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129-07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报刊的支撑及推动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1](P248)当然，对这种文化空间及其文学生成和发展的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展开。但是，对《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依存互动加以讨论，应当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体，《大公报》独特的存在方式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是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诞生于1902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自身也经过起起落落，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在《大公报》的发展历程中，1926—1949年的“新记”《大公报》时期，是它最为辉煌和鼎盛的时期，也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在这二十余年间，它相继推出了几个重要的文学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大公报》的发展历史及“新记”《大公报》的历史地位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三)1926—1949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四)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开门见山地宣布“大公”的含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寄希望于这张报纸能“扩大公无我之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所以，他在《大公报序》中同时确立了办报宗旨：“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第二天，又刊出《大公报出版弁言》，明确表示：“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由此可见，《大公报》创办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抨击时弊。
“新记”《大公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股把旧日《大公报》盘购而来创办的一张新报。他们仍然把馆址设在天津日租界旭街原址，但很快把发展的目光投到了北京，并迅速向华北扩展。续刊之初，报纸销售不足两千份，但是在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的带领下，自1928年元旦起，报纸扩充篇幅，每天出十版，9月1日起，每天出十二版，销量达一万三千份左右，仅仅用两年时间就使一张关闭的报纸起死回生，从天津走向华北，成为北方的舆论重镇，开始了《大公报》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有着独特的地位，而“新记”《大公报》又是《大公报》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个时期。
“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办人对办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是胡政之和张季鸾，在接续《大公报》之前就已经有了多年的报人生涯。他们从办报实践中认识到：一份理想的报纸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要站在民间立场上发言，用言论来报国。因而，“新记”《大公报》接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但是更强化了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并把它简言之——“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表明他们要以这张报纸来实现“文章报国”的夙愿，力求站在文人立场上尽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因此，《大公报》非常重视言论的写作，他们在报上开出每天见报的《社评》栏目，对时事社会各个方面论其是非曲直，告诫国人，警策当局，以自己独立的言论立场赢得了各界读者的瞩目。抗日战争时期，报馆克服重重困难，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枝秃笔，天南地北，在大后方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坚持为抗战呐喊助威，以其坚忍不拔的行动为“文章报国”作了最好的解说。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毅的办报精神，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总编辑张季鸾出席庆典致辞时，就把《大公报》所取得的成绩归因于在商业社会中保持了“文人论政”本色。
这种“文人论政”的舆论空间，使得一些与政治相对疏离又不愿和商业结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在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建构理想的文学蓝图。沈从文和萧乾等京派作家还根据自己的文学理念，改造了虽然读者众多但却与新文学发展不相适应的通俗性栏目《小公园》。总经理胡政之曾经鼓励萧乾说，“我们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力编辑，专在名流上着眼，你多留意新的没人理睬的。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推动力，那就够了”[2]。正因为站在文人立场上对社会发言，使得《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他们认为，报纸的生命首在新闻，但是现代报业还应当承担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承的职责，为社会实际服务。所以，《大公报》在新闻之外开辟了很多专刊。在《大公报》的专刊之中，首重的是文学副刊。他们创办过多种文学副刊，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沈从文和萧乾等人相继主编的《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和《星期文艺》等。抗战时期，报馆在大后方颠沛流离，甚至在防空洞中印报，纸张缺乏，版面缩减，很多专刊都已停办，但《文艺》继续出刊，而且还增加了专为抗战设立的另一个文学副刊《战线》。因为《大公报》自始至终都把文学副刊看作是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设立充裕的文学版面，支持文学创作，奖励文学新人。
