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环境、目标和对象
韩德睿
摘 要： 复杂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需要韩国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方式加以应对。处理与域内大国中国的国家间关系更加需要传统外交渠道之外的公共外交加以补充。环境，目标和对象是韩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结构的重要组成。分析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战略结构需要对韩国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评估，需要对公共外交的短、中、长期目标进行厘定，同时也需要对公共外交主要的实施对象有清晰的认知。不可否认，公共外交的成败与否和传统外交没有根本区别，强大的国家力量才是公共外交发挥长久效益的根本源泉。
关键词： 韩国；中国；公共外交；战略
韩国是东亚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朝鲜半岛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韩国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域内大国林立，域外大国势力不断介入。千百年来，半岛上的历代民族国家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间不断进行着对抗和合作关系的转化，至今依然没有摆脱这一宿命。中韩两国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无法在国家安全等方面进行合作。所以，韩国不得不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妥善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方式，将其运用到对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中，有利于韩国应对亚洲悖论，实现韩国国家利益最大化。本文通过内外环境评估，短中长期目标厘定和施加对象三个要素来分析韩国对华的公共外交战略结构。
一、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环境评估
国家的外交环境受到多种因素和手段的干预。有学者认为当今外交运行环境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内外事务纠缠性，外交事权分散化和外交运作透明化”。① 朱立群：《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2-113页。 公共外交的兴起，导致多种外交行为体的介入，外交对象增加，从而使国家外交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开展公共外交之前，国家的总体规划和战略安排十分必要。一国对另一国开展公共外交之前，首先应该对本国的总体外交构想、内外区域环境、国际宏观环境等因素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公共外交的内容、形式、时机统统受制于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② 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尼古拉斯·卡尔指出，聆听（Listening）是展开公共外交的首要步骤，所谓聆听，即“行为者试图通过收集和整理海外公众意见，并使用这些数据来相应地重新定向其政策和公共外交方法”。③ Nicholas J.Cull“Public diplomacy：Taxonomies and historie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2008，p.321.虽然卡尔试图说明开展公共外交之前的海外前期勘测非常重要，但是对国内的环境勘测也不可忽视。因此韩国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首要步骤应是对韩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勘测和分析，以避免后续战略步骤的错误展开。
太阳能制冷系统分为集热系统和制冷系统两部分。集热系统是对太阳能进行收集，并且将收集的太阳能用来驱动吸收式制冷。集热系统图如图1，制冷系统图如图2所示。
赫拉克利特对荷马和奥运会的尖锐批评，有两点特别重要的暗示,是我们研究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绝好材料。一是他第一次指出了奥运会即他说的“赛会”具有明显的酒神意味二是酒神在希腊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法权，并使奥运会这种近似宗教迷狂的感性运动成为合理的文化内容。
排除标准：年轻骨折患者、手术部位有局限性感染及全身有脓毒血症、有凝血功能障碍或正在行抗凝治疗、合并椎体椎弓根破坏或骨折、伴有与骨折相关神经损伤、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非OVF、存在严重心肺功能不全及其他手术禁忌证患者。
（一）内部环境
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使国家政府意识到民众期望开展公共外交的目标任务和限制条件。公共外交不像传统外交在处理国家间外交事务时把公众排除在外，而是要求本国民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④ 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了解本国的内部环境是公共外交整体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首先，韩国受儒教影响深远。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历经两千余年，随着中国儒学东播，古代朝鲜王朝上至王室下至庶民都较为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并代代相承。韩国儒教发展历经了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신유학）以及朝鲜后期至今的现代儒学。⑤ ［韩］申斗焕：《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载《东岳论丛》2011年第12期，第24-29页。 根据李甦平的观点，韩国儒学特点有三，即重“气기”，重“情정”及重“实실”。⑥ 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当代韩国社会的儒家传统被较好保留，儒学教育和研究蓬勃发展，儒家伦理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韩国人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기소불욕물시어인）的理解不亚于中国人。据“韩国人的宗教意识”调查，92%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遵守儒教的生活道德。⑦ 刘辰：《论儒学在韩国的发展》，载《学理论》2014年第8期，第47-48页。 可见儒家思想深深地根植在韩国人心中并成为韩国民族性的一部分。儒家文化精神是中韩两国交往时所具有的共通价值观，是可以被妥善利用的无形外交资产。韩国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具有大部分国家难以企及的传统文化优势，韩国应将公共外交对中国公民的影响升华到思想层面上，以此来博得中国对韩国国家形象的最大价值认同。
