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手抄本》与中世纪数字象征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抄本论文,中世纪论文,象征论文,体系论文,数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英国开拓印刷出版业之前，文本复制和传播的主要媒介是手抄本。中世纪的手抄本大多是在宗教机构中产生的，抄写的任务由地位显赫且富有的委托人寻找专门的抄写员来完成，这些抄写员常常是修道院中的僧侣。文本可能来自写在蜡板上的草稿或是更早的一个手抄本，有时也由诗人口述或是吟唱然后记录下来，因此手抄本中的字迹很少属于作者本人。现代学者认为，手抄本的制作乃是一个循序渐进且分工明确的过程。①首先由委托人设计手抄本的规模以及文本内容，再由装订书籍的工匠根据要求裁剪和装订好空白的书卷，然后交予一个或是几个抄写员抄写正文，最后由画匠补充装饰和插图。有的手抄本几经辗转，历任主人会在纸张上留下他们的个人印迹，如大英图书馆的MS Royal 17.D.vi中不仅有收藏者的家族徽章(coat of arms)，书的开始和末尾有一些明显是后人增补的字迹不同的残篇，并且在首页上还有各式签名。
手抄本的艺术价值和学术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读者都会认为，那些在羊皮纸或是牛皮纸上手写下的诗行保留了中世纪文本的原貌，诸如拼写、韵律、诗体结构等等，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手抄本的制作者并非原作者，抄写员和工匠们在复制文本时也许会添加一些主观改动，而且他们所依据的抄本的权威性本身就应该打个问号。另外，抄写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漏写和错写的情况。有的作品的许多抄本都流传下来，通过对它们进行校勘，可以更好地推断文本的原貌，但另外一些作品仅存于一部或是两部手抄本中，就缺乏多方查证的依据。由于制作一部手抄本成本高昂，书籍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部作品现存抄本的数量直接体现了该作品在当时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由于以上原因，研究者们对于现存手抄本数量丰富的文本往往趋之若鹜，比如，至少有83个手抄本中都保留了14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的长诗《坎特伯雷故事》的完整诗篇或是节选；同时期的兰格伦所作《农夫皮尔斯》有五十多部手抄本被保留下来；而另外一位诗人、乔叟的好朋友高尔的名篇《情人的忏悔》也能在三十多部手抄本中找到。这些诗篇的不同版本为现代的编辑们对比和校订文本、还原诗人语言的本初意义提供了依据。
不过，文本考据只是中世纪手抄本研究的一个方面；另一些人文元素诸如插图、装饰首字母和诗行的分节排列也为了解手抄本历史背景及阐释文本意义提供了间接依据。其中，插图能够直观反映同时代读者对诗文意义的理解和接受。有一些豪华手抄本(de luxe)中绘有作者的画像，如大英图书馆哈雷藏书室2278号手抄本(British Library MS Harley 2278)中有一幅插画描绘了修道士诗人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在圣徒埃德蒙祭坛前祈祷的场景，这显然为后人想象之作。这些作者的画像恰表明手抄本形成的时间和地点已经与原作者有一定距离了，而装饰首字母的分布以及诗行的排列则更有可能来自于原始版本，在传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并为读者提供关于文本意义的重要信息，且它们总是与计数及数字象征相关。本文即以《“珍珠”手抄本》为例，通过对相关研究方法及成果的总结，探讨中世纪数字象征对于手抄本研究的重要启发。
一、《珍珠》与数字象征