《大公报》诞生于天津，天津在当时是租界林立的工商城市，而张季鸾和胡政之知道，报纸要在商贾之间坚守“文人”本色，谋求长远发展，就必须广泛借助社会力量，“把社会力量融合于报纸，才构成舆论，报馆本身无舆论”[3]；“舆论之锻炼，赖于知识之集中”[4]。所以，依托平、津大学的文化资源，提升报纸的文化品位，在多种文化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他们逐渐形成的办报理念。北平的大学资源，北平的文化氛围，成为《大公报》事业发展的强劲依托。他们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编辑专刊，撰写星期论文，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氛围。作为《大公报》来说，副刊的编者很少用报馆的职业编辑，大都是这些行业的专家学者；文学副刊的编者更是如此，吴宓、杨振声、沈从文、陈纪滢等人都是报馆之外的学者或作家。而《大公报》的总编辑总是把“自己隐藏在后面”，给编者充分的编刊自由，让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能和文学观念，方针既定，从不干涉，一任编者自由耕耘。正因为如此，《大公报》的几个文学副刊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它们的相同，在于它们都是依存于这个民间立场的舆论空间，与“文人论政”的办报方针相一致，使文学保持着与政治和商业的相对疏离；它们的差异，在于这个独特的舆论空间给了文学发展一个较为广阔的自由度，使副刊主编能在刊物的编辑之中贯注自己的文学理念和编辑思想，从而呈现了各自的独特性。《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种相依互动之中展现了它的独特风采。
二、《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演进历程
晚清以来，传播媒介在中国整个文学甚至文化的推动发展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尤其是中国报纸的“文学副刊”，是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独特的角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创作与批评并重，兼具杂志的性质；作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栏目设计与传播方式又有不同于杂志的特殊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杂志所不可替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期，是报纸副刊与文学密切合作的黄金时代。这其中，《大公报》的文学副刊更具有独特性。1926—1949年鼎盛时期的“新记”《大公报》，从它续刊的那一天起，就开设了文艺副刊栏目，尔后不断加以改革，从通俗趣味的文艺副刊到高雅纯正的纯文学副刊，《大公报》中的文学副刊自成特色，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但都依存于这个舆论空间，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它们与这张报纸生生不息，有过辉煌也有过艰辛，但终以其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走过了独特的二十余年，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吴宓主编《文学副刊》，历时6年，每周1期，共出刊313期。吴宓主编《文学副刊》的这六年，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大批新文学作家南下未归，北平文坛一片沉寂，一些原在北平的书局和杂志如北新书局、《语丝》杂志和《现代评论》等。也如影随形地从北平迁到上海，而在北平，除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所办的《燕京学报》、《国学论丛》等，其余刊物极为少见。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副刊中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业已停刊，《新青年》编辑部也早在1920年就迁往上海……。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创刊于1926年的“新记”《大公报》却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就《大公报》馆而言，《文学副刊》的诞生是《大公报》开始以北平为依托，以大学文化为资源，寻找更广泛的发展空间的一个标志。《文学副刊》的编辑部设在清华大学，吴宓为主编，张荫麟、赵万里、浦江清、王庸和毕树棠为编辑。吴宓在“编辑宗旨及体例”中提出，《文学副刊》的编辑方针是“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兼容并包。吴宓在他的回忆中也强调，编辑《文学副刊》和编辑《学衡》的目的办法完全不同，彼此毫无关系。《文学副刊》是《大公报》的一员，是作为《大公报》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因而《文学副刊》的编辑过程中表现了与《学衡》完全不同的开放性。为了更好地落实办刊宗旨，加强对新文学的评介，他还邀请了朱自清为编辑成员。朱自清此时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是新文学的一名健将，后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选者。事实上，不独朱自清，其他撰稿人包括吴宓本人都评介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如施蛰存的《上元灯》、冯沅君的《春痕》、叶圣陶的《倪焕之》、凌叔华的《花之寺》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1933年，《子夜》刚刚出版，吴宓就写文介绍，茅盾对这篇书评极为看重，在五十年后的回忆录中用了很多篇幅提及此文。《文学副刊》以它特有的传播方式，展示了吴宓文学思想中较为通达的一面。当然，他对新人文主义的固守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不会随着《文学副刊》的编辑而改变，但是，《文学副刊》却促成了他系统而又有针对性地与新文学的对话。在这个副刊的实际编辑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人文主义文学观的进一步展开、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新文学批评和大量“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词创作与诗歌理论探讨。《文学副刊》在这“荒漠的大城”中用它独特的方式展开了与新文学的对话。它对革命文学、对留学生文学、对新月诗派、对浪漫主义、对小说技巧、对“农村三部曲”等等新文学发展中的诸多方面和这一时期的新文学作品都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参与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而在文学史上，吴宓的名字是与《学衡》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文学副刊》在吴宓文学生涯中的独立意义重视不够，也就不能客观地评价《文学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实际作用。今天，当历史的烟雾渐渐散开，我们可以平等地看待吴宓及其文学观念的时候，追寻他在《文学副刊》中的足迹是耐人寻味的。《大公报》给吴宓文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生成环境，使《文学副刊》与它的依存互动中展开和新文学的对话。
