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集大成者论文,学派论文,中国论文,孙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
综合学派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认为社会现象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因此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取向，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社会学大师及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一些代表性人物都秉持上述观点。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具有这种研究取向的学者不少，其代表人物有孙本文、朱亦松、柯象峰、龙冠海、高达观、吴文藻、蒋旨昂、简贯三等。
朱亦松的《社会学原理》（1928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 即体现了整体的综合的观点。该书共四编十八章，第一编为“社会学研究之对象范围与方法”；“第二编为“影响社会生活的四种势力”，包括“地理的势力”、“技术的势力”、“心理的势力”、“社会自身的势力”等；第三编为“社会演化”，包括“社会演化的性质”、“社会的变异”、“社会的甄择”、“社会的传袭”、“社会的适应”；第四编为“社会制裁”，包括“社会制裁之根据”、“社会制裁之手段”、“社会制裁之组织”。
朱亦松认为，“所谓社会二字，自社会学言之，凡人们结合，组成一种团体，其团员彼此有若干相互持久的关系者，皆得为一社会”。“除了一个社会有它的历史的条件外，尚有其他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可以说是地理的条件；第二个条件，乃是心性的条件；第三个条件，我们也可说是技术的条件。”“社会学者善研究基于人们结合，所产生一切社会的现象之科学也。”在这里，朱亦松很明显地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且把社会学视为一种综合性社会科学。朱亦松在该书中还特别重视功能的观点。如他指出，“除去国家都市等等包举一切的大组织之外，所有社会通称为‘社群’以区别于大社会焉。而大社会则简称之为‘社会’。”“社会与社群之分别，即在前者以自身为目的，至于社群之存在，则须尽其特殊的功能，以服役社会，否则，即无存在价值可言。”功能的观点即联系的观点、整体的观点。
朱亦松还在篇一文章中通过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论述了社会学的整体特性。他认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有三点不同，第一点不同，是社会学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共同特征，其他社会科学则在其各自的范围内作详细的研究；第二点不同，是社会学所注重的是一般社会的幸福，或社会主体的幸福；第三点不同，是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须要从多方面的研究，方能有比较完满的解释。还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不同，使得社会学成为一门概括的综合的科学。（注：朱亦松：《论社会学的内容并答彭基相君》，《社会学刊》1卷2期，1929年，10月。）
简贯三则在所著《理论社会学》（1944年9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中，从纵的方面，叙述社会的起源与进化；从横的方面，叙述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一纵一横，头绪纷繁。全书共分五编二十章：第一编“理论社会学的本体”，包括“现代社会科学发达的原因与理论社会学的性质”、“理论社会的体系及其在科学上之地位”、“理论社会学的派别及其趋势”、“理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关系及其研究方法”；第二编为“宇宙生物人类社会的起源”，包括“宇宙生物人类”、“生物社会与人类社会”；第三编为“社会生活的要素”，包括“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心理与社会生活”、“个人与社会生活”、“文化与社会生活”；第四编为“社会的生理”，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第五编为“社会的静态与动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的因素与社会进化的阶段”、“原始社会与宗法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问题与前瞻”。
从上述内容看，《理论社会学》确为一部纵横交错的综合的社会理论体系。该书《例言》也说明了其所秉持的态度：第一，采取综合的眼光；第二，从综合理论之中，特别重视经济一层；第三，尊重历史的观点，对各种问题探寻其来源与变迁；第四，对任何事物，都分析其优劣点，力戒片面性；第五，处处根据科学的精神，尊重事实，依循学理。
简贯三、柯象峰、高达观、蒋旨昂等人也通过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指出社会学的综合性特点。简贯三认为，“社会学注重综合的研究，其他社会科学注重个别的研究”；“社会学的观点是综合的观点”。柯象峰指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之点。”“乃在于，社会学是综合的科学，为研究社会生活之普遍的全体现象。”高达观认为，“其他社会科学各有专精之研究，社会学则专注于综合的研究。”蒋旨昂提出，“社会学是采综合的功能观点”。（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58-260页。）各家虽说法有所不同，但对社会学的综合性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综合学派社会学家中的大多数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而社会行为现象形成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文化的及社会的等等，但各种因素的作用不是等同的，究竟哪些因素重要，哪些因素不重要，不同学者的概括有一定的差别：有的强调社会的及文化的因素（如柯象峰）；有的重视心理的、文化的及社会的因素（如龙冠海）；有的强调地理环境的及文化的因素（如蒋旨昂）；有的以心理及文化的因素为最重要（如孙本文）。正是由于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极为复杂，因此，要认识社会行为现象，对其作出彻底完满的说明，就必须从各方面去研究。
一般认为，吴文藻是文化学派或社区学派的重要代表。他在倡导与实地进行社区研究过程中，尤其强调文化的因素。而实际上，他虽重视文化，但更注重社区整体的观点。他从功能整合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对社区作整体的研究。什么是功能的观点，在他看来，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因此，要从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加以探讨。
可以认为，从整体的、综合的观点出发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界的共同的研究趋向。当时的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虽有所侧重，有所偏好，在说明社会现象时，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但并不完全排斥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象潘光旦那样极端强调遗传（生物）因素作用的社会学家，在其著述中，亦不完全排斥后天因素，如环境、文化等对个人的影响。
二、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
