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秦汉论文,重构论文,视野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史观与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
秦汉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秦汉考古的教学与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和重视。就教材而言，以70年代俞伟超执笔编写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战国秦汉考古》油印本讲义为最早，之后相继出版的还有查瑞珍《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赵化成与高崇文《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等。①这些教材对于总结秦汉考古重要发现与研究成果、普及秦汉考古基本知识、培养秦汉考古专业人才，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著作所反映的对秦汉考古学体系的探索和认识，更是我们今天进行新的秦汉考古学体系建设的基础。
纵观上述秦汉考古教材的编纂，或以时代先后为序，分秦代考古、西汉考古、东汉考古述之，如查瑞珍编著的《战国秦汉考古》等；或以秦汉主要遗迹、遗物为主，分类重点介绍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重要发现与研究成果，如赵化成、高崇文编著的《秦汉考古》等。②这些教材的编纂各有所长，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秦汉考古的教材编撰，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迄今尚无一部将秦汉考古置于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大背景、大视野中来认识、考察的秦汉考古教材，这与新世纪秦汉考古学的发展实际与要求极不相称，严重阻碍了秦汉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也影响了秦汉考古学在研究秦汉重大历史问题中作用的发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应与当今秦汉考古学的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滞后有关。③
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的全球史观，为我们今天重构秦汉考古学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又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认识历史的宏观历史理论，即“全球史观”。④全球史学者强调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要求突破传统的国家、民族、地区界限而把某个地区或国别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来考察；关注长时段、动态的整体历史进程，意在变革以往传统史学研究的时间维度，通过对长时段的人类重要经历的考察来揭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机联系；秉承“关联”与“互动”的理念，即根据各地区发展都必然与其“周边世界”相联系的观点，从“本土”与“域外”互动的角度，重新解读各地的“本土史”，这是利用全球史可以处理大结构、大进程、大比较的优势以实现传统史学研究主题或重点的转向。全球史观自20世纪八九十年传入中国以来，对于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体系的重构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历史是世界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同属历史学科的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全球史观同样极富启发和指导意义，而且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也为全球史理论在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中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秦汉时期，尤其到了公元1-2世纪，秦汉之前独立发展起来的世界古代几大主要文明已连成一线，形成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这个文明带自西而东并存着罗马(包括整个地中海盆地)、安息、贵霜、秦汉等四大帝国。这几大帝国的联系日益密切、持久、多样化，并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影响，各大文明之间出现了“关联”与“互动”。1983年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造型和纹饰与伊朗出土的银器类同，是广州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由安息帝国舶来的银器，同样形制的银盒，还见于临淄齐王墓。⑤罗马帝国于公元前1世纪最早发明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年代为公元67年)出土的玻璃残片，复原后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⑥1978年11月，前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席巴尔甘贵霜时期墓地发掘出土大量文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铜镜，最重要的一面系三号墓出土，有较长的铭文，属于汉镜铭文中的一个罕见类型。⑦上述诸种秦汉考古现象，显然需要在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下才能解读、认识和反映。
其次，秦汉时期，在中国的正史系统中，已经描述出了当时以秦汉人生活地区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司马迁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他撰写的《史记》中记述了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世界历史，如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各国的历史。此后，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对两汉王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进行了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等史家的这种描述无一例外都是以秦汉文明为中心，继而循着秦汉王朝中心地区、秦汉王朝周边地区、秦汉王朝周边国家、其他国家的逻辑顺序来撰述。通过这些记载，秦汉文明与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互动”与“共生”，跃然纸上，赫然在目。而对于作为这种文明“共生”与“互动”产物或载体的秦汉考古学文化，也只有通过全球史的视角才能得以正确解读和反映。
