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革命退潮时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列宁论文,信念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在本世纪20年代初欧洲革命形势退潮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坚信不疑，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同时批评了种种有关的错误观点。由于形势和条件的变化，他提出，俄国人民必须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迂腐态度，提倡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大胆创新。他根据这种精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激起了全欧洲工人革命运动的风暴。然而，随着1918年德国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革命形势逐渐退潮了。这以后，各国革命征途上的艰险更多，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更大，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压力更为沉重。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能否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自己的实践，对各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列宁，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经受了这一考验，从而为当时的和后来的各国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在革命形势退潮的过程中，列宁表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态度，即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坚信不疑。1920年10月，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了讲话。他指出，尽管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20世纪的革命斗争同19世纪的革命斗争相比较，毕竟有巨大的进步和成绩，“主要是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19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分析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①在这里，他不仅高度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大社会实践作用，而且论证了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正确性的科学上的原因。1922年3月，列定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撰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态度。在他看来，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矛盾，而且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这就是他所说的：“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②他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成为一个“战斗唯物主义”的杂志，即成为一个忠诚、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杂志。他还提出，自然科学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科学工作中存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他说：“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当成为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③虽然这些要求是针对他人而提出的，但它足以证明列宁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必然地表现为关于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欧洲革命形势退潮以后，列宁领导共产国际实现了策略转变，由过去直接进攻的策略转变为争取群众大多数和准备革命的策略。在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在报告中阐述新的策略时指出，各国共产党人下一步的任务，一是建设好党的组织，二是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到党的周围，“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④1992年11月，他在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中又指出，在形势低潮时期，各国共产党人应该扎扎实实地学习，掌握斗争本领，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⑤上述事实反映了他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革命形势退潮以后，苏俄人民的斗争任务更为艰难。由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未能取得胜利，苏俄人民只能单独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由于摆脱了革命高潮的冲击，会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苏俄的社会主义事业制造障碍。而且，由于长期战争破坏和“战时共产主义”副作用所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苏俄从1921年春开始实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退却”，即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然而，列宁在艰难的斗争任务面前，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921年10月，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在论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将使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更为困难时指出：“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⑥1922年11月，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苏俄人民的任务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增多社会主义因素时说：“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⑦这些论述，是他关于苏俄社会主义事业必胜信心的有力证明。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使他在斗争实践中果敢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尊严，和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种种错误认识。这方面的情况，集中地表现在如何正确认识苏俄的“战略退却”及社会主义命运上。
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战略退却”，因为它由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攻战略“退却”到了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上。当时，苏俄国内的“战略退却”同欧洲革命形势退潮及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是相适应的。由于欧洲革命形势退潮的大环境，由于“战略退却”中的“退却”的事实，种种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怀疑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怀疑十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的论调流行开来了。然而，种种错误的论调受到了列宁的批评与批判。
资产阶级分子对苏俄的“战略退却”及社会主义命运，极力作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由前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流亡在西方的“路标转换派”说，“战略退却”说明，布尔什维克在“演变”，在发生“内部的蜕变”，他们的国家“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了。针对这种论调，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⑧但是，“危险”在哪里呢？他认为，不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不够，也不在于国家的经济力量不够，更不在于所谓“演变”，只在于党和国家的一部分干部缺少文化，没有掌握管理国家经济的本领，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不能同资产阶级展开经济上的竞赛。他还指出，“战略退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建立了同农民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⑨同一时期，苏俄国内的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学着资产阶级的腔调说，“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对此，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现实力量的估计是正确的，对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精神状态是冷静的、充实的，事业是永远趋向前进的。他说：“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和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小怕事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靠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⑩在1921年11月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苏俄出现了一份名为《我们是集体主义者》的匿名的纲领性材料。作者在材料中否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定的路线与政策，在哲学上则诋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波格丹诺夫的经验批判主义辩护。列宁看到这个材料后提出，将此材料连同波格丹诺夫过去的言论，“加上极为详尽的批判”，编成小册子，刊印2000－3000册，作为党内思想理论教育的材料。这也是列宁果敢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尊严的例证。