古典诗学对于数字的特殊关注源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字与客观世界关系的认识。②毕达哥拉斯学派还在乐器中发现了音阶的比例关系，进而认为在数字的比例当中存在着永恒的和谐(harmony)。在中世纪，数字的象征意义被基督教神学体系吸收融合，而诗人在数字意义的阐释与发挥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一些寓意丰富的数字或是出现在文本的叙事、情节及意象中，或是嵌入到诗歌的韵脚、诗行的数目以及诗的分节中，或是通过特殊字符在诗作中的分布和比例体现出来。现代学者在研究中世纪的诗歌作品时，常常关注数字象征意义对于文本理解及阐释的作用。除了读者所熟知的但丁及薄伽丘的作品以外，③研究者也在德语诗歌④和法语“宫廷爱情”(I'amour courtois)诗歌⑤中发现了数字象征和比例构建。而就中古英语诗歌作品的研究而言，《“珍珠”手抄本》常被看做富于数字象征的典型文本。
大英图书馆现藏《“珍珠”手抄本》(British Library MS.Cotton Nero A.x,or the Pearl Manuscript)创作于15世纪前后。最初，这一手抄本与几篇修道院僧侣的拉丁语演说和神学著作摘录装订在一起，出现在约克郡的亨利·萨维尔(Henry Savile of Bank)的藏书目录中，后来被17世纪的古物收藏家罗伯特·科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 1571－1631)购得，之后就一直保存于科顿藏书室中。它幸运地躲过了1731年的那场著名的大火(The Ashburnham House fire)，在1753年被收入大英博物馆，经过重新整理编目后，包含四首诗作的部分手稿被分离出来，成为今日的《“珍珠”手抄本》。
这部抄本中共收录了四首叙事长诗《珍珠》、《忍耐》、《洁净》以及《高文爵士与绿骑士》，均由中古英语的中土地区西北部方言(the North West Midland Dialect of Middle English)写成。手抄本不仅没有提供诗作的标题，也并不像同时代的《农夫皮尔斯》诗作那样暗藏关于诗人姓名的信息。⑥由于学者们一般认为四首诗出自同一人之手，而《高文爵士与绿骑士》以及《珍珠》是其中最著名的两首诗作，因此人们习惯称这位无名诗人为“高文诗人”或者“珍珠诗人”。其中，《高文爵士与绿骑士》最早于1839年由弗雷德里克·麦登爵士(Sir Frederick Madden)编辑出版，而另一位编者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在1864年出版的《早期英语头韵体诗歌集》(Early English Alliterative Poems)中又收录了手稿中的另外三首诗《珍珠》、《忍耐》以及《洁净》，这两位编者对诗作的命名被后来的研究者沿用下来。
手抄本中的第一首诗《珍珠》因形式臻于完美和寓意神秘难懂而被认为是独具一格的作品。诗人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自己不幸丢失了一颗完美无瑕的珍珠，一日黯然神伤昏昏睡去，梦中来到一处风景奇异的仙境，看到一位佩戴无瑕珍珠的美貌白衣少女端坐在闪烁着珠光的溪流对岸。梦者认定这位少女就是他所丢失的珍宝，即上前与她对话。珍珠女称自己生活在天国乐园之中，已被羔羊娶为妻子，并引用《圣经》中多处教义，说明能否进入天国不在乎在世上时间长短，最重要的是纯洁无罪：“清白无辜者理应得救”(
innocent is ay saf by 
)。⑦之后梦者向少女询问她在天国中的地位以及新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少女一一描述。但梦者仍不满足，请求少女带他进入上帝之城，珍珠女应允让他远远观看城中景象。于是叙述者的眼前出现了新耶路撒冷圣城中流血的羔羊耶稣及其十四万四千新娘列队而行的景象。当他看到珍珠女就在队列之中时，再也抑制不住，纵身跳入河中，却立刻从梦中惊醒过来。
《珍珠》全诗共有1，212行，以12诗行为一个诗节(stanzas)，共有101个诗节，每个诗节有工整的尾韵，韵脚形式是abab ahab bcbc，因此每节有三个尾韵韵脚，看做以四行分为三组。由最末一句中重复的词组将五个诗节粘连为一组(stanza group)，仅第15组包含了六个诗节，全诗共有20组，且每一组的第一句重复上一组的末句词组。比如第一组第五诗节和第二组第一诗节衔接如下：
第一组：
园地前我郁郁不乐，拧紧双手，
忧虑使我愁眉不展，心灰意冷。
我心中流血的伤疤隐隐作痛，
尽管理智不让我再怒发冲冠。
我慨然哀叹踪迹全无的珍珠，
竭力抵御不自量的理性判断。
尽管基督本性教我如何自慰，