最后，秦汉时期的疆域与民族分布迄至今日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属秦汉王朝所辖的郡县，有些今天已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如“朝鲜四郡”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汉“日南郡”、“交趾郡”、“九真郡”与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等。秦汉王朝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记载看，或置郡县直接管理，如西南夷，或派驻机构保护，如西域诸国，或建立政权不受管辖，如匈奴等，而这些民族的分布，有的全在我国境内，也有跨国甚或多国的，如秦汉时期的匈奴民族，当时不仅活动在今天中国的内蒙古北部地区，也活动于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等。如何处理历史上的跨境政权、跨境民族，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各自表述。但一个民族的考古学文化是不能割裂的，需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来研究、来认识，全球史中的研究单位由“民族”、“国家”改为“全球”的转变，正可破解这一难题。
二、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空间范围重构
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在“横”(即空间范围)的方面，就是需要突破既往教材中的“中心”为主、“周边”为辅的二元结构叙述模式，将秦汉考古区域扩大，涵盖现在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具体地讲，重构的秦汉考古学体系在空间范围方面，应包括秦汉王朝中心区域考古、秦汉王朝周边地区少数民族考古、周边国家秦汉时期考古、世界其他国家秦汉时期考古等四部分。
1.秦汉王朝中心区域考古。秦汉王朝的中心区域大致相当于战国时期秦国及关东六国的疆域，亦即《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所言称的“汉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榖、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属，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的“内地”(“诸侯地”+“汉十五郡”)范围。这一地区，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的发展，已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发达的地区之一。秦汉文明成长于斯，发展于斯，繁荣于斯，反映秦汉王朝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考古重要发现亦集中于斯。中心区域的重要性，是需要我们在新的秦汉考古学体系下充分反映的。
2.秦汉王朝周边地区少数民族考古。在秦汉王朝中心区域以外的周边地区，亦即现今我国的北方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秦汉时期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汉书》中的《匈奴传》、《西南夷传》、《南粤传》、《闽粤传》、《西域传》，《后汉书》中的《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等分别记载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秦汉王朝的版图，基本上都是在西汉武帝拓疆开土之后。对这些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仅凭有限的秦汉历史文献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考古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如南越(粤)考古有南越王墓、罗泊湾汉墓；西南夷考古有赫章可乐遗址、广南牡宜汉墓；西域考古有鄯善古墓群、昭苏乌孙墓；匈奴考古有西沟畔、倒墩子匈奴墓地；东北考古有扎赉诺尔、老河深鲜卑墓等。⑧
这些考古发现为探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等重大秦汉历史课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秦汉王朝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也应在重构的秦汉考古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3.周边国家秦汉时期考古。现今与我国边界接壤的有朝鲜、俄罗斯、蒙古、中亚诸国、南亚诸国、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一衣带水的邻国有韩国、日本等。这些国家历史上或为秦汉王朝的郡县，如朝鲜(汉武帝“朝鲜四郡”)、越南(交趾刺史部辖郡，越南称为北属时期)；或为我国秦汉少数民族聚居分布之地或迁徙之地，如秦汉时期的匈奴，其活动范围不仅包括今天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还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或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近邻，如韩国、日本等；或为当时秦汉王朝的友好邻国，如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中亚诸国历史上曾是贵霜帝国所在之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诸国历史上曾是古印度笈多王朝的版图。情况各异，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现今这些国家境内的秦汉考古发现，是我国整个秦汉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历史与现实，都应纳入我国秦汉考古的体系和范畴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我国秦汉历史实际和秦汉考古的全貌。朝鲜平壤乐浪汉晋墓葬和城址、蒙古国诺彦乌拉巨冢匈奴贵族墓葬、俄罗斯外贝加尔湖地区伊沃尔加匈奴城址和墓葬等秦汉考古遗存的发掘，以及阿富汗席巴尔干贵霜墓地等秦汉文化遗物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⑨
4.世界其他国家秦汉时期考古。秦汉以前，世界几大古代文明都在各自独立发展，只有到了两汉时期，世界几大文明才连成一片，形成欧亚大陆不间断的文明地带，为密切交往创造了条件。也只有在这个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对域外远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接触和了解，而这种接触和交往的媒介、载体和形式就是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⑩。根据学者的考察，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其一是从华北(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带)地区出发，跨越戈壁沙漠至蒙古高原，然后越过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向西经过咸海、里海北部，到达黑海沿岸，这条道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其二是河西走廊西去的道路，东起中国的长安，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和敦煌，沿塔里木盆地的两侧西行，汇于喀什噶尔，跨越帕米尔高原后经伊朗高原到达地中海沿岸，狭义的“丝绸之路”仅指这条交通线，又称“沙漠丝绸之路”；其三是海上交通线，起点是中国南部，经南中国海、印度洋，通过波斯湾或红海，到达地中海沿岸，又称“海上丝绸之路”；其四是南方丝绸之路，指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以及从四川经云南至中印半岛的交通线。(11)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考古，为我们认识秦汉文明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共生”与“互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现今我国境内秦汉考古遗存中安息、罗马等国遗物的出土和认识，极大地丰富了秦汉考古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国秦汉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关注和反映世界其他国家秦汉时期考古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既是全球史“整体历史视野”观念和方法在秦汉考古学科研究中的应用和要求，同时也是当今秦汉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三、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时间范围重构