虽然《文学副刊》在与新文学的对话中不断摆脱《学衡》的办刊方式，向公众靠拢，然而由于吴宓固守的文言立场，《文学副刊》终不能和新文学完全接轨，对新文学发展来说，文言立场终究是一种历史的停滞。1931年5月22日，已经回到北平的胡适为祝贺《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撰文《后生可畏》。在祝贺的同时也对《大公报》提出质疑：“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懂的古文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当日就在《一万号编辑余谈》中回答：“我们现在开始学着写白话文，先打算办到文语并用。”1934年1月7日，胡适又为《大公报》撰写第一篇星期论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再次推动白话文的普及。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文学副刊》悄然退场。
1933年，沈从文回到离别了五年的北平，他和《大公报》的相遇恰逢其时。因为上海之行对沈从文的文学观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深切地体会到文学应该在商业和政治以外保持自己的独立意义；但是，他也懂得文学创作又离不开文学生产，因而《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份温适的土壤。由于《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和所坚守的文人立场与沈从文的文学观极为相合，于是沈从文便和杨振声共同主编了《大公报》一个新的文学副刊——《文艺副刊》。从此，沈从文开始建构他理想的文学蓝图，并开创了一片灿烂的文学天地。在《大公报》中，吴宓的退场与沈从文的入场，不但是一个转折，而且是一个开始，《大公报》结束了与新文学的对话，迎来了它的正式登场。
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相继出版过三个纯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小公园》和《文艺》。《文艺副刊》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编，出刊时间是1933年9月23日至1935年8月25日。《小公园》是一个随着“新记”《大公报》诞生就开辟的通俗性文艺副刊，萧乾在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下把它改造成纯文学副刊，与《文艺副刊》一样，变成京派文学的一个阵地。萧乾主编《小公园》的时间是从1935年7月4日至8月31日。《文艺》是《文艺副刊》和改造后的《小公园》合并而成，是《大公报》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副刊，从1935年9月1日创刊一直到“新记”《大公报》停刊，十几年几乎没有间断过。抗战前的《文艺》由沈从文和萧乾主编。《文艺》对聚集京派作家群，推动30年代北方文坛的发展和文学力量的壮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主编人选、编辑方针、作者队伍、作品内容，这三个副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京派文学不但在小说、散文领域展示了不凡的文学成就，在诗歌创作中也体现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性思考。《大公报》文学副刊始终把发表新诗作为重要栏目，不仅如此，《文艺》创刊之后，还推出了它的刊中之刊——“诗特刊”。《大公报》文学副刊完整地展现了“新月”之后北方诗坛的创作风貌，大部分新月诗人融入京派作家群，京派诗歌队伍包括了这些新月诗人、平津各大学的师生以及寄居在北平公寓中的青年作家。他们接续着新月派的诗艺探索，又呈现着现代派的创作特色，其诗风既“化古”又“化欧”，在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中别具特色。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它的出刊时间从1933年至1937年，几乎贯串了抗战前的30年代文坛；其较长的历史跨度以及所容纳的较为广泛的京派作家群，全面地展示了30年代京派诗歌的创作成就及其新诗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可以说，它是3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分支，同上海以《现代》杂志为代表的诗歌阵地遥相呼应，共同丰富和完善着3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实验。
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京派作家的艺术之梦。随着平津沦陷、上海失守，《大公报》的津、沪两版也相继关闭，围绕着《文艺》的京派作家群开始离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撤到了后方，一少部分人因种种原因留在了沦陷区。几乎所有的京派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都是到此为止，称30年代中期永不再来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后，京派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也就结束了。这样的研究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但是，京派的发展更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团体和组织，也没有自己的宣言和纲领，团体的离散并不意味着这个流派的结束。它更是一个松散的、以内在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本体的思考为内驱力的文学流派，它以艺术的召唤力培养和凝聚了一大批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作家群。这是京派文学最为特殊也是最能代表他们文学理想的一大实绩。因而，战火燃起，只是把一个相对集中的群体驱散了，而京派文学家和他们播下的种子却仍然茁壮地活着，并且在战争到来的时候显示了它倔强的生命力。抗战时期的京派作家都找到了各自的文学岗位，但是《大公报》仍然是他们文学活动最重要的一个阵地。
