尔和俄林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以生产要素比例和密度为出发点,提出了按要素丰裕程度进行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学说,即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应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上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理论核心是一致的,都强调各国应按照劳动生产率或要素禀赋的差异确立各自的比较优势,相应地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密集使用丰富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从而获得比较利益。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家和区域间的分工和贸易,已经成为国内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比较优势理论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强调各地区扬长避短、分工协作的比较优势理论更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农业有优势的地区最好向市场只提供农产品,能源有优势的地区就专门提供能源,工业有优势的地区就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提供工业品。但由于比较优势理论所隐含的要素不能在国家或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现实不相吻合,特别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只强调静态的比较优势,忽略了动态的比较优势变化,忽略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对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作用,使理论对现实的指导力下降,在实践中推行比较优势原则的欠发达地区,不仅未能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差距反而更加明显。据统计,1995~2003年,河南、湖北、安徽、山西、湖南和江西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5%、10.7%、10.3%、9.5%、9.6%和9.5%;而同期东部的江苏、浙江和福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2.4%、12.4%和11.8%。2004年中部六省的GDP为32102.93亿元,同年东部9省市GDP为87841.05亿元,中部六省GDP总量与东部九省市GDP总量比为1∶2.74,根据有关研究,该比值不宜大于1∶1.5的适度域值。② 1978年,中部同东部相比,人均GDP实际相差仅154元,到1995年,其差额扩大到3148元,至2003年,中部人均GDP同东部人均GDP相比,差额已达8534元。中部同东部之间的人均GDP之差额,已是开放初期1978年的55.4倍。③ 比较优势理论假定不考虑经济规模,技术具有普遍性,生产本身没有差异性,资金和熟练工人不能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流动。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入,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和新能源、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弥补了劳动力素质低下和数量的不足,使得比较优势必须不断地接受市场的选择和淘汰。

(二)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用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些特定产业获得长久竞争力的原因。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竞争环境是由四大因素形成的,它们可以促进或阻碍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1)要素禀赋。 一个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所处的地位,这些要素包括参与某个行业竞争所必须的熟练劳动力或基础设施等。(2)需求状况。国内市场对该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特点。(3)相关产业或辅助产业。国内是否具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货行业或相关行业。(4)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有关公司的创立、组织和管理的规定以及国内的竞争状况。这四个要素被称为竞争优势理论“钻石”四要素。此外,波特还强调了政府和机遇对竞争优势形成的影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拓展了人们进行产业分析的视野,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竞争优势并上升到产业竞争优势,摆脱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特别是在现实应用中的局限,对于分析和制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战略,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它们的区别是:(1 )比较优势主要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要素决定,是一种静态的、天然的竞争力,更多地强调一国产业发展的潜在的可能性;竞争优势不仅与一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制度、知识、品牌、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更高层次的要素,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竞争力,更多地强调一国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是一种现实的竞争力。(2)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而在当今的市场上,除了少数的初级产品可以被近似地认为是完全竞争市场,绝大多数产品是有差异的。竞争优势理论在假设条件方面与现实比较接近,充分考虑了需求条件、竞争状况、相关产业和规模经济的影响。(3 )比较优势分析实质上是一种供给分析,其关注的对象是生产要素,包括低层次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资本数量等,以及较高层次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并以此来判断某国或地区是否具有供给优势。而竞争优势理论是一种需求分析,根据需求的变化,把握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轨迹,有效地把开拓市场和产业结构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

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具有内在的联系。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竞争优势的取得需要根据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循序渐进,选择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产业进一步拓展竞争优势要比培育完全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产业更可行,成本更低。同时,比较优势只有通过竞争优势的发挥,才能得到最终体现,倘若区域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却不具备竞争优势,其比较优势也无法实现。

二、中部比较优势分析

经验认为,中部地区与东部相比,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农业耕地面积大,农业优势显著;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鉴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考察中部以自然资源、农业资源、人力资源等为基础的比较优势。

(一)自然资源优势分析

中部六省自然资源丰富,品种齐全。河南的铝产量、湖南的锌产量、安徽和江西的铜产量和湖南的铅产量等都居全国前列,尤其是中部六省的原煤产量,占全国的31.1%,有色金属的产量占全国的22.6%,④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有色金属和化工矿产资源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从资源型产业总产值分布状况来看,中部与东部相比,并不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郭少新分析发现,⑤ 2000年我国资源型产业的分布格局是:东部47.13%,中部35.12%,西部17.75%。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地带分布是:东部38.44%,中部39.37%,西部22.19%。非金属矿采选业的地带分布是:东部61.03%,中部24.28%,西部14.69%。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地带分布是:东部40.25%,中部37.72%,西部22.23%。煤炭采选业的地带分布是:东部32.09%,中部55.12%,西部12.79%。除了煤炭采选业产值明显高于东部外,其他资源产值与东部相比并不占明显的优势。以上分析表明,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中部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竞争优势。

(二)农业优势分析

按《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中部六省用占全国10.7%的土地,生产了全国近30%的粮食、37.4%的油料、26.2%的棉花和29%的肉类,是中国农产品的重要生产和输出基地。其中河南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一,占全国的9.1%。长期以来,中部六省输往省外的粮食占全国各省粮食输出量的50%以上,为我国用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1%的人口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 粮食产业是一个风险大、低效益的产业。种粮自然风险大、市场风险大、比较利益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与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相比较小,常常出现“谷贱伤农”的尴尬局面。此外,中部六省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地区。六省农业耕地面积为30566.6千公顷,仅占全国的23.5%,而农业劳动力则为10286万人,占全国比重高达31.7%;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仅为4.6亩,明显低于东部、西部、东北三省和全国的4.96亩、6.16亩、17亩、6亩。⑥ 由于农业人均耕地少,中部六省是全国剩余劳动力最多、压力最大的地区。