（一）孙本文生平简介（注：陈定闳：《社会学家传略·孙本文》，《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第334—336页；陈树德：《孙本文》，《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第396—397页。）。
孙本文（1891—1979），中国社会学家，字时哲，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曾就读于江苏第一师范。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当时适逢从日本归来的康宝忠在北大教授社会学，内容主要取材于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F·H·吉丁斯的“同类意识”学说，孙本文深受影响。1918年大学毕业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教员。1921年公费赴美留学，主攻社会学，兼习经济学及教育学。在伊利诺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社会学家吉丁斯、W·F·奥格本等知名学者，在纽约大学师从心理学家R·麦独孤， 以《美国对华舆论分析》一文获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又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受教于R·帕克及社会心理学家E·范黎庶。1926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8年起任中央大学教授并长期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曾兼任过中央大学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28年，与吴泽霖、吴景超等人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1929年，在他们积极推动与组织下，“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担任理事，并主编社刊《社会学刊》，为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社会学系被停办，孙本文先后改任南京大学地理系及哲学系教授，并参加九三学社，历任江苏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1979年2月21日逝世， 享年88岁。
由于教育背景的关系，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及其探索活动，曾受美国社会学的文化学派及心理学派的影响。回国后他曾出版《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一书，为介绍美国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奥格本及其他社会学家学说的创始之作。孙本文认为文化为社会成立之要素，它对人类行为有强制的作用。无文化即无社会。他并认为，社会变迁实即文化变迁，社会问题之发生乃由于文化失调所致。鉴于孙本文对文化要素如此重视，论者每每将他划归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一列，但他本人对此不以为然。在其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他在列举其重视文化因素的言论之后指出，“不可误会重视著者的文化学派。著者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46页。）实际上，他在强调文化因素的同时， 也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的社会学探索活动之中。我们接下介绍和讨论的他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他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及他对社会问题的探讨，都体现了他的上述观点。
孙本文一生勤于笔耕，著述甚丰。建国前他先后出版的社会学著作就达近二十部，它们是：《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平朴社，1927年出版；《社会问题》，世界书局，1927年出版；《社会学ABC》， 世界书局，1928年出版；《人口论ABC》，世界书局，1928年出版； 《社会学的领域》，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社会变迁》，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社会学大纲》（主编），世界书局，1931年出版，分上下册；《中国人口问题》（主编），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初版，1944年修订版，分上下册；《社会学词典》（主编），1937年付印；《中国社会问题》，青年书局，1939年出版；《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2—1943年出版，分1—4册；《社会行政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出版；《社会思想》，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出版；《社会调查方法与表格》（不详）等。
（二）孙本文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
孙本文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首先是从确立社会研究对象问题入手的。社会学研究什么？在他看来，无外乎对社会行为的研究。“社会行为，简单说，就是人与人的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就是二人以上的交互与共同行为。”（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页。）早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学ABC》一书中，孙本文就指出，“我们所见人类社会上种种方面的活动，无非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表现。”（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61页。 ）后来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他又作了展开。他说：“社会生活，是一个概括的名词，详细分析起来，社会生活是由种种社会行为复合而成的现象。社会行为，是社会生活现象的单位。社会生活现象，是社会行为的综合。就社会行为的继续不断与互相关联的全体言，谓之社会生活；就社会生活中个别活动的方面言，谓之社会行为。所以要彻底了解社会生活，必先了解社会行为。要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抽寻一个条理出来，就不得不从社会行为方面，加以一种详密的分析。”（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页。）
鉴于“社会行为”问题如此重要，孙本文认为，社会学史上各家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种种定义，除主张“社会行为”者外，“或失之抽象，或失之广泛，或失之含糊，或失之狭隘，似均不能认为适当的定义。”“比较的在目前可认为适当的定义，即是：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凡与社会行为有关的各种现象，社会行为的共同特点、以及社会行为间的互相关系、社会行为的规则及变迁等，都在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内。”（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6页。）