抗战时期，《大公报》最重要的文学副刊是香港版《文艺》和专为抗战而开辟的文学副刊《战线》。香港版《文艺》是日刊，非常适合反映紧张、急促的战时生活，而且抗战时期《大公报》的发行网络也较为畅通，可以连接内地、战区和沦陷区读者。萧乾和接替他主编《文艺》的杨刚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编辑才能，多方组稿，把版面办的立体化，打破了只刊登“纯文学”作品的办刊宗旨，设立了《文艺》综合版，刊登军事、政治、经济、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文章，使之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承担起了独特的文化传播功能。因而，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一直在大后方坚持为抗战呐喊助威，并以自己力求公正的言论立场，成为求得民族解放的舆论阵地。
《大公报》专为抗战而开辟文学副刊《战线》，也是以民族救亡为总纲领，以抗战文学为总目标。《战线》于1937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创刊于武汉，1943年10月31日在重庆发表“停刊声明”，共出版996期，历时6年零1个月。它一创刊，就确立了“战斗的文学”的方针。“战线”这一名称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命名的，他认为“时代变了，一切在战时，我们的副刊也应该随着时代变，再不能刊载一些风花雪月与时代无关的东西，每篇文章必须是战斗的，合乎时代意识”[5](P285)。所以，《战线》的发刊词《我们的信念和态度》宣告：“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满地涂上了血腥的中国，在一切都处于非常时期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人否认我们的文艺不应该随着敌人的炮火而毁灭，自然而然地，现阶段的文艺应该是另一种姿态，应该是划时代的产品。……我们不能逃避这个时代，我们决不再梦呓，再幻想，再以超人自居，我们无论在前方在后方都被反抗的战神主宰了我们的灵肉。”《战线》以此为前提，发表了大量抗战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等均有力作。《战线》六年间用力最勤、成就也最大的就是提倡朗诵诗运动，不但发表了很多优秀诗作，推出了以高兰为代表的一大批朗诵诗人，而且通过理论探讨对朗诵诗的创作和实践加以指导，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为诗歌大众化作出了贡献。而《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专门研究也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大公报》中抗战文学的表现领域。《大公报》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揭露和批判，在当时的文坛中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最有力和最系统的，尤其是布德等人的日本士兵反战小说更是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图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结束了辗转迁徙的历史，恢复了北平和上海版，沈从文也重回北平。《文艺》在天津和上海相继复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文学副刊《星期文艺》。重任主编的沈从文对30年代的《文艺》一往情深，重现往日的文学盛况，重建理想的文学蓝图，是沈从文对《星期文艺》的梦想。但是，历史不可能重现，京派文学永远合上了昨天的那一页。虽然他们之中的一些成员又聚集到了一起，还有30年代那样大体相同的艺术趋向，但是经历了八年的人生体验，特别是抗战的洗礼，他们的人生观和文学观都有了程度不同的变化。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摆在作家面前的政治选择也越来越鲜明。在这个历史时段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大“十字路口”中艰难的文学选择。
三、文人立场与文学选择
作为现代传播媒体，《大公报》独特的存在方式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始终保持着只对时代发言不对政治参与的文人立场。这个空间下聚集起来的作家群和他们的文学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也同样具有独特性。他们向往文学的独立性，希望文学超越政治影响，保持自身的纯粹和完美，因而也就与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政治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的鲜明性以30年代为例可以充分体现。“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构成了30年代文学的主流或主体，这是事实；而在主流或主体之外还有其他文学，这也是事实。”[6](P15)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成熟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正是以上海文坛为主的左翼文学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言，《大公报》为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恰恰成为左翼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物。虽然《大公报》并不排斥左翼作家的创作，但是左翼文学对现实的干预性，对文学的政治意义的重视，与站在文人立场上的《大公报》中的总体文学景观形成鲜明对照。有研究者作过这样的总结：“团结在‘文艺副刊’周围的京派作家，都是些现代知识者，秉承‘五四’芳烈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在文学阵地上应和《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他们用人性论对抗着阶级论，用个性主义对抗着集体主义，作为文学者，他们最终又用创作自由对抗着创作工具论。他们置身在象牙之塔中，或有冲向十字街头的兴奋，有关怀国事民瘼的良知，却到头来还没有能力从时代最迅猛的讯息中理解民众的历史主动性。他们远离主流，徜徉在边缘，正如有位外国学者说他们站在已经向左倾斜的塔上了望着中国的社会和美学。他们活动在‘文艺副刊’上，给历史奉献的是一件件迥异于左派右派的作品。”[7]
