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历史主义”和“历史性”的内在悖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历史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4-0027-09 在历史何以为历史以及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有文明史以来的人类理智一直为此纠结不已。撇开文明进程中渐次呈现的经验的、直观的各民族之多样态“历史的”具象，在精神形而上学深度反思、追问的意义上，人类理智面对并必须回答的是下述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自古及今，人依照自己“进入”“创制”“支配”“拥有”历史的方式对于现有的人类史的诸种解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使既有的历史“成为”存在和获得正当性解释的理据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实践史”和“理论史”是一步步切近历史的本真，还是愈来愈远离所谓历史的目的? 经历了启蒙以后的理性的历史一元论关于历史的诸多言说的话语幻相，在理论立场、思想品质和人文境界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堪称历史哲学及其有关历史的思想史的显在路标，其提供了历史之为历史的“历史性”品质的核心要素，以及基于对现实个体生产与生活史实践观照意义上近乎完整的科学实证论逻辑和无可辩驳的价值理据。马克思以后的人类史和社会史的真实一再提醒我们，当我们遵照历史的完整形貌，尝试着进入历史深处和内里，就会发现，它同时还是一种成长着的、进步着的文明人类不断向上、向善攀缘的“精神”和“心灵”。忽视了对心灵或者精神质态的观瞻和辨认，这样的历史过程一定是残缺态的，与此相对应的历史观在文化境界和人文逻辑上至少是缺少足够的解释力的。一言以蔽之，历史的正当性逻辑，必定是同时意味着对特定时代、特定形态的心灵和精神自我确证和确立史的深刻观照。 一、唯物史观理论根基的再审视：狭隘“现代性”历史经验与理论资源的短绌 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为旗帜，坚信人类将不断朝向文明、进步目标迈进。当人类经历了启蒙以后的“极权主义”“战争”“暴力冲突”“奴役”等酷烈现实，伴随着阿多诺“神话变成启蒙”，“启蒙倒退成为新的神话”的悖论，人类不禁要问：几百年历史过去了，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中，究竟都做出了那些值得自己称道的具有永恒意义的“成就”?这其中，从历史价值之真值逻辑考量，其中又有哪些“成就”是真正体现、延伸、升华了人性的神圣、尊严，又有多少智慧被用来促进并持续地提高人类的公正和幸福的美好生活目标，从而让整个人类在改善、改进了的生存与生活境遇中，获得福祉、体验人性的华美和尊严? 唯物史观问世之前，深受启蒙的理性主义传统影响的马克思时代的历史哲学研究，业已积累了丰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格鲁内尔指出：“现代历史哲学构成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同其余组成部分如此契合，以致如果丧失有关源泉的话，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从其余现代思想中重新建构其一般特点。”①和以往主流的西方学者一样，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专门分析了“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沃尔什坚持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观的见解，对以往思想“确实构成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挑战”②。但他同时又照搬沿袭已久的寻求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根源的方式，主观地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贡献做出了不恰当的评判：“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说成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修订版。”③沃尔什认为，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来源的，是黑格尔的两个学说：一是其“辩证法”的思想智慧，其二是马克思受黑格尔之启示所接受和形成的有关社会生活之有机、辩证的观点。④不仅如此，沃尔什同样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也持怀疑甚至理智上的否定态度。在沃尔什看来，就理论性质而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区别于一般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之处仅仅在于，其观察社会历史的基础是确切的、具体的(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而对于有关历史的哲学思考范式而言，这样一种基础是否牢靠、是否具有确定性，是需要存疑的。⑤格鲁内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理论建树”和“内在困惑”的描述性评价，在西方当代历史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这种评价依然是没有多少真知灼见的皮相之言。同样，格鲁内尔认定，马克思的历史观理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历史内部以及进程中的固有矛盾。格鲁内尔指出，马克思历史观中存在着三重分裂：其一是意识“必然”和“自由”的分裂。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过程都是服从严格的决定论，并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结局。而要变革这一结局，势必要诉诸批判的、“动荡”的革命的实践；其二是社会历史观领域中的“是”(is)和“应当”(ought)的分裂：马克思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描述，采取的是经验的实证科学的方法，但是，却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事情应当怎样”的价值规范，对“现实”不断地展开无情的谴责；其三，是所谓是科学和“末世论”的分裂。马克思相信科学，相信科学所揭示的规律必然会导致末世论的实现。如此，客观上导致了一种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经验探究与历史哲学的“虚假”结合。⑥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考中，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老问题”需要不断审视，这就是卡尔·波普关于马克思历史观问题的“历史主义”和“社会工艺学”的论断。