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后现代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文学理论论文,后现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呈现“井喷”之势，一项比较权威的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至2006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出版的文学理论类教材约300种。①照此估算，至今总数应不下400种。披阅所及，其中每一本教材都乏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清楚界说及其充分根据，很多问题都己成定论。现在之所以旧话重提，主要在于文学研究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界说尚待推敲，以往认定的许多事情仍需重新考量。 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新时期以来国内翻译引进过两本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理论》教材: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初版于1949年)和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初版于1997年)。二书的问世相隔近半个世纪，时过境迁，二者的理念和主张己大相径庭，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文学理论趋从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后现代倾向，突出了文学研究的实践性、功能性和当下性，从而昭示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后现代转折。 一、文学理论与“理论”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三者的区分堪称经典，②其要点概述如下: 首先，该书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三者的分工与职能作了明确界定:文学理论主要研究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要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前者是一种共时的、静态的研究，后者是一种历时的、动态的研究。其次，虽然这三者各司其职，但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文学理论缺少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支撑，文学批评缺少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的辅助，或者文学史缺少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规约，都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文学理论要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和成果作为基础，如果缺少这一基础，文学理论便将成为空中楼阁，它所总结的原理、规律、范畴等便将统统失去存在的依据;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也不能离开文学理论所提供的观念、方法、原则的规约，如果离开了这种规约，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便缺乏理论支撑和逻辑贯通，势必变成即兴式的感想和杂乱无章的材料的拼凑和堆砌。 再次，尽管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关系如此密切，但也不应将其混为一谈。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韦勒克在相关著作中写道:“我仍然以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我们还是在与原理、范畴、技巧等有关的‘理论’和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批评’之间保留一个有意义的区分吧，无论何时，似乎总有什么理由要引起对这种区分的注意。” ③ 总之，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主分主异的。文学理论诉诸文学的原理、规律、标准等根本大法，而文学批评则诉诸文学作品本身，虽然文学理论需要得到文学批评的支撑，文学批评也需要接受文学理论的规约，但以上分析恰恰是以廓清学科界限、彰显专业特点为宗旨的。有论者指出，在新兴学科草创之时，“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④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这一宗旨残留着学科草创阶段的某种痕迹，即强调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各自的差异性和特异性，藉此在众多新兴学科中谋求一席之地。 但是，到了乔纳森·卡勒，情况就不同了。卡勒在撰写《文学理论》这本“文学理论入门”书时，己置身于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文化研究勃然兴起，占据了人文学科的王座，文学研究则备受挤压而滑向边缘。文化研究最早脱胎于文学研究，如今一切颠倒过来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内部化蛹为蝶、破茧重生，最终消解了文学研究。这种反叛传统、凌越常规的取向与整个时代风尚的逆转一拍即合，蔚成了大化流行的后现代语境。置身其中，卡勒以新界和视角对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建立的架构进行了质疑和拆解。 卡勒早在《论解构》(1983)中就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引发思考的是英美批评界十分流行的一个观点，它将文学理论视为“仆人的仆人”，认为其职能在于辅佐批评家，而批评家的使命则是通过阐释经典来为文学服务。因此检验一种批评文字往往看它是否成功地提高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而检验理论的成功与否，则往往看它是否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帮助批评家作出更好的阐释。