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属理论社会学的范畴。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理论社会学最有中国特色的分支学科之一。
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学科20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无论是理论社会学还是应用社会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学家们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已充分地意识到，（1 ）社会学学科若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其应用研究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2 ）社会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如不能与中国自身的传统相结合，以形成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则不能对中国的应用社会学研究发挥指导作用；（3 ）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中寻求，而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国度。因此，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就不能忽视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想之精华。近年来老一辈社会学家如费孝通先生、袁方先生等，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思想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国家社科基金之所以把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九五”期间“重大项目”，笔者认为其主要意义即在于此。或者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注：海外称“社会学本土化”。），就不能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如果我们要解读现代中国社会，就不能忽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淀积；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就不能不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何？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其发展趋向如何？时至今日，还没有人进行过较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本文就笔者在多年来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中对上述问题的了解和思考作以归纳，以与时贤共同探讨。
一、对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之历史发展的评价，可以1949年划线，分为前后两阶段。解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如孙本文、黄文山、施存统、徐逸樵、王守礼等，都出版过社会思想史著作，但均为外国社会思想史，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据笔者所见，仅有三种：《中国社会思想史》（程伯群，1937），此书不足十万字，过于简单。30年代前后出现过两书，一名《中国社会思想史》（郭真，1929）；一名《中国社会思想概观》（郭真，1930），此两书不但内容大同小异，而且字数也基本相同，都只有四五万字。这些书籍现在已很难觅得了，笔者几经周折，才见到以上三书，但由于其参考价值不大，颇有失望之感。另外，据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资料可知，潘光旦先生曾开设过“儒家社会思想研究”之课程，按潘光旦先生的学识作推断，他的讲授当是有深度的。但时至今日，尚未见有人将该讲义整理出版。其讲稿是否尚存于世，亦不得知了。《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李安宅，1935）一书，约四万字，可谓之笔者所见之解放前旧著中质量最高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
由此可见，解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努力。换言之，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所走的是一条逐渐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如《社会原理》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思想，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者必须研究之材料”（孙本文，1935），40年代中期，孙本文发表了一篇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的论文，又于1948年（孙本文，1948）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均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这个建议可以代表当时的社会学界对“今后应从事的工作”（孙本文语）的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为“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第二为“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建立”。在第一个方面，孙本文先生提出三项工作，他说：“今后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其重要工作有三：一、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二、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三、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其所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即“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一项中，又开列出五项具体工作目标，孙本文说，其中的第一、二项具体工作为：
“（一）、关于社会学说者。凡古人对于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的各种思想，均应加以搜集与整理，依历代顺序，编成有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
（二）、关于社会理想者。古今贤哲发表有关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理想与计划，亦应加以搜集与整理，编成一部中国社会理想史”。
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规划中，孙本文是把中国社会理想史与中国社会理想史作为“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中最首要的任务提出来的。由此可知，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放到了何等重要的地位。也由此可知，直到解放前夕的1948年，社会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尚无较有分量的成果问世。
另外，龙冠海先生在出版《社会思想史》（龙冠海，1967）一书时，曾在“初版序”中简要地总结了中国大陆解放以前，社会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研究状况，可作为我们估价这一问题的佐证。龙冠海先生说：
“记得大概自抗战初期起，我国教育部开始厘定大专各院系统一化必修课程，在社会学系必修科目内，曾列有‘中国社会思想史’与‘西洋社会思想史’二科，……但逾时不久，大概因为有些学校不易找到人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当教育部修订大专课时，该科目便被取消，而将原订二科并为一科，统称为‘社会思想史’，一直沿用到现在，规定为一年课程，计六至八学分。考诸外国，如美国，各大学社会学系差不多都将‘社会思想史’列为一门必修课程，故实际上它是社会学中一门最基本科目，凡是研究社会学的人都必须读的。……但回顾我国，不仅中国社会思想史之作尚无一本完全者（据本人所知，过去大陆曾有人出版过两种很简略的，今在台湾已不易找到了）。就是‘西洋社会思想史’，除了两三本翻译者外（今也已不易找到），本国人写的也还没有一本比较详细的。”