中国考古学阶段的划分，尤其是先秦、秦汉时期，由于标准不一，认识有别，目前仍较混乱：一种是以朝代更替为界，将先秦秦汉时期考古分为“夏商考古”、“两周考古”(或“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等阶段，一种是按社会发展分期即“战国封建说”的意见，将战国时期考古从“商周考古”中裁去，列入“战国秦汉考古”中论述，而商周考古主要讲述中国奴隶时代考古，下限截至春秋时期。(12)朝代更迭常有定时，然一族、一国、一朝之考古学文化发展与演变却不可能就此陡然生变，戛然而止，更不可以人为截断。同一民族、国家、王朝的考古学文化，自萌芽、生成、发展、繁荣、衰落乃至消灭或被继承、取代，往往一脉相承，例如，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秦文化，通常指存在于一定时间、分布于一定空间，主要由秦人秦族及相关人群创造和使用的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如果把起源阶段包括在内，其年代上限可追溯到商代晚期，如果把消亡阶段也考虑进去，其年代下限可推迟到西汉武帝时期。秦文化纵向的阶段性发展，不能简单套用文献史学的时代划分，应该从各类遗存尤其是器物群自身演化轨迹中归纳得出，研究表明，秦器物群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了突变，但此前此后均表现出连续性的渐变。(13)秦文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上述传统的秦汉考古学叙述模式和时间范围体系提出了挑战，重构秦汉考古学的时间范围体系势属必然。
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在“纵”(即时间范围)的方面，就是要求我们在全球史观指导下，对秦、汉文化发展做长时段、整体性考察，即首先要突破既往秦汉考古教材或著作中以秦王朝建立为起点的叙述模式，将秦人、秦族、秦国、秦王朝视为一个整体，把早期秦文化考古、东周秦文化考古纳入秦汉考古学范畴；(14)其次要在坚持两汉考古学文化的整体性同时，关注楚汉时期考古、新莽时期考古、三国时期考古，长时段考察秦汉文化、两汉文化以及汉晋文化之间的发展演变。具体地讲，秦汉考古可划分为早秦考古、秦国考古、秦代考古、西汉考古、东汉考古等阶段。
早秦考古，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前期(即秦襄公立国)以前。具体指商末周初秦人西迁渭河和西汉水流域、“居西陲”、“邑于秦”至秦文公四年(前762)东进关中“汧渭之会”止这段秦人早期历史。这一时期，秦人先后修建了西陲和秦邑两处都邑，完成了宗法、祭祀、文书、音乐、人殉、丧葬等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礼制体系及精神文化等，在继承和学习商周文化的同时又吸收西戎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秦早期文化。秦早期文化上承商周，下启秦国、秦朝。如今，当我们完整地考察秦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对秦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只是近年随着甘肃甘谷县茅家坪、北道区董家坪秦早期墓葬、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襄公墓葬、圆顶山春秋墓葬以及天水市清水县、张川县秦早期器物的发现等，才使秦早期发展史之谜得以有望破解。(15)因此，早期秦文化考古是需要我们在重构的秦汉考古学体系下予以重视和充分反映的。
秦国考古，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前期至秦始皇统一，跨越春秋、战国。在现有的中国考古学著作当中，通常将秦的这一时期考古从秦文化这根链条中分离出来，置于商周或两周考古中叙述。我们这里无意颠覆现行的商周或两周考古学体系，在尊重现有商周或两周考古叙述范式的前提下，为客观反映秦文化发展的实际和一体性，借鉴全球史理论，在重构的秦汉考古学体系下，我们把秦的这一时期考古回归到整个秦文化进程中，融入秦汉考古单元中。因为这一时期正是秦人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由王国(封国)到帝国发展的时期，也是秦文化这一重要的区域文化发展繁荣，形成有别于三晋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齐文化等区域文化特质，在秦代上升为一种主体文化(即统治文化)的时期。关中境内自西而东开展的汧城、平阳、雍城、栎阳、咸阳等秦国都城及陵墓考古活动以及关中以外六国境内秦人墓葬的不断发现，体现出的是秦人、秦族、秦文化的自强不息特质，反映的是秦人、秦族由弱变强、统一全国的历史过程。重构中的秦汉考古学体系应该突出和反映这一时期秦文化的发展演变。
秦代考古，时代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投降刘邦为止，总计15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深刻影响着此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故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的说法。(16)由于国家和各种制度的统一，为后来汉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由于政治集权，兴建了许多巨大工程，如万里长城、阿房宫、骊山墓、驰道、运河等。通过考古材料可以反映统一国家的面貌，说明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明晰秦汉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脉络。秦朝虽短，历史地位却很重要，所以在重构的秦汉考古学体系下仍可成为独立的一期。
西汉考古，时代大致自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至公元23年新莽王朝灭亡，前后200余年。根据西汉整个历史发展的态势，结合西汉考古所反映的汉代文化面貌演变，西汉考古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体从高祖至武帝初年，即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0年；中期大体是自武帝初年至昭宣时期，即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49年；晚期大体是从元帝至王莽时期，即公元前48年至公元23年，尤其是新莽时期的考古，有特色也有特殊意义，但依史界惯例，一般将之归入西汉考古范畴。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自20世纪初开始的汉代考古学，一直以来主要是以西汉考古工作为重点，所取得的成果亦最为丰富。如城址考古工作从都城遗址到一般城址无所不包，墓葬考古从帝王陵墓至各类墓葬应有尽有，出土遗物种类齐全、数量惊人，遗物群中的漆器、铜器、丝织品、简牍、帛书(画)、玺印(封泥)、钱币、铜镜、玉器、铁器等皆已分别发展成为专门之学和汉代考古学的重要内容。西汉考古是重构的秦汉考古学体系下最重要的单元之一。
