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诱因、影响及应对
王利文
(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伊斯兰教来表达自身诉求并煽动暴力，其在全球的扩散引发恐怖主义浪潮，严重扰乱国际与地区秩序。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广大穆斯林外部威胁感知的强化以及地区部分国家的政策失当，推动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迅速崛起。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的蔓延诱发地区恐怖主义滥觞，严重恶化各国政治生态与安全形势。基于此，抑制并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就成为东南亚国家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关键举措。实现“去极端化”目标既要切断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渠道，弘扬伊斯兰教多元共存精神，又要积极探索适应本土价值与政治发展需求的现代性模式，实现族群融合与宗教和谐。
关键词：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去极端化
引 言
2001年9月11日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穆斯林世界和东南亚的安全环境。随着东南亚广泛的恐怖网络曝光，该地区已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重要战场。[1]在全球反恐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更趋活跃，暴力恐怖主义活动频发。
针对这一反常现象，国内外学者们立足于不同视角，从不同维度进行了详细解读，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论断。一是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生态出发，将部分国家的民主政治乱象及政策失当视为极端主义活跃的重要驱动因素，主张通过完善民主体制与确保政策公平性来改善极端主义滋生的政治环境；[2]二是从东南亚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局出发，认为无效治理带来的经济贫困与贫富分化培育了极端主义滋生的沃土，主张通过调整社会资源分配方案使落后地区收获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进而消除极端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3]三是从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族群关系出发，认为族群之间巨大的结构性张力与宗教矛盾激化是诱发东南亚极端主义的重要因素，主张从民族融合与宗教和谐入手来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社会基础；[4]四是从域外影响因素出发，强调“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对东南亚的渗透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重要诱因，主张通过完善国内治理机制和强化国际合作来应对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渗透。[5]
上述研究对我们认识东南亚极端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既有研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质，无法提供关于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整体画面，从而使我们无法全面客观地认识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本文以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为研究对象，详细梳理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现状，全面剖析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生成的基本原因，深入探讨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对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去极端化”的具体路径，为认识和研究东南亚极端主义及其治理提供整体图景和深入思考。
一、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现状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持激进或者极端主张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它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构成了宗教主义的本质特征”。[6]“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真正兴趣不在于宗教领域，而仅仅是以宗教的名义来表达政治观念、追求某种政治利益”，具有显著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就思想渊源而论，伊斯兰极端主义正是人们出于政治功利主义动机随意对伊斯兰教进行歪曲解释的一种必然结果”。[7]在国内层面，它力图通过否定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来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在国际层面，它致力于通过暴力颠覆民族国家恢复用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哈里发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扩散对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伴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注]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普遍现象，是中东诸国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阿拉伯主义思潮衰落之后兴起的对传统文化探寻和回溯的社会运动。参见李艳枝：《伊斯兰主义与现代化的博弈——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多维透视》，《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第133页。 的全球扩张而开始出现，区域内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内外勾连以扩大生存空间，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地区范围内蔓延和扩散。伴随着“伊斯兰国”有形实体的建立与衰落，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空前活跃，对东南亚既有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环境保护这一工作的最后目标不只是治理自然环境之中已经产生的那些环境污染，而是希望提高人们的环境护理的意识，进而减少人为的破坏环境、避免环境污染情况的产生。环境监测这一工作的展开对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十分有利，而且还可以提高人们积极投身于环保事业的态度，提升环保事业的群众基础。
(一)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嬗变
20世纪80-90年代，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萌芽。伊朗伊斯兰革命强化了东南亚穆斯林对伊斯兰力量的信念。阿富汗战争中，东南亚大批穆斯林极端分子参加对抗苏联的阿富汗“圣战”运动，回国后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和传播者。菲律宾阿布沙耶夫武装、印尼民兵圣战组织(Laskar Jihad)、马来西亚伊斯兰圣战组织(Kumpulan Mujshideen Malaysia)等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的创始人均有在阿富汗参加“圣战”的经历，印尼伊斯兰祈祷团创始人阿卜杜拉·逊卡(Abdullah Sungkar)和阿布·巴卡·巴希尔(Abu Bakar Ba'asyir)则与阿富汗“圣战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积极宣传宗教极端主义思想，频繁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东南亚穆斯林开始走上极端化道路。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雷暴冲击风的湍流特性暂未有统一的理论值，本文也没有进行湍流剖面的模拟，所得结果和结论仅由输电塔平均位移响应得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何考虑雷暴风的湍流特性及其对输电塔的影响是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1998年以来，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借助有利的政治环境不断扩大影响力。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大量流亡海外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回国建立伊斯兰极端团体和组织，“印尼伊斯兰极端主义出现并日益成为突出威胁”。[8]马来西亚的年轻一代将社会抗争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相结合来逃避威权的打压。大学中针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注]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是伊斯兰教中要求遵守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并以其规范和约束穆斯林社会与生活的思潮和运动。它发端于18世纪的瓦哈比教派运动，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向世界各地蔓延，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参见畅征：《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新特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1期，第17页；吴云贵：《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析论》，《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0页。 的诉求急剧增加，研究伊斯兰教的组织大量涌现。[9]“基地”组织积极向东南亚渗透并加快与当地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合流”，本土极端组织借助“基地”组织的支持不断拓展活动空间和搭建组织网络，东南亚伊斯兰保守化态势日趋显著。
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2年印尼巴厘岛大爆炸以来，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一度沉寂后重新走向活跃。面对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东南亚地区极端主义组织不断调整进化以适应新的反恐形势。“基地”组织正悄然复兴，“伊斯兰祈祷团”也已重建其秘密军事分支并通过在大学校园中的公开布道与招募来扩大其传统阵地。[10]伊斯兰极端主义“回潮”，预示着东南亚地区反恐形势和政治生态持续恶化。
[3] Timo Kivimaki, “Can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 Vol. 20, No. 1 (March 2007), pp. 49-73; Renato Cruz De Castro, “Address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A Matter of Strategic or Functional Approach?”,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 26, No. 2 (2004), pp. 193-217.