可是忧伤依然使我意志消沉。
俯身扑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
我听凭浓郁的花香直冲脑门；
就在那洁白无瑕的珍珠上面，
我顿时间如堕烟海，陷入昏睡。
第二组：
在这两节诗句当中，第一组末句中的词组“洁白无瑕的珍珠”(precios perle wythouten spot)出现在同组每一诗节的末句，而“瑕疵”(spot)一词在第二组第一句中被重复，不过词义发生了细微的改变(此处spot的词义变成了“地点”)。整首诗由只有四个重音节的短句组成，且在工整的尾韵之外、每一行也布满了头韵(如第一组中的care，colde和ca
t)，更增加了诗体的精制复杂，因而诗的语言就仿佛缀满了珠玉一般闪耀着奇光异彩。同时，重复的诗行、节奏变化及头韵和尾韵交叉运用等技巧都增添了阅读时的音乐感受。⑨韵脚的循环和重复将一节节诗行衔接起来，恰如圆润的珍珠有致串连成一个整体，形式与内容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
诗人对形式完美的追求使我们可以肯定，每一诗节的行数12也有其特殊的意义。果然，在描述新耶路撒冷城时，12这一数字反复出现：
这段描写来自于圣徒约翰在《启示录》21：12－15中描述的幻象：“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而“珍珠”这一意象也出现在《启示录》21：21：“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除了数字12之外，它的平方数144也在对圣城的描述中反复出现，比如羔羊共有十四万四千新娘：
诗文并没有直接解释12这一数字的意义，然而，对于熟悉基督教神学及释经传统的中世纪读者来说，它的寓意是不言自明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就有如下的阐释：
当他说他们将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时，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十二个人与他一道进行审判。倒不如说，十二这个数在这里象征着参与审判的所有人。三和四是七的组成部分，七这个数一般用作普遍性的象征，三乘四得十二，四乘三也得十二。十二这个数也可以有别种解释，但其结果意思相同。⑩
可见，数字的寓意可以通过运算得到加强和延伸。奥古斯丁把12看做完美之数(the number of the perfect)，因为12是3和4的乘积。数字4象征四个方位，代表着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数字3是“三位一体”的象征，常常出现在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主题中，同时古老的叙事结构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11)此外，一年中共有12个月，因此12象征了完整的循环，对应了这首诗环环相扣的结构，又与珍珠的意象相合。少女胸前佩戴的珍珠正是完美无瑕的象征：
据诗文可以推断，珍珠女因出世时接受了洗礼而消除了原罪，又因她离世时年幼无知而无罪，所以她比虔诚的教徒更加纯洁无瑕，这使她被耶稣选中成为新娘，生活在消除了罪恶的新耶路撒冷城中。基督教徒认为，审判之后的世界将是完美而纯洁的。诗人试图用文字和语言将这样一个世界呈现出来，因而选择数字12作为基本的框架来构建诗的结构，这正体现了诗人独到的匠心。
二、数字与《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的叙事结构