东汉考古，时代大致自公元25年东汉建立至公元220年曹魏代汉。根据东汉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演进，东汉考古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大体上是汉光武帝至和帝、安帝之间，即公元25年至公元107年左右；后期大体是安帝至献帝时期，即公元107年至公元220年。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89年东汉政权迁离洛阳以后，正朔虽存，但历史事实上已进入三国时期，这一阶段考古如安阳曹操东汉大墓等的发掘，依史界惯例，仍应纳入东汉考古范畴。东汉史研究至今仍相对薄弱，受此影响，东汉考古与研究也是整个秦汉考古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随着近年东汉遗址与墓葬考古工作的持续不断开展，尤其是反映东汉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简牍、镇墓文、买地券、陶制阁楼、院落等的发现，东汉考古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故在重构的秦汉考古学体系中，东汉考古亦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独立单元。
四、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主体范围重构
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在主题范围，即秦汉考古学的研究任务方面，是运用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基于“关联”与“互动”的理念，将全球史所侧重探讨的超越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及事件，如长途贸易、大规模移民、技术转移、帝国的政治军事扩张、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物种交流、疾病传播与环境变迁等主题(17)，亦纳入秦汉考古学研究的范畴，拓宽秦汉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和方面。除继续重视秦汉封建制度发展、经济文化发展、阶级关系、民族融合等传统研究议题外，还应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华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丝绸之路与跨地域文化交流、“汉文化圈”与汉文化的影响、生态环境变迁与秦汉社会等。(18)
1.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始于秦汉。秦汉王朝奠定了中国此后历代疆域和版图的基础。在秦汉王朝中心区域，即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居住地域以外的周边地区，当时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史记》通称为“胡、越”。这些民族在被纳入秦汉王朝版图和管理之前，都已创造了灿烂的本民族文化，也都与中原华夏族(汉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中原华夏族文明与周边各兄弟民族文明的“共生”与“互动”，加速了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如考古发掘中，在东胡族的墓葬中既发现了代表他们自身文化特征的两侧曲刃青铜短剑，也发现了中原华夏族的三穿戈，环首刀等青铜武器；巴蜀在战国时期流行船棺葬，稍晚出现了中原华夏族的木椁墓、砖室墓；滇族墓葬中既有本族的贮贝器、铜牌饰等，也有中原华夏族的铜壶、铜洗、铜鏊等器物。秦汉王朝政治上的统一，不仅最终完成了中原华夏族向汉民族的转化(19)，而且随着秦、汉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高度统一，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民族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也最终在这一时期形成。其突出表现便是秦汉国家地域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迅速趋同，如汉代的汉字在汉王朝统治和管辖的周边少数民族区域内，如当今的新疆、青海、内蒙古、东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均有发现。秦汉考古学对于研究、理解汉族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理应成为当今秦汉考古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2.中华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由王国进入帝国的时代，也是中华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时代。帝国的形成，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有深刻的反映。以秦帝国为例，从考古上考察秦帝国的形成，决不能仅把眼光局限在短短15年的秦代，而是应把秦人、秦族、秦国、秦王朝看做一个整体，长时段地考察、分析、研究，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西周之秦、春秋战国之秦、秦王朝之秦，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秦如何由小到大，由弱至强，以至统一天下，建立秦帝国。滕铭予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20)，就是一部利用秦考古学文化资料探讨秦帝国形成、演变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从考古角度研究中华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这种重大历史问题的著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秦汉考古学的优势，把中华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作为秦汉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3.丝绸之路与跨地域文化交流。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正式交往，尤其是与西方主要国家的交往与接触，学术界通常认为始于西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之后。(21)然而，中外文献有关记载以及我国西北部新疆、中亚、西亚叙利亚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中国早在开通西域以前，就已与这些地区的古代国家有着商业经济来往，尤其是丝绸贸易(22)，只不过随着秦汉帝国与当时世界各主要帝国疆域连成一片和官方往来的促进，这种以丝绸为主的贸易交往在规模、品种、空间、影响等方面上更大、更广、更深，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汉唐时期连通中外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秦汉“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外交之路，同时也是一条“跨地域文化交流”(即文化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和传播)之路，贸易和外交往来上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必然带来彼此文化上的“扩张”和“互动”，而文化互动的核心是反映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的三大文化传统，即科技传统、观念传统和宗教传统的流传(23)，中国境内秦汉考古遗存中罗马帝国玻璃器皿、安息帝国银器、贵霜帝国佛教艺术品的发现与阿富汗贵霜帝国墓地中国铜镜的出土、汉式铜镜在中亚等地的发现等(24)，正是这种跨地域文化交流以后发生的“借鉴”与“反应”。利用中外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研究秦汉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应该成为当今秦汉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4.