其次，韩国是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现行《大韩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立法权属于单元制的国会，司法权属于大法院。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以对国家权力及行使权力的人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为出发点，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猜疑的体系”。其原理是想通过不可避免的权力摩擦使国家“协调地前进”。所以，“三权分立”讲求制衡牵制，以权力限制权力为出发点，最小政府，最少管理，以确保人民自由为目的。⑧ 王英津：《“五权分立”思想与“三权分立”思想之比较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94-102页。 在三权分立政治文化的韩国，国民对权力运行的限制十分敏感，对分权所带来的决策公平深信不疑。公民意识在韩国社会根深蒂固，对于政府做出的决策，韩国民众享有极大的发言权，韩国政府也必须对国民的诉求做出及时的回应。这种国内政治文化对韩国外交有着重要影响。在对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同的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时，韩国政府必须要考虑本国公民的态度和利益，必须接受本国公民的监督和建议，将本国公民的利益最大化。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 19.0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s）描述，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描述，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及Fisher精确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最后，现代韩国受外国现代文化影响深远并以日美最甚。1910年《韩日合并条约》签订后，日本正式开启了在朝鲜半岛三十五年的殖民时期。同年，日本杂志《教育时论》发表了题为《新领土的教育》的社论并指出：“引导新臣民、使其成为陛下忠良臣民的方法，即把其同化为旧臣民的方法有多种，但主要是教育。”⑬ ［韩］辛堯永：《日帝下朝鲜教育令研究——以第1次朝鲜教育令为中心》，载《教育研究》1990年第9期。 此后，日本便以教育为战略基础，将日本本土整套的教育体系复制到朝鲜半岛，对朝鲜人实施同化教育。三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在语言，文化艺术，生活习惯，修身等诸多方面对半岛居民产生了至今仍留存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韩关系开始居于韩国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大韩民国的建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的，此后韩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方面都与美国联系紧密。美国之于韩国，如同苏联之于中国。美韩自1953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以来已六十年有余，两国关系一直保持向好发展势头。⑭ 方秀玉，李元凤：《韩美同盟关系：历史与现状》，载《韩国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第21-33页。 美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建制、流行文化等都对现代韩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除美日两国之外，韩国对接收外来文化也持开放态度，乐于跨文化交流。据韩国行政自治部统计结果，截至2015年初，韩国的国内外籍居民总计174.1919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3.4%，较十年前增长3倍以上，且外国人居住地不仅仅限于首尔市区。⑮ 《외국인주민174만명진화하는외국인주택임대시장》，연합뉴스，2015年9月9日。yonhapnews.co.kr/bulletin/ 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观念是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具备的特质，反过来也使韩国的公共外交战略更加灵活，更加容易让他国接受。
各处理行粒数在33.5～39.2粒，各处理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施肥处理行粒数多于不施肥处理，前3位的行粒数处理⑨、处理⑩、处理较不施肥处理分别增加5.7、5.2、5.2粒。
首先，韩国公众和中国公众相互间皆存在负面认知。韩国公众普遍认为，虽然两国间交往史源远流长，但期间战争频频，这些战争“几乎酿成韩民族灭国，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件，是永远不能被遗忘的。”第二，历史上存在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使韩国人认为“历代朝鲜政权是从属于中国且受制于中国的，韩民族是被胁迫的受害者”。韩国人期望民族文化的独立。于是就有了“韩国学”和“去中国化”的种种案例。㉗ 朴钟锦：《韩国公共外交的主要途径及制约因素》，载《当代韩国》2013年第1期，第52-65页。 而在中国，虽然政府经常对公众宣传“中韩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韩同属“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概念，但是一旦出现江陵端午祭申遗事件，“东北工程”和高句丽历史争端以及韩国历史剧对中国的歪曲等历史问题和文化纠纷的不和谐现象，中国公众尤其是网民的嫌韩情绪就会空前高涨。㉘ 刘宝全：《韩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载《当代韩国》2014年第1期，第67-81页。 