(二)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态势
(1)以“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东南亚范围内迅速蔓延和扩散，正成为搅动地区紧张局势和恶化地区反恐生态的重要变量，对东南亚安全与稳定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从目前来看，东南亚穆斯林群体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兰国”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影响，大量东南亚穆斯林响应“伊斯兰国”的号召赴中东参加所谓的“圣战”，回国后成为“伊斯兰国”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奉者和积极传播者。发生于2016年1月14日的雅加达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17年持续5个月的菲律宾马拉维市骚乱表明，“伊斯兰国”已成功渗入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并具备了较大的恐怖能量。
与此同时，我国页岩气储量产量大幅增长，煤层气产量平稳上升。2017年全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投入92.5亿元，完钻探井34口、开发井106口。新增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3767.6亿立方米，其中，四川盆地威远地区新增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1565亿立方米，涪陵气田的江东、平桥区块新增探明储量2202亿立方米，为涪陵百亿立方米产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全国页岩气产量89.95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14.1%。
2. D动词辨析。tell告诉，讲述，强调一个人说；say说，强调说的内容；talk不及物动词，谈话，多和介词搭配使用；speak演讲，发言，说某种语言。联系下文，可知此处指的是面对面和你谈论我的想法，故选D。
(2)穆斯林家庭极端化问题正日益成为部分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新课题。2018年5月发生于印尼的多起极端家庭涉恐的问题，揭开东南亚部分穆斯林家庭集体极端化的冰山一角。在“伊斯兰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印尼、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携其妻儿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组织，并在“伊斯兰国”发展遇挫后“回流”东南亚母国。基于现有的法律缺陷，上述家庭并未受到相应的监控，政府的忽视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创造空间和机会。
(3)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对东南亚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不断增大。相关调查显示，东南亚年轻一代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持日趋开放和包容立场。目前，东南亚宗教不宽容和纵容暴力的危险思想在大学传播，部分学生正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实际或潜在支持者。东南亚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在校大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持开放立场，如不能正确引导极可能会滑向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在该项调查中，24.24%、30.95%、23.78%和31.81%的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受访大学生认为恐怖主义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有效方法。高达68.86%、51.87%、48.36%、44.95%和42.22%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受访大学生认为他们有可能受影响而滋生暴力极端思想，并可能开展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暴力活动。[11]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折射出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校大学生存在明显“认知激进化”(cognitive radicalisation)趋势，这也预示着部分东南亚国家面临艰巨的“去极端化”任务。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恐怖主义滋生的狂热社会氛围，诱发地区恐怖主义滥觞，严重扰乱地区秩序。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的不断建立，东南亚部分国家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正在遭到破坏，世俗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严重制约东南亚各国恐怖主义治理的成效。
二、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生成的基本动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有着复杂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根源，包括伊斯兰复兴运动背景下域外极端主义的渗透、全球化进程中外部威胁感知的强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决策问题。
(一)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是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的重要驱动力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鲜明的外诱性特点，其生成与发展同域外极端主义的渗透密切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起，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自中东兴起并向世界各地扩散。“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促使伊斯兰教的形态、趋势和功能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在现代国家和社会重构中的指导作用得以强化，“伊斯兰发展道路”得到肯定，宗教思想政治化、国家体制伊斯兰化趋势明显。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生态环境，客观上助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各地伊斯兰极端主义走向活跃。可以说，“没有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没有伊斯兰极端主义”。[12]
伴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兴起及其全球扩散，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向东南亚渗透，推动当地伊斯兰团体向极端方向转化。来自中东的资金支持允许当地极端主义团体扩大其活动范围并顺利融入印度尼西亚宗教教育体系，加速当地阿拉伯化进程，推动阿拉伯宗教和社会实践逐步取代当地土著文化，打造从中东和南亚到东南亚的国际伊斯兰网络。[13]在苏联-阿富汗战争(1979-1989)中参与对抗苏联的“圣战”，是促使本区域伊斯兰组织极端化的主要因素。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赴阿富汗参战，并在战后“回流”到东南亚国家，创立大量伊斯兰极端组织。基于其在阿富汗参战期间与“基地”组织领导人所构建的良好私人关系，“基地”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向东南亚扩散就具有天然的优势。事实上，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圣战者”网络长期以来为东南亚本土极端组织提供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本·拉登也长期扮演着精神“导师”的角色。来自新加坡内政部的一份白皮书显示，许多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被逮捕的极端分子，其思想意识都受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圣战者”活动的激励。[14]此外，东南亚各国人民赴沙特等中东国家务工，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伊斯兰极端思想影响。以菲律宾为例，该国很多劳工在中东务工期间加入当地的伊斯兰教派，促使菲律宾发展出与中东伊斯兰极端教派的关系。[15]
“伊斯兰国”宣布“建国”以来，将建立“全球性哈里发国”作为其最高纲领，重视意识形态输出，全力打造东南亚分支机构以扩大其活动范围。事实上，“伊斯兰国”的叙事(Daesh’s narrative)正成为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化的关键驱动力与催化剂”。[16]“伊斯兰国”借助推特、脸书、优视等社交媒体宣传政治主张、传播极端思想、招募组织成员、扩散恐怖气氛，对东南亚广大青年穆斯林产生较大的吸引力，东南亚也因此成为“伊斯兰国”外籍“圣战者”的重要输出地。为数众多的东南亚穆斯林以马来西亚和印尼作为中转站，然后取道土耳其进入叙利亚或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控制区。据《圣战观察》(JIHAD WATCH)统计，上千名来自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极端分子已经加入“伊斯兰国”，在中东战场作战。[17]更令东南亚各国政府关注的是东南亚“圣战者”的“回流”现象。新加坡内政部不无担忧地指出：“训练有素的‘回流者’因为具备作战技能和战斗经验而能够进行更复杂和致命的攻击，将构成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18]辛格(Jasminder Singh)意识到“回流”的东南亚“圣战者”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三重危险：首先，“回流”者将致力于推广伊斯兰宗教信仰和实践，从而可能导致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诱发宗教内部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其次，“回流”者被当地人视为英雄，并被接纳为各个以家庭为基础的极端组织的“天然领袖”，推动该地区进一步极端化。最后，“回流”者在战斗中积累的实战经验、在武器处理和炸弹制造方面的技能、与该地区其他“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建立的联系以及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斗时获得的更高暴力门槛均有助于他们策划和实施恐怖袭击。[19]马来西亚政府和非政府观察家都认识到，亲“伊斯兰国”的马来西亚人，尤其是那些前往叙利亚的人，通过其广泛的社交媒体存在加速了暴力的激进化。[20]在“基地”组织日益式微的情况下，“伊斯兰国”正发展成为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扩散的重要策源地。