《社会学ABC》一书即是以“社会行为”概念为核心而展开的， 全书内容包括绪论；社会行为及其限制的要素；社会行为及其活动的要素；社会的性质和种类；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社会标准与社会控制；社会变迁和人口；社会变迁和文化；社会学和社会改进等共九章122页。 著者认为，《社会学ABC》“可以说是后来所出社会学原理的基础， 在概念与体系方面，大体表示相同的轮廓。”（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32页。）尽管孙本文作如是观，我们认为，孙氏后来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一书在概念的界定与体系的安排方面， 比《社会学ABC》要严密得多，正因如此， 《社会学原理》成为孙本文的代表作之一。
在《社会学原理》中，孙本文从对“社会行为”概念的比较明确的界定出发，进一步提出与社会行为相关的五种重要问题，即：社会行为的因素问题（社会因素问题）；社会行为的过程问题（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的组织问题（社会组织问题）；社会行为的控制问题（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的变迁问题（社会变迁问题）。（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84页。）他指出：“凡社会学上所研究的种种现象，大致不出于此五种问题范围之外。”而在此五种问题中，“前四种问题为静的研究，后一种问题为动的研究。”（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86页。）
根据与社会行为相关的五种重要问题，孙本文展开他对社会学理论体系具体内容的探讨，其结果如图1 所示：（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86—87页。）
《社会学原理》一书1935年1月初版时共五编二十六章，1940 年经教育部的“学术审议会”选为“部定大学用书”后，作者又对其加以修订。修订后的《社会学原理》，共二十八章，分上下册，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内容是图1体系的展开。
在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社会学原理》无疑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专著之一。它的出版及修订，受到社会学界的普遍欢迎。著者博采众家之长所创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亦成为当时最正统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但是， 孙本文并没有放弃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继续探讨。 他于1944年发表于《社会科学季刊》一卷二期上的《社会学体系发凡》一文，对《社会学原理》一书所提供的社会体系作了进一步深化，使之更加完善，以期实现其“欲使社会学成为严格的科学，必须使社会学的内容成为严格有系统的智识”（注：孙本文：《社会学体系发凡》，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4年1卷2期。）的初衷。
在该文中，孙本文对《社会学原理》中对社会行为的分类作了补充，于交互行为、共同行为（集体行为）、团体行为之外，加入了社区行为。并将前二者称为基本的社会行为，后二者称为复合的社会行为。具体如下：（一）基本的社会行为 1.交互行为①个人与个人间的交互行为；②个人与团体间的交互行为；③团体与团体间的交互行为；④个人与个人及团体间的交互行为；2.集体行为①个人与个人联合的集体行为；②团体与团体联合的集体行为。（二）复合的社会行为 1.团体行为①继续的团体行为；②非继续的团体行为；2.社区行为①分立的社区行为；②联带的社区行为。
对社会行为所作出的这样细致的分类，实际上是将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各种活动都包括于其中。根据社会行为所应研究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孙本文演绎出的社会学的整个体系的框架如图2 所示：（注：孙本文：《社会学体系发凡》，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4年1卷2期。）
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孙本文在《社会学体系发凡》一书中所提出的框架，最后并未形成一部完整的专著。
孙本文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自始至终体现着有关社会研究的综合观点。在他看来，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地境的、生物的、心理的及文化的因素等不同方面。对各种不同因素的作用，他并非是等同看待的，而是比较看重心理的及文化的因素。早在《社会学ABC》一书中，孙本文就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 “无非是人类心理作用和文化影响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人类社会行为的根本活动的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注：孙本文：《社会学ABC》，第24页。 ）在后来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的《例言》中，孙本文亦指出，“著者个人见地，受美国乌格朋、汤麦克两教授之影响为最大。故全书注重文化与态度之讨论。”（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例言”第2页。 ）他在该书《社会的心理因素》一章总结态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时指出，“社会态度对于社会生活，有极大影响。原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现象，是由人造成的；而整个的人，是可以态度代表的。社会上种种现象，可说都与态度发生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丝毫不能抹煞文化的巨大作用。“我们必须注意，态度不能单独产生社会现象的。态度必须在社会环境中表现而活动的。社会环境中不外人与文化。是可以态度表明的。故质言之，社会环境中不外文化与态度。文化是客观的，属于物的，态度是主观的，属于人的。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乃产生种种社会现象。文化固然常受态度的影响，而态度亦常受文化的影响，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分离。”（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19页。）
孙本文1945年1月在《社会学的观点》一文中， 进一步提出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社会结合的观点、社会有机的观点、社会演进的观点等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注：孙本文：《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建设》1卷3期，1945年1月。 ）
（三）孙本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
