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完善
——以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为视角的分析
刘传春1，李 远2
(1.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4；2.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东亚研究院，杜伊斯堡 47057)
摘 要： 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多，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另一方面，因为责任赤字、民主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失灵实质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出现排他性、不可持续性和竞争性三大失效问题。对此，“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研发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建设中，要以共商的合作机制为载体，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非排他性，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以项目共建为路径，充分发挥中国的引领性作用，力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以共享的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收益分配的非竞争性，缓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这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方案与智慧，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共商共建共享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013年9-10月，中国正式倡导共建“一带一路”；2015年3月，王毅外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2018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由于“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在于寻找一个合理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方案”[1]，作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路径寻找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
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着什么困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何种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样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何在？对于以上诸问题，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国际公共产品的统一性，如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到‘研发’国际公共产品的转变，为全球治理开出了‘中国药方’”[2]。其中，有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相结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举措与战略”[3]；有学者将全球治理与国际公共产品相结合，明确全球治理实质是“一种跨国界的公共品”[4]的提供；有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相结合，提出“在美国回撤、欧洲乏力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公共产品或许可适时补上这样一个空缺，以区域化推动各国发展合作的顺利进行”[5]。但是，学界缺乏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中去认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研发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何及如何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药方”。本文拟以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为视角，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国际公共产品三者有机统一，在解答此问题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与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生产力跨越国家边界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在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也正是在造就各民族形成相互依赖关系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成为必然。与国内通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进行的治理相对应，全球治理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在全球进行的治理。当今世界，特别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多，需要提供更充足的国际公共产品，加强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治理失灵，其主要来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失效。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效，由其属性决定。国际公共产品有三大属性：一是非排他性，所有主权国家都可以消费并供给公共产品。二是非竞争性，所有主权国家都可以享受公共产品的收益。三是可持续性，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主权国家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主权国家能否稳定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关系公共产品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性。从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出发，当其供给呈现排他性、不可持续性和竞争性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失效，全球治理失灵并表现为民主赤字、责任赤字与发展赤字三大问题。
1.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排他性与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国际机制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并进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这些国际机制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时，排他性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国际机制成员权利不平等：一是西方大国拥有决策的主宰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其作出重大决策需要至少85%的支持率，美国所持份额为17.35%，这意味着它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会运用否决权阻止国际机制通过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决策。二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权利与实力的不对等。截止到2017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现有机制未能反映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7]。三是弱小国家的权利不能有效保证。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聚焦于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降低农业补贴并开放农业市场的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自2001年开始至今始终未能取得进展。以上三方面的权利不平等导致世界各国不能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民主赤字，引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因难以达成公共产品供给协议而陷入“越来越碌碌无为”[8]的治理困境。为此，赋予各国在国际机制决策中的平等权利，已成为“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绩效的核心”[9]。
2.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可持续性与全球治理的责任赤字。在民族国家是基本行为主体的全球化时代，“国家逻辑仍然是目前全球治理的核心逻辑”[10]，国家依旧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一是作为主要供给者的西方大国“内顾倾向加重”[11]，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先后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议等多边机制。同时，美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实施贸易保护主义。2009-2017年，美国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1392起，占全球总额的14%，平均每年高达154起[12]。二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新生力量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近几年，由于投资缺乏和生产率增长乏力，“新兴市场国家已不再现金融危机后对全球贸易的显著贡献”[13]，供给能力受限。三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陷入更加严峻的经济困境，希望在国际社会能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以上三方面引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可持续性，导致“每个国家都希望搭上别个国家的便车，而不希望别个国家搭自己的便车”[4]的利益纷争，这种利益纷争实质是“一国在享用全球治理成果时对世界所做的贡献”[14]的责任问题。