(二)普遍的外部威胁感知是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的重要外部诱因
东南亚与国际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了地区伊斯兰运动的走向。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东南亚穆斯林社群传统道德判断、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不断受到侵蚀，随之而来的是广大穆斯林危机意识不断强化，并诉诸于伊斯兰宗教认同。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影响力的警觉与排斥刺激着广大穆斯林的情绪，使“文明的冲突”存在逐渐从理论转化为现实的可能。随着穆斯林大量向西方移民，西方国家出现“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注]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个新词，用以指代对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非理性的恐惧与偏见，它谴责伊斯兰教及其极端主义历史，将伊斯兰教视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参见Abdul Rashid Moten, “The West, Islam and the Muslim: Islamophobia and Extremism”, in SEARCCT ’S selection of articles ,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 Kuala Lumpur, pp. 8-29, ISBN 978-983-44397-1-2, http://irep.iium.edu.my/14199/(登陆时间2016年3月2日)。在西方国家，穆斯林被视为对其集体认同、传统价值与公共政策的直接挑战。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处于被攻击的状态，媒体有关伊斯兰方面的报道以负面为主，[注] 由英国伦敦市长发起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2006年5月8日到5月14日这一周的时间里，共有352篇关于伊斯兰的文章，其中，91%的文章是负面的，5%的文章内容是中立的，只有4%的文章内容是正面的。Abdul Rashid Moten, “The West, Islam and the Muslim: Islamophobia and Extremism”, in SEARCCT ’S selection of articles ,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 Kuala Lumpur, pp. 8-29, ISBN 978-983-44397-1-2, http://irep.iium.edu.my/14199/(登陆时间2016年3月2日).对伊斯兰先知的亵渎也引发了广大穆斯林的不满。[注] 英国作家萨尔曼·格拉什(Salman Rushdie)的小说侮辱了伊斯兰信仰，丹麦报纸则将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描述为一名恐怖分子。西方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攻击引发了广大穆斯林的反弹，刺激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极端主义与暴力。 西方社会臆想的“伊斯兰恐惧症”客观上强化了广大穆斯林的孤立感和对自身宗教信条的认同。而且，欧美社会将穆斯林塑造为非理性、暴力和野蛮的化身，为极端主义者发起所谓“圣战”提供口实，把一部分穆斯林推向极端主义者阵营。[21]客观来看，“西方国家中碎片化且零散的穆斯林群体更容易在彼此之间找到共同点”，[22]大量事实表明，在西方国家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往往非但不能强化穆斯林对所在国文化与制度的认同，反而强化了其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过去10年来马来西亚留学生从西方学成归国后，往往更加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更积极地参加宗教活动。[23]
穆斯林外部威胁感知因全球化冲击而强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穆斯林世界的急剧衰落，造成当今穆斯林的极大愤怒。导致这一显著的历史性剧变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穆斯林在面对西方时的无力，构成了当今政治伊斯兰运动关键性的心理现实。这一现实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重要动力。”[24]历史上伊斯兰世界的辉煌和当下伊斯兰世界的没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广大穆斯林陷入了现代化的困顿和意识形态的混乱，为宗教复古思潮和极端主义提供沃土。“伊斯兰国”的崛起，“折射出的是一种宗教复古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伊斯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复古运动的现代篇章”。[25]此外，自上世纪60年代起，伊斯兰世界便遭遇了许多战争(以巴以冲突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苏联和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等)，昭示着这样一种趋势：伊斯兰世界正在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攻击。外部威胁感知的强化，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扩散。在反恐背景下，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反恐第二战场”，[26]并借机重返东南亚，更是触及了东南亚穆斯林的心理底线。
在设备研发方面，2019年我们的目标是日日顺物流有一样设备在全国是最大的，在智能化设备有一个领域是全国最大的。
东南亚穆斯林对于外部威胁感知的强化与东南亚伊斯兰的普遍极端化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逻辑。当地穆斯林所感知到的外部威胁越大，其改变现状的紧迫感就越强烈。在当今国际政治背景下，明显处于弱势的穆斯林世界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最后诉诸于对宗教原初教义的重新解释来寻找应对之道，进而加剧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
曹琼德先生的作品融合了现代艺术观念，借助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绘画语言，超越了以往的乡土写实绘画，构筑了一个地方化的“在场”。从曹琼德先生的《屯堡记忆》系列作品中呈现了贵州屯堡人民朴实的生活状态，采用变化多样的刀法和一种独特的印痕语言，传递了朴实而浓重的生活气息，唤起了人们记忆深处对家乡的思念。以客观的世俗真相，去认识和思索民族的生态，从图像世界中还原出地方生活，构建一个物我合一的精神世界。
(三)东南亚部分国家政策失误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的重要内生动力
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冲突由于中央政府决策的失误而大大激化。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族裔的民族自决要求的回应简单而粗暴。资源分享和区域自治的和平解决方案本是可带来良好预期的建设性方案，但其中涉及的风险常常导致政府采取相反的举措。在穆斯林构成被压迫少数族裔的环境中，“伊斯兰化与为(民族)自决而进行的斗争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动用国际穆斯林团结网络和强化伊斯兰认同是动员当地人民起来反对压迫的有效工具。在东南亚区域内部，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命运增加了伊斯兰正遭受攻击的普遍感情，并因此创造了一种推动伊斯兰意识增长的额外手段”。[27]
菲律宾和泰国南部穆斯林聚居地区深受无效治理之苦，长期的贫困与被剥夺感使得当地穆斯林对政府极为不满，极端情绪滋生并不断扩散并最终发酵为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主义活动。在菲律宾，民族国家奠基于天主教主义和菲律宾多数人的统治之上，将摩尔伊斯兰族群推向边缘位置，这一状况持续至今。2018年上半年，菲律宾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的贫困率高达55.4%，为全国最高，远高于同期21%的全国平均贫困率。[28]在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少数族裔一直为泰国佛教民族所边缘化”。[29]由于中央政府长期忽略泰南地区，泰南五府地区常常是中央流放罪犯、无能力的政府官员与军人的地方，导致泰南除了在宗教、文化与泰国其他地区有重大区别外，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文化素质及教育水平也远落后于其他地区。[30]政府的不当行为与政策刺激着穆斯林认同感的苏醒，催化大众情绪走向极端。[31]
