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批评再次转型的历史必然
与世纪初的文学批评现代转型一样，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再次转型，也不是一种孤立和自发的文学变革，而是在社会和文学变革的背景之下，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冲击之下发生和推进的。
通常说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准确地说是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无论是一般社会发展还是文学、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都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而且是与世界的现代化潮流相联系的。然而实际上，中西所谓“现代”的概念含义是不同的，“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也有很大的差异，两者存在明显的时代落差。
从一般社会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为动力，以经济高速发展带动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西方国家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是由初级工业社会进入完全的工业社会，五、六十年代则进入后工业社会，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从文学发展来说，则是从近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高潮，发展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从五、六十年代起更进一步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相应从近代的浪漫主义批评和现实主义批评为主导，发展为20世纪前后至今的多元化批评形态。
而中国社会在20世纪前半期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则是以政治革命为动力，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枷锁和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为目标的。中国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社会，只意味着告别封建社会，大致相当于欧洲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不同的是还面临着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等多重历史任务。在世纪初封建专制统治被颠覆、国禁大开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有了多方面选择借鉴和实验探索的充分自由与可能。因此，西方近代以来直至20世纪同期的各种文学形态和文学批评形态几乎同时被引进，被广泛地借鉴吸收和转化为自身的探索创造，形成多元化的格局。
然而，文学的发展毕竟要受时代条件的限制，离不开时代需求的制约。在20世纪的前半期，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文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这一时代主题的牵引，凡是切合这一时代主题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形态，必定成为这一时代的主导或主流形态。在本世纪初，西方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大文学思潮，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几乎是同时传入，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共时性的影响，使中国文学也相应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大潮流。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浪漫主义批评倡导个性解放和情感自由表现，有助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即有助于思想启蒙；现实主义批评主张文学直面现实人生，反映现实生活，无疑是着眼于文学在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乃至变革现实方面的功能；现代主义的各种批评形态，包括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批评，以及纯艺术纯审美的批评，也至少以自由探索的精神和姿态，冲破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形成思想解放的氛围，从而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但是，启蒙和救亡的时代主题和紧迫任务，毕竟更需要具有现实品格和战斗性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因此，那些比较远离时代主题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形态便逐渐淡出或沉落了，甚至浪漫主义批评也退出中心地位发生转向，这样，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批评以及社会历史批评便成为时代的主要潮流。
这种“多元归一”的发展走向，既是时代的选择，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无疑也包含着历史的局限与片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潮流，后来也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出现了偏差。在“左”的政治思潮和苏联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批评被抛弃了它的丰富内涵而变得过于现实化和急功近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本来开拓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却被局限在阶级论和政治功利论的狭小圈子里，愈来愈显得单一和僵化，这显然不符合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要求。
问题还在于20世纪中期的历史错位。本来在基本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之后，就应及时调整方向，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也就是使社会全面进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然而事实上，却仍是在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滑行，并且越滑越远，与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严重错位甚至背离。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来说，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愈来愈强化的政治功利主义，到建国后不仅未能松动下来，反而更加强化，它们的发展空间愈来愈狭小和封闭，与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和目标也只能是偏离得愈来愈远乃至完全背离。
从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变革，标志着曾经偏离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开始扭转方向重新回到现代化的发展轨道，再次启动现代化进程，这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人民的普遍愿望。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的条件下，文学获得了又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重新焕发蓬勃生机，文学批评则开始实现本世纪的第二次转型。（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次转型，参见拙作《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二、新时期文学批评转型探索的进程及其走向