换言之，文学理论属于“批评的批评”，处于远离文学作品对象的领域，它只有在有助于批评走上正道时，才是有用的。⑤卡勒明确指出，这一流行观点是新批评派的馈赠，是新批评派最值得纪念的理论工程，但他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卡勒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己有与日俱增的证据显示，文学理论的著作往往与一个尚未命名、姑且简称为“理论”的领域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它也不是时下所说的“哲学”，它不仅包括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而且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戈夫曼和拉康。它或许有种种称谓，但最简便的做法，就是直呼其为“理论”。卡勒提醒，这一新的文类显然是异质性的，它超越了以往的学科框架，对于旧有的学科边界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很多方面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归入‘理论’的那些著作，都有本事化陌生为熟识，使读者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和惯例。虽然它们可能依赖熟悉的阐发和论争技巧，但它们的力量……不是来自某个特定学科的既定程序，而是来自其重述中洞烛幽微的新见。” ⑥ 卡勒也将“理论”称为“批评理论”，这一称谓既显示文学理论在建构这一新的文类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又表明了这一新文类往往采用批评的形态。对于后一点，卡勒在《论解构》的“引言”中指出: 如果说，近年来批评论争的关注者和参战各方能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便是当代的批评理论，盘根错节，越见混乱了。过去，一度可以设想批评是一种单一的活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辩论的尖锐程度，所示的则是相反:构成批评领域的全是些竞新斗奇，互不相容的活动。甚至开列一连串名单—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多元论、女权主义批评、符号学、精神分析批评、阐释学、对照批评，以及接受美学等等……⑦ 总之，卡勒“理论”概念的提出，是在晚近以来林林总总的批评形态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而文学理论大有被这些批评形态取而代之的背景下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他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中不是主分主异，而是求合求同的，即大力肯定“理论”的作用，以“理论”反过来整合文学理论，而将文学理论的贡献隐含于“理论”之中。这种文学理论转向“理论”的局面正昭示了文学理论趋从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强劲趋势。 卡勒的《文学理论》对于上述思考和探索具有总结性质。该书第一章“理论是什么？”便开宗明义挑出了“理论”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概括了“理论”的以下四个特点: 1.“理论”是跨学科的。它是一种超出原学科的作用的话语。 2.“理论”是分析和思辨的话语。它试图揭示所谓性、语言、文字、意义、主体等概念中包含了什么。 3.“理论”是对于常识的批判。它对那些被认为理应如此的观念作出批判。 4.“理论”具有反思性。它是关于思想的思想，它对于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形成的范畴提出质疑。⑧ 显而易见，在这四条当中每一条都与批评有关，或者说都与批评形态的重建密切相关:首先，“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研究的往往是文学以外其他领域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而所作的分析都为文学问题提供了更加新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其次，“理论”特别有用，特别“接地气”，从高墙深院中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问题，都在它分析和思辨的范围之中，因此它所作出的论证或提出的观点，哪怕是并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能从中获益。再次，“理论”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而它的批判锋芒和反思聚焦，主要指向人文学科的常识，诸如意义、作品、主体、经验的常识。卡勒曾说:“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 ⑨它对那些没有结论却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包括对于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假设的质疑，比如:意义是什么?作者是什么?阅读对象是什么?写作的主体、解读的主体、行为的主体是什么?文本与其产生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如此等等。这些质疑既是对常识的批评，又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空间。最后，“理论”来源于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众多领域，往往是从这些领域的观念、方法、议题、争论之中成长起来的。以福柯和德里达两位著名的“理论”家为例，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从其历史研究之中提炼出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则是从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凝炼而成，虽然他们很少提及文学，但实践证明他们的理论对于文学研究非常有用。 二、对文学作品重视程度的悬殊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非常重视文学作品对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意义，这种根本意义从两个方而体现出来:其一，文学理论归根结底来自文学作品，其二，文学理论必须经得起文学作品的检验。