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增长与CPI：关系、均衡与“十二五”预期目标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五论文,目标论文,关系论文,CP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而如何寻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则更是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难题。随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消长，我国政府决策总是游移于扩张性与紧缩性的宏观政策之间，并力图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达到某种均衡。无论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硬着陆，还是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的“软着陆”，都表明真正的挑战不是能够控制通货膨胀，而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可接受水平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并把社会损失降低到最低水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鲜明地提出“要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因此，究竟我国GDP增长率与CPI关系怎样以及有没有均衡点，已成为我国正在面对的、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十一五”之初，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十一五”的GDP增长目标为7.5%，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然而，回顾“十一五”，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GDP达到39.8万亿元，年均增长高达11.2%，CPI为2.96%；2009年我国CPI为-0.70%，是最低的一年，2007、2008和2010年CPI分别为4.80、5.90和3.30，都超出预期。显然，“十一五”GDP强劲的增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远远超出政府设定的预期。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防范各类潜在风险，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十二五”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如果“十一五”的情况重演，那么“十二五”目标的控制仍难以实现。因此，如何对“十二五”预期目标进行有效调控仍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表明，许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必然伴随一定程度的通胀，但如果通胀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将会在总体上降低居民的福利，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不稳定性。而物价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是一个涉及民生、关系全局、影响稳定的大问题。为此，我国宏观政策重心一直是盯住物价进行调控。但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GDP的增长率高达9.6%。这种强大增长动力和惯性，几乎不被内外因素的干扰所影响。考虑到把GDP增长率控制在7%或者更低的水平，又会引发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问题，因此，中国未来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折中问题。可以说，实现“十二五”目标的真正难处还是在于调控GDP增长率。如何实现“十二五”GDP增长与CPI调控目标，这仍然是“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重要问题。
很明显，“十二五”GDP增长率与CPI目标调控不是一种普通的调控，而本质上还是一种最优调控。这就是要使GDP增长率与CPI尽快达到调控目标，而且使社会损失最小。对宏观经济系统进行最优调控，必然以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为基础，同时还要揭示调控变量对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结论是在线性和静态范式下取得的，并且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究竟我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何种动态关系？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是否存在均衡点？为实现“十二五”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目标究竟如何实施最优调控？这是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在前期研究(赵果庆，2006，2007；周文、孙懿，2010，2011)基础上，基于数据驱动的一般到特殊建模原理，以1996-2009年季度GDP增长率、CPI数据建立GDP增长率与CPI的非线性动态系模型(GDP-
)及M2影响下的非线性动态系模型(GDP-
)，从中求出均衡点，并以冲击实验进一步揭示GDP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化关系，在“十二五”目标点处对GDP-CPINLDS进行线性处理后，建立二次型目标函数的最优调控模型，通过比较求得最优调控方案。接下来，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数据特征与非线性检验，第四部分是GDP-CPINLDS模型与最优调控数学模型，第五部分是GDP-CPINLDS模型建立、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与冲击实验，第六部分是最优调控方案选择，最后部分给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的最优调控，关键是明确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关系，其次是找到政府可控的政策变量，然后是进一步进行最优调控设计。