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人，以“左”的面目出现，对“战略退却”及社会主义命运作了错误的解释。俄共（布）内的“工人反对派”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把掌握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资产阶级，这样的“退却”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失败，使十月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由此他们反对“战略退却”，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言论，力图以他们的观点来影响群众。对此，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由于热心过头，他们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他们的活动不是在纠正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散布惊慌情绪，妨害有纪律地退却。”(11)在列宁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大清除了这个派别在党内的影响。当时，有些国外的共产党人，对于俄共（布）的“战略退却”也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在1922年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同志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会削弱国际革命运动。他们感到悲伤，失声痛器起来。列宁对此指出，他们的这种行为，也许是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但它是很不应该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实在难于理解，只好放声大哭。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12)在批评上述错误言行的过程中，列宁科学地阐述了“战略退却”的性质和意义。他指出，苏俄的“战略退却”，是准备好了阵地的退却，即认为在过去的进攻中，无产阶级已经构筑了足够的阵地，由于在进攻中走得太远，离开了自己的阵地，所以要作退却，退到自己应该固守的阵地上，这种退却决不是败军溃逃。他还指出，苏俄的“战略退却”，是用迂回的方式前进，即认为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发展资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可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力，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一部分同志端正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认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
20世纪20年代苏俄的国情，同19世纪西方国家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革命低潮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客观环境，又区别于革命形势高潮时期的客观环境。这就使得革命者不仅应该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而且应该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勇气和精神。列宁正是具有这种勇气和精神的革命家。
列宁指出，苏俄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实践中，列宁领导苏俄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事物，“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一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3)在他看来，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本本的束缚，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自己来找出路”的结果，无产阶级要以这种精神对待各项事业，在实践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列宁在有关文章中论及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过程中，改良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在建立了政权以后，也可以采取“改良”的手段，如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种改良的手段。然而，这后一种“改良”，马克思不曾遇到和说明。由此列宁指出：“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说才能认识到。”(14)这即是说，关于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实践，去探索，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以这样的精神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良”是“必要的”、“合理的”发展方式。
列宁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迂腐态度，从新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实践中获取思想材料，前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于1922年出版《革命札记》一书，打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攻击说，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列宁1923年1月阅读了这本书后提出，苏汉诺夫等人的言行说明，他们是在对“过去”进行“盲目模仿”，是极其迂腐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的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15)在列宁看来，俄国的革命是“特殊环境”下发生的“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的革命。这种“特殊环境”，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即认为大战激化了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革命一定会发生，并且一定会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俄国革命的“新的特征”，指俄国革命既是工人革命，又有农民战争相配合，实现了工农两种革命力量的联合。由于上述特殊情况，俄国无产阶级果敢地发动了十月革命。列宁认为，这说明俄国无产阶级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贯彻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灵活性”的指示精神。苏汉诺夫不懂得这一点，因而不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形象地说，他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它和掌握它。列宁认为，正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人们社会实践的特殊性，从这里获取思想材料，就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革命将在旧的经济关系比较成熟的国家里先发生和先胜利。似乎可以由此认定，社会主义革命将先在欧美国家发生和胜利，俄国等东方国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苏汉诺夫等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诋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列宁从俄国无产阶级社会实践的特殊性出发，解开了这一理论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说，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联系到俄国革命的实际，不难理解，由于革命环境的特殊性和革命力量的特殊性，这里的历史过程也势必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将趁势夺取政权，然后运用自己手中的政权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列宁正确地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泥？”“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6)显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列宁还指出：“我们的欧洲庸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7)这里的含义包括，东方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以后的革命中，更应该根据自己社会实践的特殊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列宁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敢作敢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没有拘泥于某种“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大胆革命，体现了敢作敢为的精神面貌。1923年初，列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18)这里他对俄国无产阶级敢作敢为精神的说明和肯定。列宁还援引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深刻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拿破仑曾经说过，“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意思是说，面临着战斗，不要畏首畏尾，要果断地、勇敢地投入其中，这样必然会有胜利的结果。由此出发，列宁写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19)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采取有关重大措施的过程中，列宁强调并发扬了敢作敢为的精神。在苏维埃国家决定采取租让制时，持反对意见的人或者说，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恢复生产，干嘛把外国人请来！或者说，老工人不能再忍受资本家的奴役，他们反对把外国人请来！当时，这种反对意见成为采取租让制的阻力。而且从事实上看，把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确有一定的风险。然而列宁敢字当头，排除阻力，坚持实施了这项措施。他把上述反对意见称为“地方爱国主义”和“行会爱国主义”，说：“如果不实行租让制，不抛弃偏见和地方爱国主义，不抛弃行会爱国主义和所谓我们自己‘想办法’的看法，我们就不能认真地提出立即改善经济状况的问题。必须有决心忍受一连串的牺牲、损失和不愉快的事情，必须同旧的习惯决裂，甚至要革除积弊，才能使各主要工业部门大大地向前推进。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20)这一论述的中心思想是“敢”，即它强调要敢于推行租让制。发展商业也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苏俄发展商业的政策，遭到无产阶级队伍中一些人的反对，特别是遭到那些被派去从事商业工作的干部的反对。