该书写道:“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常常带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去阅读，但在我们有了更多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经验时，又常常改变和修正这些成见。” ⑩总之，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 卡勒则正好相反，他多次直言，“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并不直接讨论文学作品。(11)他在《文学理论》一书中也很少对于具体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他所提出的“理论”越出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边界，将触角伸向了广阔的文化研究和批评领域。但吊诡的是，“理论”的这一变动不仅没有降低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兴趣，相反地却极大地激发和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热情。卡勒指出，“理论”恰恰增强了传统文学经典的活力，开拓了更多解读文学经典的方法。以莎士比亚为例，“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12)可见文学理论转向“理论”、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恰恰推广了文学经典的阅读，扩大了文学经典的影响，而仅仅因循传统的文学理论却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于“理论”，卡勒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说“理论”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13)这就对于“理论”的活动性、行动性、实践性作出了认定。这一点可以从“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见出。卡勒说过，如果一定要说“理论”是什么，那么答案就是:“它能说明实践的意义，能创造和再现经验，能构建人类主体——简言之，它就像是最广义的文化。”还可以下一个更简明的定义:“文化研究是我们称为‘理论’的实践，简称就是理论。” (14)这一理解有其来源。众所周知，晚近的文化研究有两个来源:一是法国结构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系列实践，应该对这些实践的规则加以描述，例如罗兰·巴特的文化研究考察了各种文化实践，从高雅文化到通俗文化，并对其现象和规则进行解读;一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它致力于恢复战前的工人阶级文化并考量战后的工人阶级文化。在伯明翰学派看来，文化旨在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和价值，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15)可见文化不仅阐明艺术和学术的意义和价值，而且阐明制度和日常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其中的实践、创造和经验等。法国结构主义和伯明翰学派这种重实践、重行动的理论旨趣为后来的文化研究确立了一个参照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勒说:“文化研究就是探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力量的操纵，以及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或者用哪些方式使文化力量为其他目的服务，就像人们说的，发挥‘能动作用’。” (16) 进而言之，正因为文化研究从活动性、行动性、实践性的角度对文化予以关注，因此它有别于大学里的高雅文化研究。这就造成了如此局面：似乎认同文化研究就意味着抵制文学研究，从事文化研究就意味着弃绝经典作家。其实不必如此悲观，而应秉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将此变局理解为对于文学研究的拓宽和延长，如卡勒所言:“文化研究是我们简称为理论的实践——我认为这的确说得通——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文化研究与理论的普遍关系，而是名目繁多的理论话语在研究某种特定文化实践时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是什么。” (17)晚近流行的文化研究模式，譬如女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理论”话语，无不关联着特定的文化实践而各显身手、各擅胜场。 任何行动者、实践者，其动机总是与效果紧密联系的，卡勒亦然。他认为，“理论是根据它的实际效果定义的”，(18)它能够改变人们的观点，使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考虑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如果以此来考量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二者的目的与效果，可知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常常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成为一种对文化的介入，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文化的描述。正是这种介入，使得文化研究者相信它的知识成果应该而且能够创造变化、改变现实。对此人们的评价可能龃龉不一，但文化研究较之文学研究更加激进则是显而易见的。 三、解释模式的转变 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到卡勒的《文学理论》，解释模式的转变也显示了文学理论转向“理论”、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大趋势。