2.优先合作领域的项目共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受限的关键是基础设施落后，秉承“要想富，先修路”的国内经济发展经验，“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为重心，将“道路通”置于优先领域，通过交通运输设施项目共建，中国着力打通绵延几千公里欧亚大陆跨国界的联结瓶颈，谋求以良好的基础设施产生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积极外溢效益。目前，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国家重点共建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中缅陆水联运、雅万高铁；在中亚，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商定2020年前开通六条连接中、哈、俄、塔、乌、吉六国的运输线路，形成上合组织成员国道路运输网络，2018年中吉乌国际道路运输开通；在中东欧，中国与东中欧16国重点共建匈塞铁路项目，中欧陆海快线，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三海港区合作”，等等。
总之，全球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而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解决现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排他性、供给的不可持续性、供给收益分配的竞争性三大失效问题。正是在这三方面，“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研发的国际公共产品，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以共商的合作机制为载体，“一带一路”倡议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非排他性，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农民对资金的需要非常旺盛，贷款成为解决资金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户信贷满足率却不高，主要是因为目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农商银行、村镇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信贷约束条件多，信贷政策不灵活。
1.从共商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是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成员国。一是建立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成员的新机制。2016年建立的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5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2017年召开的“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2014年10月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除新加坡以外，皆为发展中国家。二是通过现有机制的扩员，扩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空间。如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于2017年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三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三是通过现有机制的升级，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上新台阶。如2015年中非合作部长级会议升级为峰会，并于2018年9月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相对于西方大国通过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制而进行全球治理，随着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为主体的机制建立与升级，“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尝试”[18]。
二是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援助。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基础设施落后，极需海外资金援助。为此，中国政府不仅明确表示将根据自身实际能力和受援国的需求扩大援助规模，而且“新增对外援助资金将主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倾斜”[24]。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首期提供20亿美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承诺：2018-2021年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实施包括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的建设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
3.从共商内容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规划的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发展规划，而且发展规划都强调以合作的对外开放方式推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些发展规划存在相通性。相通的发展规划如何实现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合作机制发挥着沟通协商的平台作用。如2017年“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除了将“加强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伙伴关系”设定为会议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在开幕式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主办“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目的就是共商合作大计，要把“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发展规划、沿线国家的发展规划实施对接。2019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再次明确要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各方发展规划和互联互通倡议的对接”，重点加强三个层次领域的对接：一是合作机制对接，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亚欧会议互联互通工作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中非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二是合作机制发展规划的对接，包括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总体规划(2019-2023)、迪拜丝绸之路战略、东盟东部增长区、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大欧亚伙伴关系、全球集团倡议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规划；三是具体合作领域的发展规划对接，包括非盟及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东盟及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东盟智慧城市网络、东盟“链接互联互通”倡议、中亚互联互通倡议、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等等。以上层次领域的对接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三、以项目共建为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中国的引领性作用，力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
当时因时间关系，霍元甲也不可能返回天津，李瑞东晚上设宴款待了霍元甲，并留他住在李宅的西跨院客房内，和李瑞东先生的弟子李进修住在一个房间内，次日晨，李瑞东让徒弟招呼客人用早餐，却不见了霍元甲，原来霍元甲天一亮就起来走了，为此李瑞东先生感到客人没用早餐就走了，很是过意不去，就叫弟子李进修追回来用早餐，李进修是个实在人，竟然追出去十几里也未能追上。
(一)据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企业中有绝大部分的数据都是非结构化的，仅仅有一小部分数据为结构化数据，仅占总数据的百分之20左右，如此有限的数字根本无法实现企业管理需要。以当前的管理会计的数据明显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因此，就需要对传统的方式进行突破、拓宽发展的渠道，对管理方式进行革新，牢牢抓住机会，利用时代背景，结合科技手段整合数据、形成完备的数据库。进一步更新、挖掘相关数据，实现每一个数据的价值。使管理数据朝着良好态势发展。