总之，本世纪前半叶，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所在，但尚无能力进行深入研究，甚至连能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的教师都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当时的教育部将中外社会思想史合而为一，乃是不得已之举，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当时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之重要性的认识有所下降的结论。
二、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状况
1949年建立新中国不久，于1952年12月，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此次调整，全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中，只剩下两所大学的社会学系仍得幸存，到1953年进一步调整高等院校时，连这两家社会学系也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社会学被取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更无法提上日程。直至1979年中国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学科之后，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才重新开始起步。但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及侨居海外的中国社会学家的社会学研究，包括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则不存在这个中断的问题。因此，本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当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二是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
第一、大陆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1979年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学科后，1980—1982年，中国高校建立起了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批社会学系，包括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中设专人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者，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与上海大学（注：今之上海大学，当时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为最早。时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袁方苦于本系一时无合适之教师从事此项教学研究工作，请早年曾从师于孙本文教授学习社会学、时为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的陈定闳先生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学者都在一个并不厚实的基础上起步，加之此项研究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奏见显效，经数年努力，于1989年出版了拙著《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王处辉， 1989）， 陈定闳出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陈定闳，1990）。陈定闳先生的著作之内容，包括从先秦至清末，可谓之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拙著上册虽比陈定闳早出一年，但只论述到隋唐五代而止，下册至今才总算定稿。读陈定闳的著作，知其以八旬高龄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领域勤奋耕耘，颇下了一番功夫，堪称是一部有水平的著作。但综合考察，其对浩如烟海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料的直接发掘尚显不足，一些结论也有待商榷。如该书中说“中国社会思想史比较完整的有体系的社会理想较之西方……相对的贫乏”（陈定闳，1990：11），并把这点作为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来论述，这是颇值得商榷的。但陈先生已不幸作古，商榷或修订都是不可能的了。
另外，拙著与陈先生所著之中国社会思想史，都是以作为高校教材为首要目的，都较充分地体现了系统、全面的特点，拙著还属国家教委“七五”部编教材之一。此两书都很便于大学生和初涉这个领域的学者阅读。此外，最近又有人出版了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吴根友，1997），但总计20多万字，以之总结中国五千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社会思想，显得过于简略了。
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专著，解放前有前述李安宅先生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学恢复后，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一书（王处辉，1996）。该书是笔者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十几年的体会之集合，分十个专题考察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及特点。时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袁方教授为拙著所作序言中，再一次强调了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意义，并对笔者多方鼓励和鞭策。拙著作为一家之言，对于中国开展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或有抛砖引玉之作用。此外，按笔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王处辉，1989），《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陈正炎，1986）当属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范围，可谓之研究中国历代理想社会模式的一本专著。至于再早一些时候有人所著如《王船山社会思想》的小册子之类，虽以社会思想命名，但就内容而论，已不属中国社会思想方面的著作。
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项目主要有三项，一项是由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先生承担的“九五”重大项目“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课题。该课题组的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正在实施中。一项是由笔者承担的国家教育部“九五”重点高校教材《中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的研究与编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承担的教育部的“二十一世纪课程体系研究”系列中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体系的研究等。以上各项研究工作都在积极地进行之中。
第二、港台地区及海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港台及海外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支。其一为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其二为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性研究，兹分别论述如下：
其一，从事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张承汉、曾松友、杨懋春、杨孝潆等。
按出版时间顺序，以《社会思想史》（曾松友，1976）为最早。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述西方社会思想，“下编”则论述中国社会思想，其下编共约15万字，分为十章。分别论述中国早期社会思想、中国古代礼教社会思想、孔子与儒家社会思想、老子社会思想、庄子社会思想、墨子社会思想、王充社会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社会思想等。不难看出，其论述重在先秦诸子，而从两汉到民国，只论述了王充、孙中山。因此跳跃性很大，也很不系统。