京派文学在《大公报》中的发展壮大最为真切地解说了这种文人立场上的文学选择，展示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空间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依存和互动的必然性。《大公报》的文人立场与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极为相和。京派作家追求文学的独立意义，对他们而言，文学是内心情感的抒发，是纯粹的艺术制作。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文学就是纯然的独白或梦幻般的独语，而是渴望自己的文字在与读者的交流中获得生命。所以，对传统媒体的重视和运用是京派作家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大公报》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可以尽情展示的土壤，从而建构了一个属于京派文人的独特世界，使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构想能够从容而又充分地展开、扩大和丰富。沈从文不只一次地强调，一份好的刊物就是一所好学校；林徽因也说，“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8]。《大公报》传播了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使他们的沙龙文学从客厅走上社会，为京派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京派作家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并成为他们培养年轻作者的文学阵营。
1936年，《大公报》馆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个奖金的评选契机虽然是庆祝《大公报》续刊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其根本原因是基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认识。“九一八”之后，日本对中国不断进逼，从建立伪“满洲国”到华北特殊化，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大公报》一方面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在社评和新闻中加强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报道；另一方面，又告诫社会在“团结奋斗，为国牺牲”的大前提之下，也不应轻视青年人的人格塑造。他们认为，文学的修养能够帮助青年人培育自己独立刚健的人格：“必有以丰其感情，浚其智慧，解其苦闷，增其勇敢，使之对自己能解决人生之归趋，对人类能发济度之宏愿，然后中国得集中其全体青年之热血热泪，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则文学的修养尚矣。”[9]正是出于对文学的这种认识，他们看到由于政治争端和商业因素的影响，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因而把倡导“刚健自由之时代文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乃社会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于文学，亦每以商品目之”，“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9]。1937年5月15日，“文艺奖金”评选揭晓之后，《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评把这一观点详加阐述：“最近数年来之中国文艺界则似反不如十数年前之生气蓬勃。盖党治之下，顾虑仍多，外患方张，人心忧郁，积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遂使文艺界不能如初期之明朗进展。吾人尝概念我一般青年文士，处拜金之都会，为商品之卖文，生计压迫之，法禁拘束之，修养读书，无此暇时，旅行考察，无此余裕，其见闻思索所及，将欲大声疾呼，以批判人生，箴规社会，而又动辄得咎，不得畅所欲言。于是不得已而转为苦闷的呻吟，或阴郁的讽刺，不然，则随俗浮沉，聊以投市肆之所好。十年以来，几许有望之作家，如此消磨，甚或抑郁摧残以毁其生命焉。夫吾人不否认文艺界有病态也，但以为病态之由来，则社会与政治负责，不应由一般之青年文人负责。盖中国政治上与社会上，实尚遗留旧时代之不少病根，需要廓清，且当前更有不少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此正需要刚健自由之时代文学，暴露而批判之，使全国公私各界之精神生活，能与时进步，不忘反省。是则文艺之自由保护，尚矣。”[9]因此，对《大公报》馆来说，“文艺奖金”的评选不只是一项纪念活动，它蕴涵了这些报人对文学的根本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站在文人立场上对文学发言，希望文学贴近时代，远离政治，崇尚精神，抛却物欲。这次评选活动汇集了文坛上的众多名家，由副刊《文艺》的主编沈从文和萧乾主持，成功地评选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和曹禺的《日出》为“文艺奖金”获得者，扩大了他们的文学影响。这是《大公报》运用报纸新闻这种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对文学活动最为有力的一次扶植，也是京派文学观念得以扩展的一次良机。
《大公报》不但为京派文学提供了发展壮大的独特空间，而且历史地展示了京派作家的心路历程及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这一点，对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重要。以“何其芳现象”为例，其创作风格的转变作为文学史中的话题被众多的研究者反复论说，对这个现象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的研究都不可回避何其芳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预言》、《独语》、《扇上的烟云》、《梦中道路》、《我与散文》、《还乡杂记》。这些作品都与30年代《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画梦录》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确立了何其芳京派作家的地位，这也是产生“何其芳现象”的重要基础。而何其芳在延安所写的长诗《夜歌》也发表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上，诗歌内容和风格的变化令人瞩目。何其芳自己也说过：《画梦录》和延安之间虽然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大公报》作为一个历史背景，记下了何其芳文学之旅的重要足迹，而我们也正可以由此出发，追踪他文学观的形成和变化，寻觅“何其芳现象”的又一种解说。
就京派作家在《大公报》发表的作品而言，诗歌创作最全面、最系统、最典型地展示了在这一独特空间之下京派作家文学活动的开展。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3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发生、发展定位在《现代》杂志的创刊。当然，《现代》杂志汇集起的作者群和创作实绩使现代主义诗潮强劲涌动，其功绩无可比拟。但是，《现代》杂志所处的都市上海在它身上投上了浓重的影子，其诗歌作品呈现更多的都市风采和“西方”化。而围绕着《大公报》的诗人群，大多生活在北平，对现代主义诗潮的接受和融化中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和古典意趣，“现代”与“古典”这一对本是意义背离的意象，却奇妙地化合在了这一群诗人身上。他们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接受和传播带有自己的独特性，精神上皈依传统，技巧上寻找现代，内容上崇尚古典，形式上探求先锋。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在创作中内容与形式互相分离，相反，正因为二者奇妙的结合，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展现了独特的魅力。