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文学史的解释方法时，区分了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一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它主张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体察古人的内心世界并接受他们的标准，竭力排除自己的先入之见，这是一种文学的“历史重建论”;一是“透视主义”的方法，它认为研究某一作品，就必须同样重视它在产生时代的价值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作品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既永久葆有某种特质，又经历了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它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可以相互比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这两种方法中，韦勒克、沃伦明确支持后者而反对前者，他们认为，一件作品的意义，决不仅止于、也不等同于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作品有它独特的生命，它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以其作者及同时代人的看法来决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是历代无数读者的评论叠加的总和。而“历史重建论”宣称这整个累积过程与批评无关，读者只需探索原作在其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意义即可。韦勒克、沃伦认为这一说法不成立，理由在于，“我们在批评历代的作品时，根本不可能不以一个20世纪人的姿态出现:我们不可能忘却我们自己的语言会引起的各种联想和我们新近培植起来的态度和往昔给予我们的影响。我们不会变成荷马或乔叟时代的读者，也不可能充当古代雅典的狄俄尼索斯剧院或伦敦环球剧院的观众。想象性的历史重建，与实际形成过去的观点，是绝然不同的事。” (19) 虽然韦勒克、沃伦所辨析的“历史主义”或“透视主义”相互分歧、彼此对立，但在卡勒那里却悉归于“诗学模式”。卡勒指出，在文学研究中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基本区别，即诗学模式与解释学模式的歧异。诗学模式“以己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模式则“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20)简言之，这两种模式的研究路径恰好相反，前者是从作品的意义或效果出发去探讨这种意义或效果是如何达成的，而后者则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求和发现新的意义、获得新的效果。举个例子，如果说《哈姆雷特》是“关于一位丹麦王子的故事”，那就是诗学模式的批评;但如果说《哈姆雷特》是“关于伊丽莎白时期社会秩序崩溃的写照”，那就是解释学模式的批评了。 卡勒对于解释学模式给予更多赞许。在他看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可能像理解一般日常话语的意义一样，不能指望它是一目了然的，意义是需要探讨的，这也就是为何晚近文学研究更重视解释学而不是诗学的原因。诗学的任务不在于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而在于对作品的效果进行解释，譬如解释为什么一种结尾比另外一种更成功，为什么在作品中一种比喻组合有意义，而另一种就没有任何意义。再有，读者是怎样理解文学作品的，何种程式使读者能像现在这样理解作品的意义。卡勒还认为，诗学模式旨在揭示读者在把握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时所需要的“文学能力”，它必须说明识别文学种类的标准或分类原则是什么，怎样识别情节、怎样从文本提供的细节中把人物勾画出来、怎样从文学作品中识别主题、怎样深入探讨揭晓作品意义的表征性解释，等等。 解释学模式通常被看作一种文学批评派别或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它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这一意义层面的问题作出独到的回答，譬如《哈姆雷特》“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统一经验可能性的”(新批评主义)，“是关于恋母情结矛盾冲突的”(心理分析)，“是关于遏制颠覆力量的”(新历史主义)，“是关于性别关系不对称的”(女权主义)，“是关于文本自我解构本质的”(解构主义)，“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阻碍的”(后殖民主义)，“是关于异性恋根源的”(同性恋研究)，等等。不言而喻，上述括号中列举的种种“理论”最初并不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但它们对于文化和社会特别重要。当然在这些“理论”中也不乏对于文学功能的解释，这也就使之带有了诗学的性质。总之，这些新颖独特、层出不穷的“理论”，使得某种类型的解读方法得以形成。其要义不在于得出什么答案，而在于如何得出答案。进而言之，这种解读是由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的，对于一部作品的解读就是对于这种“期待视野”所提问题的回答。譬如20世纪90年代的读者与莎士比亚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截然不同，而女权主义的读者与男性角度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也迥然有异。无论哪个时代、何种情况，读者的期待视野总是与社会历史、实际生活相连，最终势必对作品作出歧义百出的解读。 然而这一情况正说明解释学模式的批评充满了活力。对于一部给定的作品没有必要谋求那种“绝对是关于什么”的答案，这种答案理应是相对的、多元的。这一判断基于两个事实，一是这类争论永无止境，二是任何判断都必须根据具体场景作出，这种具体场景是变化不定的。这种永无止境、永在变动的状况不正是激发批评活力的动力之源么？ 讨论至此，似乎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上来了:是什么决定作品的意义?有人认为是作者的意图决定意义，有人认为意义是文本中语言的产物，也有人认为作品的语境决定意义，还有人认为读者的经验就是作品的意义。那么，意图、文本、语境、读者，究竟是哪一个决定意义呢?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仅凭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单独决定的。卡勒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求一个总的原则或公式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因为语境包括了其他三种因素即作者意图、文本语言、读者经验的背景。