两国公众互不信任，对两国国家形象建构都是不利的，而韩国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长期目标就是抵消这种现象对韩国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韩国的公共外交的主体相较于中国有多元性和自发性的特点，所以韩国政府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通过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对中国公众施加着影响。而中国公众也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影响。例如在韩国发生了总统亲信干政丑闻后，居沪的韩国侨民和留学生发表了《时局宣言》，要求朴槿惠立即下台。在抗议者中，包括上海东华大学教授以及多名留学生。㉙ 《居沪侨民和留学生发表《时局宣言》要求朴槿惠立即下台》，亚洲经济，2016年11月8日。china.ajunews.com 这是典型的非政府行为的公共外交。在华的韩国人通过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的声音，而由于这种政治活动和中国没有很大关联，所以对中国国家舆论安全和形象不会造成影响。但是这种政治活动会使中国人意识到韩国民主制健全，韩国国民公民意识强等观念。所以其公共外交效果是不能被忽视的。
（二）外部环境
作为一个中等强国，韩国不具有强大的硬实力，不是国际社会和世界秩序的主导国。韩国是维护地区秩序的重要国家，应善于运用巧实力和软实力在区域内和国际社会中发挥强于小国弱于大国的特殊作用。⑯ 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24-41页。 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外部环境可以理解为以韩国为基准的全球、地区以及周边环境。
首先，全球化是世界发展不可逆的潮流。随着时代的演进，经济全球化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政治多极化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网络和新媒体传播不仅仅在人际交往的领域，甚至在国家间交往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虽然当今世界出现了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倾向，但是这依然无法阻挡国际合作的脚步。在全球治理这一世界议题下，国家的身份和角色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国家不仅是国际关系行为体，还是全球治理方案的设计者，也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组织者和动员者。在这种大背景下，韩国作为一个科技产业发达，民主法制较为完善，全球治理参与度高的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十分必要且符合国家利益。此外，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推动器。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向世界展现了本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凭借自身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多样化的人才储备以及累积多年的中高低端制造业经验，不断的将全球的资源向东亚汇集。东亚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中日韩三国的GDP之和占亚洲GDP总量的73%。⑰ 富景筠：《从区域内贸易视角透视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载《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4期，第71-78页。 中日韩在人文交流，经贸往来和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合作。
再次，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归咎于半岛长期的被殖民屈辱史，民族主义特征明显并产生了一种“恨”（한）的民族心理。⑨ 詹德斌：《韩民族“恨”的心理特征与韩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8-130页。 韩语中“恨”的含义不完全是现代汉语中“仇恨”的“恨”，而是指悲痛，悔恨，自责等多种情感要素长期在心灵深处累积而成的一种表示“情感郁结于心的状态”的词语，同时还有奋发向上，为他人解恨的积极含义。⑩ 朴钟锦：《从词语的基本含义看中韩两国的“恨”之同异》，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第69-72页。 韩国人的恨包括了长期的被殖民，长期受大国摆布以及民族统一遥遥无期等等。由“恨”驱动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国内经济上奉行“身土不二（신토불이）”的保护主义，文化上渲染“韩民族优越论”，政治上掀起民族“造史运动”等等。⑪ 王生：《试析当代韩国民族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第36-41页。 这种民族心理对韩国内外政策的影响深远，尤其在当今公共外交时代，每一个公民作为国家对外交往代理时，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国家内在精神力量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更加明显。韩国学者指出，在历史上韩国能对抗无数次外部侵略，保卫民族，正是因为有了维护单一民族纯粹性的民族意志。但是，由于过于强调自身的单一民族特性，以至于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曾警告韩国政府，其做法妨碍了生活在韩国本土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增进友好往来和了解。⑫ 詹德斌：《韩民族“恨”的心理特征与韩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8-130页。 当韩国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时，其民族心理和民族主义倾向必定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且可能会带来消极的不必要影响，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其次，中国在国际与地区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显著提升。近十年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辐射到区域周边各国，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随着合作的深入，中韩经贸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韩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品类愈加丰富。中韩两国建交25年来，贸易规模增长了40倍，人力交流增长了80倍；进驻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达到2.3万家，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来韩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超过5万人次；在访华的外国人中韩国人占12%，比重最大。⑱ 《乐天提供萨德用地政府应尽力说服中国》，朝鲜日报网，2017年2月28日。cnnews.chosun.com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求韩国对中国展开更有力的公共外交，为在中国的韩企提供舆论安全保障，并从外交层面推进两国经济的更紧密合作。