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专辟一章，论述“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波普认为，“在黑格尔主义把自身确立为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运动的基础之后……至于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是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⑦波普指出，马克思是把理性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最迫切问题上，并“做了诚挚的尝试”的思想家。“虽然他在主要理论上犯了错误，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他以各种方式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⑧波普紧接着表达了自己对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立场：马克思虽然有许多功绩，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决定论立场，因此，他关于人类历史进程和未来的许多“预言”却是错误的，因为迄今为止，大部分预言并没有实现。马克思的这一做法误导了大批有理智的学者相信，探讨社会问题的唯一方式是所谓“历史预言”。⑨波普进而指出，在历史观问题上，马克思思想理论的“错误”不止于此，而是双重的。与通常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理解相对应，许多研究者基于俄国在社会工程的设计和实验中的多次冒险却又取得成功的事实，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理论指认为一种“社会工艺学”，并加以肯定和赞同。事实上，任何一个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不会赞同上述说法和做法。因为，从属性和特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被视之为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 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历史活动自身究竟应该以何种恰当的“理论的方式”被对待、被解释、被规制，其实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严肃问题。当代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詹姆斯·塔利分析并准确地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塔利认为，根源在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提出并坚信两种信念：一是所谓“现代社会”(他们生活与其中的)优越于“传统社会”的信念；二是所谓“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的”“普遍进步”的信念。启蒙赋予了近代以后的社会以“现代”的指谓，以至于以后的200多年时间里，人们一直相信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但真实的情形是，“不过，我们往往怀疑，而且事实上高度怀疑现代社会是进步的这种信仰”⑩。 无疑，属人的历史是人的创造性的结晶。人期望通过自己的创造生存在一种“人的历史”中。但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历史实践及其结果向我们所昭示的却是：人的“历史性”或者人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可望可不可即的目标。按照历史的人学逻辑，所谓“历史性存在”，是人类创造性进化中，决意按照“人的方式”，对于自然本能欲望的超越，对于属己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主创制与自为规制，是人性自身的自我扬弃和自我变革。其标志是人不仅作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的身份被确立，更作为一种充满灵悟之性的整合性存在者，学会理智地观照“他者”，同时时刻不忘照料自己的心灵。 但问题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们却陷入了一种他们自己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误区：出于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观念中“隐藏的神正论”(决定历史状况的是上帝的脚步)矫正的考虑，他们一直同意，试图让“科学理性”的话语和逻辑进入历史。这样做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是以“科学”的方式实现了对历史解释方式的僭越。依赫勒之见，透过被表象掩盖或扭曲的现实，解读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本质之义，是一切科学或哲学曾经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之所在，“思想家就是要提供开启隐藏的本质的钥匙，就是要帮助人们就近表明现实之后的东西——从现实的东西出发”(11)。 二、“生产取向”与“关系取向”的双向内置与“价值互释”：现代性框架无法证成唯物史观理论的规范基础 一种科学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就是该理论的“硬核”。赖此“硬核”，该理论才具有了创新性品质和超越性特质。缺乏规范性支撑，所谓“理论”和思想就没有圆融的逻辑，就只能是对以往理论的因袭或传承，无法获得“范式”创制意义上的引领性。 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无疑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革新以往旧哲学的着力点，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无情的批判，对其何以可能、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据之反思、批判意义上的颠覆。唯物史观究竟应以何种主张和理论预设为自己区别于以往历史观的标志，从而成为一种“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一种没有达成应有的共识。常见的理论事实和定见是，在现代性的理论框架内，马克思的全部哲学一直被按照“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解读。按照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伊安·夏皮罗的见解，马克思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是“彻头彻尾的笛卡尔哲学”。夏皮罗认为，作为启蒙理性的“产儿”，马克思相信“内在理性化了的有效性”。马克思不太关心其关于社会历史所做出的规律性解释和科学预言与主张能否被“证伪”或者“证实”。在历史的复杂性现实面前，仅仅依靠表象化的“知觉经验”或者一大堆“实证数据”，有可能导致对于现实世界本来面目的扭曲、误解。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赞同边沁，相信支配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法则”，主张深刻理解和洞悉这一法则的奥秘。而人类“一旦做到了这点，科学决定论和体现自由意志的个人权利概念的矛盾便不复存在，因为那时人类将处于创造自身历史的自觉状态”(12)。 