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再次转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把经过第一次转型发展，但不幸陷于僵化、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文学批评，重新扳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继续其现代化发展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打破封闭僵化的政治批评模式，使当代文学批评获得解放，走向开放性的探索发展。
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文学批评转型的第一步，是在社会改革转型之初，打破以往完全封闭僵化的政治批评模式（或者可以叫作“文革批评模式”），恢复现实主义批评传统。从文学批评形态论的角度看，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政治批评，确实形成了一个由观念、方法、范型、话语构成的完整系统。比如，从文学观念来说，首先认定文学是现实生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求写“生活本质”，按“三突出”原则描写人物和塑造典型；在价值观上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在文体上，则有几乎是被“钦定”的“样板文体”，创作和批评，一律以此为范本。关于批评方法，主要是采用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尤其是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批评模式和范型，也差不多是框定了的“三段论”：首先联系作者的阶级出身、政治倾向以及作品所反映生活的社会政治背景，来判断作品的“主题”；其次则是结合主题分析“人物”；然后再分析作品在“艺术”上如何为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服务，以此判断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下。至于“文革批评”那一套十分“规范”的批评话语，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概都耳熟能详。
这样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统一规范”，那么也毫无疑问是前所未有的封闭和僵化，把人们的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活力都束缚住了。当然，这种封闭和僵化，并不仅仅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不幸，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是如此，政治批评既为这种社会现实所制约，也是为这种现实服务的。
那么，文学批评要得到开拓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封闭僵化的批评模式。新时期伊始，文学观念上的一个较大变化，是改变文学依存于时政、服务于阶级斗争这种本质和价值的定位，恢复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和现实品格，把文学看作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并且也为现实的变革发展服务。随着这种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创作开始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文学批评也大力倡导和弘扬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探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许多引人关注的作品作贴近人们感受和要求的评论；在理论上则更多地承继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批评传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寻求建立以“真实论”为核心观念和基础的现实主义批评系统。
文学和文学批评这种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既是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变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对社会改革的有机配合。当然，就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批评本身的状况而言，一方面标志新时期文学批评开始走上转型探索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它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主要还是一种社会功利批评（其中也仍然包含很强的政治功利性，有时甚至也显得相当急功近利），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关注和探讨还十分薄弱；过去僵化的文学观念虽然有了很大的松动和改变，但仍然还有不少束缚；并且，现实主义批评的范式、方法和话语也都显得比较单一、陈旧和贫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探索，在经历了恢复现实主义批评传统这个转换过渡之后，必定还要走向寻求更大的突破。
新时期文学批评转型探索的第二步，是在1985年前后酝酿兴起了一股文学批评方法论探讨的热潮，标志文学批评力图进一步突破单一的批评模式而寻求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这场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大探讨，实际上主要是译介引进西方各种现代批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尝试着在实际批评中进行一些移植性试验。这显然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形态的转换，但是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变革转型，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即寻求在“批评方法”的层面上突破，改变社会学政治学批评方法一统天下的状况，全方位多方面探寻新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能性，这就为文学批评走向全面的开放性探索发展打开了道路。
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虽然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形态的根本转换，但也并不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实际上它已经牵动了整个文学批评系统。批评方法一方面联系着批评话语，随着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批评话语显然也大大地丰富起来了，一段时间里人们惊呼批评术语“大爆炸”，其实这是批评方法多样化变革所必然带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淘选沉积便会逐渐稳定规范起来；另一方面，批评方法也联系着文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牵动着文学观念的变革。而文学批评的根本变革，也许只有深入到文学观念的层面，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探索，在经历了文学批评方法的全面变革之后，继续向前推进，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从80年代后期开展文学主体性问题讨论以来，推进到文学观念层面的变革，由此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变革往纵深发展。