他们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也不可能学会做生意，不应该被派去做这方面的工作。针对这种反对意见，列宁指出：“是这样，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可是，在监狱有人教过我们作战吗？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管理国家吗？调解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争执，协调它们的活动，这种非常讨厌的玩意儿又有谁在什么地方教过我们呢？在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些东西。”(21)列宁的看法是，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应该主动地适应新形势，学会经商的本领。他还指出：“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22)这就论证和说明了苏俄发展商业的必要性。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体现了列宁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勇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然而，从苏俄当时的实践看，必须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由此共产党人必须向资本家学习经营的本领。列宁指出：“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合作社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要不惜破费：多花些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23)提出这个问题，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没有敢作敢为精神，是不成的。
在欧洲革命形势退潮时，列宁本着上述种种精神，着眼于革命形势退潮与无产阶级实践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革命形势退潮，列宁于1920年底开始考虑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当时，鉴于苏俄击退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他指出，苏俄具备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治条件。1921年5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国际关系上形成了一种“均势”，它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再发动对苏俄的直接的侵略战争，这说明苏俄具备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政治条件。同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苏俄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这说明苏俄具备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条件。1922年3月，在俄共（布）十一大上，列宁提出，苏维埃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即大企业、铁路等等，足以保证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说明苏俄具备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经济条件。同时，列宁探索了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他高度地评价了新经济政策，认为它是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总之，在这一时期，列宁论述了苏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条件和途径，形成和提出了苏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多国夺取政权并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理论。
列宁提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系统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以后形成的这种理论认为，在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之间，应该有一种正常的经济联系，这就是自由贸易和商业；在农村，应该允许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为这种发展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在工业领域，可以实行租让制，即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把一部分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由他们到俄国来经营；国有企业要按商业原则办事，即要进行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益，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以调动干部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国家机关要面向新经济政策，精简机构，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学习经营管理，扎扎实实地工作，发挥模范作用和组织领导的作用。这种理论还认为，在俄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必须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如发展个体经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商业等等，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理论指明，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特别要向国外的资本主义“学习，”借鉴其经营管理的办法，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绝对不可以关门锁国。上述列宁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列宁提出世界社会主义胜利“东方国家决定”论，即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取决于东方国家革命发展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的理论观点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决于西方国家革命的发展，即认为西方国家会先于东方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在西方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东方国家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欧洲革命退潮以后，列宁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1921年6月，他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指出，西方国家的革命未象人们希望的那样直线地发展，已经发生了曲折，短时间内“革命已经不会爆发了”。同时他指出，东方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斗争的力量正在日益增强，“他们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这说明，列宁已经把革命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方。1923年，列宁在“最后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进一步指出，在西方国家，统治阶级造成了“社会和平”的局面，“革命被推延下去了”。那么，革命的前景如何呢？他分析说，东方已经卷入了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漩涡，斗争的结局取决于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人民斗争的发展，由于这些国家人民的斗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这说明，列宁形成和提出了社会主义胜利“东方国家决定”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战略路线的理论。
列宁提出控制和利用革命低潮形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形势退潮的过程中，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正视这一事实，采取措施对形势进行有力的控制，利用低潮的形势进行革命斗争。他认为，控制退潮的形势，一是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觉地、有秩序地退却，即使党的路线同退潮的形势相适应，这样可以减少退潮过程中的损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停止退却。二是要求在退潮的过程中反对灰心失望心理和惊慌失措状态，即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向群众说明退潮的原因和性质，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使群众消除疑虑，看到斗争的前景，并且要制定必要的纪律，规范退潮过程中人们的行动，反对错误的言论和行为。他认为，在低潮的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应该把国内的建设事业搞好：一是要把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搞好，二是要认真地开展文化革命，三是要改革国家机关，做好了这些工作，意味着苏俄无产阶级有效地利用了低潮的形势。在低潮的形势下，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是准备革命，即团结群众，宣传和武装群众，训练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物质条件上作好以后革命的准备工作，完成了这一任务，意味着他们有效地利用了低潮的形势。列宁认为，低潮的形势，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休整、总结经验教训和学习的时机，完成学习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低潮形势的重要内容之一。上述列宁关于控制和利用革命低潮形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斗争战略与策略的理论。
注释：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53页。
②③⑤⑦⑧⑨(11)(12)(13)(15)(16)(17)(18)(1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9、29、288、302、93、91、86、86、83、369、371、372、368、372页。
④⑥⑩(14)(21)(2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7、177、110、251、235、248页。
(20)(23)《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290、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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