《“珍珠”手抄本》中最著名的诗作要数传奇叙事诗《高文爵士与绿骑士》。这首诗虽然在形式上不如《珍珠》那样完美，但同样独具特色，全诗同样由101诗节组成，每一节分为两个部分：长短不一的头韵部分和尾韵韵式为ababa的五行“促－转”结构(bob and wheel)。这首诗讲述的是发生在亚瑟王的卡米洛特王朝(Camelot)的一个传奇故事：圣诞节期间，一位异常高大、通体绿色的骑士闯入亚瑟王的宫廷，提出挑战：他要求与圆桌骑士中的一位用他的绿色巨斧互砍一头。众人惊惧之时，高文爵士挺身而出，一举砍下了绿骑士的脑袋，谁知那无头骑士若无其事地捡起滚落在地的头颅，与高文约定来年新年在绿色礼拜堂(Green Chapel)相见，那时他将回敬一斧，之后便上马扬长而去。一年后的圣诞前夕，高文在赴约途中到达高地塞城堡(Hautdesert)，受到主人波提拉克热情接待，他的夫人貌若天仙，身边却伴有一位奇丑老妪，高文深感惊奇。波提拉克挽留高文在城堡中多住几日，许诺新年一早派遣向导带领高文前往目的地。二人约定在此期间玩“礼物交换”的游戏，规则是白天主人外出狩猎，高文则留在城堡中，晚上二人相见时需交换所得之物。于是游戏第一天，波提拉克在森林中围猎一群母鹿，美丽的城堡夫人却悄悄来到高文房中倾诉芳心，但高文巧妙地绕开话题。谈话结束时二人以一吻告别。晚上，高文将一吻转赠给主人，换得鹿肉。次日游戏继续进行，猎手辛苦捕获一只健壮野猪，而高文则再次应付女主人的百般引诱，以机智的言辞避免了尴尬局面，得到夫人两次亲吻，以交换主人的猎物。第三日，波提拉克在森林中抓获一只狐狸，高文则又一次面对美丽夫人的苦苦追求，终于直言相拒，而她依依不舍地索求离别信物，被婉言拒绝之后，又尝试以不同贵重礼品相赠，最后拿出一条绿色腰带，并称这件宝物可使佩戴者刀枪不入。高文想起砍头在即，终于收下并得到三吻。当晚交换礼物之时，高文向城堡主人隐瞒了绿色腰带一事。新年一早，向导带领高文前往绿色礼拜堂，途中极力劝阻他继续前行，但高文只身来到约定之地，绿骑士提斧而至。第一次他抡起斧头砍向高文脖颈，后者却因恐惧而将头缩回，遭到嘲笑，第二次绿骑士虚砍一斧，第三次则在高文的脖子上划破一道伤痕。之后绿骑士告诉高文，自己便是波提拉克，为试探高文，他三次遣夫人到其房中引诱，前两次高文的表现无懈可击，第三次却因爱惜生命而犯下过失，因此第三次砍头时才留下伤口以示惩罚。高文听过后悔莫急，忏悔了过错，恳求波提拉克将绿色腰带相赠并从此佩戴于身。波提拉克进一步告知，城堡中的老妪即魔女莫甘娜(Morgan la Fee)因憎恨亚瑟王的王后圭尼维尔而策划了砍头游戏。高文回到卡米洛特王朝之后，众人因其谦逊诚实而赞扬他的美德，从此绿色腰带成为圆桌骑士人人佩戴之信物。
在这首诗中出现了数字5。5在毕达哥拉斯的象征体系中是生命之数，它是偶数2与奇数3之和，并且常常与五角星图案联系在一起。高文携带的盾牌上便展示着一个镶金五角星图案，这个图案首先是“真”(traw
)的象征：
而接下来诗人对数字5的象征意义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这段叙述中共有五组5：“五种感官”(fyue wyttez)、“五指(fyue fyngres)”、基督殉难时的“五个伤口”(fyue woundez)，圣子降临的“五种欣喜”(fyue joyez)及五重美德——坦诚(fraunchyse)、忠义(felaschyp)、纯洁(clannes)、殷勤(cortaysye)以及怜悯(pité)。学者A.K.海厄特认为构成五角星符号的五个5的结构是整首诗的基本框架，他说：“第1行和第2，525行遥相呼应(都提到了特洛伊城的沦陷)，而结尾的促—转5行给这首诗画上了句号。”(12)不过，如果细察《“珍珠”手抄本》，就会发现这种解释的依据并不充分。虽然现代人在编辑这首诗时往往把“促”句(bob)单列一行，在手抄本中，“促”句却是以“
”符号标记，写在头韵诗节末句的右侧，并不能作为一行诗句计数。因此，根据现代编印版本的诗行计数与手抄本中的诗行计数是不同的，不能够作为判断数字隐义的凭据。
很多学者注意到数字2和3构成了《高文爵士与绿骑士》叙事结构的基础。(13)比如，故事中出现了两个圣诞节和新年，两个砍头的场景，两个宫廷(卡米洛特王朝及波提拉克的城堡)以及两次忏悔；女主人对高文的三次引诱，波提拉克的三次狩猎，以及在绿色礼堂绿骑士三次举起斧头。而2和3是组成数字5的两个质数，因而一些学者提出，数字2和3才是理解诗的意义的关键。(14)对手抄本的研究则提供了看待这个问题的新角度。自麦登爵士第一次将《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编辑出版后，编者们就习惯于将这首诗分为四个“分沓”(Fitt)。(15)麦登爵士的依据为手抄本中的四个装饰性首字母。在1946年，学者希尔女士注意到这样的首字母其实有九个，只是其中四个比剩下的五个占据更大空间。(16)著名学者莫顿·W.布隆菲尔德在1961年对《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的研究状况做了重要回溯和总结，并提出按照九个首字母来划分诗的不同部分是值得论证的。(17)于是两位研究者詹姆士·塔特尔顿(James Tuttleton)和路易斯·布兰科那(Louis Blenkner)分别在1966年和1977年作出回应。塔特尔顿分析了十个部分间的连接关系，认为九个首字母将叙事分割成主要结构和次要结构，可以与戏剧中的幕和景相类比。(18)而布兰科那进一步注意到由两个契约——“砍头游戏”契约和“交换礼物”契约——组合而成的嵌套式结构正好对应以装饰首字母为标尺的分割，其中第二分沓和第三分沓各包含三个次分部(subdivisions)，与第四分沓中的两个次分部呈一一对应的关系。另外，每一个次分部都对应五角星代表的五种美德中的一种。于是，他提出了如下结构：
