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范畴与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畴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2-0002-05
正像制造是工业社会的核心范畴一样，创新是知识社会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哲学的当 代性研究，不能不关注创新问题。然而，我国学界目前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 创新范畴的淡漠、误解与滥用，往往把创新范畴简单地理解为知识的“创造”和“发现 ”，因而消解了创新概念作为当代社会基本范畴的深刻涵义；第二，马克思哲学是对工 业社会的反思与超越，但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人类的基本生产方式 从生产制造转向知识创新，这就意味着，若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通过创新 范畴研究“新经济”和学习型社会的知识型生产方式的特点、组织和新机制，以创新范 畴为蓝本重建人的存在、主体通性、交往方式、社会结构、发展动力等概念或理论，从 而实现马克思哲学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跃迁。
一、从创新范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现实依据
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概念来源于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意大利经济学家杜西(G.Dusi)和 技术经济学家佩雷兹(C.Perez)类比“科学范式”概念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概念， 指一种以技术和经济组成的共同体的解题方案。①1988年，弗里曼(C.Freeman)等人进 一步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概念。一般而论，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范畴，是指国家创 新体系，其中以OECD(经合组织)的定义最为经典：“创新需要使不同行为者(包括企业 、实验室、科学机构与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流，并且在科学研究、工程实施、产品开发 、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之间进行反馈。……创新体系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 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 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②
从创新范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现实基础发生了重大变革。
第一，就生产方式而言，“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已经变为 新的生产要素——核心能力、客户和知识。”③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最 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已不再是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而是信息和产生财富的传播手段 的分配(或再分配)。”④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穷国和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 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穷国和穷人获得的资本较少，而且也在于他们获得的知识较少。” ⑤马克思哲学的生产方式概念是否有必要转换为知识共同体的知识共享机制?
第二，就社会结构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设计了一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双层结 构。但在创新范畴看来，各种社会现象或社会建制之间的关系呈现互动的网络模式。我 们的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反映论模型是否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 否兼容网络-互动论的思维方式?
第三，就社会发展动力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产力决定论。但由于国家创新 体系“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论的单一 决定论是否仍然有效?是否有必要发展为合力论?但合力论是否会落入帕森斯的结构-功 能主义的陷阱从而丧失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功能?
二、从创新范畴看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几个问题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色。对此，恩格斯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论断：“甚至随着自 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⑥
1.生产方式范畴应关注社会“知识分配力”与“知识共享机制”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是一个发展过程。沿着卢卡奇的总体论、分析学派的功能主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路，我们可以思考生产方式范畴从工业社 会的物质决定论转向知识社会的共享机制。
在以创新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力概念应由要素形态转化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社会功能 ，“这种分析最终导致测度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分配力’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经济 增长和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⑦因此，生产力概念需要重新阐释。我们以为，生 产力是人的主体性——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就意味着，生产力不仅局限于人的 生产能力，而且还包括人的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概言之，生产力的实质是人类追求彻 底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社会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生产力范畴的当代形式必须关注社 会对个人的“知识分配力”。
同时，生产关系由物质产权转换为知识产权后，生产关系的当代形式必须关注知识共 享机制。这是因为，“知识是一种‘非竞争商品’，如同罗默所强调的那样，就像许多 公共品一样，它们能够被许多人所共享，同时并不减少其中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数量 。”⑧而且，知识作为公共物品只有在共享中才能增殖。“知识已经成为需要管理的资 产与以往的主要资源(土地、劳动力、金融资本)不同，通过共享它会成倍增长。”⑨在 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利用知识的公有品格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数字差距”而追求利润 的最大化，违背了知识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就是说，重建生产方式的当代形式必须关注社会对个人的“知识分配力”与“知识 共享机制”的网络结构。在以创新范畴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对个人的“知识分配力” 决定“知识共享机制”的建立、调整、发展与重建，而一个社会的“知识共享机制”又 制约着社会对个人的“知识分配力”。生产方式的当代形式是知识分配力与知识共享机 制的统一。
2.社会结构理论必须关注“科学-政治-经济的共同体”
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而言，经典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形态论的分析方法。
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对早期工业社会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但是，在现代科技 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集群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第一，早期工业社会被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和学习型社会时代，集群成为重要的社会现实。所谓“集群是一特定领域的相互联系的 公司和机构的地理集中。集群包含一系列关联产业和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其他机构。例 如，它们包括元部件、机器和服务等专门投入的供应商及专用基础设施的提供者。集群 往往延伸到下游的各渠道和顾客，以及横向的配件制造商，与技能、技术和共性投入相 关产业的公司。最后，许多集群也包括政府机构及其他机构，如大学、标准制定机关、 思想库、在职培训提供者、商会等，它们提供专门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 ”⑩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式必须思考形态分析与集群分析的整合问题。