《中国社会思想史》（杨孝潆，1982）明显地比曾松友的著作增强了系统性，全书共分十四章，分别论中国早期社会思想、周公与西周、孔子与儒家、老子与道家、墨子与墨家、韩非与法家、其他诸子百家、两汉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想。其特点是先秦部分按学派分章，两汉以后则按朝代分章，前详而后略，而且全书也只有12万字左右，分量尤显不足。
《中国社会思想史》（杨懋春，1986），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张承汉，1986）于同一年出版。杨懋春的著作具有几个特点，其一是尊孔，以儒家社会思想作为正宗；其二是论述较前人更为系统详尽；其三是包括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想及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其四是全书达50万字，其规模已属空前。
龙冠海先生早有志于写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但终生未能如愿。张承汉先生继承其遗志，完成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港台及海外学者完成的最为规范的，也是水平最好的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其上册共分五编，第一编为绪论，论述中国社会思想的性质等问题；第二编为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殷周及春秋战国儒、道、墨、法、杨朱的社会思想；第三编为两汉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这个时期十二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第四编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了这个时期的五位思想家及佛教的社会思想；第五编为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了这一时期六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上册约25万字。其下册于上册出版八年之后，到1994年正式出版，约26万字，包括四编，即第六编为宋元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这个时期的李觏、王安石等六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第七编为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这个时期十一人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第八编为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想，此编着力最多，分量相当于六、七两编的总和，论述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炳麟、蔡元培、胡适等八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其中论孙中山和梁启超尤为详尽。可以说，这一编是作者研究最深之处，也是全书最有特色之处。最后一编即第九编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回顾与前瞻。如前所述，该书确是港台及海外学者完成的最为规范、系统的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但作为学术著作，在最后一编中作者时时不忘批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则委实过于偏颇，不足为取了。
其二，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当以余英时、文崇一、李亦园、叶启政、金耀基、张德胜等为代表。其基本特点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1987）一书，即是沿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路，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成功之作。他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1995）中收集的论文以及《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1987）等著作中的论文，大都可视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文崇一先生对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都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拓宽了领域；叶启政对中国传统思想与知识分子的研究，可与余英时等人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相呼应。《中国社会与文化》（金耀基，1993）、《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金耀基，1978）以及《从传统到现代》（金耀基，1979）、《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金耀基，1977）等著作中，大都包涵着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发掘与分析。《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张德胜，1989），当属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一部有特色的专著，该书认为，“儒家伦理千条万条，但归根结底，不外乎从一个追求秩序情结衍生出来”，即认为儒家社会思想的核心是追求社会稳定，为保持社会稳定而特别强调社会秩序。就连法家、道家、墨家，乃至中国的佛家也无不重视社会秩序。总之，作者认为，因追求社会稳定而尤重秩序，是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特点所在。其论点颇有新意，堪称一家之言。另外，张德胜先生所进行的儒商研究，他与笔者等合作所开展的“清初三大思想家私利观的社会网络研究”等，都带有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推向深入的倾向。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亟需思考的理论性问题
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由西方率先创立的，但人类对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的思考与构想——即“社会思想”则由来已久，绝不是从有了社会学之后才开始的。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当然有必要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作深入研究。我们要共同推进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亟需思考和解决的理论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如何摆脱中国社会学的依附地位问题。不少受过系统的西方社会学训练的中国的或华裔社会学家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即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费孝通对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提出批评说，中国社会学“辨论里所应用的论据，多引用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西洋社会学里的各种派别，各从他们所授的生徒，分别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所不尽同于西洋社会学的是在它们与实际社会的关系上：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时，却剩了一套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空洞理论”（费孝通，1947）。旧中国的社会学虽在“中国化”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总体来说，对西方社会学的依附性却是很强的。
那么，于费先生发表上述意见半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中国社会学的情况又如何呢？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说，直到现在，社会学界仍处于“大部分社会学知识（包括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源自西方学者并由西方社会事实所证实。人们无法断定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知识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相关或可用”（李沛良，1993：66）的状况之中。总之，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具体的“实际社会”和“社会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从某一实际社会归纳出的“通则”未必适用于另一个实际社会。所以，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社会事实，则常有扦格不通之处（王处辉，1998）。如果只满足于用中国的社会事实解释西方某些社会学理论及命题，或论证西方某些社会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将永远处于“依附”地位。社会学摆脱依附地位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对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当是现今中国诸多社会事实和特点的思想文化基础。