第一分沓，标志为第1行第1个装饰首字母
故事在卡米洛特宫揭开序幕，以“真”为准则立下契约
第二分沓
A节，标志为第419行第2个装饰首字母
准备踏上旅程
B节，标志为第619行第3个装饰首字母
在野外验证了“坦诚”
C节，标志为第763行第4个装饰首字母
在高地塞城堡验证了“忠义”
第三分沓
A节，标志为第1，126行第5个装饰首字母
在第一日验证了“纯洁”
B节，标志为第1，421行第6个装饰首字母
在第二和第三日验证了“殷勤”
C节，标志为第1，895行第7个装饰首字母
隐瞒绿腰带，违反了“真”
第四分沓
A节，标志为第1，998行第8个装饰首字母
回答向导的劝阻，验证了“怜悯”；如约来到绿色礼堂，验证了“真”
B节，标志为第2，259行第9个装饰首字母
忏悔验证了“怜悯”；宗教智慧与谦卑验证了“真”(19)
布兰科那的结构看起来有些复杂，但如果我们从数字的象征意义着眼分析本诗的叙事，就会发现其中以2和3交叉混合的框架是非常清晰的。数字2代表平行、差异和二元对立，而数字3的丰富寓意已经在上文讨论过。因此，在两个契约的框架下，把叙事分成三个“次分部”是非常自然的。而正如学者们一再谈论的那样，平行结构是《高文爵士与绿骑士》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情节成对出现的主要原因。两个契约的平行结构使得两种对立叙事一目了然：“砍头游戏”的契约发生在卡米洛特王朝，充满了魔幻色彩——陌生骑士的到来，有关亚瑟王和圆桌骑士名誉的生死挑战，头落地而人不死的奇异魔法，这些都是传奇故事中屡见不鲜的情节，是戏剧性的、夸张的、热闹非凡的；而“礼物交换”的契约发生在高地塞城堡，充满了细腻的现实性描写：写实的林中狩猎场景，(20)高文和女主人之间步步紧逼的对话，以及高文内心的冲突与对砍头时刻迫近的沉重危机感，这些才真正构成了伦理道德层面的考验，是故事的核心。波提拉克的双重身份，城堡主人和绿骑士为两个平行叙事提供了连接点，这一平行结构中隐含了明显的对立：假与真，名与实，表象与本质。在第四分沓中，这两种对立平行的经验将叙事冲突推向极端；高文发现所谓的绿色礼拜堂无非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天然岩洞：
而绿衣骑士也并非妖魔，而是骑士波提拉克本人；原以为考验骑士胆量和勇武的生死挑战只是一场游戏，而看似轻松有趣的圣诞游戏事实上却是考验德行、决定命运的真正历险。高文在面临砍头时彰显的忠诚与勇敢被第二个游戏中的一时怯懦与不忠瓦解。在离开绿色礼拜堂时，这位声名远扬的骑士的标志不再是代表尽善尽美的五角星盾牌，而是象征过失、谦逊和赎罪的绿色腰带。高文回到卡米洛特王朝后，两种对立终于和解，而绿色腰带被所有骑士接受，成为荣誉的象征：
这时，荣誉(honour)的概念因高文的经历而丰富起来，它不再只局限于骑士传奇中宣扬的“侠义之道”(chivalry)，而具有了因意识到自身弱点而保持谦卑和警惕的心理现实重量。
三、手抄本研究与数字象征体系
与前面讨论的两首诗相比，步道诗《忍耐》和《洁净》一般被认为是诗人早期的作品，结构特点并不鲜明，虽然仍有学者从数字象征的角度入手分析其主题和形式的对应关系。(21)而学者保罗·F.莱夏特以《“珍珠”手抄本》为对象的构建性研究则将数字象征、手抄本研究与诗歌寓意结合起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22)莱夏特注意到《“珍珠”手抄本》的独立设计具有一些特点。这部书卷为共有90页羊皮纸的对开本(folio)，共分成九叠(quire)，其中除了由两页装订而成的第一叠和由四页装订而成的最后一叠外，其他七叠均由12页组成，即六张纸对折后装订在一起。手抄本中共有12幅插图，48个装饰首字母；除了少数特例外，每页上诗行的数目是36行。此处，数字12又一次在结构中若隐若现。一叠12页的装订方法在手抄本中并不少见，不过一叠六页或是八页是更为常见的做法。而插图的数目、装饰首字母的数目和诗行的数目都与12成倍数关系，这似乎表明手抄本的设计者有意将12这个数字藏于书的结构之中。而由12页构成的共有七叠，莱夏特认为这对应了《珍珠》中的诗行：“这卷书有着方正的书页，书卷外盖有七个封印”