不过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语境是没有限定的，它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句口诀:“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 (21)这就对解释学模式的批评的特性作了非常简洁的界定。 总之，尽管韦勒克、沃伦对于“历史主义”与“透视主义”两种解释方法作了区分并有所弃取，但说到底还是主张回到文学作品及其意义本身，包括作品原先固有的意义和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意义，因此二者均属卡勒所说“诗学模式”的范畴，仍停留在文学理论的传统解释方法上。与之相较，卡勒更加赞赏“解释学模式”，提倡批评与时俱进，更多关注与当下社会实践、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更新、更好的问题。不能说它们引起的变化都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它开发了文学批评的社会潜能和现实价值，顺应当今文学创新、文化实践乃至社会发展的潮流，在今天当大有可为。 三、阅读方法的差异 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到卡勒的《文学理论》研究旨趣的转向，也可以从二者阅读方法的差异见出，这集中体现在“细读”问题上。“细读”概念是新批评派从其作为实验性尝试的阅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燕卜荪的《含混七型》(1930)是演绎“文本细读”的典型之作，布鲁克斯与沃伦合著的《理解诗歌》(1938)对“文本细读”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推进了“细读”概念的总结和提升。所谓“细读”(close reading)，依赵毅衡之说，“这种批评方法对一篇作品，哪怕是极短的抒情诗，作详细的不惜篇幅的结构和语义的分析评论，而对于文本外的任何因素先作悬搁，存而不论。” (22)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并未专题讨论“细读”问题，但对之表示关注。(23)而韦勒克在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燕卜荪所使用的方法尽管是原子论的、联想的和武断的，但这方法至少也是企图抓住诗的含意问题的一次具有独创性的尝试。“细读”导致了卖弄学问和牵强附会，这一点跟其他所有治学方法并无二致，但它肯定到此为止；因为任何知识部门能够取得的进步与实际取得的进步，靠的都是对对象作仔细的、详细的考察，靠的是将事物置于显微镜之下，即使这样做会使一般的读者甚至学生和教师厌烦不堪。(24) 韦勒克对于“细读”的局限性给予了有限度的批评，但仍充分肯定其深究细察、钩玄探微的阅读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必要性。 然而到了文化研究崛起的年代，文本细读便不是所有治学都非如此不可的方法了。卡勒指出，当文化研究还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叛逆形式时，它把文学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的研究当中，但当文化研究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而文化研究人员也不再来自文学研究人员时，使用文学分析的方法就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在文化研究中并没有明令禁止文本细读的方法，但这并不能让文学批评家们感到安慰，因为以往文学研究关注的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作品只是其本身的主题、思想、情感、态度等内在要点的表象;而文化研究则己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25)它将文化产品作为反映其自身之外其他东西的实例或表象来对待。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非量化的社会学”，就是前述文本解读的两句诀“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所彰明的道理，由于语境的扩展和变迁是无止境的，所以文本解读是无止境的，其解读出的意义也是无止境的。这种非量化的状况在文化研究中无疑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卡勒进一步指出，文化研究作为“非量化的社会学”很容易受到变化不定的语境的诱导，这种诱导的主因就是“社会同一性”的流行观念，它在“表征”的意义上确认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性”。他说:“这个概念认为有一种社会同一性存在。各种文化形式都是这个同一性的表现，或者叫现象。所以，要分析这些现象就要把它们与派生出它们的社会同一性联系起来……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26)作为这一转变的结果，“表征性解释”应运而生。所谓“表征性解释”，是卡勒化用阿尔都塞所说“症候解读”而来的概念，但冲淡了“征候性”、“症候性”等概念在病理学上的消极意义，而作为中性意义的“表征性”、“象征性”来使用，借此彰显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表征关系、象征关系。 相应地，文化研究的阅读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文本细读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文本细读着重对文本内部每种形式和技巧保持敏锐的注意，并着力研究意义的复杂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是将一定时代的所有文本都视为同一社会结构的表象，因而也就具有同样的意义。当文学研究被归入文化研究之时，以下可能性便会成为常态:“表征性解释”成为规范，文学对象的特性被淡化，文学使用的解读实践也可能被忽略。(27) 卡勒借用别人的说法对此作出界定:如果说以往文学研究惯用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的话，那么现今文化研究通行的则是“粗读”( distant reading)了。它往往采用“文学社会学”的做法:用新的视角去审视人物，不再考虑主题，不再考虑对某个人物的看法，不再考虑人物及其伴侣的出生地和归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某一年份的整个文学产出。