第二，早期工业社会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社会”，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 社会结构中，科学、政治和经济将以共同体形式出现。“所谓的SPE(科学-政治-经济) 共同体已经建立，它由运作交流和相互作用结构组成，政府和私人公司的重要代表被整 合为科学共同体大会中的对话者(通常是发挥着与那一领域中的科学家平行的功能)。” (11)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哲学关注经济-政治-科学的共同体有助于我们抵御技术决定 论、新自由主义和政治绝对主义以及文化霸权等错误思潮。
第三，经典唯物史观的形态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这种概括比较符合 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学习型社会时代，社会决策不再是 政治集团的专利，而是政治集团、产业组织、研究组织、消费群体等各方面的分享机制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现在的决策已经不再是完全由传统的政治阶层所 掌握；而是由法人组织的主管、高阶层行政官员和重要的学术、劳工、政治、宗教界的 领袖所共同组成的综合阶层。”(12)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思考政 治的阶级性与决策的多样性之间的整合问题。
但是，集群分析与形态分析并不是对立的，二者是可以兼容的：
第一，我们知道，形态论的分析方法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集群论的分析方法 使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只不过是经济 基础-上层建筑范畴的具体体现。因此，集群论的建构方式并没有改变经济基础-上层建 筑范畴的基本精神。
第二，形态论的分析方法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能够比较好地贯彻唯物主义 原则，集群论的建构方式使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也并不悖于唯物主义 原则。这是因为，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中，依然存在知识的来源、性质 、检验等认识论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正确解决知识与生产的关系问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观点，马克思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形态分析的目的是通过 批判的辩证方法来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当我们使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 构等范畴进行集群分析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坚持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人本主义。问 题在于建构知识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少数知识垄断者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是“代表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必须关注决定论与合力论的整合
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至少有两个思路：决定论与合力论。
经典马克思哲学选择了生产力决定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 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 3)
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动力呈现合力趋向：
第一，现代科技活动呈现合力特征。“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生产、分配和应用各种知识 的行为者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结果。国家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行为者在 知识和技术的合作系统中的相互作用。这些行为者主要是私人厂商、大学和公共研究机 构及其其中的技术人员。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共同研究、人员交换、 共同申请专利设备采购和其他非正式的渠道。系统或相互作用的结构至关重要。”(14)
第二，现代经济活动呈现合力特征。“对国家创新体系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企业层次 的创新研究考察企业与创新相联系的知识源，还包括产业部门和国家结构的不同层次的 划分。簇群分析侧重特殊类型的厂商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按照技术和在知 知识网络中的特征进行划分。知识流的类型在不同的簇群之间非常不同，在国家范围内 的不同产业簇群之间的知识流类型也非常不同。创新体系也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分 析：地区级的分析、国家级的分析和国际级的分析。国家级的创新体系及其分析非常重 要，这是因为国家级的创新体系在为提高创新的良好环境和促进知识的国际流动方面的 相互作用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5)
第三，现代社会交往活动也呈现合力特征。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后工业社会，“正 像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在客体化的思维领域中，而且也可以在道德实践的领域中发生那样 ，行动的合理化不仅表现在生产力中，而且借助于社会运动的动力，表现在社会一体化 的形式中。合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目的合理的行动的扩大上，即工艺、战略、组织和技 能中，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动的调解中，体现在冲突调节的机制中，世界观和同一性的 形态中。”(16)
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野内，决定论和合力论是统一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 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 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这样，经济决定机制就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 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 历史事变，这个结果由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 的产物。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新经济”不是单纯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而是知识权力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即形成一种以知识产权为依据的新型生产关 系和阶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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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G.Dusi,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 ，PP.38-66.
②OECD(经合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③萨尔坦·科马里：《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3页 。
④托夫勒：《力量的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404-405页。
⑤《知识与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8/199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绪论，第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
⑦OECD(经合组织)：National Innovation of Systems，1997，P.11.
⑧达尔·尼夫：《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⑨戴布拉·艾米顿：《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⑩维娜·艾莉：《知识的进化》，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1)享利·埃兹科维茨、劳埃特·雷德斯多夫：《大学与知识经济》，江西教育出版 社，1999年，第164页。
(12)[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 社，1996年，第6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14)OECD(经合组织)：national innovation of systems，1997，P.9.
(15)OECD(经合组织)：national innovation of systems，1997，P.8.
(16)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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