当然，文学批评的变革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文学创作的探索发展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学主体意识的强化，创作界也极富探索精神，尤其是先锋派文学的种种实验探索，与以往现实主义文学形态迥然不同。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再用现实主义批评的观念和方法来观照评析显然是不适用了，这样就必然引发从文学观念到批评方法的新变。比如关于文学本质观，已由现实主义批评的强调“文学是现实的真实反映”，逐渐演变为“审美反映”、“审美创造”，乃至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想象虚构”，一种“文字游戏”，一种“语言乌托邦”等等；关于文学价值观，也由过去注重文学的政治、道德价值，到比较宽泛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再到各种层次的审美及娱乐消闲价值；关于文本和文体观念，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像近一个时期这样重视作品文本和实际批评中注重文本分析；对于文体，也开始超越以往的文类概念，进入到对作品语体和语言风格的把握，如此等等。
综观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是从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探索，推进到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发展；然后由文学观念上的种种变化，又带动批评方法和批评话语的进一步走向新变，由此带来文学批评从观念、方法到话语的全方位多元化探索发展。当今的文学批评界仍是呈这种多元探索发展的态势。
如果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两次转型发展的进程及其走向加以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两次转型发展恰好呈逆向性的行进路向。这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来看。世纪初的批评转型在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种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多元化的批评格局；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又逐渐多元归一，向现实主义批评汇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形态。然而由于极左政治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历史批评演化成了单一的政治批评，走向了封闭僵化之路。新时期的第二次批评转型看起来则恰好是一种反向过程：首先是打破单一化政治批评的僵化模式，复归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然后经由批评方法论的讨论探索和文学观念的变革，走向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探索发展。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循原路回归，然而实质上当然不是简单的走回头路，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开拓发展。
其次，再从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来看。我们认为，世纪初的批评转型实质上是以文学价值论的变革为内核的，它承继了中国古代价值论批评的内在基质，同时变换了其时代内涵，形成价值论批评的新形态。转型之初在多元化批评格局当中，逐渐形成社会功利主义和现代审美论两种基本流向，由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条件所决定，其中显然是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居于主导地位。然后随着社会革命的推进和革命文学的发展，批评形态愈加分化，审美论批评不断弱化而功利主义批评不断强化，并且愈到后来，社会功利主义愈益演变为政治功利主义，造成了文学批评的僵化。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再次转型，则是首先从政治功利主义的窄巷中退出来，还原为社会功利主义（如现实主义批评的价值取向）；然后，在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的进程中，审美论批评逐渐抬头，并寻求多层面多向度的探索发展。时至今日，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又重新走向了多样化或多元化，但总的来看，主要也还可以纳入到社会功利主义和审美论这样两个系统或两种主要流向中来加以观照。
三、新时期文学批评转型探索的成绩及问题
新时期文学批评经过了20年左右转型探索的历程，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成绩是不言而喻的。大而言之，也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新时期文学批评变革和转型的最大成绩，是打破了封闭僵化的批评观念和单一的政治批评模式，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文学批评的活力，这样才使全方位探寻文学批评的转型发展之路成为可能。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刚从“文革”封闭僵化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原本批评观念、方法和话语就极为单一和贫乏，如今却处于现代化开放发展格局中的文学批评现实来说，这种多元化探索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从这种探索发展的趋势来看，也逐渐超越浅表层次，愈来愈切近对文学本体特征和美学规律的把握，这也无疑有助于文学批评走向创造性的建设发展。
其次，是对中外文学批评传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与阐发，一方面使从“文革”夜郎国中走出的当代文学批评极大地开阔了理论视野，同时通过借鉴与吸纳，使文学批评传统的历史积淀真正转化成当今文学批评建设发展的现实理论基础。
应当说，在世纪初文学批评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涉及到对中外文学批评传统的吸纳与融汇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对各种文学批评传统的研究借鉴显得比较仓促浮浅，比较急功近利，择取中可能也包含着某种片面性。比如对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学习借鉴，如果说开始阶段涉及面还比较宽，那么后来则偏重于关注近代批评传统，尤其是浪漫主义批评和现实主义批评，而对于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则关注不够。关于中国古典批评传统，它在上世纪末即已走向终结和寻求现代转换，除了它的某些内在基质仍被承继和转换发展外，作为传统批评形态的理论系统在当时显然不被重视，或许还被置于受批判的地位。倒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俄苏批评传统引进后，由于与时代变革潮流相契合，很快为文坛所接受，并与现实主义批评相融合，形成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主流形态。由于这一主流批评形态越来越膨胀，西方批评传统和中国古典批评传统都只能是越来越被挤向边缘；当主流批评形态完全排斥一切走向封闭的时候，其它批评传统便被完全放逐，彼此隔绝达几十年。而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由于教条化和庸俗化的阐发与应用，实际上也被扭曲，或者被丢弃了它的内在精神。
新时期文学批评转型探索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三大批评传统的重新认识和研究探讨。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首先是拨乱反正，剥去附加在它身上的种种庸俗化、教条化的阐释，恢复它本来的理论形态；然后是把这一理论形态放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系统中，去把握它的基本精神和发掘它的深刻内涵，从而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系统整合寻求总体框架和理论基点。在这方面，理论界一直在不懈探索，但也许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问题。