(一)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动态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重点关注问题。尽管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是一直存在争论，但对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从动态角度对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关系进行实证分析。Bullard & Keating(1996)在一个大样本中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每一个样本国在战后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他们发现，通货膨胀与产出增长没有联系，他们以直接实证反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关系的观点。Vadovinmos(2003)验证了在原始数据中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长期关系不明显，但通过Baxter-King滤波提取数据的长期成分后二次数列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Apergis(2004)通过单变量GARCH模型检验G7的通货膨胀、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影响产出增长。Fountas et al.(2002)建立了通货膨胀与增长的双变量GARCH模型，实证表明，在日本经济中，通货膨胀越高且越不确定不一定导致产出增长越低。
lan T.Henry & Shields(2004)检验表明，1961年1季度到2001年4季度的英国和日本通货膨胀是一个单位根生成过程。显然，现代计量方法的应用对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仍存在较大分歧。
在我国，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是比较活跃的领域。周旭东(1999)选择1991-1996年月度数据，采用格兰杰非因果检验方法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通货膨胀的上升引起经济增长的下降。刘金全、谢卫东(2003)检验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具有波动性的溢出效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采用格兰杰(Granger)非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4年1季度至2004年2季度的投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并不会抑制投资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王智勇(2008)利用年度和季度数据，采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年度还是季度数据来看，GDP增长率都是CPI变化率的Granger原因。王双正(2009)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显然，在动态框架下，有关我国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讨论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冲击响应
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进行冲击实验是揭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相互关系与稳定性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研究表明，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欧阳志刚(2010)将我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中的随机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分解结果基本准确地刻画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从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分解出随机冲击效应，在此基础上，度量随机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短期与长期效应。结果表明，需求冲击对产出具有短期正向“驼峰”效应，对通胀具有正向长期持久效应；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持久效应，对通胀具有负向持久效应。
(三)托宾效应验证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托宾(Tobin，1965)提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他还预言最优通货膨胀率应该在零以上。格雷姆·S.多兰斯曾考察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8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在不考虑相关国家发展水平的因素，从经验的观点估算出最优的通货膨胀在1%—3%之间(阿莱，1990)。刘金全等(200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表明：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显著的“托宾效应”，说明适度通货膨胀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从而支持了“适度的通胀有助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结论”。刘金全等(2010)基于小波分析的进一步证实表明，在大部分小波尺度范围内，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托宾效应”，这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总量关系的重要典型化事实。