孙本文对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也相当热心。所谓社会问题，在他看来，即“为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之问题。”（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序》第1页。）社会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对此的探讨中，继续贯彻了他有关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观点。1927年他出版《社会问题》一书，认为，社会问题常起于社会态度的转变。而同时社会态度的转变，常用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前者为心理因素，后者为文化因素，两者交互影响，始产生社会问题。但问题发生的枢纽，即问题的近因，则置重于社会上人们的态度。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孙本文亦探讨了态度、文化因素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他指出：“从主观方面说，社会问题，起于社会上人们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而认为必须整顿的时候。换言之，社会问题起于社会态度变迁的时候。从客观方面说，社会问题，起于社会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变迁的时候。换言之，社会问题起于社会上文化失调的时候。”（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53—254页。）
1942年7月至1943年11年陆续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 共分为四册，是孙本文有关社会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全书除绪论外，论及家族、人口、农村、劳资等四大主要问题：于四大问题之下，又细为各种具体问题，总数在四十种以上。
（1）家族问题。包括家制问题、婚姻问题、离婚问题、 妇女教育问题、妇女职业问题、儿童教养问题、儿童救济问题，以及非常时期家庭调整问题。（2）人口问题，包括教育问题、保健问题、民食问题、 海外移民问题（以上数量问题）、国内移民问题、开垦边荒问题（以上分布问题）、国内移民问题、知识问题、品行问题（以上品质问题）以及非常时期人口调剂问题。（3）农村问题，包括改进农产问题， 扩充农场问题、流通金融问题、发展交通问题（以上农村经济问题）、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农业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以上农村教育问题）、农村自治组织问题、自卫组织问题、教育组织问题、经济组织问题（以上农村组织问题），农村卫生问题以及非常时期农村复兴问题。（4 ）劳资问题，包括工资问题、工时问题、女工问题、童工问题、失业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劳资争议问题、劳工福利问题、以及非常时期劳资协调问题。（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4册，第202页。）
社会问题既已产生，使人类的“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那么，就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方法与途径，使之得以解决。在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方法、途径时，孙本文亦贯彻了综合的原则。
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孙本文提出了以下八个方面：应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中心；应以国家中心思想为准绳；应不背国家的既定社会政策；应顾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应顾及问题的地方性与时代性；应顾及问题的起因与影响；应治标治本双方兼顾；应知社会问题的解决实无一劳永逸的办法。
至于解决社会问题应采何种方法，在孙本文看来，必先知道社会问题的症结何在。社会问题的症结，概括言之，如上所述，不外两方面，即客观的环境方面与主观的心理方面。症结在环境方面的社会问题，其主要的解决方法，在于改变环境的状况以适应问题的需要。即革新社会机构，调整环境状况，提高文化水准。症结在人事或心理方面的社会问题，其主要的解决方法，在于改变问题当事人的心理态度以适应环境的需要。象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劳资问题等，解决此类问题，其方法有二，一为养成问题当事人应有的基本态度，互相谅解，互相尊重，互相退让，互相合作；二为训练问题当事人应有的智能与习惯，包括增进职业技能，增进普通知识，改进日常习惯与人生态度等。
而就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而言，孙本文指出不外乎法律、政治、教育、经济与社会运动等五个方面。
（四）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成果体现于他自著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该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下两册，计六编三十章，另加附录。主要内容是：第一编绪论，包括社会心理学的目的、对象、范围、问题、源流与派别等五章；第二编行为的基础与型式，包括行为的生理基础、行为的环境基础、行为的基本形式、行为的觉知——意识、行为的一般性质——人性等五章；第三、四编讨论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其中第三编讨论心理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包括态度、意见与成见、舆论、谣言、群众行为及其他心理的社会情境等六章；第四编讨论文化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包括风俗与时尚、道德与法律、宗教、人格的形成——社会环境影响的具体化，社会环境制约个人的法则即暗示、宣传与教育等共七章；第五编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包括伟人与领导人物、领导人物的特质、社会领导的法则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一般人对于社会的影响、个人对于社会环境调适的法则等五章；第六编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包括社会心理学应用的目标与标准、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各方面的应用等两章。
在该书《自序》中，孙本文谈到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序”第1页。）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怎样和社会学、心理学相区别， 孙本文早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就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他说：“或谓行为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社会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学如研究社会行为，便与社会心理混淆了。其实不然，人类社会现象，只是社会行为的现象。社会就是表现社会行为的一群人。社会的存在，不在此一群人的本身，而在于此一群人所表现的社会行为。故没有社会行为，就没有社会。固然，行为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但心理学所研究的是个人的行为，而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的行为。其范围及出发点不相同，至于社会心理学是介乎二者之间，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其出发点为个人，其所注重者为个人对于社会，及社会对于个人的关系及影响。社会学之出发点为社会，其所注重者为社会中个人与个人间及团体与团体间的交互与共同的行为及其关系。”（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6页。）