最后，韩国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挑战。中、日、俄等地区大国环抱其周围；半岛核问题长期对东北亚传统安全构成威胁；中美，俄美在区域内持续性的战略博弈，以及长期存在于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韩国在开展传统外交时受到了诸多限制，难以在东亚区域秩序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在韩国无法摆脱传统外交困境的背景和前提下，韩国对中国进行公共外交将会转化不利于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⑲ 凌胜利：《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2期，第38-45页。 另外，韩国面临着国家与民族统一的政治难题。中国与朝鲜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虽然两国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外交危机但又一次次回到正常的外交轨道。这说明中朝关系的走向与中朝两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一个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中朝两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所以在处理统一问题时，中国是半岛问题相关各方最需要韩国外交部门特殊考虑的国家。如何向中国公众讲好“韩国故事”，策划“朝鲜故事”，是韩国公共外交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通过分析韩国的内外环境可以得出结论，即环境对韩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阻力很小，除了民族心理这一内部消极因素外，其他各项因素都呈现出积极的信号。韩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不是割裂开来的两个单独个体，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支配。根据这种前期勘测，韩国政府将会对时局认识更加清晰，外交资源的分配将更加合理有效。
二、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目标厘定
从图1中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将其公共外交目标设定为“赢取外国公众的心”，并列举出四点措施。但是，这种目标设定太过宽泛和远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目标并不能很好实现。公共外交的目标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针对性的。周鑫宇认为，公共外交的目标之一是保护本国的国家海外利益如在外投资企业。一个国家的国家海外利益安全并不是靠强大国力就能够得到保障的，即使两国政府间关系维持在一个向好方向，也难以保证国家海外利益的真正安全。⑳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96-110页。 赵可金认为，公共外交作为国家的外交工具，其目标首先是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单纯追求国家利益不同，公共外交是一种致力于“打动人心的外交，以人为本是其核心要求”。洪朝辉认为，公共外交的目标有许多，但在现实中公共外交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最广范围地利用最多数民众为国家的外交事业服务”。王义桅认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就是公共外交的核心目标。㉑ 赵可金，洪朝辉，王义桅，刘宏：《公共外交的目标及其实现》，载《公共外交季刊》2011第1期，第79-85页。 学者们指出公共外交的目标，可以看做是公共外交的终极目标。但是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战略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韩国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目标应结合韩国国情，分为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其中短期和中期目标和韩国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长期目标和韩国的国家形象相挂钩。
图1 韩国国家公共外交目标框架
来源：韩国外交部网站
与认清内外环境相适应的，目标的正确厘定也是公共外交战略成功的关键。一国的公共外交目标应是多层次、多区间的。比如塑造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建立一个健康的国家形象或者谋求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优势互补。韩国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所要追求的目标也应是多层次多区间的。如果一个实践没有了目标，这个实践的效果是一定会打折扣的。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一个公共外交相关部门的具体分工。韩国外交部提出了韩国国家公共外交目标的大体框架，大致分为以下四点：
在商场设计时，很多空间是盲区，并不适合开设店面。这对这类区域，本着合理利用空间的原则，可将其设计成休息区，并加上相应的植物装饰。设置一定数量的座椅供行人休息，绿色植物能够有效缓解其疲劳。此时的商场已不再是单纯的购物场所，贴近自然的设计让客户易于接受[4]。
（一）短期目标
在初始阶段，韩国的公共外交应该致力于让中国公众对韩国有较清晰的认识，让中国公众对韩国国情有较为清晰地了解，形成“韩国概念”，继而达到积累中国公众消费韩国商品欲望的目的，即成本投放阶段。