虽然在30年代，这些北方诗人的诗歌阵地除去《大公报》之外还有《水星》、《文学杂志》、《文学季刊》等文学杂志，但是就办刊的时间跨度、聚集的诗人数量来说，它们都无法与《大公报》相比；尤其是《文艺》“诗特刊”的诞生，在理论上促进了京派诗歌的发展和成熟，也使《大公报》中诗歌活动的开展更为立体化。因此，《大公报》更为集中也更为自觉、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展示了30年代以京派诗人为主的北方现代主义诗坛的发展面貌；特别是这些诗歌中所呈现出的“北平”风景，以独特的意象和诗情展现了京派诗歌的文化特征，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景观遥相对应，丰富和完善了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表现领域。无论就文学意义还是就文化意义而言，《大公报》对现代派诗歌的贡献都值得认真评说。
《大公报》的文人立场从根本上来说是远离政治、崇尚自由，但是在社会历经剧烈变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种文人立场就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因而它在这一特殊时期里所倡导的文学活动也就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30年代《大公报》的作者群不但在那一时期的文坛产生了影响，而且他们在抗战中的重新聚集还使来自不同抗日阵营中的作家有了一种对话和交融，使抗战文学在一个相同的时空中展现出不同的风貌，表现了抗战文学的立体图景，也反映了抗战文学的多样化、丰富性。《文艺》在香港的重新出刊，汇集了更为庞大的作家群；它借助《大公报》强劲的传播力量，留下了抗战作家征战南北、辗转迁徙的身影，也使他们能在遥远的地方相互致意，用文字组成不屈的抗敌联盟。特别是《文艺》中的“抗战书简”和“作家行踪”，追踪了抗战时期重要作家数百人的文学行踪，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见证，从中可以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心态、思想变化、外在环境的压力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它们是抗战文学的重要史料，使得这一独特时代的文学传播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作品以形象诉诸读者，一是作家以人格昭示读者。这种在民族危难中滋生出来的独特的文学，是艰苦的战争造就于作家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它在严格意义上也许离开了文学本体，但却是值得留存的文学的历史。这一时期，卞之琳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组诗《慰劳信集》，这是一束诗歌奇葩，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诗人对文学的坚守与精神的变化。西南联大师生的诗作也由于沈从文等人的推介而不断见诸《大公报》，尤其是穆旦，他的诗歌密集地发表，诗人内心“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与《大公报》社论中面对国是的忧患意识相映成辉。文人立场上的文学选择造就了京派作家在文学上的递进和延伸。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依然从文人立场来看待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关注民族国家命运。他们反对内战，认为“目前的局面，真如千钧一发，但其关键却握于国共双方之手”[10]。呼唤和平的声音成为它这一时期的主要言论。以《大公报》为阵地的京派作家沈从文、萧乾、杨振声等人正是在这一立场上坚持了自由主义的文学选择。历史地来看，这种选择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但就他们的文人立场而言，这种选择却符合他们自身的思想逻辑。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相互依存了二十余年，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是一个独特的发展空间。这个空间也许是狭小的，但它却展现了动态的、立体的甚至是复杂的文学发展历程。它的每一个历史时段，都在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和共存中留下了自己特殊的印记，也投射进了时代的面影。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中，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特征是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是作家个人身份的自由性的重视。他们保持着与政治远离的文人立场，渴望在政治之外建筑自己的文学世界，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必然会更多地沉浸于个人情感的咀嚼和描绘，注重文字的打磨和技巧的运用。这种文学是精致的，是超越政治影响的纯粹的文学世界。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来说，以左翼文学为主的革命文学的发展和壮大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格局，给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时代先锋般的历史使命。但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如一个历史链条，把文人立场与文学选择的依存互动演绎的无比生动。从20年代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到40年代后期沈从文主编的《星期文艺》，这二十余年的发展史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期间发表过无数作品，推介过诸多作家。它们和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文学的相互映照和反差，既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中的复杂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的体现。同时，在文学史研究中对它给予充分的重视，也将可能拓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空间，使20世纪现代文学的传统资源得以更加完整地体现。
收稿日期：200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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