各国政府政策的失误不仅体现在民族政策失当，也反映在政府对于宗教的过度宽容与支持上。在东南亚，广泛的宗教复兴运动使得宗教极端主义得到容忍，甚至博得部分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以至于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不能忽视这股重要的力量，这点在民主社会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民主化的压力下，“为了获得民意民心的支持，为了凝聚复杂多样的社会，政府宣称自己是宗教的保护者”，客观上促成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局面。[32]以马来西亚为例，政府缺乏“对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任何事情的评论，因为害怕踩到与宗教相关的敏感性”。[33]不仅如此，马哈迪执政时期，为了与“伊斯兰党”(PAS)争夺对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推行一系列伊斯兰化政策。[34]马哈迪的继任者们也秉承其伊斯兰化的基本政策，如巴达维的“现代文明伊斯兰”(Islam Hadhari)、纳吉的“中庸伊斯兰”(Islam Wasatiyyah)政策在客观上造成“穆斯林社群与非穆斯林社群之间的隔阂加深”，“马来社群的伊斯兰宗教情怀也日渐保守、右倾”。[35]
三、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
思想(而非贫困与文盲)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关键驱动因素。意识形态构建了恐怖主义集团的组织结构，决定领导层和成员的动机，型塑其战略和战术，有利于成员招募与获得支持。[36]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与扩散，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恐怖主义滋生的狂热氛围，塑造恐怖主义行动的合法性，催生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恶化地区政治生态，严重扰乱地区秩序。
(一)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蔓延为暴力恐怖主义提供思想基础
历史上，部分宗教在特定情况下赋予行使暴力以正当性解释。启蒙时代以后，“有许多宗教成员因为对某种政治经济过程所导致的世俗化愤慨不满，进而寻求报复的暴力现象”。“参与暴力的个体，无不将他们的政治认同维系在宗教上，坚信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为他们提供了报复的正当性和意识形态”。[37]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伊斯兰教身上。对绝大多数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是他们身份和获取指导的基本渊源，也是心灵和心理安全的来源”。[38]但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宣传中，为主道而奋斗的“圣战”被广大穆斯林视为一种宗教义务，它鼓励广大穆斯林拿起武器，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奋斗。[注] 圣战(又称吉哈德)是穆斯林的义务，它有大小之分，即和平方式暴力方式之分。大“吉哈德”是指信徒用“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吉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直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参见涂龙、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278页。 基于这一“宗教说辞”，穆斯林极端分子对其目标群体发动恐怖袭击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进攻，反而是在自卫”。[39]这样，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通过固化“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促成“正义”与“邪恶”的交锋。极端势力在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通过宗教极端话语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扭曲性分析、对极端暴力和恐怖活动的宣扬与解读，恐怖“镜像”自然地得出实施恐怖暴力袭击动机，自然地得出将所针对平民目标作为恐怖暴力袭击对象的合法性。[40]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通常利用宗教为自己行为提供合法性辩护，并以其作为招兵买马的旗帜和动员群众的手段。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弥漫的地区环境中，恐怖组织更容易进行人员招募和恐怖融资，同时引领部分青年穆斯林“自我极端化”，在本土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组织十分重视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渗透与布局，将其视为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国”以网络社交媒体作为平台，面向东南亚伊斯兰社会宣传其宗教理念与极端思想。“伊斯兰国”组织于2016年6月发行一份名为“Al Fatihin”的马来语报纸，面向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南部、文莱以及新加坡等国穆斯林宣传其“圣战”理念，招募组织成员。受“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影响，大量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利用该地区相对宽松的边境管控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参加所谓“圣战”。2015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调，东南亚位于“伊斯兰国”活跃的“中间地带”，[41]是“伊斯兰国”的“重要招聘中心”，“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活动已经对“整个东南亚构成严重威胁”。[42]截至2015年12月，响应“伊斯兰国”号召前往中东的印尼籍恐怖分子至少为800名，568人仍滞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69人死亡，183人已返回印尼。[43]从2013年至2017年2月，马来西亚逮捕的涉及“伊斯兰国”的本国公民就多达234人。[44]
(二)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催生地区极端恐怖主义势力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培育了东南亚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赋予恐怖组织强大的恐怖动员能力，客观上为恐怖活动的实施创造条件。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较为活跃的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南部、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武装、马巫德等恐怖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积聚起巨大的恐怖能量，它们通过策划和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行动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地区反恐态势极为严峻。尽管面临国际社会和地区各国的高压打击，但来自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资料显示，从2002年到2017年间，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事件不减反增，其中2013-2017年连续5年每年发生超过1000起恐怖袭击事件(见图1)。在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排行榜上，菲律宾、泰国和印尼高居第10位、第17位和第42位。[45]
图1 2002-2017年东南亚恐怖主义袭击数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资料整理，参见http://www.start.umd.edu/gtd/。
自2014年以来，来自中东的“伊斯兰国”加紧对东南亚国家的渗透。在“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下，东南亚地区许多恐怖组织宣布对其效忠，仅印尼就至少有18个极端组织宣布加入“伊斯兰国”。目前，“伊斯兰国”东南亚分支通过与当地恐怖组织结合，正积极打造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地区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恐怖网络，对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都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马来西亚警方证实，“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成立多个打着伊斯兰宗教旗号的细胞组织，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博取虔诚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力图拉拢马来西亚穆斯林参与其“圣战”。[46]“伊斯兰国”几乎在印尼每个省份都建立了潜伏细胞组织，这些细胞组织将在接到“伊斯兰国”的指示后而被激活，在印尼发动恐怖袭击。2017年5月23日，效忠“伊斯兰国”的马巫德和阿布沙耶夫武装等恐怖组织对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发动恐怖袭击，凸显“伊斯兰国”正在该地区凝聚起巨大的恐怖能量。马拉维战事会大大提升菲律宾其他城市以及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强化东南亚极端分子之间的合作，确立从马拉维回归的战斗人员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亲“伊斯兰国”组织中的领导地位。[47]2018年5月，印尼泗水多个家庭举家发动恐怖袭击，这一全家出动的恐怖袭击新模式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渗透之深，对地区反恐斗争提出新的严峻挑战。
(三)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扩散严重恶化地区政治生态