(四)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关系
在宏观调控中，我国常用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M1特别是M2的增长率来实现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目标的调控。Crowder(1998)研究表明，我国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货币供给的扩张或者紧缩最后都将在价格水平的膨胀或者收缩上体现出来。姚远(2007)采用协整与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国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邵国华(2008)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明显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物价指数，当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上升时，GDP的增速也加大，物价指数也攀升。任碧云和李涛(2008)研究认为，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国民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范志勇(2008)研究也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货币供给量过大引起的，而不是由于超额工资增长引起的。不难看出，我国货币供应增长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是倾向性观点。
考察大量实证分析后不难发现，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只是基于VAR的线性模型分析，没有涉及交互作用和高次项的影响。同样地，运用脉冲响应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冲击实验也是在线性范式内进行的。很明显，在动态线性模型的范式下还不足以揭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
目前，我国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徐茂魁等，2010)。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如何实施有效控制，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实现CPI的控制目标，这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难以解决的。邹至庄认为最优调控表述的宏观经济政策优于计量经济学，并把现代控制论引入计量经济学(邹至庄，1983，1987)。本文也正是对VAR进行非线性扩展，建立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动力系统(GDP-CPINLDS)模型，以二次线性型最优调控方法求出实现“十二五”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目标所进行的最优调控方案。
三、数据特征与非线性检验
(一)数据来源
由于缺乏月度GDP增长率数据，我们采用季度数据度量。通货膨胀率数据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度量，为季度三月平均值。1996-2009年季度GDP增长率、CPI与M2增长率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查询与咨询系统”(http://172.16.9.80：82)，2010年数据来自“中经专网”(http://172.16.9.80：83)。
(二)数据特征
从表1看，GDP增长率、CPI与M2增长率波动幅度分别为7.3、11.54和16.65个百分点。这说明，GDP增长率是相对稳定的，而CPI与M2增长率波动具有大起大落的特点。进一步计算GDP增长率、CPI与M2增长率的变异数分别为0.1639、1.4078和0.2408，CPI的变异度最大，GDP增长率的变异度最小，M2增长率变异度与GDP增长率的变异度接近。
(三)GDP与CPI非线性的R/S检验
王少平、彭方平(2006)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非线性转换，表明CPI年度数据具有非线性特征。对于GDP增长率与CPI的季度数据的非线性检验，我们采用重标极差分析法(rescaled range analysis，R/S)，简称R/S分析法。R/S分析法最早由水文学家赫斯特(Hurst)在1951年提出。10多年后，Mandelbrot将R/S分析法用于汇率、物价和股票市场等方面，后来彼得斯又将其引入资本市场，成为分析资本分形市场的基础方法(Perters，1991，1994)。R/S分析法已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非线性特征的检验和实证分析(周洪涛、王宗军，2006；郝清民，2007；戎如香，2008)。目前，R/S分析法已成为分析时间序列非线性和长期记忆过程十分有效的工具。
其中，c为常数，H为Hurst指数。当0＜H＜0.5时，时间序列为短记忆；当H=0.5时，序列为白噪声序列；当0.5＜H＜1时，时间序列为长期记忆，为非线性过程生成序列。
图1 1996-2010年季度GDP增长率与CPI的log/log
从图1中看出，无论是GDP增长率，还是CPI，其Log(R/S)随Log(n)变化的曲线都在(R/S)的数学期望线(E(R/S))之上，说明GDP增长率与CPI分布的H值超过0.5。进一步估计得GDP增长率和CPI的H值分别为0.9996和0.9492。这表明，GDP增长率与CPI具有较强的长期记忆波动特征，其变化具有较强的长期记忆性，存在着状态持续性，呈现集聚波动性特点。GDP增长率与CPI长记忆性表现为GDP增长率和CPI多季度连续上升或下降，也就是说GDP增长率与CPI生成过程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因此，GDP增长率与CPI是一组非线性变量，其关系也具有非线性特点。