“汉文化圈”与汉文化的影响。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地域范围，与我国近、现代的国家疆域大体相近，而“汉文化圈”的范围则更大一些，主要包括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地；汉代考古学与汉文化内涵基本相近，但也有所不同，汉文化以汉字、儒家思想、汉译佛经等为其核心内容。(25)当今的汉字(这里指隶楷化的汉字)形成于汉代，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朝鲜半岛；西汉中期以后确立的儒家思想，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迅速东传朝鲜、日本各地，深刻影响着这些周边国家的古代社会。越南清化汉代九真郡遗址中国秦汉淮式器物，朝鲜汉代乐浪郡遗址丝绸、兵器、漆器、青铜镜、玺印封泥、汉文简牍等物品，韩国釜山金海刻铭西汉铜鼎与庆州永川“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等汉镜，日本九州等地青铜镜，包括汉代的铁器在内的其他一些金属制品、汉廷颁赐倭王官印等在考古发掘中的不断出土(26)，无疑是“汉文化圈”形成及其影响研究的重要线索和证据。因此，“汉文化圈”与汉文化的影响，也应该成为当今秦汉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5.生态环境变迁与秦汉社会。人类社会内部的互动，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分不开的。公元3世纪开始，全球范围内几大帝国先后遭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的冲击而先后衰亡；从东汉后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区域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如太湖、钱塘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以及成都平原一带，人口增加，社会发展，开发速度加快。(27)其实，这些历史变化都是以生态环境，即秦汉时期气候由暖而寒的转变作为基本条件和因素的，“由于气温偏低，农业区的北界会向南收缩，牧业民族也会因此而南迁”(28)，“以气候为主要特征的环境变化可以导致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演变并进而影响历史进程”(29)，这一历史事实已经得到学界的共同认可。环境考古在秦汉考古学中的应用方兴未艾，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秦汉环境文献，如“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的出土以及秦汉遗址墓葬中动植物标本的环境考古学采集与分析(30)，不但为考察、认识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和秦汉社会变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秦汉考古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
新世纪秦汉考古学发展突飞猛进，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不断创新的理论做指导，全球史从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方法演变发展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为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文化和历史变迁提供了新方法，今天我们在继承和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吸收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将有助于秦汉考古学学科的发展。
注释：
①赵化成、高崇文等著的《秦汉考古》，虽然为国家文物局主持编撰、文物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之一种，但由于该书撰写者系北京大学考古系从事战国秦汉考古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讲义的框架和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将其视之为教材也许更符合该书实际和撰写者的本意。此外，冉万里编著的《汉唐考古学讲稿》(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对此书性质的认识亦持相同的看法。
②另外，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系滕铭予教授主讲的“战国秦汉考古”课程教学大纲(吉林大学网站，www.jltca.com)、冉万里编著的《汉唐考古学讲稿·第一章·秦汉考古》(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从目录设置和讲授内容看，亦属此类。这种演变与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秦汉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和研究中专门化领域分野不断增多的变化密切相关。
③近年，秦汉考古学界的一些前辈同仁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呼吁大力加强秦汉考古学的理论建设与研究，并努力试图扩展秦汉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和构建新的秦汉考古学体系，如白云翔的《努力开创汉代考古与汉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刘庆柱的《关于当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版)等，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理论构建与指导，新的秦汉考古学体系的建设工作尚无任何进展。
④有关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描述，参见刘新成：《中文版序言》，载(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新成：《发刊词》，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等编：《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9页。
⑦吴焯：《西伯尔罕德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上)》，《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李学勤：《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文博》1992年第5期；李学勤：《重论阿富汗席巴尔干出土的汉镜》，载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⑧a.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b.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c.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d.《广南牡宜东汉墓清理报告》，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e.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第1期；中科院新疆分院：《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7、8期；f.伊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第15-17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g.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⑨a.王培新：《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b.C.N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年；c.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d.吴焯：《西伯尔罕德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上)》。