东南亚地区拥有2.82亿穆斯林，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3.48%，是世界上除阿拉伯世界以外穆斯林人口数最多的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达2.3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8%。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大约有1992万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61.3%。菲律宾与泰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虽然不高，但穆斯林人口总数也分别达到809万和1070万(见表1)。尽管东南亚穆斯林群体总体温和，但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基数和众多穆斯林社区的存在，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扩散更为容易，“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国际与地区极端恐怖势力极易在本地区找到同情与支持人群。
表1 东南亚穆斯林人口及国家分布状态(2018年数据，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Muslim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http://www.muslimpopulation.com/asia/。
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大量伊斯兰团体趋向保守，世俗政权带上浓重的伊斯兰色彩，从而极大地恶化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生态。在马来西亚，“巫统”为了避免反对派对其作为世俗政党的质疑和强化自身对马来支持者的吸引力，开始采取一系列亲伊斯兰教的做法，设立国际伊斯兰教大学、伊斯兰教银行，资助成立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学校并推广伊斯兰教课程。印尼的伊斯兰教势力在后苏哈托时代重新崛起，众多新成立的伊斯兰政党将伊斯兰教作为其意识形态源泉，积极提倡伊斯兰价值观，将伊斯兰教视为政党、穆斯林团体和国家间的政治联系纽带，寻求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总体来看，印尼伊斯兰团体保守化态势凸显，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印尼伊斯兰团体中认同度明显提升，宗教不宽容和极端主义思想不断扩散，作为印尼立国政治哲学基石的“建国五原则”[注] 印尼建国五原则由苏加诺于1945年6月1日在“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出，具体指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社会公正、民主主义、信仰自由五项原则。 正经受越来越大的挑战。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和穆罕默德迪亚(Muhammadiyah)作为印尼最大的两个温和伊斯兰团体也在近年来呈现保守化趋势。大量伊斯兰教士联合会青年学生前往沙特等中东国家深造，学习原教旨主义课程，归国后在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中传播较为极端的伊斯兰教义，挑战印尼温和与多元教义。2017年雅加达特首选举中，由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穆斯林论坛(Islamic Followers Forum)、繁荣公正党(PKS)等二三十个伊斯兰保守团体所组成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士理事会全国维护教义运动”(GNPFMUI)自2016年11月份以来多次发起反对钟万学连任的大规模示威集会。族群背景和宗教背景均为少数派的钟万学(华裔和基督徒)最终落选预示着印尼伊斯兰保守势力的进一步崛起。东南亚伊斯兰保守化、极端化发展趋势造成地区各国政党政治发展空间的日益萎缩和政治环境的持续恶化，对地区政治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作为支持国家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业务应用系统之一，天眼防汛抗旱水文气象综合业务系统获得了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推广到多个流域机构和省、市防汛抗旱业务部门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对防汛抗旱事业提出了更细、更严、更高的要求，为应对这些新要求、新挑战，水文气象业务服务的内容、方式和服务水平需要有极大的提高。水利部水文局（水利信息中心）从业务应用需求出发，联合多家科研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吸收引进国内外水文气象新科技成果，并紧跟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持续进行科技开发和系统升级改造，建立了新一代天眼防汛抗旱水文气象综合业务系统。
四、“去极端化”的策略选择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蔓延催生了地区恐怖主义滥觞，造成各国政治生态的持续恶化，“唯有击败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48]于是，才有在思想领域“去极端化”的迫切要求。具体来看，东南亚各国既要努力切断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渠道，又要致力于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实现标本兼治。
(一)强化国际合作，切断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渗透的渠道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外诱性特征。来自中东和南亚的极端主义渗透是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活跃的重要诱因，“伊斯兰国”的叙事(Daesh’s narrative)和“伊斯兰国”东南亚籍“圣战”分子“回流”是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活跃的重要动力。因此，强化国际合作，防范和遏制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向东南亚的渗透与扩散，理应成为东南亚国家实现“去极端化”目标的首要任务。第一，在《东盟反恐公约》框架下加强地区各国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加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联合研究，深化对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强化入境审查制度，防范中东“圣战”分子利用东南亚可渗透的边界“回流”或逃窜至东南亚国家；发现并摧毁“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分支机构，消除东南亚极端主义思想扩散的本地源头。第二，强化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推进情报共享与执法合作，关注并实时掌握赴中东参加“伊斯兰国”的东南亚籍极端分子活动情况，防范其潜回东南亚母国。第三，强化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南亚国家合作，防范“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势力经由南亚向东南亚转移，阻断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向东南亚渗透的路径。第四，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密切追踪伊斯兰极端主义网站和社会媒体，防范伊斯兰极端教义通过互联网向东南亚国家渗透，阻断东南亚穆斯林通过互联网实现“自我极端化”的渠道。
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实现合规管理目标，提升合同管理水平是重要的途径。合同管理既涉及内部控制流程，又涉及对外经营，贯穿企业经营的始终，通过合同管理的提升，不仅能促进企业内部流程优化，更能全面提升企业运营效能。
事实上，东南亚国家意识到通过国际合作来阻断地区伊斯兰极端化进程的重要性，正多举措强化地区“反极端化”合作。设在马来西亚的“东南亚地区反恐中心”主办一系列多边会议，内容包括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跨国流动、反对“伊斯兰国”的叙事以及大学生极端化问题。马来西亚政府专门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数码反信息通讯中心”，加强应对极端化的联合研究。[49]新加坡则积极向东南亚国家推广其在国内使用风险评估和环向观察系统(RAHS)的基本经验，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审查，防范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本区域内扩散。
相关资料显示，部分来自“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已成功潜回东南亚，“伊斯兰国”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吸引并成功推动东南亚部分青年穆斯林实现“自我极端化”，东南亚在防范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渗透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
(二)弘扬伊斯兰教多元共存精神，倡导理性主义与教法创制
伊斯兰教在走向世界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各地的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信仰相同但文化各异的局面，构成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宝贵资源。广大东南亚穆斯林应在弘扬自身传统的同时，极力彰显本土文化价值，自觉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各宗教团体、宗教领袖应积极倡导教法创制，强化伊斯兰教法与社会现实的互动，打造与社会发展适宜的积极向上的宗教话语体系，防止主流宗教机构在社会现实问题上“失语”，压缩极端主义者曲解伊斯兰教的空间，最终使宗教回归宗教。强化对每周五清真寺布道的监督和管控，重视对公立学校课程和宗教教师的监督，防止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经清真寺和课堂蔓延与扩散。充分利用社区平台对青少年开展“去极端化”教育，强化其对多元宗教思想的认同和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腐蚀能力。通过多领域、多维度地倡导理性主义来抑制文本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泛滥，通过针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注] 意指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言论和思想进行反击的言论和思想，参见Alex P. Schmid, Radicalisation ,De -Radicalisation ,Counter -Radicalisation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 ICCT Research Paper, March 2013, pp. iv, 5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546353。来削弱极端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使广大东南亚穆斯林清醒认识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沉湎于对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追忆，企图通过恢复传统的方式建立一个“伊斯兰乌托邦”的做法绝非伊斯兰世界发展和富强的药方。唯有广大穆斯林、宗教领袖、政治领袖等社会各方力量自觉参与对抗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才能赢得穆斯林灵魂的控制权，进而在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