从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比较明确的界定出发，《社会心理学》依循以下五个基本原则展开其内容：1、 个人为满足需要调适环境始表现种种活动。惟其如此，所以人当活动之时，必竭尽其智慧才能毅力德性，以期圆满达成其目的。2、个人的需要愿望与一般行为趋向， 都是在特殊社会中养成，而且在特殊社会中表现。3、 个人在社会中行为的表现，是受个人需要愿望的推动与人格特质的限期，并为当时社会情境所制约。4、社会情境是从心理与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为， 无论个人人格的形成与行为特质临时的表现，不外受社会中心理或文化方面的影响。5、个人行为，尤其是伟人的行为， 大可影响于当时的社会情境，并领导社会永久的变迁与进步。（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序”第1—2页。）
以上各点，实亦可被看作为本书的理论基础。从该书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看，孙本文对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的研究，特别注重心理因素（心理的社会情境）及文化因素（文化的社会情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这和他前述有关社会学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活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社会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以上介绍和讨论的他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及社会心理学研究等，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他从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原则出发，在对社会行为的探究中，注重心理特别是文化因素的作用，并将这一思想贯穿于普通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研究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早期社会科学中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的地位。当然，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及其探索活动，其缺陷也是毋庸置疑的。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自然比较明显、突出，即使就其本身来看，也存在不少矛盾与混乱之处。这些我们将在下一节的讨论中，作比较详细的说明。
三、综合学派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
综合学派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在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居正统地位，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与探索甚至影响至今。我们之所以作如是观，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一）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正宗”。
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赵承信1948年1月22 日曾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该文认为中国早期社会学有两大主流，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文化学派是正宗、主流，因而在社会学界占优势；而辩证唯物论派尽管对青年影响很大，但是并非正宗。（注：赵承信：《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益世报》（天津），1948年1月22日。）辩证唯物论派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 我们将列专章讨论。而赵文所言的文化学派，作为正宗与主流且与辩证唯物论派相对应，其构成似比我们在前面的《概况》一章中所概括的“从社会文化因素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一派的范围要大得多。当时中国孔德一系的各派“布尔乔亚社会学”实际上大都可以涵盖于文化学派中，而尤以综合学派为最正宗。我们作如是观，一乃由于综合学派有关社会学的基本观点、理论构架等直接师承于孔德一系西方社会学家，只不过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重新加以概括。这和本书其他章节作重点介绍与讨论的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其他一些学派，如社区学派、乡村建设学派等有所区别。社区学派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个派别，就其理论与方法而言，它更偏重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乡村建设学派虽大体上可归入孔德系社会学一列，但它受其影响毕竟有限，也比较间接，它所更注重的，是实际的社会改良，乡村实验。二乃由于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大多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中的骨干人物，学术权威。他们的社会探索活动成果，是正宗的社会学教科书或参考文献，如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确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他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及《社会心理学》等，也被采为大学丛书出版。正因如此，综合学派在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影响巨大。三乃由于如前所述，当时的不少社会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虽有所侧重与偏好，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但亦并不完全排斥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似亦可被划归综合学派一列。
（二）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