四、GDP-CPINLDS设定与最优调控模型
GDP增长率与CPI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关系，可能存在相互促进关系、相互抑制关系等。这种相互作用通过GDP增长率与CPI之间的非线性动力关系表现出来，其存在于微分方程组的结构与系数符号之中。
(一)GDP-CPINLDS模型构造
1.自我演化机制
当两者没有传导机制或传导机制阻断的情况下，GDP增长率(x)与CPI(y)之间没有相互关系，各自按其自生的规律演化，其动力学方程为：
3.波动溢出机制
x和y可能存在溢出效应，一种是挤入效应，x上升直接推动y上升，y的上升也直接拉动x上升；另一种挤出效应，x上升直接导致y下降，y的上升也直接引起x下降。这样，在(4)式中加入溢出项，得：
由于二项式系统是非线性动力学系统，难以求得显示解，而只能求得GDP-数值解或图形解。作为二维系统，较复杂的运动情况是周期运动，系统存在一个极限环吸引子，相图为一条闭合的曲线。王兴元(2003)的研究表明，以双Logistic的二次耦合而成二项式系统，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混沌运动，存在混沌吸引子。对于GDP-，如果其数值解对初始条件敏感，那么，它是一个混沌系统。
(三)动态最优调控模型
对GDP-实施最优化控制，也就是希望选择一个最优策略使系统以最小成本趋向目标点。从理论上，对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难以找到最优的控制策略，一般说来都要进行线性化处理(Slotine，2004)，而二次线性最优调控是处理非线性控制问题的一种方法(王朝珠等，2003)。
(二)GDP-CPINLDS模型
一般意义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可能存在线性与各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实际上有些关系是不显著的，需要进行实证分析。以表1中数据，在变量的t值的5%水平上建立GDP-CPINLDS计量模型(表2)。
于是，可以把表2中的(1)和(2)转化成GDP-模型：
(15)式表明，GDP-具有多重系统属性。首先，由于GDP-有xy和
项，因而它具强非线性系统。其二，dy/dt方程比较复杂，有x及的组合起调节CPI速度作用。具体地，当GDP增长率大于8.9234%时对CPI直接产生增速作用，反之起减速作用。一定的情况下，GDP增长率越大，通货膨胀速度变化越快。在经济增长的一定范围内，通货膨胀可以保持在较低的范围，甚至是负值。然而，要获得较高的GDP增长率，必然要较高的通货膨胀来配合。
(三)图形解
在模型(15)中，令dy/dt=0和y=0，则GDP增长率为8.92%。在我国，无通货膨胀加速的GDP增长率与零通货膨胀的GDP增长率相差不大。1996年以来我国季度GDP增长率与CPI的平均值(x，y)=[9.76，2.06]。不难看出，最优点的GDP增长率高于平均值，而CPI值要略低于平均值。这说明，我国GDP-CPINLDS1长期处在次优化状态。
(五)GDP与CPI的冲击响应
在不受外部干预情况下，GDP-可从不同初始点趋于均衡点。但是，GDP-并非是封闭的系统，它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偏离均衡态。这种干扰可能只对一个变量发生，也可能来自两个变量，干扰力度有可能是不变的，也有可能是变化的。以2010年第4季度为初始状态对GDP-分不同情况进行冲击实验，通过响应变化明确GDP增长率和CPI变化的方向。
(1)单变量脉冲反应
在一定范围内，GDP-的解与初始出发状态无关。然而，因外界干扰，无论是来自对GDP增长率的干扰，还是来自对通货膨胀的治理，GDP-经常偏离均衡状态。这也意味着，外界干预不适当也是GDP-CPINLDS波动的原因。尽管GDP-具有内稳态机制，但GDP-CPINLDS对干扰的吸收也是有限度的。针对“十二五”调控目标，至少可以有三条技术路径：(1)对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实施抑制；(2)抑制GDP增长率，促升通货膨胀率；(3)抑制GDP增长率。但从脉冲实验中观察到，对GDP-CPINLDS实施政策调控却难以准确制导GDP-CPINLDS到达预定目标。显然，实施最优调控是十分必要的。
六、“十二五”GDP增长与CPI预期目标的最优化调控
(一)“十二五”GDP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
与GDP-最优状态相比，“十二五”GDP增长与CPI目标仍属于次优化目标。GDP-机制表明，要实现GDP增长和CPI的目标(
)=(7%，4%)，就是要把GDP增长率降到最优点以下，而把CPI升到最优点以上。以2010年第四季度的(x，y)=(10.3%，4.7%)与目标状态相比，“十二五”期间GDP增长和CPI都要下降，GDP增长率和CPI下降量分别为△x=3.3，△y=0.7，降幅分别为32.03%和14.89%。
(二)基于M2的“十二五”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最优调控
在M2作用下，把表2中的(3)和(4)转化为GDP-：
与(15)式相比，(16)式表明：在M2增长率作用下，GDP增长率与CPI系统动态机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dx/dt方程中的x项系数变成了负值，GDP增长率与变化由M2和负CPI推动；其对于dy/dt方程只是变量的系数有变化，而符号不变，x及的组合起调节CPI速度的作用。可以看出，M2对GDP增长率和CPI的变化都起积极推动作用，相对来说对GDP增长率的效应更大。显然，政府通过调节M2可以实现GDP增长率与CPI向预期方向变化。
基于(16)式，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权重搭配上，设计偏向GDP增长率、偏向CPI和无偏向的三个方案，仍以2010年第四季度(10.3%，4.7%)为控制起点，对三个次优目标方案进行最优调控实验(表4)。
经最优调控设计实验，三个方案的目标损失曲线有明显差别，其中方案3由6水平下降到1以下水平，方案1、方案2分别由9.3和6.2水平下降到1以下水平(图6)。三个方案的目标函数值分别为
，以方案1的目标函数损失最小。这也意味着，以M2为控制变量，“十二五”我国对GDP增长与CPI目标控制要以控制GDP增长率为重点。按负反馈规律实施控制，“十二五”期间GDP增长率有明显的下降，但△x仅为1.0639，没有趋于0，季度GDP增长率相当于9.06%；而△y却向上反弹，CPI到相当于6%的水平(图7)。这说明，仅以M2作控制变量不能实现“十二五”期的GDP增长率与CPI的目标。
图6 “十二五”调控方案的社会损失函数线
图7 方案1的最优调控轨线、规律
(三)“十二五”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最优调控实验