在这一阶段，早期的韩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90年代，韩流电视剧出口到中国，有近10亿观众收看了由韩国男演员崔民秀主演的电视剧《爱情是什么》。此后，安在旭也凭《星梦奇缘》在中国获得了超高的人气。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韩流”这种说法，并通过电视剧对韩国的社会风貌和家庭生活状态有了初步的认识。随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长今》又让中国公众对和自己相似的韩国传统文化有了浅显的了解。除了韩剧，韩国流行音乐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韩国媒体振兴基金会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韩流16年：透过新闻大数据看韩流时代·K-POP时代》指出，2000年代中期以前，韩国造星工厂SM娱乐旗下歌手开始主导东亚的韩国流行音乐市场，并一步步超越了港台，日本流行音乐在东亚的地位。200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在线音乐、用户自创内容、智能手机和视频网站在中国的兴起，K-POP热潮开始出现。一大批中国年轻群体开始了追星之路，他们对韩国明星的喜爱近乎狂热，他们消费了大量的明星周边产品。这无形中影响了他们今后的生活习惯和对身边事物的审美，进而影响他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有可能对整个国家的审美和生活方式构成影响。对韩流的喜爱又催生出了兴旺的韩国旅游的市场。所以，韩国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的短期目标基本达成。
（二）中期目标
最后，以青年人为目标的实质是试图赢得中国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心。每一代青年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坚力量，而在他们成为中坚力量之后又有新的青年涌现出来。将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设定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身上，除了符合韩国短期的国家利益，也可以维护韩国的长期国家利益。所以将中国青年设定为公共外交的对象，有助于完成韩国公共外交的短中长目标。（如图2）
其次，争取中国公众对其国家统一的支持立场是韩国对中国公共外交一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任务和目标。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是国家政府的基本责任，在国家的完整性受到侵害时，该国的外交政策就要做出应对。在后冷战时期，韩国外交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就是尽全力营造有利于韩国的朝鲜半岛统一环境，推动并力求主导南北关系的发展，最终实现韩民族的统一。韩献栋认为韩国的“统一外交”有三个特征，即“凡涉及朝鲜问题，韩国均应该介入问题解决过程，并要作为主导方；对朝关系的处理、对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冷战后历届韩国政府的外交日程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历届政府无不将对朝政策作为其施政的核心课题，并予以精心设计；历届韩国政府均试图主导朝韩关系的发展，以期推进统一进程。”㉚ 韩献栋：《韩国的外交困境：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载《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3期，第62-71页。 相应的，韩国的公共外交也对政府的统一外交做了有力的补充。在对中国方面，韩国通过大使馆，财团，研究所以及民间交流协会等途径，对中国施加影响。在新闻报道上，韩国主要媒体将“脱北者”这一概念传播给中国民众，在定期报道脱北者人数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妥善安置和帮助脱北者的报道，如韩联社报道韩国境内“脱北者”人数突破3万大关的情况下，韩国统一部27日发布旨在促进脱北者就业、加大对其扶持力度的方案，全力帮助脱北者在韩国安居乐业。韩国政府还将在帮助脱北者适应韩国生活的机构开设教育课程并安排相关专家，为脱北者提供教育就业，结婚以及子女养育等各方面的咨询和培训。同时为了保护日益增加的脱北者下一代，韩国政府还将设立旨在帮助脱北者子女的养育基金，并允许韩国大学特招脱北者下一代。这种零星的有意识的报道必然会对本就微妙的中朝关系施加不利影响，同时又提升了韩国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
30例参照组患者接受擦全身麻醉处理,具体方法为:实施麻醉前0.5h接受肌注0.5mg阿托品,同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之后将上肢静脉通路开放,予以患者10ml/min乳酸林格液,静脉滴注,之后静脉滴注8mg维库溴胺、0.3mg/kg依托咪酯、5μg/kg芬太尼、0.04mg/kg咪达唑仑,滴注完成3min后对患者予以气管插管,连接麻醉呼吸机行机械通气。
在经历了初期阶段的韩国概念影响和消费欲望积累后，中国境内形成了大量的韩国商品潜在消费群。一旦这一群体的个人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在本土购买韩国消费品和赴韩消费就成为可能，初期投放的成本将得到回收。由韩剧和韩国音乐衍生出来的K-FOOD，K-BEAUTY在这一阶段起到了主导作用。由韩国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同时起到了助推的效果。例如2016年6月在中国西安由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举办的“2016韩流美食博览会”（K-Food Fair Xi`an）。25家韩国食品企业与40家中方企业进行合作洽谈，最终签约金额达2400万美元。而韩国食品体验活动也吸引了6.5万名观众。热播韩剧《太阳的后裔》中出现的参鸡汤和人参类商品受到了中国体验者的极大关注。㉒ 《2016韩流美食博览会在西安圆满落幕》，韩联社，2016年6月7日。m.yna.co.kr 以韩国军营题材为主的《太阳的后裔》得到了韩国政府的大力推广，这种弘扬国家主旋律的文化产品在公共外交的效果上会优于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对他国公众的影响也会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K-BEAUTY方面，据韩国关税厅统计，韩国化妆品2015年的出口额达到24.5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占比高达70%。㉓ 《韩化妆品出口借力韩流猛增对华出口占比约七成》，韩联社，2016年4月5日。m.yna.co.kr