当代匈牙利著名社会思想史家阿格尼斯·赫勒，坚持从“现代性”理论的视角，评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指出，在“现代性”理论的三个奠基人当中，“马克思是典型的十九世纪的产儿”。19世纪留给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的理论识见和启示，所有关人类历史线性进步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马克思所受的影响较之于黑格尔更深。马克思是技术乐观主义，相信依靠技术，人类可以对自然有无限的认识和掌握。在进步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方式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分享了19世纪的宏伟幻觉，尤其是有关技术发展和掌握自然之不可限量且极其积极的宏伟幻觉，他能够较他的前辈和后者们更加激进地拒绝现代性的先进阶段(资本主义)，将宏大叙事延伸至未来。”(13)赫勒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的思想目标没有超出整个19世纪的理论局限。其原因在于，有感于自柏拉图以来有关历史的理性主义范式的局限性，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19世纪的激进思想家们，对于社会历史探索中的一个共同的努力目标在于，坚信人是世界历史的唯一真实和现实的主体，力图以此为基础，从根本上摧毁黑格尔等以“绝对精神”所构建的旧的形而上学体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矫正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重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然而，不管其作者的意图如何，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却从未获得成功，或者至少从未获得彻底的成功。”(14)马克思本应设计出一种宏伟的“现代性”理论，因为“他相信他的理论是科学的，绝对真实的，连笨蛋都懂得”。赫勒认为，在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在内的文本中，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解释方式带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痕迹。马克思相信历史进程中“自由和理性最终光荣进军的故事”，同时，受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和黑格尔绝对理念之正、反、合逻辑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现象学”思考中，“有一种‘如果/那么’式的目的论必然性”。(15) 马克思试图发现并最终坚信自己找到了“走进历史深处”的正确路径。马克思希望按照他自己认为的合理的、客观的方式，对于历史的本质和目的给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解释。赫勒以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典范文本，对马克思的上述努力做出了自认为有“说服力”的论证。赫勒指出，马克思借以对历史本质做出科学解释的前提，在于其设定了一个“本质主义的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明了“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并以此为基础，以对“技术的救赎力量”的肯定和坚信为基础，展开关于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马克思由此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误区：当技术作为(始因)取代创造性(人的类本质的主要构成成分)时，“马克思深深地扎进了形而上学之中，尽管他相信他已经将他的视角从哲学转向了科学，从唯心主义的沉思转向了经验观察的领域”。(16)赫勒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本质和目标)的见解和主张，是一种基于现代主义立场的“极度乐观主义”的宏大叙事(17)，因为这样被理解的“现代性”，基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假设：其一，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初始的动因，也是最终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充当了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一个“独立”变量；其二，技术及其发展被定义为服从理性的，技术的发展进步，其结果，“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逐步导致社会(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控制”。(18)赫勒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一方面，马克思根据一个无限进步的过程来思考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过自然资源可能会枯竭，他也没有想到过人类保留地的有限性和脆弱性。”(19)另一方面，受启蒙进步史观影响的马克思是一个乐观论者。马克思相信，在总体上，人类的未来一定会趋向与一个“完美的世界”。不仅如此，绝对自由和理性保障下的历史，一定是一个“有得无失”的过程。这是一个诱人的美丽的梦想不断实现的过程。但问题是，“但这个梦想的理论基础是脆弱的，它的实际可能性也是荒诞不经的”(20)。 赫勒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理论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就其将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为“科学主义”分析框架而言，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本质来看，对马克思理论构架中“生产因素”“技术因素”的正确理解是，马克思的确是严格按照近代“实证科学”的态度来为历史的存在、发展寻求一个本体性基础和价值论根据的。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全部和“实质”。 被赫勒所忽视了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在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麦卡锡的著作中得到了具有深刻理论洞见的分析。以麦卡锡之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中蕴含着一种源自希腊城邦的“社会伦理学”的主张，一种“社会正义”诉求。麦卡锡指出：马克思理论努力的目标在于，通过对现实之无情的、彻底的批判(包括宗教现实批判在内)，旨在将无产阶级和工人从资产积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带有欺骗的启蒙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新的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从而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我解放的权利。