。这句话来自《启示录》5：1：“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在中世纪人的概念中，封印就是将书的纸页的两端用蜡封粘，因此一段被固定的一叠纸就好像被封印了一半。这位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在书的最中心，即第五叠中连接起80页反面和81页正面的诗句恰巧是《洁净》中先知的一段预言：“现在我将马上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万能的上帝计算你的国度所剩时日不多，他警告你国家即将灭亡。”
莱夏特认为，这一段关于文字、计数和预言的表述似乎在传递手抄本设计者的口信：即读者应当在诗的形式安排中发现通过数字表达的意义。
尽管莱夏特的有些阐释显得牵强，却很好地反映了手抄本与诗作之间的关系。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及的，手抄本制作者的身份往往是距离诗作创作时空不远的读者，他们在抄写和复制诗文的过程中只有十分有限的自由，但他们并非沉默不言。对《“珍珠”手抄本》的这些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于中世纪诗歌的创作者还是读者而言，数字象征体系都是其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者对于形式的理解和重视通过他们对数字的巧妙运用和诗歌结构的精密构建体现出来，而手抄本的设计则体现了诗歌的读者对于这些数字象征意义的接受及认同，同时也实现了读者间的对话。现代读者在阅读古代或是中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会有距离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隐藏在主体知识结构之下的意义体系已经不再为现代人所熟悉。《“珍珠”手抄本》的例子证明了数字象征体系在中世纪诗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而数字与美的神秘联系则仍有待今天的人们去进一步发现。
注释：
①See A.S.G.Edwards,"Manuscripts and Readers," and Julia Boffey,"From Manuscript to Modern Text",in Peter Brown,ed.,A Companion to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c.1350-c.1500,Oxford and New York:Wiley-Blackwell,2009,pp.93-122.
②亚里士多德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相关学说有如下叙述：“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他们见到许多事物的生成与存在，与其归之于火，或土或水，毋宁归之于数。数值之变可以成‘道义’，可以成‘魂魄’，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机会’——相似地，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页。
③See Victoria Kirkham,"Numerology and Allegory in Boccaccio's 'Caccia di Dina'",in Traditio 34 (1978) pp.303-329.
④See Michael S.Batts,"The Origins of Numerical Symbolism and Numerical Patterns in Medieval German Literature",in Traditio 20 (1964),pp.462-471.