吸引中国公众来韩消费同样是中期目标的重要部分，由此K-TOUR产业基本形成。中国公众将会在韩国寻找长久以来在听到的韩国景象和在中国形成的“韩国概念”并在此过程中大量消费，从而逐步形成完整的KTOUR产业链。根据韩国旅游发展局统计，2016年前十个月韩国共接待1459万人次的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3.1%。其中来自中国游客人数为最多，达到了七百万人，较去年增长了40%。㉔ 《今年韩国接待游客破1500万中国人占半》，韩联社，2016年11月21日。chinese.yonhapnews.co.kr 在数量众多的中国游客中，20到30岁的年轻人占比达到了50.4%，人数已经达到了半数左右。㉕ 《访韩游客呈年轻化趋势20-39岁年轻人成消费主力》，亚洲经济，2016年10月17日。china.ajunews.com 另外据韩国一些企业的调查，2005年的访韩中国游客66%的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此后逐渐下降，在2015年减少到了54%左右。同年来韩旅游的中国游客中，39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游客人数比重从29%增加至2015年的36%。其中21-30岁游客比重增长最快，从22%增至28%。另外根据新罗酒店的统计，2016年对中国顾客的销售额中，20-29岁年龄段顾客占35.7%；30-39岁年龄段占40.8%；40-49岁占15.1%；50-59岁年龄段占5.6%；60-69岁占1.6%。年轻消费者来韩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这与韩国将文化外交同中国年轻人设为最主要目标不无关系。NH投资证券研究员也认为，青年人群访韩剧增的原因就是受韩流影响，中国年轻人更乐于感受和模仿韩国电视剧和韩国电影作品中韩国流行文化明星的衣着方式。㉖ 《访韩游客呈现青年化促购物地区和商品种类走向多元》，亚洲经济，2016年4月28日。china.ajunews.com 由此可见，韩国对中国公共外交的中期目标也已经达成。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的编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首要目标；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避、抢、救相结合；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具有可操作性；坚持落实行政首长防汛责任制、分级管理责任制、分部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在一些理论的学习中，如“大陆版块飘移学说”中，可以通过探究性学习让学生发现问题，大胆想象，试图重塑魏格纳的猜想，然后积极引导学生寻找证据，借助别的学科的理论依据，构建支持学生猜想的理论体系，最后验证猜想[4]。由此可见，只要稍加设计，地理学思想史就可以用来激发学习动机，引导探究方法，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与创新意识。
（三）长期目标
相较于短期和中期目标，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长期目标则与经济收益无关。韩国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长期目标可分为两个，一是使中国公众对韩国国家形象有积极认知；二是争取中国公众对其国家统一的支持立场。
可以看出，在韩国内部影响对中国公共外交的消极因素较少，约束程度较低。这使得韩国政府在制定公共外交战略时可利用更多的资源并进行更有效率的决策。对内部环境的分析之后，对韩国外部环境的分析也十分必要。
Nguyen（2012）发现当首席执行官和董事属于同一社会网络时，CEO不太可能因为业绩不佳而被解雇，董事会成员和CEO之间密切的社会关系会影响董事会职能的发挥；Chahine et al.（2014）发现只有在控制董事会成员与高管的社交联系后，董事会独立性才能发挥效应。那么关于社会关系的度量又该如何展开呢？国外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工作经历、毕业院校、老乡、专业方面 （Kramarzy et al.2007、 Hwang et al.2009、Liu 2010、Nguyen 2011、Hoitash 2011、Fracassi et al.2012等）。
三、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实施对象
随着移动通信终端在世界的广泛使用，大众政治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展，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之中的行为体越来越多，对政府的决策判断施加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在这种全新环境之下，公共外交向外国社会各阶层实施信息传播和价值引导，成为一国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公共外交的政治实质是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㉛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96-110页。 所以确定公共外交目标国家的公共外交实施对象就显得十分重要。约瑟夫·奈提出“权力资源”包括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实力和资源，而“实现权力的途径”则表明无论是外汇储备，航母舰群这样的硬实力，亦或是传媒、文化产业这样的软实力，都需要针对特定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运用和分配，从而才能实现权力带来的政治影响。㉜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96-110页。 公共外交同样需要这样有针对性的运用和分配，才能有效的对目标国家产生影响。
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对象除了最主要的普通公众以外，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比如目标国的政府，民间非政府组织等等。公共外交的实施对象应该有主次之分，不可能将所有的公共外交资源投放到目标国的整个社会。韩国对华公共外交也是如此，其对华的公共外交实施对象包括中国的青年群体和中国的高校等科研机构。
（一）中国青年群体
赵鸿燕和侯玉琨在采访韩国驻华使馆公共外交官员时得知，“韩国对中国实施的公共外交中，文化外交是核心，韩流推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年轻人。”㉝ 赵鸿燕，侯玉琨：《韩国对华“新公共外交”框架》，载《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0期，第94-106页。 可见韩国公共外交的指向性是很明确的。另如前文所述，韩国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目标之一就是吸引中国青年人来韩购物，所以将中国青年群体为定位对象之一也有助于其完成这一目标。