其二，如何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问题。各个社会的不同特点主要源于各自的文化个性。早在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就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李沛良则于最近提出中国社会学应加强“适切研究”的观点，并认为，适切研究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依据对当地社会生活的深入调查和紧密观察，发掘具有文化特质的概念与命题”（李沛良，1993：66）。但社会文化的特质或性格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考察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化特质，就必须检视其由来。
中国的人文传统深厚，对社会人事的思考由来已久，且在世界思想文化中独树一帜。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各派社会思想在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对中国人的社会理念及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已渗透、沉淀到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之中。只有对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物质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较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社会事实，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因此，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其三，如何看待“早熟”的中国社会思想之现代意义问题。笔者在所著《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思想是早熟的，并认为中国思想一向偏于社会人文方面，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较为稳健、成熟的社会思想了。再经一千多年的发展与融和，到宋代理学家社会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社会思想的成熟体系已经完成，从此以后基本格局已定，因袭多而创新少。明清时代，是程朱理学家的社会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理学开始被封建统治阶级神学化了。清代考据学兴，社会思想的创新性更是日渐低落。在时代以前，中国社会思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同时代的世界各国相比具有显著的早熟性。明代中期以后直到近代，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世界了，中国的社会思想也变得贫乏而僵化了。相比之下，西方思想从古希腊起即偏重对自然的探索，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盛行，人文思想更是掩抑而不彰。恰与中国社会思想由早熟而走向僵化和贫乏同一时代，西方的世俗精神开始复活，以文艺复兴为契机开启了人文主义运动的新时代，其社会思想也由此而日渐活跃，各种新的社会思想大量涌现。而且其发展趋势是充满活力，愈后愈胜。相对于西方社会思想正处于上升繁荣阶段而言，中国社会思想则显示为早熟后的停滞状态。只是到了近一个世纪，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社会思想才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但已比西方迟到了数百年。这一研究结论被诸多社会思想史研究者所赞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为何会早熟？而新的活跃期又为何会迟滞呢？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当今这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里，中国的社会思想是否有可能再领风骚，为人类的“共存”与“共荣”产生现代意义呢？费孝通先生在近年的著作中对此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说，当今世界“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并希望“新孔子”能“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同时还指出：“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的相处讲了三千年了，却忽视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费孝通，1998：6）。 费孝通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中国社会思想具有早熟性，并认为在人类的“共荣”与“心态”问题已成为时代课题的当今社会中，对中国早熟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应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其四，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在“文化自觉”中的地位问题。几年前，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界提出了“文化自觉”的任务。其“文化自觉”的提出是从其对下列一连串的问题开始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就是“文化自觉”（费孝通，1998：394）。 在论述文化自觉的方法时他又指出：“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费孝通，1998：398）。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在文化自觉之中占有重要地位。
江泽民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就是说，它是在中华民族当今的生存空间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它必然是反映中国的国情民情的、有民族色彩的新文化。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才能根深叶茂，充满生机与活力，并真正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民族的特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人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特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新文化，而其民族特性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淀积，如不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无从谈起。同样，如果离开了这些优良的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文化自觉”也就失去了基础。
优秀的传统社会思想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中，应大力地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能注重继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者太少了。这种情况是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也是离“文化自觉”相去甚远的。