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主流宗教机构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频频“失语”，客观上造成青年穆斯林对伊斯兰温和宗教思想的疏远和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青睐。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对“圣战”的理解不足以及同极端组织的接触推动广大穆斯林走向极端化，青年人缺乏精神指导又使得极端分子能够引领和塑造他们的想法。[50]因此，充分发挥东南亚各国伊斯兰主流宗教机构和温和宗教团体的作用，积极提倡宗教多元与宗教宽容，正确引导广大穆斯林特别是青年穆斯林对宗教信条的正确理解，将为从根本上预防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奠定坚实基础。事实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为数众多的温和宗教团体正在努力强化传统伊斯兰教法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争夺话语权。印尼温和宗教团体伊斯兰习经院协会(Indonesian Pesantren Association，IPI)设立“数码伊斯兰习经院”(Digital Pesantren)，强化学生的伊斯兰教育与科学知识，防止极端组织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构筑“防范极端意识形态吸引更多穆斯林的堡垒”。[51]新加坡宗教矫正团体(Religious Rehabilitation Group，PRG)通过向极端分子及其家庭提供宗教矫治、心理咨询等公共教化服务，培育温和伊斯兰思想以实现“去极端化”的目的。[52]马来西亚通过积极倡导“全球温和运动”来对抗“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多种宗教和种族间的和谐相处。
[13] Rabasa, Angel M,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ies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 Vol. 1 (January 1, 2005), p. 28.
(三)探索适应本土价值和政治发展需求的现代性模式，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
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伊斯兰教来表达自身的诉求，以伊斯兰教的名义煽动暴力，但驱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并非伊斯兰教本身，而是某种具体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及其导致的不满与怨恨。从深层次来看，极端化源自于政治、经济资源或机会的不足，[53]是“个人或群体社会融合不足的产物”[54]。东南亚部分国家穆斯林群体长期为政府政策忽视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或机会，这是造成部分穆斯林走向极端化的重要诱因。因此，“去极端化”只能“通过一个综合的办法来解决一系列实际或想象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的挑战”。[55]东南亚国家需要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赋予世俗主义以新内涵，推动国家政治转型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有效的社会治理举措来推动相关群体和个人与社会的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被摆在了显著的位置。作为国家第一批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云南省在组建电力交易中心、放开发用电计划、构建市场体系等关键领域和环节率先突破，创下了“六个率先”的改革亮点——率先核定输配电价、率先建立规则完善的电力市场、率先大幅放开发用电计划、率先突破售电侧改革、率先通过市场化方式扩大西电东送、率先开展电力市场信用评价工作。
东南亚国家正采取措施来改变穆斯林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的无效治理状况。泰国政府高度重视泰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先后出台多项经济发展计划，以期尽快改变泰南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消除南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活跃的经济诱因。2017年，泰国政府启动泰南经济三角区计划，寻求将陶公府双溪哥乐、也拉府勿洞以及北大年府农吉打造成在经济、安全及旅游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提升。2019年，泰国政府出台泰南4府(春蓬、拉农、素叻和洛坤)经济走廊(SEC)整体发展规划方案，计划未来4年投入2000亿铢，充分发掘泰南未来经济潜力，助推泰南地区经济发展。菲律宾政府也出台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加快棉兰老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改善当地宗教族群关系，以期从根本上铲除宗教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
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现状，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源在短期内改善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极端主义滋生的社会经济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菲律宾南部马拉维市重建无期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并且，伊斯兰极端主义活跃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滞后之间形成一种恶化因果循环——伊斯兰极端主义滋长及其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使得任何致力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难以落实，加剧当地的经济贫困。反过来，经济贫困又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民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使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更容易为民众接受。
(四)以族群融合、宗教和谐为基本抓手，消除极端主义滋生的社会环境
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是催生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滥觞的重要诱因。东南亚部分国家族群间的巨大张力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提供社会土壤，而宗教冲突则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蔓延提供空间。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必须采取理性和审慎的态度，防止伊斯兰教为极端分子所利用。一方面，应致力于推进各族群之间的深度融合，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充分尊重穆斯林少数族裔地区的民族自决要求，争取通过政治和资源分享或区域自治等方式来化解穆斯林不满，以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应积极推进宗教和谐，相互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以实现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和谐共生。加强不同宗教群体、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减少相互间的误解和冲突，共同打造族群融合、宗教和谐的良好局面。
东南亚国家目前正致力于通过化解民族矛盾和推动宗教和谐来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社会环境。菲律宾力图通过政治对话方式来化解与菲南极端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的冲突。随着2018年《邦萨摩洛组织法》的通过，自治程度更高的“邦萨摩洛”自治区将取代现存的“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在行政管理、立法司法、财政税收等方面享有更大自治权，菲律宾向和平与稳定迈出重要一步。泰国、印尼政府也积极与本国宗教极端分裂势力进行和平谈判，寻找实现区域自治的具体方案。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在推进族群融合与宗教和谐方面成效显著。新加坡政府在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共设立87个“族群与宗教互信圈”(Inter-racial and Religious Confidence Circle，IRCC)，来促进不同宗教的各个社群之间的了解。同时，政府以《宗教和谐法令》确保各宗教互相尊重，促成“宗教和谐组织”以增进九大宗教团体彼此间的了解与宗教和谐，[56]引导广大穆斯林主动抵拒伊斯兰极端思想。