研究某一时期文学的趋势，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小说类别，或某部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翻译、阅读、模仿的情形。关注文学的发展趋势，而非对某个特定文本的深入研究。这类研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类型的小说颇为流行，而某种类型的小说的声望在下跌，如此等等。(28) 从以上比较不难见出，新批评派揭集“文本细读”的方法旨在提炼和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像“细读法”的创始人燕卜荪在《含混七型》中涉及了两百多部文学作品，但他对于这些例证的分析不以作品解读为旨归，而是力图建立一套理论模式。韦勒克、沃伦作为新批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文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文学的内部研究”所构筑的理论框架，对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分析甚至细化到十分琐碎的程度，如对于文学的音乐性因素如谐音、节奏、格律的分析就非常具体，不啻是一部帮助读者了解“细读法”的“导引”。与之形成对照，卡勒对于文本解读的研究则是问题式的，更倾向于在特定语境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批评策略和操作方案，为批评实践提供参照。例如他以英国开放大学开设的“通俗文化”课中的“电视警察系列剧和法律与秩序”单元为例，从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形势角度分析了警察系列剧，揭示了在文化研究成为强势的年代文本解读从“细读”向“粗读”转化、从一般形式分析向社会政治分析过渡的动向，对于什么是“社会同一性”所做的具体演示，对于当今批评实践的实际操作无疑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四、回到文学经典，抑或应对当下现实?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到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的转折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其中的关节点在于文化研究。卡勒一再说明，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形态，而其实践性则是通过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批评形式和批评话语而得以实现的，因此“理论”又可以称作“批评理论”，甚至可以直接解作“批评”。这无疑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转折。它打破了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搭建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引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话题和研究取向，带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 卡勒的论述引起普遍震动和疑虑的，莫过于“‘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一说，此说对应着晚近以来文学的命运遭际，昭示了文学边缘化的困局。不过卡勒对此却不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意味着从“关于文学的理论”向“关于文化的理论”延伸，从“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向“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扩展，这一变化不应是消极的而是恰恰相反:一是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更加有利于文学研究;二是林林总总的“理论”开拓了更多文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给传统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之较以往更加活跃、更有生气;三是“理论”的盛行不仅没有与文学经典争抢读者，相反却凭借种种另辟蹊径、别出心裁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为文学经典造成了更大影响、吸引了更多读者。 如上所述，在文学批评的两种解释模式中，卡勒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的，他所看重的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本位意识。在他看来，诗学模式更多是对客观的诗学规律和语言学规律的趋从和顺应，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总结的种种学理，主要是在验证、阐明这些语言学和诗学的规律，尽管其结论相对成熟、相对经典，但显得被动、退守，有失主体本位。而解释学模式则将被动顺应规律转变为主动建构规则，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本位意识。它致力于从文本出发去寻求更新、更好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不是没有根据的，其根据来自当下的现实场景、理论观念和实际效应，这是它的充足理由律。它可能不成熟，但在积极进取中透出凌厉的锐气;可能不尽如人意，但对于实际生活特别有用。尤其是它能够做到与时偕行而不断更新，从而拓展了文学批评的崭新空间:一是批评的实践性、行动性，二是批评的功能性、实效性，三是批评的当下性、现场感。正如卡勒所说:“在阅读方法中对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关注突显了解释是一种社会实践。”(29)然而人们对其搁置文学的取向又不无疑虑。 看来，还是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放在了今天的“批评理论”而前:是返回过去的文学经典呢，还是应对当下的现实问题呢?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艺术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哈姆雷特论文; 沃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