关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虽然在前几十年中也有过一些译介，但真正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引进和研究，是在近20年，特别是对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的研究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补课”学习的意义。从时段上讲，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发展，与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的发展，虽然处在同一时间轴线上，但两者却形成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代落差。在西方，20世纪被认为是真正进入“批评的时代”，然而我们对于同时代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却恰恰不予正视，显得极为隔膜。新时期在“开放”的条件下，首先是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大量译介引进，并展开全面研究探讨，虽然一时显得有些杂乱与浮躁，但这个过程也许是难以避免的，经过一个时期理论研究的深入沉潜之后，收获是丰硕而实在的。这样，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了解，便不再是残缺不全的，而是第一次得到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梳理，并且通过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获得了切实有益的理论参照。
也许正是由于一个时期里对西方文学批评的介绍和研究显得过热或过于声势浩大，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的冷寂局面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样就在无形中形成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古典批评研究的刺激；从另一方面看，西方文学批评研究要深入下去，要寻求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扎根生长，它也需要寻求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对话和沟通，即使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比较的双方也需要有大致对等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并呼唤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作出积极的回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在西方文学批评研究热潮过去之后，90年代初以来，沉寂已久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也逐渐升温，形成新的理论研究热点。不仅如此，在有些学者看来，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传统，不仅仅是一般的研究借鉴而已，也不是如何与别种批评传统对话和沟通的问题，而是要寻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即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注：参见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 年第4期。）这种设想是否切实可行恐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不过，这种努力的趋向无疑有利于将继承推进到创造，将发掘性研究推进到开发性研究，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总的来看，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变革与探索无疑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可喜的成绩，标志着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真正推进到了比较前沿的位置。然而着眼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与未来发展，那么它的局限与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在僵化的批评观念和单一的批评模式被打破之后，多元化的批评探索所带来的理论上的多元混杂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价值迷乱，恐怕是当今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批评传统和批评理论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形成多元纷争乃至冲突的局面，使人感到无所适从；还有在思想充分解放和文学主体性不断强化之后，人们具有自由探索的广阔空间，但由于缺乏或者拒绝一定价值坐标的必要导引，使这种自由探索准的无依，难免陷入彷徨困惑；当然其中也还包含着个体主义极端主体观的膨胀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不要说如何去解决它，就是对这种现实如何认识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比如钱中文先生曾著文明确提出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对于文学批评中的反人文精神、反美学、反价值评判的现象，以及价值取向上的消解性和消极性提出批评，认为文学批评还是应当有最基本的价值导向，当代文学批评应当建构和确定自身正确的价值取向。（注：参见钱中文《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载199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但是批评界显然也还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批评本不应有任何确定的价值规范，否则就会妨碍文学批评的自由发展，使批评重新回到封闭和僵化。一些人极力倡导“相对主义批评”，（注：参见《文艺争鸣》1998年第1 期关于“相对主义批评”的讨论；1997年《文论报》关于“第三种批评”、“相对主义批评”的讨论。）其实就是用“相对主义”对抗价值规范和价值选择——存在就是合理，任何批评探索都有存在的权利，一切批评都可以在“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如果从维护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学术自由繁荣发展的局面，以及保护文学批评的生机与活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看法和主张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当予以重视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代文学批评如果总是停留在这种多元混杂、价值迷乱的浑沌状态而不能超越出来，就很难有大的发展，甚至会制约整个文学的发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变革与探索，几乎已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所有方面，在许多具体批评理论、批评方法和批评观念的研究探讨上，都有切实的进展和收获，但是从文学批评转型与建构的意义上说，却应当说存在较大的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尚未形成比较稳定成熟的新的批评形态。
前面我们把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二次转型，是从文学批评形态转换的总体趋向或总的发展潮流来说的，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批评形态的转换，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型，恐怕还有较长的一个探索过程。如果我们拿第二次批评转型与世纪初的第一次转型相比较，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是一种整体方向和风气上的转变，它主要不是由某些特别富于理论创造、构筑理论体系的批评家所代表，而是整个文学批评界的共同努力所促成，从而形成一种整体转型的风气和潮流。如果从具体批评形态的转换和建构而言，则让人感到似乎不那么成熟，不那么富有理论成果，迄今为止也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某种新的批评形态。因此，第二次批评转型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跨出关键性的一步，即建构适应新时代文学发展要求的新的批评形态。为此批评界正在进行积极探索，提出了种种建构设想，标志着新时期文学批评转型确实已经进入临界突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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