根据以上分析，通过M2不能实现我国“十二五”GDP增长与CPI的目标控制，那么就需要寻求新的控制方案。以冲击实验为指导，以(15)式为基础设计四个实验方案。方案1为，只对GDP增长进行减速控制；方案2为，只对CPI进行减速控制；方案3为，对GDP增长和CPI进行同力度减速控制；方案4为方案3的改进，减小CPI减速控制力度。四个目标方案最优调控实验参数与结果见表5。
图8 “十二五”目标最优调控轨线、规律
相对来说，和方案1、方案2比较，方案3的目标函数损失最小，最接近目标。而受冲击实验的启示，适当放松CPI的控制力度，就形成方案4。方案4的效果明显优于方案3，不仅是目标函数损失最小，而且GDP增长率与CPI的缓慢下降，第3年达目标，随后两年则处在目标状态运行状态(图8)。
以方案4看，“十二五”期间，在一个偏向GDP增长率的控制策略下实施的最优调控，将形成一个负反馈，特征根均为负值，控制规律是负的目标的值线性组合(表6)。从控制规律看，为使GDP-趋向目标，开始施控时需要较大的投入才能使GDP-改变运行轨道，随后投入逐步减速，达到目标后投入减少到零。伴随最优调控的实施，GDP增长率、CPI逐渐趋向目标直至到达目标，社会损失也由大到小并逐步接近零。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GDP增长率上升带动通货膨胀上升，而通货膨胀上升也促进GDP增长率上升，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非线性关系，并存在内稳定机制，具有潜在的同步性。我国最优季度CPI为2.06%，最优季度GDP增长率为10.51%，而零通货膨胀的GDP增长率则为8.92%。因此，我国存在“托宾现象”。这一点与刘金全等人的结论相同，也证实了托宾关于最优通货膨胀大于零的预言。冲击实验也进一步表明，通货膨胀有利于我国GDP增长。也就是说，要保持最优的GDP增长率，必然有一个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与之配合。的确，在我国通货膨胀可以适度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中国M2增长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并且是非对称的和外生性的。
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的非线性关系，是一个可控系统。冲击实验显示，在自然状态下，低通胀—高增长和高通胀—低增长两种状态都向最优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回归，只不过需要较长时间，但可以通过强制性调控手段把GDP增长率控制在7%水平。这时，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并保持在零以下水平。这表明，我国均衡或最优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对宏观经济系统具有稳定器作用。只要方法得当，内在稳态机制可以打破。这意味着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控制可以调节和改变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路径，从而完全实现“十二五”的预期目标。
首先，尽管M2增长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但仅依靠调节降低M2的增长率难以实现“十二五”通货膨胀与GDP增长的预期目标。这意味着“十二五”通货膨胀与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不能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还要配合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为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中央政府在“十二五”开局头两年应适当抑制各地的经济增长冲动。在政策措施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控制货币供应量，通过加大存款准备金率力度，严格控制M2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应以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配合控制经济增长，稳定物价。
其二，在调控策略上，要对GDP增长目标的调控给予较大的权数。在调控通货膨胀与GDP增长之间做出权衡时，在二者的数量组合上要明确偏向GDP增长目标调控。前一段时间国务院曾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政府用各种办法控制物价。而一般来说，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不是解决我国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对于“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必须把GDP增长速度放在优先控制的战略地位，同时优化增长结构，更注重增长质量。
其三，统筹兼顾，抓好开局。任何一种调控都要付出代价。不分先后，不分轻重，平均投入，就不是最优调控。最优调控规律总是在开始时有一个最大的投入以扭转系统方向，然后逐步减小投入，当系统走入正轨后，可以不投入而稳定在目标点上运行。因此，在中央统筹“十二五”规划进行全面部署后，要抓好头两年，尤其是开局见成效，这也是“十二五”规划目标实现的决定性一步。
最后，宏观调控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各种调控工具和手段的正确选择与使用，并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化水平，这对实现“十二五”调控目标至关重要。信贷增长率具有良好的可控性，可以通过变动存款准备金率、发布指令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便于较为充分、准确地体现最优调控的精髓，大幅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从而使我国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可以在实践中稳步向前推进。
JEL Classification:O21,E51,E31,C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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