1.优化合作路径的项目共建。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垂直分工，即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低端、欧洲的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的高端、中国则处于工业化的中端，各具比较优势，经济互补性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以资金、技术与经验为纽带，通过项目共建，中国从两方面推动建立合理、高效的分工体系，优化合作路径。一是中国与处于工业化低端国家着力于共建经贸合作园区，将中国的资金、技术、产品与沿线国家的市场、资源有效结合起来，实现双方比较优势最优配置。根据商务部网站数据统计，截止到2018年9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82个经贸合作园，著名的有越南龙江工业园、中白工业园、保加利亚“16+1”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等。二是中国与工业化高端国家拓展贸易、扩大双向投资的同时，着力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与法国于2015年首倡，两国合作开发第三方国家市场，目标是将“欧洲国家先进技术、中国优势产能及东道主国家需求有效对接，实现1+1+1>3效果”[20]。目前中国已与英国、荷兰、新加坡、德国等近20个发达国家签署、涉及多个领域项目共建的“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或谅解备忘录。如2016年6月中国与德国共同发表《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支持中车集团和德国西门子集团在高铁领域，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德国铁路公司在中欧班列、高铁运营维护等领域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2018年5月中国与日本签署《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事项的备忘录》，泰国“BTS”铁道铺设项目或将成为首个合作项目。
3.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收益分配的竞争性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收益分配的竞争性来自现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收益的两种主要分配模式：一是建立在霸权稳定论之上的供给模式。该模式是通过霸权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来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在收益分配中，不是弱国，而是“强国和大国总是利益的分享者”[15]。二是以自由制度主义学说为指导的供给模式。该模式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自由、民主、市场的秩序构建相联，在解决贫困的国际行动中，坚信“用一把(在发达国家打造的)万能钥匙可以打开(贫穷国家的)千万把锁”[16]。以上两种收益分配模式未能有效解决各国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问题。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全球治理面临着发展赤字。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全球治理的基本目标在于“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但由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收益分配的竞争性问题，“全球贫困治理的供给难题难以破解。”[17]
(2) TBM施工时，通过调整型钢拱架的间距、增加钢筋排和钢板，来增加支护强度，并采用超前喷混对岩面进行封闭。
在精益制造过程中，需要熟练的产品检验工对机械产品做出规范认证检验，做到及时发现产品质量缺陷，杜绝当前工序不合格产品进入下一道制造工序。通过企业调研，机械产品制造企业需要大量掌握产品检验技术和质量管理知识的产品质量管理检验工，这对高职高专的机械类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需在当前传统的产品测量检验技术教学进行改革，加强机械产品检验实训教学，满足精益制造的要求。
3.加大共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投入分为四类：一是直接投资。2017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涉及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中的共建项目。二是专项基金。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认缴500亿美元资本。2014年中国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2017年向丝路基金新增人民币1000亿元。三是专项贷款。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设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专项贷款(500亿元等值人民币)。四是各类专项投资基金。如中国设立100亿美元专项贷款推进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方设立100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和100亿美元信贷额度支持澜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项目、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投向上合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等等。
通过优化合作路径、优先合作领域、加大资金投入的项目共建，中国引领性作用培育着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各国积极响应。至今，已经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已由2015年的57个发展到2018年的93个。第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吸引更多国际机制的关注与参与。如随着中国提出筹建以基础设施投资为目标的亚投行，世界银行、亚开行也加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2014年世界银行审批通过的基础设施融资金额提高了45%，达到242亿美元。2015年亚开行总会决定每年的基础设施融资金额提高1.5倍，达到每年200亿美元。第三，以共建项目推动国际机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中国积极推动亚投行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进行项目的联合融资，与亚开行在4个项目上开展8亿多美元的联合融资，与世界银行联合融资8个项目，与国际金融公司联合融资3个项目，与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项目各1个[21]。
四、以共享的互利共赢为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分配的非竞争性，缓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
针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分配非竞争性引发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中国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明确“中国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22]，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共享的互利共赢，这使“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收益分配机制呈现非竞争性，缓解了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
针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排他性引发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一带一路”建设中，以共商为要义，中国着力构建公共产品供给的多边合作机制，维护并保障发展中国家权利，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非排他性层面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
针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可持续性引发全球治理的责任赤字，面对“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19]的现实，“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立足于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位，通过优化合作路径、优先合作领域、加大资金投入的项目共建，充分发挥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性作用，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层面化解全球治理的责任赤字。
积极情绪体验的积累是高尚情操形成的基础。衡量故事教学成功的一个表征是能否有效激发情感。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在故事讲述中大量运用表象、挖掘情感潜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以义为先。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最大经济体，绝不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来谋求自身发展，“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23]
一是扩大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在经贸领域，面对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大都处于逆差地位的现状，中国通过降低关税、增加产品附加值等方式扩大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进口，着力改善贸易的顺逆差状况，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以澜湄合作为例，随着澜湄合作于2016年正式启动，湄公河五国与中国的贸易量由2015年的1936.1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244.2亿美元，与此同时，贸易逆差逐年减少，由2015年的442.9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262.0亿美元，贸易逆差在进出口总额的占比由2015年的22.87%下降至2017年的11.68%(见表1)。