(三)劳动力优势分析

中部六省虽然劳动力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农村人口过多,素质相对较低。截止2003年,中部六省共有农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占中部总人口的67.2%。⑦ 按《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 大专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中部占27.67%,低于东部的48.43%,高于西部的23.90%;研发人员占全国人员比重,中部为15.77%,分别低于东部的63.43%和西部的20.80%;技术人员占全国人员比重,中部为32.13%,低于东部的37.54%,略高于西部的30.33%。数据显示,在高素质人员方面,中部与西部大体相当,远落后于东部。中部面临着人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短缺的矛盾。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中部由于劳动力大量向东部流动而丧失自己的优势。学者刘爱玉研究发现,1994年前,政策因素与结构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起主要作用,但到2000年,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决定各个地区经济总量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因素。可见拥有人力资本优势才是中部与东部缩小差距,实现崛起的关键。

(四)产业优势分析

中部六省虽然具有光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生物医药四大高科技产业和汽车、钢铁、轻纺、水电、第三产业等五大产业群的先天之利,并且中部六省以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等为主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是全国较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拥有全国最大的中、厚、薄板和特殊钢基地,最大的中型货车生产基地,最大的重型机床和包装机械生产基地,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等。但是,改革开放前形成的“重重轻轻”产业结构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重工业比重仍然高达64.9%,轻工业比重仅35.1%,比全国轻工业所占比重低4.7个百分点,以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主导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⑧ 这种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势必会带来资源浪费大、能源消耗高、产出效率低、产业竞争力弱的结果。尽管中部地区的很多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整体上依然没有摆脱“三多三少”的现象:一般产品多,优质产品少;中低档产品多,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少;初级产品多,附加值高的产品少,并且产品、行业之间关联度小、产品链短。

三、发挥竞争优势,促进中部崛起

中部地区的种种比较优势只是潜在的静态的优势,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过分强调比较优势是无法支撑中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与快速发展的,而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的竞争优势,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中部的崛起。

(一)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市场发育不完善,体制机制不活跃,经济活力不够仍然是制约中部发展的主要原因。中部崛起需要市场体制的创新。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有效配置的资源会使地区的生产成本降低,竞争力增强,⑨ 要让中部相对密集的农村人口、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得以发掘并形成竞争优势,就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发达市场体系对这些资源进行价值认可。通过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增强对以上经济发展要素的配置功能和聚合功能。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政府在中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环境污染、贫困差距拉大等市场失灵问题,需要通过政府来有效解决。政府在设定和执行市场规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特殊行业进行监管、主持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⑩ 王珏认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协调、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中部崛起的基本前提。(11)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要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改变过去的“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不断提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服务水平。通过营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为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保障和服务。

(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实施品牌战略

发展农业关键是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使农业向生产区域化、区域特色化、特色规模化方向发展。根据中部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光热资源和物种特点,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科学化,进行科学的农业产业选择,改变传统的种植比重过高的情况,从消费潮流、自身农业资源优势、科技进步和加工转化的趋势上把握市场,在坚持粮棉油基础农业的同时,重点发展高科技农业、生态农业、养殖业(特别是苗木、花卉和草皮业)、绿色农业、无公害蔬菜和高效经济作物,发挥湖泽地区特点,发展水生高技术、水生经济作物等。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建设一批现代化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深化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延长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培育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根据经济学原理,由于农业接近同质产品,农产品市场接近竞争市场,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经济利润为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就要使产品差异化。除了利用高科技、深加工等手段使农产品差异化外,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也是使农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品牌效应,把农业优势变成产品优势、把产品优势变成商品优势,把商品优势变成市场优势,最终把农业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三)实施城市群战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大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著名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增长极,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推动整个地区的发展。法国著名学者简·戈特曼曾指出,都会带(圈)将作为本世纪世界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国内外的区域经济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是国内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带,还是国外以芝加哥、底特律为中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城市群等,这些都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继而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圈。大城市群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大城市圈更有利于专业化厂商的形成和发展,更有利于专业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更好地利用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创新,更有利于专门化的有效率的各类基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总之,大城市群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一个高速引擎,能创造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滞后,已成为制约现代工业、现代商业、现代金融、现代企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中部崛起应抓住时机促进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郑州—洛阳—开封城市圈、芜湖—合肥—安庆城市、长沙—珠洲—湘潭城市圈、南昌—九江—景德镇城市圈、太原—大同城市圈等几个大联合城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以优化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中部崛起。

(四)大力发展中部旅游业

大力发展旅游业,能促进中部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结构升级优化,促进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12) 中部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目前,中部地区旅游业势头发展良好,已开始进入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显著。据初步统计,中部六省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600亿元,相当于中部六省GDP的7%左右,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0%左右,占全国旅游业总收入的1/3左右。(13) 竞争优势表现在差异优势,中部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资源,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这些独特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不仅是比较优势,更是竞争优势。

注释:

①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②④⑥⑧(11) 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编:《聚焦中部崛起》,2006(1)第263、372、137、169、90页。

③ 任玉玲:《论加速中部崛起的支撑性政策》,《中州学刊》2005第9期。

⑤ 郭少新:《西部经济发展: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⑦ 李小建 高更和 李二玲:《公共政策供给不均与中部地区发展》,《中州学刊》2005第5期。

⑨ 林毅夫 蔡昉 李周:《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⑩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12) 《中部崛起:旅游先行》,《光明日报》2006年3月29日,第10版。

(13) 《中部崛起:旅游一马当先》,《经济日报》2006年3月29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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