东南亚国家通过打造民族和解、宗教和谐的社会环境来抑制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已取得初步成效。但诱发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民族与宗教根源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印尼、泰南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依旧活跃，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地区自治能否顺利推进仍有待观察，宗教不宽容思想在地区范围内持续蔓延，昭示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东南亚仍有深厚的民族和宗教基础。
五、结语
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东南亚呈现蔓延与扩散态势，恶化地区恐怖主义情势，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抑制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扩散成为地区恐怖主义治理的关键举措。实现“去极端化”目标，需要阻断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东南亚的渗透，倡导温和宗教理念，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妥善处理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打造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局面。
[11] Thomas Koruth Samuel, UNDERGRADUATE RADICALISATION INSELECTED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SEARCCT), 2018, pp. 63-236.
注释：
[1] Angel M. Rabasa, “Political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Moderates, Radicals and Terrorists”, The Adelphi Papers , Vol. 43 (2003), pp. 13-24.
[2] Zachary Abuza, Militant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Crucible of Terror ,Boulder ,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3, pp. 1-80; Bruce Vaughn, Emma Chanlett-Avery ,Ben Dolve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6, 2009, pp. 8-28.
2014年后，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伊斯兰国”崛起后，不断向东南亚地区渗透并建立分支机构，积极宣传圣战萨拉菲思想。“伊斯兰国”的叙事成为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化的重要驱动力，伊斯兰极端主义愈益活跃。
[4] Peter Chalk, Angel Rabasa, William Rosenau, Leanne Piggott, The Evolving Terrorist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 :A Net Assessment ,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p. 5-86; Andrew T. H. Tan, Southeast Asia Threat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2006, pp. 155-188; 刘复国：《东南亚恐怖主义与亚太安全》，台北：远景基金会，2007年，第107-121页。
[5] Maria A. Ressa, Seeds of terror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l -Qaeda ’s newest center of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pp. 1-63; Thomas Koruth Samuel, Radical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 Selected Case Study Of DAESH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SEARCC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6, pp. 36-111; Thomas Koruth Samuel, UNDERGRADUATE RADICALISATION INSELECTED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SEARCCT), 2018, pp. 63-236; 靳晓哲、李捷：《“伊斯兰国”与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第1-11页；阎德学、孙超：《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层累构造与演化逻辑》，《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第4-11页；卢光盛、周洪旭：《“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态势、影响及应对》，《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53-64页。
[6]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系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5页。
周老相公事后回忆起来就说，这句话最他妈的不靠谱，什么叫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就是以后是有日子会相见的，可狗屁的，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说了这句话就再也不见了。所以，周老相公对驮子说，你可要好好的噢。
[7][12] 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1-10、4页。
[8] Peter Chalk, Angel Rabasa, William Rosenau, Leanne Piggott, The Evolving Terrorist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 :A Net Assessment ,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2.
[9]Zachary Abuza, Militant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Crucible of Terror ,Boulder ,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3, pp. 52-53.
[10]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IPAC), The Re -emergence of Jemaah Islamiyah , April 27, 2017, IPAC Report No. 36, p. 1.
在具体实践中，东南亚各国囿于国内政治乱象、选举政治羁绊以及反恐资源的匮乏，“去极端化”效果并不理想。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依旧获得大量穆斯林支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正通过清真寺、大学校园及伊斯兰寄宿学校不断向全社会蔓延，部分东南亚国家伊斯兰极端暴恐活动不断。以战略眼光审视东南亚安全态势，在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东南亚恐怖主义活动仍会呈现高发态势，地区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
客观来看，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整体趋向保守化的态势较为明显，在许多社会运动(如雅加达特首选举)中，温和伊斯兰教团体在与极端主义团体斗争时因未能掌握话语权而处于“失语”状态，进一步凸显东南亚“去极端化”形势之严峻。
[14]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Republic of Singapore, White paper -Jemaah Islamiyah Arrests an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 January 7, 2003, pp. 3-5.
在汽车行业，市场与客户大数据已成为汽车经销商竞争和业务转型的核心战略资源，多元化营销获客、运用新技术洞察客户偏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提升客户体验都是汽车市场尚待挖掘的数字宝矿。
[15]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hilippines Terrorism: The Role of Militant Islamic Converts”, Asia Report , No. 110 (December 19, 2005), pp. 4-5.
[16][50] Thomas Koruth Samuel, Radical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 Selected Case Study of Daesh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 Kuala Lumpur: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 (SEARCCT), Ministryof Foreign Affairs, 2016, p. 12, p. 55.
(3)综合分析，利用F3(40%木炭+40%泥炭+20%花土)作为微生物播种的载体比其他载体配方对苏丹草生长、土壤养分及微生物数量有较好的促生效果。因此，F3可作为苏丹草微生物接种剂的专用载体。
[17] Robert Spencer, “Tens of thousands of Muslims in Southeast Asia support the Islamic State”, JIHAD WATCH , AUGUST 16, 2015, http://www.jihadwatch.org/2015/08/tens-of-thousands-of-muslims-in-southeast-asia-support-the-islamic-state?replytocom=1281137 (登陆时间2016年3月1日).