需要说明，这里强调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和文化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文化自觉中的应有地位，是与近代以来的“复古派”、“东方文化派”以及当代海外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有本质区别的（费孝通，1998：398）。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是对包括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文化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是实现文化自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一直倡导的“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中国要达到“文化自觉”就离不开对原有社会思想的总结。总结也是一种创新。在此过程中，包含着总结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解，同时也反映出总结者“文化自觉”之程度。
其五，如何立足于中国社会，反思中国社会学之风气问题。学术发展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学中，所谓“陈”至少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原有的社会思想，二是西方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二者能结合融贯才会有创新。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出，某一时代的学术风尚会趋于偏倾，如果学者囿于时风，眼界规模就会偏颇狭窄，不能完备。可是人们往往并不觉知，自以为胜过前人，但时过境迁，风气转移，便发现自己在诸多方面并没有超过前人。西方学者也有“典范式革命”的说法。这都提示我们要摆脱一时的学术风尚之偏见。所以学者贵在开风气，不贵趋风气。试问目前中国社会学界的风气是否也有偏倾呢？如果有，又当如何矫正？是否可以吸取传统的精华以补现代社会学之偏、以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救一味学步西方社会学之弊？为此，我们认为应重视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优秀社会思想的研究和对其进行现代社会学诠释，亦即通过对中国社会思想的“适切研究”，发掘出具有中国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的概念和理论。这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时代课题。
其六，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取材与研究中心问题。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都是取材于中国历代精英思想家的著作，以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为其研究对象的。我们认为，如果将社会思想分为官方的、士林的和民间的三个层次，则现在所有的社会思想史著作都是以“士林社会思想”为中心的。士林社会思想界于上述两者之间，属中间层次。它既不完全等同于官方社会思想，也不完全等同于民间社会思想。官方社会思想往往可以体现于官方政治思想与对实际社会的统治中，而民间社会思想虽十分丰富，却很少能够用文献方式较系统地保存下来。只有士林社会思想，亦即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想之文献资料最多最系统，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的社会思想史著作都以士林社会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吧！但是，社会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专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它更侧重于对民众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之社会理念的研究。受生活的压力与文化水平的限制，历代民众的生活理念确无系统的文献记录，但仍然有不少可供研究的资料，如传统社会的《神童诗》、《名贤集》等“蒙学”教材中，就有丰富的社会思想；家训、谱牒、民谚民谣、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曲艺以及社会风俗、生活方式之中，也保存着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占社会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读书受教育的下层劳动民众的社会思想和生活理念，并非直接来自经、史、子、集，而是来自于社会风俗与劳动、生活方式，以及民谣、民间故事曲艺之中。如果说这些社会思想属于“小传统”，而士林社会思想属于“大传统”，那么我们认为，对“大传统”的社会思想的研究固然是十分必要和必须的，而对“小传统”的社会思想研究更是十分必要和必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民间社会之大众生活理念的层面，对中国的大小传统的社会思想都有了较系统的研究之时，就表明中国社会思想史水平出现一次新的飞跃。我们期待着这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之新飞跃的早日来临。
四、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之瞻望
综合看来，港台及海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比中国大陆更为活跃。到目前为止，其所作出的成绩也较中国大陆多一些。但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台海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都存在着一些有共同性的问题。
第一，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史料的发掘仍显不足。由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起步较晚，与其他思想专史的研究相比，史料发掘工作任务还很重，如中国哲学史，不仅有多种资料集，而且还出版了多种较大部头的高水平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思想专史，也都各有资料集和多卷本著作，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超过60万字的著作。这本身就说明了此项研究的差距。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资料集，笔者在80年代中期编过“中国社会思想史文献选读”，约30万字，上海大学也编有此类文选，但均未正式出版，只是作为学生教材在本校系使用。作为中国理论社会学的一门基础科目，行世的一些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严格地说，能从原始著作中直接汲取思想材料者，为数不多，或者说有相当一些是在利用第二手资料，即从其他思想专史中获取社会思想史的材料，这无疑使研究视野受到极大的局限。因为其他专史的研究视角与社会思想史不同，故采取和利用的资料中虽可能包括一些社会思想的资料，但毕竟首先不是从研究社会思想出发的，所以在他们选择思想史料时，把很多他们所不需要而又恰是我们所必须的思想史料舍弃掉了。比如荀况关于“群”与“分”、“欲”与“求”、“情”与“伪”的区分及论述，其他思想专史都未予注意，但确是其社会思想之精华所在；又如唐甄的思想，其他专史都语焉不祥，但其社会思想是相当丰富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所以要加深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史料的发掘是当务之急。
第二，学术共同体尚待形成。一个学科，一个研究方向，必须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学术共同体，相互切磋，乃至集体合作，才能使之尽快上水平，出高质量的成果。但要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其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要求是：既要有社会学的知识，又要有中国历史或思想文化的知识，这就使得一些人虽有进入此领域的热情，但又难以在短时期内进入研究状态。换言之，只通“社会学”的人或只通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人都难以从事此领域的工作。这无疑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工作带来人才方面的障碍，不利于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与扩大。