综合学派不少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界定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孙本文并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且以社会行为为核心构建了比较严密的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以社会行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观点不仅在当时就很有影响，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一些社会学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作出了自己的论证。杨心恒、宗力在所著《社会学概论》（1986年出版）一书中就指出：“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因为社会学是综合地研究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而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是由人们的社会性行为造成的。”因此，“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人们各种社会行为规律的理论。”庞树奇所著的《社会学概论》（1986年出版）也论证说：“社会学应该着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和固定化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要研究个人一定的行为怎样形成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怎样形成一定的制度。”（注：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第3页。）综合学派在普通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社会问题研究等社会学各主要方面均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构建了比较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些为1979年迅速恢复与重建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综合学派在其社会学探索过程中所提出的不少见解，除上面提到的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见解之外，其他如关于社会的整体性观点，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观点、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的观点、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作用的观点等等，直到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该派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方法与途径等，对于今天做好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仍不无借鉴意义。
（三）综合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的实践与贡献。
社会学是一门从西方传入的学科。“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是从社会学传入之始就业已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当时还未比较明确地提出而已。从二十年代末开始，特别是三、四十年代，这些问题已变得比较突出，成为各派社会学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综合学派对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他们有关社会学的基本观点、理论与体系架构，师承西方各派社会学，博采众长，经融汇贯通后自成一体。于观点与理论体系之外，引证事实部分，一般尽可能采用本国资料。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一书，其中“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书。”（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例言”第2页。 ）孙氏的《社会心理学》一书所提出的该书有几点“为他书所无，而对于我国社会心理学不无贡献可言”，其中一点即“此书尽量引用本国材料，确已做到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地步。”（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 131页。）孙氏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更是一部运用社会学理论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著作。
鉴于当时因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社会学中国化”事业进展不快的状况，孙本文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分别提出了理论社会学中国化与应用社会学中国化今后应当努力的几个方面，非常详细、具体。就理论社会学的中国化而言，今后应努力从事的工作有三：一为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包括社会学说、社会理想、社会制度、社会运动、一般社会学说、社会理想、社会制度、社会运动、一般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史料，编著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运动史、及其他各类社会史料书藉；二为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应从多方面对现实社会作详细精确的调查与研究，以彻底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今后应就各地重要区域，从事有计划的都市与农村调查，编成各种调查研究报告；三为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鉴于社会学不少领域“尚无国人自著适当的参考用书”的状况，“编著基本用书，实为急要之图。”孙本文希望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而创建出一种完全的中国社会学体系来。
就应用社会学的中国化而言，孙本文亦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一为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今后全国社会学者，宜各就所长，对各种范围较小的问题，分别作详尽的研究，以期彻底了解本国社会问题的特质及其可能解决的途径；二为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今后宜有一部分学者在此方面努力，藉以研究我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实际状况及其可能发展的途径；三为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今后全国社会学者应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定各种改革方案。通过以上工作，孙本文希望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而创建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来。（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83—286页。）
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上不仅作出了自己的探索，而且提出了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我们接着将作分析），但就具体工作而言，还是可取的。由于建国后社会学长期中断，直到今天，上述工作亦是我们应当努力完成的。
综合学派的缺陷，在我们看来，也是客观存在和极为明显的，这里指出几点。