⑤学者伊尼克·哈代讨论了对法语吟游诗人Raoul de Soissons(c.a.1210－1271)的宫廷诗歌进行电脑分析的结果，发现诗的韵律形式中包含7，4，3结构，对应关于身体(以4象征)、灵魂(以3象征)以及和谐(以7象征)的主题(See Ineke Hardy,"Electronic Analysis of Medieval Texts:The Case of Raoul de Soissons",in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 Working Papers,1999,http://journals.sfu.ca/chwp/index.php/chwp/article/view/F.1/110).
⑥在《农夫皮尔斯》B文本中有一句叙事者的自白：“I have lyved in londe...my name is longe wille.”(B.XV.152)研究者认为longe wille暗指作者的姓名Langland,William。
⑦本文中《“珍珠”手抄本》中古英语原文均引自Malcolm Andrew and Ronald Waldron,eds.,The Poems of the Pearl Manuscript:Pearl,Cleanness,Patience,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Devon: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2002,p.85。后文出自该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作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本文中《珍珠》及《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的中译文均引自沈弘译《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台北：书林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后文出自该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作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⑨著名的高文诗人研究者A.C.斯皮尔灵把这种审美效果与中世纪哥特建筑的艺术和装饰风格作了对比(See A.C.Spearing,The Gawain-Poet:A Critical Stud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97－98)。
⑩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二十卷第五章，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7页。
(11)See Augustine,Exposition on the Book of Psalms 50:9,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1801050.htm
(12)See A.K.Hieatt,"‘Sir Gawain’:Pentangle,‘Luf-Lace’,Numerical Structure",in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1968),p.339.
(13)See Donald R.Howard,"Structure and Symmetry in Sir Gawain" in Speculum,39.3 (1964),pp.425-433.See also Hans Kasmann,"Numerical Structure in Fitt III of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in Chaucer and Middle English Studies in Honor of Russell Hope Robbins,Beryl Rowland,ed.,Kent:Ohio,1974,pp.131-139; S.H.Mdluli,"Thrice Three:Trifunctional Structure in the Third Fitt of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in Arthuriana 4 (1994),pp.184-195; and Randall,"A Note on Structure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in Modern Language Notes 72 (1957),pp.161-163.
(14)See Allan Metcalf,"Gawain's Number" in Essays in Numerical Criticism of Medieval Literature,Caroline D.Eckhardt,ed.,New Jersey: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0,p.145.
(15)Fitt是用于中古英语诗歌的特殊词语，指根据手抄本中的标记而分成的部分，此处译为“分沓”；See also Phillipa Hardman,"Fitt Divisions in Middle English Romances:A Consideration of the Evidence",in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22 (1992),pp.63-80.
(16)See L.L.Hill,"Madden's Divisions of Sir Gawain and the 'Large Initial Capitals' of Cotton Nero A,X.",in Speculum 21.1 (1946),pp.67-71.
(17)See Morton W.Bloonfield,"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An Appraisal",in PMLA 76.1(1961),pp.7-19.
(18)See James W.Tuttleton,"The Manuscript Divisions of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in Speculum 41.2 (1966),pp.304-310.
(19)See Louis Blenkner,"Sin,Psychology,and the Structure of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in Studies in Philology,vol.74,No.4 (1977),p.385.
(20)学者阿德·帕特注意到了狩猎场景的细节描写和技术用词与同时期的实用性狩猎指导手册相吻合(See Ad Putter,"The Ways and Words of the Hunt:Notes o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The Master of Game,Sir Tristrem,Pearl,and Saint Erkenwald",in The Chaucer Review,vol.40 ［2006］,pp.354-385)。
(21)学者詹尼特·吉莉甘发现完美数存在于《忍耐》的结构中，而学者唐娜·克劳福特则在《洁净》中发现了由十三个装饰首字母分割诗行间的数字比例关系(See Janet Gilligan,"Numerical Composition in the Middle English Patience",in Studia Neophilologica,61 ［1989］,pp.7－11; See also Donna Crawford,"The Architectonics of Cleanness",in Studies inPhilology,90.1 ［1993］,pp.29-45)。
(22)See Paul F.Reichardt,"'Counted…bi a Clene Noumbre':The Design of the Pearl-manuscript",Manuscripta,38.2 (1994),pp.11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