[18]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Singapore), Singapore Terrorism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 2019 , January 22, 2019, https://www.mha.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news/singapore-terrorism-threat-assessment-report-2019 (登陆时间2019年4月1日).
[32] 俞新天：《民族、宗教和文化：东亚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第47页。
[20][33][43][4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5, June 2016, p. 81, p. 81, p. 73, p. 81.
[25] 丁隆：《“圣战世界”的暴力逻辑》，《世界知识》2015年第10期，第37页。
[22] [英]安德列·西尔克编：《反恐心理学》，孙浚淞、刘晓倩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23] 冯德麦登著：《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张世红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24] Graham E.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2.
[21][37] 范可：《宗教暴力、恐怖主义与全球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58、55页。
[26] Corbin, The Base :Al -Qaeda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Global Terr or, London: Pocket Books, 2002, p. 313.
缓冲孔：孔径90mm、间排距2.5m×2.3m，单耗0.25g/m3，堵塞长度 2.5m，单孔装药量 22kg。
[27][29] Vincent J. H. Houben, “Southeast Asia and Isla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Islam: Enduring Myths and Changing Realities, Vol. 588 (July, 2003), pp. 149-170.
[28] 《菲律宾去年上半年贫穷率降至21%》，菲信网，2019年4月11日，http://www.feixinph.com/local/15044.html(登陆时间2019年4月11日)。
[30] Thailand Islamic Insurgenc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thailand2.htm (登陆时间2015年8月7日).
[31] Peter Chalk, “Militant Islamic Extrem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Paul J. Smith (ed.), Terrorism and Violence in Southeast Asia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to State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2005, p. 25.
[19] Jasminder Singh, “IS returnees pose a danger”, New Straits Times , January 22, 2016, https://www.nst.com.my/ (登陆时间2019年3月7日).
[34] Khoo Boo Teik, 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Mahathir Mohamad ,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4-180.
[35] [马来西亚]廖朝骥：《“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的扩张：基础及其应对》，《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70页。
[36][48] Gunaratna, Rohan, “The ideology of Al-Jama’ah Al-Islamiy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 Vol. 1 (January 1, 2005), p. 68, p. 78.
[38] [美]埃斯波西托、[美]莫格海德著：《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晏琼英、王宇洁、李维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
[39] 张家栋：《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及其治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8页。
[40] 张金平：《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策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41] Walter Sim, “Be mentally prepared to deal with terror attack if it happens: PM Lee”, The Straits Times , November 17, 2015,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be-mentally-prepared-to-deal-with-terror-attackif-it-happens-pm-lee (登陆时间2016年7月1日).
[42] Prashanth Parameswaran, “Singapore Warns of Islamic State Ba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 May 30,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5/singapore-warns-of-islamic-state-base-in-southeast-asia/ (登陆时间2016年2月27日).
[44]《马国四年捕234名马籍伊国组织分子》，《联合早报》(新加坡)2017年3月23日，http://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170323-739041，(登陆时间2017年3月26日)。
[45]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8 , Sydney, November 2018, p. 8.
[46] 《假借伊斯兰之名招募新成员 伊国组织在马国设立多个细胞组织》，《联合早报》(新加坡)2016年2月15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attack/story20160215-581493(登陆时间2016年2月20日)。
[47]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IPAC), “Marawi, The ‘East Asia Wilayah’ And Indonesia”, IPAC Report , No. 38 (21 July, 2017), p. 1.
[51] Edward Delman, “ISIS in the World’s Largest Muslim Country”, The Atlantic , January 3,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1/isis-indonesia-foreign-fighters/422403/ (登陆时间2016年8月7日).
[52] Muhammad Haniff Bin Hassan, Kenneth George Pereire, “An Ideological Response to Combating Terrorism: The Singapore Perspective”,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 Vol. 17, No. 4 (2006), pp. 458-477.
[53] Damien Kingsbury, Clinton Fernandes, “Terrorism in Archipelagic Southeast Asia,” in Damien Kingsbury (ed.), Violence in Between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Archipelagic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p. 10.
[54] Angel Rabasa, Stacie L. Pettyjohn, Jeremy J. Ghez, Christopher Boucek,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 p. 12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5172382 (登陆时间2019年5月22日).
[55] Seng Tan and Kumar Ramakrishna, “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Dynamics in Southeast Asia’s War on Terror,” SAIS Review , Vol. 24, No. 1 (Winter-Spring, 2004), pp. 91-105.
[56] Tan, Charlene, “Creating ‘Good Citizens’ and Maintaining Religious Harmony in Singapore”, British Journal of Religious Education , Vol. 30, No. 2 (March 2008), pp. 133-142.
The Spread of Islamic Extremism in Southeast Asia: Causes, Influences and Solutions
WANG Li-we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d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Shandong)
Abstract: Islamic extremism uses Islam to express its demands and incite violence. Its proliferation in the world has triggered a wave of terrorism, seriously disrupting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der.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Islamic extremism,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external threat of Muslims, and the misconduct of som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ave promoted the continued activeness of Islamic extremism in Southeast Asia. The spread of Islamic extremist ideology in Southeast Asia has promoted regional terrorism to become active, seriously worsen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and security situa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 suppression and elimination of Islamic extremist ideology has become a key measure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combat terrorism and maintai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e-extremization”, we must not only cut off the channels of Islamic extremist ideology infiltration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multi-existence of Islam, but also actively explore modern patterns that adapt to the needs of local valu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so as to achieve ethnic integration and religious harmony.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Islamic extremism, terrorism, de-extrem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9)02-0014-15
收稿日期： 2019-04-12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科类)A类项目“新时代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J18RA014)；2019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19CXSXJ42)
作者简介： 王利文，男，山东潍坊人，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占 冰]
标签：东南亚论文; 伊斯兰极端主义论文; 恐怖主义论文; 去极端化论文;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