(21)从理论范式上讲，马克思所承袭的，是“激进化的康德式的目的王国”、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关于市民社会伦理之抽象权利、道德和伦理的具体普遍性观念(所谓“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理论)，中间经由对费尔巴哈之感性人学的批判和转变过程，开始关注和分析社会生产过程和阶级社会。“现代道德哲学的根源与预设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私人财产和资本积累，马克思对这种现代道德哲学深恶痛绝。”(22) 正因此，马克思的“历史伦理学”基于对一个理性形态的“人类社会”的召唤。其特征概括起来，有如下基本要素：其一，这是一个摆脱了以工具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理性标准的“有自我意识的目的社会”；其二，这个社会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它“综合了普遍的共同财富和特殊的类存在者”，反对基于某个特殊阶层的“任意需求”“私人生产”，或者自由民主国家的虚假普遍主义；其三，这个社会不单单反对将产业主义的技术成就视为唯一的新理性形式，强调社会自身的自主地位，而且强调“现代性与古典传统的融合——这需要理性的直观反思，以及对现代性之文化基础的精神重述”。(23) 麦卡锡尤其强调社会伦理维度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正当性支撑，并明确指出，这是贯彻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与创立过程始终的根本性因素之一。依据麦卡锡，在较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从劳动对象本身方面讨论了对象化的过程，但在《资本论》中，他关注的是关于资本发展和积累的经济学规律的社会整体性。麦卡锡认为，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批判所关切的焦点在于“人的意识与人类共同体的异化”，这两个方面的异化导致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成为不可能”。“如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神一般的性质，并且被视为是理性的实现，那么，道德行动和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就丧失了”。(24)麦卡锡进而指出，马克思认识到，从资本主义体系的技术理性角度来看，它被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驱使着飞驰，它把社会推向这样一个方向，其结果是，现代科学和科技力量的发展，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资本对雇佣劳动时间的直接应用。财富的创造和利润的获得，不再被视为对工人“异化劳动”时间的占有和支配，而是转而变为对为生产力革命化所刺激的“代理者”的支配。这样一种新的变化无疑为马克思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人的自由的现实基础在于“现代性的产业和技术进步”。与此同时，马克思深知，资本主义的产业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除非“科学和技术从根本上摆脱了“资本的社会必然性的支配”，现实的情形是：“但是自由主义没有能力去培育出对这些新形式的自由和社会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自治、人的尊严以及政治共同体的未来。”(25) 三、思想超越现实的边界约束：唯物史观对人类心灵与精神生活攀升逻辑的价值照应为什么是必需的 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著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之一G.A.科恩，在与黑格尔历史哲学比较的意义上，提出了他对马克思历史哲学所开创的新的努力方向及其卓有成效的结果的见解。科恩深谙马克思历史观理论的内核与精髓。他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提供的关于观念论解释，无论其对象是“整体的历史”，抑或是某种“特殊社会”，由于其遵照了某种貌似严密的“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逻辑，顶多是一种或多或少有吸引力的“解释”层面的工作而已。马克思则不同，其贡献和洞见是双重的：不仅是一种历史哲学，而且还是一种应该成为历史理论的东西。马克思发现了贯穿历史始终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抓住了更为准确的历史开端的东西。这就是不同于欧洲以往旧的历史观所推崇的“意识和文化”等抽象概念范式。马克思更为强调和看重生产能力和经济结构概念及其围绕它们所展开的思考的极端重要性：“表明其在这样一种历史理论中作为主要候选者的地位，这是一种已达到这样程度的理论，即历史容许理论上的探究，这种探究既非全然理论上的，也非全然不是理论上的。”(26) 显然，科恩的上述对比与观照意义上的思想史解释，从根本上切近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真谛。这一努力旨在表明，马克思历史观对于全部人类历史的解释，由于其立足于真实的人类生活，因而更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唯物史观的规范性基础不只是理论上，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其对于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于苏东解体以后，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程序”等的独到的思想识见，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思考。伍德一开始并没有直接介入到关于“生产技术的马克思”还是“关于与社会正义的马克思”抑或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之中。伍德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问题入手，从历史发生学的立场，以“是历史论还是目的论?马克思对韦伯”的思想史考辨方式辩证立论。思想史上，包括马克斯·韦伯等在内的一些社会思想史家，一直批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为“经济决定论”、简化论以及“欧洲中心论”，主张社会历史进程的“多因论”，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的独立性等，以便更适合与人类文化和历史模式的易变性和复杂性。(27)伍德对于上述观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迄今为止也不能被完全颠倒式的理解：因为，正是韦伯而不是马克思通过一个单线的、目的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来看世界，“而马克思对于抛弃这些思想，比任何其他西方思想家做得都要多”。