⑩“丝绸之路”一词来源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用以指称古代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交通线。
(11)a.“南方丝绸之路”概念提出较晚，但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至今，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有关研究参看段渝的《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b.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东方丝绸之路”概念，有关研究参看刘凤鸣的《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a.国家文物局主持编撰、文物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中之《夏商考古》(陈旭著，2001年版)、《两周考古》(赵丛苍、郭妍利著，2004年版)、《秦汉考古》(赵化成、高崇文等著，200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中国考古学》中之《夏商卷》、《两周卷》(张长寿、殷玮章主编,2004年版)、《秦汉卷》等，采用的是以朝代更替为界的编纂体系；b.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俞伟超执笔)的《战国秦汉考古(上)》(内部铅印本1973年版)、查瑞珍的《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发林的《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宋治民的《战国秦汉考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采用的是按社会发展分期的编纂体系。
(13)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14)实际上，秦汉史学界对于秦史的研究，一直是将秦人、秦族、秦国、秦王朝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新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是第一部系统、全面、深入研究秦史的著作，该书循着“秦”这一线索，总结了由氏族部落到诸侯国，至一个朝代的建立和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该书应该成为秦汉考古学界重构秦汉考古学时间体系的重要参考。
(15)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6)谭嗣同：《仁学》卷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17)参阅Jerry H.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il Thought,Oxford:Blackwell,2002,p.393。此外，夏继果的《理解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第44页)一文对引自上述该书的这段引文作有如下汉语翻译：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对跨越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行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
(18)虽然近年来这些领域中的某些主题也有学者触及，但缺乏具体的理论指导和体系构建思考。有关内容参见刘庆柱的《关于当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版)、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论著相关部分论述。
(19)华夏族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族名称的确定(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期·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吕振羽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三联出版社1950年版，第19页)。
(20)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2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期·秦汉时期(上册)》第九章第二节“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8-467页。
(22)余英时著：《汉代贸易与扩张》第六章“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43页。
(23)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第10页；[美]杰里·本特利2008年秋首都师范大学授课项目：《谈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交流》，待刊。
(24)白云翔：《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文物》2010年第1期。
(25)刘庆柱：《关于当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6)a.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香港，1964年；余英时著：《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第150-151页；b.《世界考古学大系》第7卷，东京，1959年，第112-117页；小泉显夫、泽俊一：《乐浪彩箧冢》，《古迹调查报告》1，朝鲜古迹研究会1934年版；c.李学勤：《韩国金海出土的西汉铜鼎》，载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1页。d.李学勤：《中国铜镜的传播》，载李学勤：《失落的文明》，第171-175页；王仲殊：《说滇王之印与倭奴国王印》，《考古》1959年第10期。
(27)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370页。
(28)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第560页。
(29)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6页。
(30)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版，释文，第4-8页；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释文，第138-144页；图版，第61-66页；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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