首先，在实际行动中利用社交网络平台向中国青年人展开公共外交成了韩国政府重要的手段之一。在中国，从网络社交媒体中获得，分享和传播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青年对主流社会实施影响的重要渠道。由于受限于年龄、社会经历、财力等诸多方面的客观限制，青年人往往无法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完整而准确的传达到主流社会中，但是随着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意愿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使各国政府相较于过去更重视社交网络群体的利益诉求，尽管有些诉求看起来不合常理，缺乏战略性眼光。由此，社交网络就成为了各个国家年轻人和本国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和相互施加影响的工具。青年人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向青年人宣传治国方略以及在一些敏感事件上做出解释。所以对活跃的社交网络青年群体进行公共外交既影响了青年群体的意愿，同时也使政府看到了青年群体的意愿。例如，“朴槿惠粉丝后援会（박근혜대통령팬후원회）”和“朴槿惠总统日誌-爱惠札记”两个微博账号常年分享有利于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积极信息，尤其是在朴槿惠深陷“闺蜜干政”事件期间，当中国媒体普遍倾向于报道韩国社会谴责朴槿惠的相关新闻时，这两个账号却在不断的发表韩国民众支持朴槿惠的消息。例如2017年2月18日，朴槿惠粉丝后援会账号分享了“200万韩国民众聚集在大汉门前的首尔广场，参加支持朴槿惠的太极旗集会”的消息，这和国内媒体的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年轻人看到类似消息时，其对闺蜜干政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势必会受到影响甚至改变，对韩国的国家形象和韩国国民的形象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此，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另外，如韩联社，韩国中央日报，朝鲜日报，亚洲经济等韩国主流媒体都开设了微博官方账号，并且每天都以六到八个的频率分享和韩国有关的消息，向中国公众传播韩国方方面面的讯息，如“权志龙（韩男星）影响力盖过萨德”；“中国教育电视台10月首播韩语学习节目”；“《太阳的后裔》效应持续发酵，韩政府考虑在首尔增设4处免税店”；“今年1-11月1268名脱北者入韩，同比增加16.7%”等。这些消息都会影响中国年轻人对韩国的看法，甚至会对他们的其他观点产生影响。此外，首尔特别市，仁川广域市，首尔旅游局，韩国驻华大使馆及驻各地领事馆，驻华韩国文化院及驻华其他地区文化院，韩国旅游发展局等政府部门均开设有微博官方账号，每天分享多条消息，传播韩国文化，旅游，政治，经济等信息，组织“中国网络名人韩国行”活动，参观韩国冬奥会举办地，参观三八线，介绍韩国民众生活方式，宣传韩国社会价值观。在中国最普遍的社交网络平台上，形成了一个以政府和新闻媒体为执行主体的，以中国青年为对象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韩国微博公共外交网络框架。
其次，韩国对中国青年的公共外交不仅局限于中国境内。在韩国大学中，有超过6.5万名中国留学生，这些人同样是韩国公共外交需要考虑的目标。2017年，萨德事件的消极影响波及到了教育领域让韩国高校陷入不安。有的韩国大学面向中国大学生开展的韩国文化短期体验项目参加人数仅150人，不到2016年的一半。韩国大学纷纷担忧中韩两国高校间活跃的学术交流会因为萨德危机增添诸多不确定因素，在韩中国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韩国国内激进人士的威胁。此时，向中国学生伸出援手和关怀慰问，可以极大的争取中国学生对韩国的认同，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人身安全的保障是一个自然人的最关切因素，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出现的外界保护力量将得到受到威胁个体的强烈依附感。这将增强公共外交的效果。
在中期阶段，韩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就是吸引大量中国公众消费出口到中国的韩国消费品（包括文化等各个领域），赚取外汇，以及吸引大量中国公众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来韩国消费，即成本回收阶段。
图2 中国青年和韩国公共外交目标的互动
对青年开展公共外交需要讲求方法。有学者指出青年是自我意识最强的群体。㉞ 陈亮：《青年研究发展中的几个解释性概念》，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6页。 青年会对过度的意识形态宣传产生抵触情绪。所以过分的公共外交会引起相反的效果，非但不能使中国青年人认同韩国，反而还会引起嫌韩情绪。（如图3）所以韩国在对中国青年开展公共外交时避免了过分宣传，在开展公共外交时采取了适度推进的策略，从而达到增加中国青年对韩国的认同度，吸引青年人来韩国消费，为韩国公共外交长期目标积累资源的目的。
（二）中国的高校等科研机构
高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才库，高校有义务为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和人才支持，相同的，高校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战略研究也应符合国家利益。洪成文和李湘萍认为，高校研究人员的外交理论成果一旦被政府部门采纳，将成为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时的理论支撑，进而可能影响到国与国的关系。在韩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大学外交学或者国际关系学者出任政府外交部门公职人员的案例屡见不鲜，高校和政府在外交这一领域的互补性颇高。另外，大学学者也是为政府外交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重要外部力量，政府在做外交决策时难免出现偏差，此时学者的作用就会凸显，他们以第三方的视角评判国家间关系往往更加客观。㉟ 洪成文，李湘萍：《论大学公共外交功能、价值与实现途径》，载《北京教育（高教）》2014年第1期，第23-26页。
图3 对青年的公共外交正负效果图
提高本国在另一个国家高校中的影响力是增加本国在另一个国家内部的影响力的重要公共外交手段，包括增加研究本国的学者数量，扶持宣传以本国为对象的学术领域等等。所以，支持中国高校的韩国学研究和相关学者，就是韩国对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另外，在韩国政府公共外交的整体战略中，文化外交是重中之重，所以注重韩国学在海外的研究，也符合其以文化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战略导向。