(28)在回答“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小问题”时，伍德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早期研究中，就思想倾向而言，曾后来被马克思明确意识到是“假定”意义上的理论所左右，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许在古代世界中早已存在，只是后来被某种“外部力量”所打断，以及许多“关于欧洲资产阶级作为进步力量的假定”。当然，对马克思而言，从方法论上讲，假定资本主义的存在同样也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仿佛资本主义的动力存在于‘封建主义空隙里’，要通过打破封建主义的‘桎梏’而获得解放”。(29) 伍德提醒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历史观的研究者们注意如下重要的理论史实：“成熟时期”(1948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理论立场和思想观点所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的写作为“关键转折点”。正是从这一时期起，马克思开始深刻、清醒地认识到：从文明史的长时段着眼，资本主义运动及其规律不具有任何普遍性，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存在。虽然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势而言，资本逻辑依靠增加劳动生产率积累的竞争动机与古代商业的盈利的逻辑根本不同，但是，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将这一社会的原则复制到所有的社会历史阶段中去。如此一来，马克思历史观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影响力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每种经济结构的特殊性的解剖，对于社会形态变迁的动力因素的考察，必须基于具体的人类生产与生活形式，不能抽象地仅仅诉诸“某种超历史的、普遍的动力中”，“不仅仅是某个‘解围之神’，也不只是消除桎梏和障碍中——寻求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运动法则”。(30) 伍德的上述分析和批判是釜底抽薪式的，他确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新的“历史观”意义是明显的。伍德坚决主张“历史观”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离性。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逻辑的深层一致性着眼，资本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观形态，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其他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来说，这仅仅是一种可以“利用”和借鉴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资源而已。推而广之，不再必须把西方经验普遍化了——“除非承认资本主义一旦确立就具有独一无二的扩张动力和超越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能力”(31)。 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当代著名法国政治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如此表达“我们”和“过去”的关系。梅洛-庞蒂提醒我们，立足当下性对于过去的拷问，其实蕴涵着一种危险。因为，我们暗自设定了一个以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作为唯一的观察者。如此一来，这一观察者眼中的“过去”，实际上只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过去。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所要获得某种确定性，它就不能仅仅是面向现在的：“只有当它一朝作为场景向一个进行总结的后人敞开之际，它才完全是真实。”(32)客观地讲，我们都是历史情景化与无限敞开的“场域”中的有限的存在者。历史应该以何种方式成就一种“内在性”：历史的“人性”与人的“历史性”，二者都是或者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态。这其中，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智慧可以发现并清晰明白地表达历史的内在价值逻辑的真蕴。而在历史没有或者根本无法找到一种自我证成的方式的情况下，所谓“现代性”的论证就显得很外在与隔膜。历史的真正状态应该是“自主言说”，而不是听凭外在于历史的东西说三道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人还没有达成历史观、或者说没有形成、确立一套有着充足理由的历史观。被我们称之为或者命名为“历史观”的东西，其所表征的，是有关正在生成中的“历史的个人性的意见”。既是意见，就难免相对、多元和主观。如是，人类所不得不直面的诸多冲突，就缺少了一种“历史真理”观照下的进步征象。人类理智的悲哀，正在于此。 照此逻辑，我们仍然要进一步思考：“现代性”观念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所确立和力图实践的历史观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与其他“历史观念”之间之必要的可通约性的?历史如何或者何以能够按照马克思的理想成为“唯物的”进程的?或者换句话说，唯物史观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意义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范型，从而实现了对旧历史观的实质性意义的超越?马克思以后的人类历史进程究竟向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已有的唯物史观足以解释上述新的历史性事实吗?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分析唯物史观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历史的逻辑因素，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有效地引导、规制着历史的进程。马克思显然不满意现代性历史所造就的“历史主体”。 马克思的努力是要表明：“现代性”历史观念的立足点是多么不合理。因为现代性历史观念无非是现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意志的代表和体现，这种历史观完全是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根本不会考虑历史与社会“伦理”担当与考量。马克思认识到，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膨胀的结果，败坏了现代性历史主体的心性秩序。