第一，综合学派对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采取了完全拒斥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理论探索活动在指导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在《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总结”一章的开头部分，孙本文以澄清时人对社会学的“两种误解”为名，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唯物史观截然割裂开来。在他看来，“社会学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主张，二者各有领域，不容相混。”社会学与唯物史观也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唯物史观是“一种主观的见解”；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现象。科学家的任务是在用科学的方法与工具分析客观的现象。”“科学家是用肉眼去分析客观现象的真相，而不是用有色眼镜去观察事物的。故科学家的态度是客观的，随事物的实在为转移，而不是以事物来凑合主观的见解的。”“要之，观点是观点，科学是科学，二者不容混为一谈。……我们反对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学，使社会学误为一种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册，第235页。）把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视为“一种主张”、 “一种主观见解”，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显然是错误的，孙本文的上述看法，实际上是在拒斥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社会学的指导与改造，而保持社会学研究的所谓“客观性”或“价值中立”。除孙本文之外，综合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大抵如此。如简贯三的《理论社会学》一书，《例言》中就曾明确指出，该书是从综合性观点编著而成的。而“从综合理论之中，特别注意经济一层。但并不主张机械的经济决定主义。”（注：简贯三：《理论社会学》，中华书局1944年版，“例言”，第2页。）简氏所排斥的所谓“机械的经济决定主义”， 很明显是针对唯物史观而言。综合学派的上述观点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维持了其在中国社会学界，作为孔德一系社会学的主要代表的“正宗”地位，但从长远来看，该派的影响力也因之而大为削弱。
第二，综合学派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探索，理论基础比较薄弱，思想观点亦存在种种片面、肤浅与矛盾之处。综合学派的社会学体系是融化西方社会学各家观点而形成的。它把社会学视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它提出了地境、生物、心理、文化等四个方面，并特别强调了后二者的作用，而惟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等关键因素对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这样就使得它对社会行为现象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也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该派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拒斥唯物史观，综合学派的社会心理学还片面夸大了伟人对社会文化变迁的个人作用。（注：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319页。）该派在解释社会问题的起源时， 尤其强调社会态度的作用，把社会问题视为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在他们看来，“无论社会状况如何坏，社会制度如何不适用，假使社会上人们对他不觉得不满意，那便不会有问题。”（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19页。）这样就否定了社会问题的客观性质。他们更不会从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高度去认识社会问题的成因。该派有关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方法与途径的见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也是治标不治本的。综合学派在解释社会变迁时，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把社会的变迁视为文化的变迁。但由于该派对社会与文化概念的理解混淆不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因此，在综合学派里，“社会的成因，社会的变化，也就是文化的成因，文化的变化。”“社会就是文化，社会的变迁也就是文化的变迁。换句话说，社会的变迁来源于社会的变迁。”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自相矛盾之中。（注：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第127—128页。）
综合学派的理论缺陷远不止上述那些，这里就不一一评述了。
第三，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忽视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他们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认识是肤浅的，所作的努力也是初步的。和本书其他章节介绍和讨论的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同，和陶孟和、李景汉等注重社会实地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大多以高等院校为其活动中心，很少深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作实地的调查研究。孙本文虽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校讲授过社会调查课程，并印有讲义，也领导和组织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注：陈定闳：《孙本文传略》，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但毕竟是很少的。孙本文虽然著作等身，但终究没有一本实地研究专著。由于忽视实地调查研究，就使得综合学派的理论创新活动受到很大的制约。综合学派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认识与努力方面，概言之，即是以欧美社会学家的理论为框架，再填充以搜集而来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资料，创建“中国化”的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体系。孙本文就曾指出，“我们希望能充分搜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材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审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85页。 ）这种认识和努力的方向是肤浅的、初步的，其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总之，尽管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正宗”，而且他们的理论探索活动功不可没，至今仍有影响，然而终究由于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尤其是在指导思想上所存在的根本缺陷，使得该派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大为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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