在国际上，韩国学（Korean Studies）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韩国文化卓越性及普遍性的综合学科。它的研究专注于对韩国和朝鲜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和韩国散居人群，以及韩国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等。韩国学研究有时也被包括在更广泛的区域研究领域，如“东亚研究”或“亚洲研究”。虽然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综合大学设立了韩国学研究的专业，但是相较于东亚学领域中另外两个重要领域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韩国学研究的地位和广泛程度显然不及二者。面对这种局面，韩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本土和海外的韩国学研究，其措施包括通过科研机构设立研究项目和基金以及招收研究人员等。为了使韩国学的世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07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在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的支持下，组建了“韩国学企划事业团”。2009年，韩国国学基础资料项目、海外韩国学振兴计划、汉文古典翻译核心人力培养计划等多个项目被韩国政府统一并入韩国学振兴事业团，作为专门负责韩国学领域的课题审查，选拔以及后续管理的专门机构。这其中，韩国学振兴计划是最重要的。为确保能够获取韩国学领域的必要研究成果，韩国学振兴计划通过详尽周到的预先策划，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对中长期项目进行长期的支持。为了使其成果能迅速被学术界以及大众所知，韩国学振兴计划还致力于互联网上的出版与普及。㊱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网站。http：//intl.aks.ac.kr/chinese/viewforum.php？f=85
表1 韩国学振兴计划概览
韩国学振兴计划分为四大部分，韩国学先驱研究支持计划致力于扶持国内外韩国学研究人员富有创意、符合实际的专门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活动；韩国学教育加强计划致力于扶持世界各地韩国学重点研究机构及研究网络；构建韩国学研究基础计划重在搜集韩国学基础资料，建立存档与资料库；韩国学大众化计划则发行优质的大众图书、单行本及译著，为韩国以及海外公众推介韩国学研究成果。综上可见，韩国政府对韩国学研究的海外推广做到了统筹全局且细致入微，这有助于韩国的公共外交更加全面和具有深度。
韩国学振兴计划的执行主体是韩国国际交流财团（한국국제교류재단，Korea Foundation），财团已经成为韩国对海外高校等科研机构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力量。1991年，韩国政府将国际文化协会并入外交部，更名成为韩国国际交流财团。㊲ 詹德斌：《韩国文化战略与文化外交》，载《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11期，第20-30页。 财团是“大韩民国公共外交专业机关”，其建立目的是“为了让全世界正确认识大韩民国，促进与世界的友好关系，开展了文化艺术交流，海外韩国学研究和教育振兴，以及各种论坛形式的国际合作事业。”财团的公共外交职责是“与世界各国进行人员和知识交流，形成国际知识共同体。”㊳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网站。www.kf.or.kr/？menuno=3274
表2 2017年中国韩国语及韩国学研究与教育支援项目（部分）
在中国，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践行了该财团的运行宗旨。2017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对中国的工作计划包括了四个主要部分，即韩国语及韩国学研究与教育支援，韩国语及韩国学学术活动支援，人士及知识交流项目以及文化交流项目。以韩国语及韩国学研究与教育支援项目为例（表2），可以看出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主要以资助的方式来扩大韩国学研究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且合作目标就是中国高校以及一些科研机构。韩国政府深知科研经费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中国与日本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早，确立学术交流机制更完善的前提下，韩国政府对中国大学的支持必须更加积极主动，保证中国高校韩国学相关专业研究维持在一定数量，确保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人员积极性的延续，以此维护韩国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力。
综上可见，韩国在华的两个公共外交实施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青年群体和高等学校中。韩国对华公共外交固然存在众多次要对象，但是鉴于本文认为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中期目标是吸引中国青年人来韩消费，故将中国青年群体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样的，因为文化外交在韩国公共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将中国高校等科研机构设定为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又一主要对象。
结 论
韩国的内外环境使韩国有必要对华进行公共外交，所以本文着重分析了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短中长期目标和实施对象。通过分析总结可以发现，韩国对华公共外交是具有战略性的。韩国将对华公共外交的大部分资源用于中国青年群体，既获得了短期收益，也得到长期性的战略回报。这种循序渐进且目的性强的公共外交战略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应当制定一套成熟的公共外交战略来辅助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方针。
韩国自汉江奇迹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后，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以弥补其领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硬实力短板，积极利用文化外交来弥补其在传统外交谈判中硬筹码的缺失。但是，当面对萨德等影响到中国国家传统安全的议题时，韩国的公共外交又显的如此无力，文化娱乐产业被限制，旅游产业遭到波及，在华韩企业安全得不到保障。由此可见，韩国对华的公共外交任重而道远，韩国必须意识到公共外交的成败与否其实和传统外交没有根本区别，强大的国家力量才是公共外交发挥长久效益的根本源泉。
作者简介： 韩德睿，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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