第三，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及专著还为数不多。前已述及，截至目前，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台海外学者，已出版的专著都还不多，专题性研究也相当有限。其实，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有大片的处女地亟待开发，当今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有人朝中国社会哲学方向发展；研究中国历史者，有人朝中国社会史方向发展；研究经济史者，有人朝社会经济史方向发展，并各有新著问世。相比之下，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实处于滞后状态。如前所述，早在本世纪40年代，以孙本文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提出的建立中国的理论社会学的计划中，关于开展社会思想史，社会理想史，社会运动史的倡导，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至今仍成绩颇微。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研究，虽有一些成果问世，但与这个学术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相比，其数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中国的社会学家，中国社会思想史家乃至相关学科中有志于从事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学者，应尽快把研究重点放在这方面来。
总之，如果形成了一个拥有适当规模的学术共同体，有了较深入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发掘作为基础，再有一些建立在进行专题性研究基础之上的专著，则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水平，就必当令人刮目相看了。
目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亟待开展和正在开展的重要工作大致如下：
一、教科书与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大学社会学系的重要基础课之一，虽现在已编成了几种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科书，但仍不能适应需要。如前所述，此项工作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已着手进行。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在组织编写一套十种社会学必修课教材，《中国社会思想史》名列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课题组的多卷本《中国社会思想史》专著正在写作过程中，此书的完成将对推进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产生重要作用。目前各大学社会学系，均已开设这门基础课，但教师队伍尚不够整齐，相当一些教师只是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自身并不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上，这就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对这门需长期下功夫方能见成效的研究领域，尚需建设一支全身心投入于此的教师队伍。为尽快提高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质量，相应的教师培训也需加强。
二、研究队伍与学术共同体建设。目前除高校社会学系之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人员中，很少有专门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者，有些研究人员对此领域颇有兴趣，但实际投入的研究精力不足。可喜的是，1999年6月， 中国社会学会已通过了成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增强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与集体合作，尽快推出大规模、高水平的集体成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只要我们发挥团体的力量，组织若干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攻关项目，就能使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冲上一个新的档次。此外，与港台及海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也是亟需加强的。
三、基础资料的建设亟待加强。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提倡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用孙本文先生的观点，这应包括“中国理论社会学”与“中国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无论是哪一方面，都需要面对中国社会，即使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应用性问题，其背后也包含着传统思想与文化问题，所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除了要吸收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面向现代中国社会之外，还必须总结中国历代社会思想。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人将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史料，取其精华和有代表性者汇集成册，以给有关研究者提供必要的资料基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课题组正在选编多卷本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集》，我们期待着此书的早日完成。
四、研究视野还有待放宽。所谓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或者说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历代思想精华的研究。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宽泛就决定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广阔，因此，除了系统地整理中国社会思想史料，编著有系统性的教材之外，还有很多专题亟待研究。要开阔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视野，须从两方面着力，一是要加深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与理解；二是不但要注重对历代精英的社会思想家之社会思想的研究，还要注重对民间社会思想的研究。很多活生生的社会思想是体现于民间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所以，社会史的、民俗史的、民族史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必须进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者的视野；三是要以进行社会思想史研究为目标，研读关于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原著与近、当代学人有关各种思想专史的著作，只要我们有了社会学的视角，就能从中发现诸多研究课题。
总之，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设，有赖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能促进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或者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本身就是中国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大陆的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用陆学艺先生的话说，中国社会思想史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之一。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大陆与港台海外的有关学者已做出了一定成绩，而且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与学界的重视。笔者认为，在社会学传入中国100年和21 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以“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发展阶段已经到来。相信在今后的三五年内，将会有一
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资料、教材和专著问世。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定能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标签：社会学论文; 费孝通论文; 文化自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思想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