2.从共商程序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合作机制实行多元多层决策。多元是指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社会各方力量既包括代表国家政府的国家领导人会议、外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组会议，也包括非政府的企业论坛、商界论坛、政党论坛、妇女论坛、智库论坛等。多层是指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协商。以第二届“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例，2018年12月16-17日，由意大利、埃及等国的前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工商界领袖、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2019年4月25日，举行由相关政府部门主办的12场分论坛会议，当天还首次举办企业家大会。26日，举办由国务院主办、各国领导人、高级代表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组成的论坛高级别会议。27日举办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的圆桌峰会。从中，聚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智库交流、廉洁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地方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等领域，特别是推进互联互通、加强政策对接以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从咨询委员会、企业家大会、政府部门主办的分论坛会议，到国务院主办的高级别会议、国家主席主持的领导人圆桌峰会，通过深入交换意见、形成广泛共识的共商，共取得6大类283项合作成果。显然，通过建立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协商的共商程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合作机制赋予其成员充分表达意愿的渠道，践行着“国际事务由各国共同协商来解决”的民主诉求。
1.2.2.1 结构变动度(Degree of Structure Variation，DSV)[2, 5]
三是着力为沿线国家培养人才。针对沿线国家人力资源不足状况，中国与沿线国家展开人力资源合作，资助沿线国家青年人到中国来留学和培训，为沿线国家培养人才。2015-2020年，中国计划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赴华研修和培训名额。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华学生持续增长，由2016年的20.8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31.72万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华学生占留华学生比由2016年的46.92%上升到2017年的64.8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华学生增速由2016年的13.6%上升到2017年的11.58%。
2.义利并举。“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逢山开路、遇河架桥”[25]，中国与沿线国家一道共创共同利益。目前，通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六廊包括中蒙俄、孟中印缅、中巴、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在内的六大经济走廊；六路包括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在内的互联互通路网；“多国”是以泰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意大利等重要国家为合作重点；“多港”是构建包括皎漂港口、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在内的十多个海上支点港口。其中，中欧班列以其运距短、速度快、安全性高而发挥国际物流骨干作用，自2011年3月渝新欧开始运营，岂今诞生包括渝新欧、汉新欧、苏满欧、蓉欧、郑欧、合新欧、湘欧、义新欧、哈欧九大中欧班列，截止到2019年3月，累计开行数量超过1.4万列，通达境外15个国家50个城市。同时，中国参与的海上支点港口建设，因其为全球贸易提供海上通道而成为“中国为全球化提供的‘公共产品’”[26]。
表 1 2015-2017年湄公河五国与中国贸易总额、逆差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 2 2013-201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占比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67936.htm 上网时间：2018-11-30。
表 3“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工业园的建设成效(截至 2018年)
3.义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一定要惠及沿线国家，这是中国政府的初心。从实际收益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惠及各国红利不断凸显的同时，实现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量持续增长。2013-201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9756.2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2.36%，远高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增速，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占比一直在30%以上(见表2)。其中，九大中欧班列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5年，从中国出口来看，中欧班列经过的国家与中国贸易量平均增长100.6%，从中国进口来看，中欧班列经过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比没有中欧列经过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平均高27.9%[27]。
另一方面，增长的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受益。以工业园区建设为例，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9月，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的82家合作区累计投资300多亿美元，入区企业4098家，上缴东道国税费近22亿美元，带动东道国就业近30万人(见表3)。对东道国而言，更多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建厂，不仅增加本国就业、税收和出口创汇，而且带动相关产业升级并促进工业化进程。对中国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效解决国内过剩产能，加速企业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
结语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研发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共商的合作机制、共建的项目、共享的互利共赢，分别从供给决策的非排他性、供给的可持续性、供给收益分配的非竞争性三个方面增强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缓解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责任赤字和发展赤字。上述成效使“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得到国际社会认同，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制相继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纳入相关文件，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有效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受到诸多质疑：一是从全球治理模式上讲，现有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是一种市场主义模式，中国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否与西方主导的市场主义发展模式相容[28]？二是全球主义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点，中国基于共同利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仍受到国家利益的考量，其主导性理念仍是现实主义、国家主义、有保留的保守主义，还远未上升到全球主义”[29]。三是机制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载体，但“一带一路”倡议下多边合作机制的实效性不足、法规基础不明确，未能保证“公共产品的产品透明度和可持续性”[30]。其它还有质疑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质疑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等等。以上质疑，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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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10-0108-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理论创新及实践价值研究”(16BKS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传春(1968-)，女，湖北宜昌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对外关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李远(1981-)，男，南京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经济。
【责任编辑：宇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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