因此，现代性在根本意义上，当是历史主体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深刻变迁，表征着一种新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的追求与生成，需要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历史主体的确立。此乃现代性的真意，也是现代性历史观的文化与价值追求的应有之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显然非常缺少此一方面的关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探索努力，对于理解当代人类的历史性处境具有多方面的启示。结合依然在现代化快车道上飞速前进的当下中国社会，其最最真切的警示意义在于告诉我们：真实的、完整的历史，同时一定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健全精神成长的见证，是与“人的自我持存性”目标相一致的“人格同一性”的现实确立。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获得一种持续、丰盈、真实的、确定的“历史感”，让现实个人(心灵与人格)以充分合理的资质进入“历史”，历来是历史理论的一大难题。历史是人活动的结果，是民族的集体性文化记忆。柏拉图说：“哲学唯一的方式就是看管好自己的心灵。”任何一种不观照自己的时代、不观照自己民族的心灵境况的历史哲学，一定不是好的历史哲学。远离现实的、真实个体的历史，如果不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愚民教化，就是被该意识形态所收买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有意为之。让自由的心灵“进入”历史，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心灵进入历史，意味着心灵的丰富性、差异性、感受和体验的独一性等，必须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2)心灵进入历史，昭示着“意义”向世界敞开。表征着原本同一的成人的方式，原本同一的精神生活模式将遭遇多样性颠覆，意味着历史叙事的方式将向个人的内在性转移；(3)历史是心灵参与建构的结果。虽然，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异化，心灵也常常被某种历史观钳制和建构。(4)心灵进入历史，其最重要的结果，是人作为一种确定的“历史性存在”所获得或者在文明进程中必须具有的一种确定的“历史感”。(5)心灵进入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历史进入心灵的过程，这是一个通常所谓“双向同构”的交互耦合过程。借助于这一过程，历史的“个体性品质”得以确立。从知识论和智识论的双重意义上来讲，这是历史变得本质上可知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现在可能真的到了从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重建高度，依据全球社会的历史、文化与制度现实情景，认真对待上述难题的时候了。因为，属人的历史永远在途中，历史的真理还没有形成，而“历史与精神——心灵”之间深度冲突的迷题尚待进一步解蔽。 注释： ①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②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③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167页。 ④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166页。 ⑤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167页。 ⑥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第108页。 ⑦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⑧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40页。 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42页。 ⑩参见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梅雪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11)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页。 (12)伊安·夏皮罗：《政治的道德基础》，姚建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9页。 (13)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34页。 (14)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45页。 (15)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46页。 (16)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47页。 (17)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50页。 (18)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47页。 (19)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47页。 (20)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第50页。 (21)麦卡锡：《马克思和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22)麦卡锡：《马克思和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第208页。 (23)麦卡锡：《马克思和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第211页。 (24)麦卡锡：《马克思和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第213页。 (25)麦卡锡：《马克思和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第312页。 (26)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27)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州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28)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45页。 (29)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48页。 (30)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51页。 (31)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52页。 (32)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标签：科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